按：这是一篇姗姗来迟的重要稿件，关于一个非典型的《财富》年度人物。他特立独行，与体制博弈，与对手竞速，是一个在商却厌商、无利也起早的争议人物。但是，对于中国未来最重要的那个行业，他或许就是那个最重要的人。借此回顾中国过去四十年：一时波澜壮阔，转眼静若止水，瞬间又暗流汹涌。透过此文两万余字看未来，依然深不可测，万千可能。

作者：高扬

2017年12月的一个上午，企业家汪建在深商大会发表演讲，是时座无虚席。这是一场并不知名的企业家聚会，但东道主深圳作为中国新兴崛起的科技大都会，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和雄心赋予会议不同以往的影响力。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与商界名人相继出席，他们同台谈论大数据、虚拟现实、人工智能以及生物技术将如何迅速改善人们的生活。当地官员曾试图将这个最初只有3万人口的渔村建造成像纽约和伦敦那样的国际金融城，但后来目标发生了转向，他们如今的想法是如何与硅谷比肩。

64岁的汪建或许是能够帮助深圳乃至中国达成愿望的那个人。在这里，他所创建的华大基因常常被称为“下一个腾讯”。汪建是“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参与者，他几乎凭借一己之力罕见地使中国的基因技术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并主导了它后来的产业化。

作为行业无可争议的领袖，汪建在会议上尽情展现自己的与众不同。他穿着一身轻薄的运动衣从西装革履的人群中蹦出来，快步跑上讲台。随后汪建摆出一副授课的样子，玩弄着一个事先准备好的DNA模型说：“五到十年，我们可以化学合成任何生命。”他用一只手肘斜靠着讲台，眼望远处的虚无，以轻蔑口吻留下一句话：“不管你喜不喜欢，它都要来了。”

汪建的言论在中国的互联网上遭到了嘲笑。几天之内，演讲视频的点击数超过50万次，收到数千条网民的评论，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汪建在吹牛。在最受中国知识阶层欢迎的问答网站知乎上，几位自称在华大基因工作过的员工说，汪建素来狂妄自大，梦想把自己塑造成造物主。还有人认为他“为了股价和名声不择手段”。

一家善于制造话题的股市财经媒体则将汪建与乐视的创始人贾跃亭联系在一起。后者所创建的互联网科技集团近来摇摇欲坠，与其当初向投资者和员工所描绘的完美王国大相径庭，曾经风光一时的贾跃亭也成为了商业骗子的代名词。作者将两人归为一类，称他们都只是讲故事的高手。对于万千无从证伪的看客，汪建就像是又一个抛售梦想的敛财者，一个满口谎言的空想家。

汪建却表现得毫不在乎。他没有对外作任何回应，就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那样。汪建不止一次告诉媒体，他从来都不关心别人的评价，并认为把时间花费在这种事情上完全是庸人自扰。“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肯定比你们清楚，用得着你们来告诉我？”

高人一等的语气令人不寒而栗。很多人觉得，汪建已经沉沦于挥霍自己的成就和权威。就连一些曾经与他工作过的人也认为汪建是在作秀，而且是以一种过时的、浮夸的方式。“高高在上，指手划脚。”在深圳一家初创基因公司的休息区，我听到年轻人谈论汪建，“我们做的事情在他眼里就是小孩子过家家。”北京一位研究企业公共关系的学者对我说，“在习惯被讨好的大众眼中，汪建完了。”

资本界也不得不臣服于汪建。全世界的投资人都希望见到他，但面见之后却往往深感头痛。而更多的投资机构则一直遭遇闭门羹。一位曾接触过华大基因的投资人告诉我，汪建对外部投资者提出的谈判前提是“一高三不”——高估值，不对赌、不承诺上市和回购。这意味着投资人必须对汪建抱有一种几乎无条件的信奉和服从。这位投资人苦笑着说：“我们是去朝圣的。”最早投资华大基因的松禾资本合伙人、董事长罗飞曾谈道，在其投出第一笔钱时华大基因甚至没有商业计划书。

汪建也经常公开表达他在这件事情上的强硬立场。去年的一次采访中，汪建被问及对于股票市场和资本方的态度。“我从来不看股票。”他用一贯的戏谑口吻说，“如果我缺钱，你从门缝里塞给我，然后就离开。”汪建称投资者是战友，但他是总指挥，“不听话我就要打屁股。”随后他立即严肃起来，“资本妄想介入我的内部。在我这里还需要讨论吗？只有命令和执行。”

对于政治，汪建表现得若即若离。华大基因的成功并非一个简单的中国崛起的故事，实际上来自政治的影响对它而言有好有坏。该公司所涉入的基因研究及产业与大众的生命健康相关，这决定了汪建不得不与政府展开合作。汪建因此常常对外称，眼下中国政府仍拥有大量优秀且开明的人才和干部。他说，华大基因最多在一天之内接待了17个政府参观团。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新领域的开拓者，汪建不仅要改变大众认知和传统经商文化当中的陈习，他也需要不断对这个国家森严繁冗的科研、医疗体系发起挑战。中国当今最具影响力的商人马云对政商关系曾有一个广受认可的表述：你应该与他（政府）谈恋爱，但不要嫁给他。看上去，汪建也在试图保持这种平衡感。虽然大多时候，他表现得更像一个反叛者。

顽固的姿态产生一道裂痕。两年前，汪建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对话》节目接受采访。主持人抛出三条围绕汪建的争议让其回应，并在他作答后收集现场观众的评判——科学家还是科技民工、商人还是理想主义者、领头羊还是没落贵族。最终，汪建的自我认知与外界评定显示出一种令人炫目的分野。

汪建继续我行我素。不久前的另一次采访中，他明确反对一种目前流行但价格昂贵的宫颈癌疫苗，并呼吁大众应该接受相关基因检测。这随即引发了医疗体系的巨大反弹：一位该领域的投资人直接称汪建无知，并指责华大基因股价被高估；在社交媒体上受到欢迎的妇产科医生王玉玲批评汪建不尊重科学，表示“无比气愤”。

在讳莫如深的中国商界，针对个人发动言语攻击并不多见。裂痕变成了一道鸿沟。过去数十年中，汪建和他的华大基因从未摆脱外界的质疑和嘲讽，而汪建对舆论场主动疏离和不合作的态度一以贯之。这次，一些人在等待汪建的回复，并期望他对自己的言行作出修正。但汪建依然故我，没有回应。

1.

汪建在外界的怒潮中接受了我的采访。

那是在深圳远郊一栋梯田造型的极富宗教感的建筑里。这里远离喧嚣，依山傍水，恍然隔世。倚靠山势建造的庞大建筑整体宛若一座方舟，四周的山坡上栽种着几十种濒危树种和花卉。溪流蜿蜒缠绕，在建筑右侧形成一片湖泊，火烈鸟、孔雀、天鹅漫步其间。

这是深圳国家基因库，也是汪建的理想国。建筑的深处，冷藏着1,000万份生物资源样本，150台基因测序仪正每天对近万个人类基因组进行分析和解密。这里有足够多的东西，用于展示这家世界最大的基因测序公司所代表的中国新型科技企业的成就和野心。

基因技术试图创造一个天堂。死亡人人难逃，但延缓衰老的速度还是有希望的。过去一百年，人类的平均寿命已经大幅提高。这是因为饮食、住房、公共医疗的改善以及药物的作用。今天的研究表明长寿可以遗传，且有基因与此相关。科学家正在仔细研究这一现象，希望有朝一日可以用现代基因编辑技术对DNA做出关键性微调，帮助有需要的人延长寿命。

那时，你也许会和自己的同学跑一场马拉松来庆祝95岁的生日。他们可能最先将这些技术用在植物和动物身上，并彻底改变农业的生产方式，或者让一些已经灭绝的物种复活。而这些几乎都依赖于汪建和华大基因这样的公司提供足够多的基因数据及分析结果。

汪建悄然出现在我身后。他个子不高，体型精壮，一头花白的短发。没有寒暄和握手，汪建带我径直走向中庭。他脚步很快，一步三个楼梯。我们最终在一张绿植环绕的桌子前坐下来，阳光从建筑的玻璃顶部徐徐而下，照在汪建略带疲惫、不苟言笑的脸上。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汪建。在以往的电视和视频节目中汪建表现得强硬而自我，但我远未想到他在现实中也会这样不留情面。我递上名片，正试图说明来意。汪建立刻打断我：“财富（《财富》杂志）是旧时代的东西了。”

他开始讲述彼得·戴曼迪斯那本著名的《富足》与自己对世界认知的共通之处。奇点大学的创立者戴曼迪斯曾将8位顾客送上了国际空间站并创建过十几家商业太空探索公司。四年前，他在这本书中称：指数型增长的技术、“DIY”创新者、科技慈善家和崛起中的10亿人将“携手”在2035年前后使人类社会实现基本富足。“富足就意味着没有人需要为物质生活而担忧。”汪建义正严辞：还在追求财富的人都是傻子。

“这个世界还有大量贫穷和饥饿。”我反驳他。汪建不以为然，认为那都是政治家带来的。他反问我还在为追求财富奔波吗？我回答：是的。他说：“那一定是你总想着与人攀比，所以永无止境。”

汪建自称在深圳无房无车，从头到脚没有一件价格过万的东西，自己除了早年在北京有一套不大的住房，在深圳的数年中都是租住居民房，且时常要为房东卖房而担心四处搬家。我向他表示怀疑。他却说，在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沉浸在农耕文化的人们看不明白；当今天进入生命时代，人们同样深陷于工业文明而不可自拔。我接着问他：那个新的时代真的来了吗？他坚定地说：“至少在华大基因，已经来了。”

我难以相信华大基因的数千名员工都与汪建一样清心寡欲。他便挖苦我没有做好功课就来采访他，并称自己在十年前就说过，“华大基因是一群为了寻找和践行新的生活方式而聚在一起的一群人。”汪建逐渐提高语调，并开始显得不耐烦了。我继续挑战他：“你是在建立一种新的价值观吗？”

汪建爆发了。他瞪圆了眼睛，几乎咆哮着对我说：“你满脑袋都是旧时代的观念，我们俩没法谈下去了。你要试图跟上我，而不是让我回答你这些乌七八糟的问题。”

他的愤怒在大厅中回荡，我相信在几十米之外都可以听到。一旁的公关负责人紧张地递给汪建一杯水，并替我缓和尴尬。而公关团队的其他人则低头不语，显得手足无措。汪建接着说：“不要惹我发火。没别的问题，就散会。”他转过头，准备起身。

媒体从未在汪建面前占得上风。过去数年中，没有人能在公开的访谈中让汪建打开心门。他坚持着强悍的形象，从未展现出丝毫妥协。有时刻意地戏谑，有时过分地直白，关键时刻施以狡黠地躲闪。总之以此塑造出一个亦真亦幻、难以捉摸的形象。在知乎网站上，一位自称就职于香港大学熟知汪建的留言者这样评论道：“汪建不会允许媒体主导他，而他也总有办法牵着媒体的鼻子走。”他提到了不久前许知远对汪建的采访。

毕业于北京大学的许知远是中国眼下最活跃的知识分子。在其近来引起讨论的视频对话节目《十三邀》里，他常常穿着拖鞋，叼着香烟，牛仔裤右后方的口袋里习惯插一本维·苏·奈保尔的小说。过去两年，他与中国最受世界关注的独立电影导演贾樟柯、哲学家陈嘉映、诗人西川以及在大众娱乐业炙手可热的制片人马东所进行的对话都取得了成功，而他对汪建的这次采访却在互联网上反响平平。“许知远没有办法继续‘悲悯地提问’，而变身成汪建的一位‘好奇者’。”那位留言者说，“这是汪建（又一次）一个人的秀场，作为坐在许知远对面的人，这是少见的。”

我想知道许知远是何感受。在从深圳返回北京后不久，我给他发去微信，他表现出无话可说的样子，让我去视频里找答案。我打开那期节目，汪建见到许知远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书是代表旧时代的东西。”我忍不住笑了。

2.

最初的冒险给了汪建偏执的理由。1999年，华大基因成立于北京顺义。这是一家私营的科研机构，没有国家支持，没有商业计划。在当时的中国，科研体系均依附于政府及大学，连企业内部也很少看到研发部门。由汪建在内的四人联合创建的这个组织，当时只有一个目的，代表中国人参加美国倡导的“人类基因组计划”。

1986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杜尔贝克呼吁绘制人的全基因组图谱，在根本上解开人类生老病死的奥秘。四年后，美国政府宣布至少投入30亿美元，耗时15年时间，联合多国科学家开展人类全基因组的测序和分析。这是继“曼哈顿计划”和“阿波罗登月计划”后影响20世纪人类的三大科学技术工程，它最终对人类的影响或许将远超前两项。

汪建目睹了这项创举的发生。从久负盛名的湖南湘雅医学院毕业后，汪建曾短暂做过一段妇产科医生。在那个学术大变革的年代，汪建不满于自己的所学所知，考入北京中医药大学继续学习。在完成硕士和博士的学业后，汪建于1990年进入位于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研习病理，并担任高级研究员。

在美国已经成为热点的基因科学让汪建产生极大兴趣，它可能会颠覆人类之前对自己和世界的所有认知。更迫切的是，在汪建看来，胜于这项学科本身价值的地方在于西方科学界处理问题的方式。他称这是“搂底浆”，意思是从本质上解决问题。汪建意识到，如果再丧失掉这次机会，本已落后的中国科学界将永无赶超之日。

他想把中国拖进多国合作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在美期间，汪建结识了同在华盛顿大学已经名声显赫的于军和杨焕明，正是他们后来联合创立了华大基因（还有一位是在德克萨斯大学学习的刘斯奇）。彼时，于军已成立了华人生物技术研究联盟，他的团队正在接手一部分“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工作。

1994年，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提出中国人自己的基因组研究计划，虽受限于技术能力和对未来走向的不确定，中国当时的策略仅是观察和跟随，但这至少证明中国并不是无视它。汪建看到生物科学与计算机技术正在融合，并预见摩尔定律会让这一趋势变得不可阻挡——在1990年“人类基因组计划”立项后的四年内，基因测序的成本已经降低了三倍。按照这一速度推算，大约到2000年其成本已经能够被接受。

40岁的汪建认为机会来了。1994年春节，汪建和于军几人喝酒，不行别的酒令，只背《毛主席语录》。一人说“寄上三百元”，后面接“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汪建曾说，他能背下整本语录。酒令行到一半，汪建忍不住流泪，说：“同志们，我们已经红到骨子里了，还在美国待着干什么？干脆就接着红下去，回国吧！”

他们自作主张加入了“人类基因组计划”。华大基因的四位创始人曾在湖南张家界召开了一次奠基大会。会上留下16个字：“年过不惑，家中殷实，施展抱负，报效国家”。但当时在中国科学界没有人认识他们，更不会有人相信他们能成功，甚至在中国政府内部找不到人批准他们做这件事情。汪建把想法报给国家，但最终石沉大海。1997年，杨焕明依靠个人关系和学界的声誉，在伦敦的一次会议上对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负责人说：“我们代表中国加入计划。”这个请求最终得到美方同意，分给中国团队项目的1%。

华大基因的成立意味着汪建及其团队正式代表中国人展开了“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质工作。在2000年6月26日美国对外宣布人类基因组序列草图绘制成功之前，华大基因顺利完成人类3号染色体短臂上3,000万个碱基对（约占整个人类基因组1%）的测序任务。

对这家公司而言，却是一场灾难的开端。一腔热血创建的华大基因几乎走到尽头。这家公司本无盈利计划，没有明确的后续项目，而且身背此前购置设备带来的巨额负债。

汪建对资本的藐视和厌恶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1994年，他率先回国，为把“人类基因组计划”带到中国展开筹备。汪建在北京开办了一家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乙肝试剂，自任董事长兼总裁。在那个年代，汪建的第一桶金赚得轻轻松松。他很快心生“赚钱容易，没意思”的想法。这是他后来称自己是“吃饱了撑的”的由来，同时也是后来其对财富表现出淡泊的基础。但当他们真正开始组建华大基因并需要购置大量昂贵设备时，资本却成为了汪建的障碍。

他掏空了之前试剂公司所有盈余和个人积蓄，并以全部资产做抵押寻找投资。最后一刻，精明的投资人看到汪建无路可退，进而改变主意，只愿拿出事先承诺的四分之一。他们还在谈判桌上羞辱汪建，让其闭嘴，称“money talks”。最激烈时，汪建在董事会上遭到资方股东的罢免。当时他也只能忍气吞声。

两年前，汪建的挚友地产商王石在遭遇类似情境时，他告诉媒体，“我当时比他惨”。汪建与杨焕明最终凑够了3,000万元，用以购买关键设备基因测序仪（测序仪当时每台售价高达50万美元）。杨焕明立即提交申请，事后他们得知：假如晚递交一个星期，台湾阳明大学的学者就将递交申请，此后的历史都将被改写。

政治上的威胁时刻存在。华大基因虽已名声在外，但在中国几乎无人知晓，尤其是在政府高层。即使知道的人也不愿公开谈论——这不是国家支持项目，未经允许和审批，华大基因是擅自代表中国参与了“人类基因组计划”。考虑到时代气氛，汪建刚刚起步的事业很可能被轻易摧毁。

然后，异乎寻常的事情发生了。时任美国总统的比尔·克林顿在向全世界宣布人类基因组序列草图绘制完成的电视讲话中提及：“要特别感谢一群来自中国的科学家”。正是这句话，意外成为汪建和华大基因的救命稻草。此事最终被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知晓。在北京极具象征意味的中南海，江泽民接见了他们。

接见送来了最高等级的保护。外界的非议消失了。华大基因不仅免于一死，反而名声大振。中国科学院的高官随即表态：“既然打了胜仗，就别追究了。”北京市政府迅速展开行动，给予华大基因一笔5,000万元财政奖励用于偿还欠款。他们还在浙江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建立了华大基因杭州公司，测序仪的数量也得以扩充。汪建似乎时来运转了。

那是一段单纯而美妙的时光。2000年年初，亚洲基因领域的领先者日本展开对水稻的基因组测序，华大基因试图与之一战，以此奠定其在世界基因组学界的地位。这对他们的挑战在于：科学领域同样遵循“只有第一，没有第二”的规则，而日本已经对此项目开展了近十年的前期准备；其次，初出茅庐的华大基因虽参与了“人类基因组计划”，但其并不具备独立完成一个项目的经验；况且水稻拥有4亿个碱基对，这是华大基因此前从未挑战过的工作量。

但华大基因的论文于2002年4月23日率先出现在《科学》杂志的封面上，比日本早了一个星期。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一篇生物科学论文。另一场交锋是在家蚕的基因组项目上。这次以日方的惨败告终，而且据说其项目组就此解散，负责人做了保洁员以表谢罪。

华大基因声名鹊起，并很快再次迎来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垂青。2003年中国爆发SARS（非典型肺炎）病毒。华大基因在拿到病原体36小时内，迅速破译四株该病毒全基因组序列，并将全部共计30万份诊断试剂捐给政府。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听说后参观了华大基因。

一些人告诉我，当时胡锦涛对华大基因所展现的科技力量及在世界上赢得的声誉表示惊讶，认为其应该进入到体制内部并得到国家的支持，为人民做出更大贡献。随即，中国科学院与华大基因联合组建了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国家给予其90人的正式编制，任命杨焕明为所长，汪建为副所长，按照局级干部发放薪酬。

汪建心怀感激地投身于“科技报国”当中。他们迅速展开诸如家鹅、大熊猫等更多物种的基因测序工作，并为第一个中国人（黄种人）的全基因图谱测序着手准备。华大基因做出这种大胆计划是基于当时新技术带来的设备升级：2006年，美国公司宣称一种能够将基因测序的速度提高一百倍的机器已经诞生。该设备将机器人学、化学、光学和计算科学融为一体，尤其是工业数码相机技术的巨大进展使得人们可以拍摄用于“读取”基因微小序列的荧光分子。

理想状态下，这种设备的规模化应用甚至会将测序成本降低至过去的百万分之一。换句话说，历时十余年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对一个人的基因测序花费了近38亿美元，第二代高通量测序仪的出现意味着，下一个人的基因测序可能仅需要数天时间和3,000美元左右。这令汪建兴奋不已，他认为这是一场革命。

3.

我与汪建的谈话从这场技术革命重新开始。之前，那位公关负责人插述了一段自己如何被华大基因的远大志向所吸引，进而辞去纽约令人艳羡的工作和生活来到深圳的故事。她逐渐把话题引向令汪建感到舒适的区域。

汪建讲述了一段早年求学的经历。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汪建以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进入湖南湘雅医学院。这所由美国耶鲁大学于1914年支持创办的学校是中国最著名的两所医科大学之一（另一所是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孙中山曾为这里题词，毛泽东曾在此主编过杂志。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汪建已经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了十几篇医学论文，成为湘雅副教授的有力竞争者。他自称在那个时代几乎没有对手。

他想强调工具的重要性。当时，世界银行赠给湘雅一台电子显微镜，汪建如获至宝。“我天天抱着，别人白天用，我就晚上干通宵。”他认为，工具是驱动一切变革最本质的东西。与化学和物理一样，生命科学也是测量科学。当人们尚未观测到纳米级的微观世界时，很多顽疾无法究其病因，更无从治疗和预防，只能凭经验去推测，甚至从神话故事和宗教中寻求安慰。“工具每前进一步，就能发现一个新的世界。”汪建露出不可置疑的神情。

这解释了汪建为什么在2006年看到新的测序仪诞生时表现得那般狂热。他意识到，这与个人电脑、智能手机等消费产品的问世一样，得益于半导体制造业的发展趋势——在数据处理能力和晶体管密度以指数级增长的同时，价格在加速下降。其结果是，如今你只需花费几百美元，就能将1980年代全世界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轻松握于手中。汪建笃定，同样的事情一定会在基因行业重演。

他以慷慨激昂的措辞给中科院的领导写了一份长达30多页的报告，希望得到上级的支持以购买这种设备。汪建当时写道：“中国人近代第一次与发达国家在科技领域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如果抓住这个机会，中国将尽雪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耻辱。”

但别人并不这么看。当时在基因学术界存在技术路线之争：一些科学家主张借助计算机带来的大规模运算能力，以工业化的方式解决问题；另一派则信奉回归生物学本源，试图在科学实验中寻求突破。还有人提出“更具经济性和可行性”的“功能基因组”概念。这相当于从局部逐个突破，直至拼凑出一个完整的系统。另一方面，对于第二代测序仪的质疑也不绝于耳。一些人认为这种机器虽然效率更高，但基于现行的数据处理方法，其产出的是一堆无用的垃圾。

汪建遭到了一致反对。中科院的专家认为他的计划过于激进，还有人说汪建不是疯子，就是个傻子。更危险的事情发生了。汪建对采购这种昂贵设备表现出的急切，被怀疑想借机贪污吃回扣。他被人匿名举报，中科院随即成立调查组调查汪建。

华大基因过去常常苦于“报国无门”。该公司年轻的首席执行官尹烨在北京一家茶馆笑着对我说，此前破解SARS病毒时用到的病原体样本是汪建求着政府和领导讨来的。身为体制外的一家私营科研机构，在当时很难取得政府官员的信任，且在危急状况下，很少有人愿为汪建担保而置自己的仕途于不顾。尹烨至今难以忘记当时无意中看到的那个孤独背影——一个赤色黄昏，汪建登上华大基因的楼顶，仰天长叹……

当他们终于成为体制的一部分，却发现什么也做不了。尹烨说，四年时间课题几乎全被中科院否决。“我们只得到极少的经费，但常常取得惊人的成果。”他认为这也导致他们被妒嫉，甚至被诬陷。现年39岁的尹烨大学毕业后慕名加入华大基因，正是在SARS期间他一战成名：在接到任务后14个小时内，尹烨将一份完整的实验报告送交到药监部门。他通宵达旦，“感觉时间在变慢，整个人进入了另一个空间。”第二天清晨，当时只有24岁的尹烨发现，面前的电脑键盘上落了一层头发。

我未能找到中科院当时的负责人。但一位了解那段历史的人对我说，以汪建为首的华大基因团队年轻气盛，他们很多人都有过留学经历而显得骄傲自负；不讲人情世故，也自由散漫。另一方面，他们几乎没有人是党员。其中有几人在上大学时辍学，还有人没有接受过正规高等教育。这些让华大基因在当时中科院的氛围中显得格格不入，他们虽有成绩，但每年综合考评几乎都是垫底。到2006年时，情况已经到了难以挽回的地步。“他们的确太与众不同了。”他最后说。

这是汪建的至暗时刻。虽然调查结果最终洗刷了汪建的冤情，但双方的合作关系事实上已经破裂。几经变故，华大基因的科研项目停滞不前，内部也开始出现摇摆和内斗。悲愤无助的汪建挂印封金，独自一人开了辆吉普车，从北京一路到了拉萨。当他爬上雪域高原抵达圣地布达拉宫时，已是那年的农历新年。在自由的崇山旷野和陌生的廉价旅馆里，汪建度过了那个冬天最寒冷的日子。

两个月后的一天中午，汪建推开北京华大基因公司的房门，对所有人说：“我们要去深圳了。”在尹烨的记忆中，那看上去像是一次突然而冲动的决定。汪建当时说：“要想一下的就别去了，赶得上今晚6点火车的就跟我一起走。”此时距离华大基因在北京创建已过去8年，而北京距离深圳2,200公里，相当于横穿半个欧洲。

后来尹烨得知，2007年元旦，王石问汪建要不去深圳？汪建回答，在深圳一个人也不认识。王石说他也不认识，但深圳有一个好处，这个地方不用认识人。

4.

鉴于深圳的历史，这或许并不令人意外。深圳被列为“经济特区”，当邓小平开始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这里成为了市场经济的首个实验区。玩具企业和跑步鞋制造商将大型工厂设在那里，工人也纷纷迁移到这个新城市。后来，这些工厂中很多已关闭，它们的业务则迁到劳动力更便宜、成本更低且对污染问题不那么重视的地区。

深圳成为中国的科技孵化器。较长时间的市场经济经验以及毗邻香港的地理位置，加快了深圳转型的速度。科技集团腾讯、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以及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的总部都设在这里。地方政府也在这种转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向具备潜力的企业提供拨款，以及廉价的办公场所，同时缔造了一个延伸到香港的生态系统。

深圳最初是很多科技组装企业的所在地，因此这里也聚集了许多熟悉这个行业的人才，他们开办了很多初创企业。接着，这些富有的企业家又孕育出风险投资业。针对规模较小且较为年轻公司设立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与侧重大型国有企业的上海证交所形成对比）让风险投资业可以将他们扶持的企业上市，创造一个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一些最优秀的大学还在深圳设立了校区。

现今中国地方政府都在鼓励创新，但深圳还能容忍失败。他们不会轻易抛弃那些曾经失败的创业者，并给予他们资助。其中就包括汪建和他的那些追随者。

2007年年初，他们决定从中科院净身出户，并离开北京，选择在深圳重建华大基因。关于这次出走，汪建称当时的确“有情绪”。但他也说，一些善后事宜上，中科院领导体现出了大度。但在今天的华大基因内部，多数人坚定地认为，没有这次出离，就不会有今天的华大基因，更不会有他们后来创造的所有成就。

他们称这和联想后来在个人电脑领域获得成功是一样的道理。“他们自我放逐，远离了传统的政府和科研体制。”英国《金融时报》在对华大基因的报道中提到：“高层最终原谅了他们，仅仅是因为他们让中国面子上有光。”事实上，2003年时由于编制人数之限，华大基因有多半员工仍在体制外未能进入中科院。汪建那时也不知是福是祸，算是留了条退路。2007年，500人留在了北京，最终有90人跟随汪建来到深圳，他们大多是体制外员工。

深圳适合汪建。他惊异于这里的美丽：开阔浩渺的海湾，青秀娟丽的山脉，温润的海风，花开四季。他甚至被这里人的生活方式吸引——节日里，即使那些并不富裕的农民也会在家中插满鲜花。他们在深圳东部远郊工业区租下一栋废弃的旧工厂。华大基因的首席运营官杨爽回忆道：“我推开这里的门，地上有厚厚一层土，窗户爬满了蜘蛛网。”

他就坐在这间工厂三楼的工作区对我说，深圳市政府当时提供的条件并不比别的地方优厚，领导层也对他们这群“逃离”北京的科学家心存疑虑——甚至开会讨论汪建到底是“骗子”还是“疯子”。“他们不缺GDP，但对高科技保持敏感。”杨爽相信，在那个年代，这些官员们对基因几乎一无所知，但隐约感觉到越是听不懂的东西或许就是未来。他们愿意为此下注。

很快，华大基因就把旧工厂变成了生物实验室。这里看上去更像传统的数据中心。在一个1,000平方米大小、笼罩着幽幽蓝光的车间里，他们塞满了计算机和测序设备，包括10台第二代测序仪。

华大基因向深圳市政府夸下海口，称将为这座城市在未来五年内带来十篇《自然》、《科学》杂志的论文。官员们并不知道这种论文有何价值，也从未有人以此为筹码换取政府支持。他们做了一项调查，发现在生物科学领域深圳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论文，整个广东省从新中国建立至此也仅有两篇。事实上，在这两本全球最具名望和权威的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是衡量一个科研工作者或研究机构是否达到世界顶尖水平的标尺，也是其获得认可、晋升甚至是资助的权杖。

时任深圳市副市长的许勤随即向华大基因许诺，如果得以发表，论文的每一位作者都将获得100万元的奖励。2008年，由华大基因撰写的一篇长达七页（《自然》杂志文章平均篇幅不到三页）、名为《第一个亚洲人基因组图谱》的论文赫然出现在《自然》杂志的封面上。该杂志称，华裔占全世界人口的30%以上，这篇论文具有“非凡意义”。

这是“炎黄计划”的第一步，该计划由华大基因于2006年提出。当时他们身处中科院，项目一度搁浅。深圳欣喜若狂，并很快兑现了共计近1,000万元奖金。2009年，华大基因一连发表了7篇同等量级的论文。2010年有23篇，2011年达到51篇。这80余篇论文规模超越了整个珠三角地区过去一百年的数量总和。折服之余，许勤觉得已难以兑现奖金。他邀请汪建等人到家中做客，亲自下厨做了一顿红烧肉，以示鼓励。

5.

华大基因所展现的惊人科研能力引起注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所采用的生产方式前所未见。媒体一度将其称为“基因领域的富士康”，暗指他们仅仅是披着一层高科技的外衣，与那些处于产业链底端的组装加工厂并无两样。富士康是苹果公司最主要的代工商，其规模最大时雇工人数超过百万人。后来因内部发生一连串极端自杀事件，富士康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黑暗的血汗工厂。

华大基因的一些做法看上去的确与之相仿，汪建也表现出对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崇拜。他雇佣数以万计毕业不久的大学生从事计算机和生物实验相关的工作，用以支持基因测序项目带来的大量运算和分析。要知道仅“炎黄一号”这样的项目测序总量以达到1,177亿个碱基对，若将这些数据印制成书，其厚度将超过384米的当时深圳最高建筑地王大厦。汪建相信当生物科学进入基因时代，那种一位科学家带领几个博士生围坐在实验室里的方式是杯水车薪，他们会在难以想象的庞大数据量和无序重复的数学运算面前寸步难行。汪建没有回避“科技民工”的说法，反而得意地对外宣称：“将工业模式移植到生物科研领域是华大基因的创举和贡献。”

另一方面，汪建试图继续扩大设备的规模。完成对第一个亚洲人基因组测序，事实上证明了第二代测序仪的可行性和优势。汪建找到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希望得到时任董事长陈元的支持。作为已故中共元老陈云的长子和中国最重要的银行家，陈元在国内颇受尊敬。他领导下的国开行，为世界上最宏伟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中国几乎每一个重要项目提供了资金，包括三峡大坝。参观完华大基因不久，陈元提供了一笔银行贷款，支持其购买这种最先进的设备。

2010年，华大基因从美国制造商Illumina购买了128台第二代基因测序仪。这个令国内外同行瞠目结舌的全球最大订单,使华大基因一夜成为全球基因测序能力最大的科研机构。汪建几乎实现了对全球基因测序市场的垄断——当时世界仅有三家公司能够生产测序仪，其中制造能力最大、技术最为先进的Illumina公司占据超过七成的市场份额，而其需将一整年的全部产能投入至这笔订单中。这意味着，华大基因的竞争对手要想得到这种昂贵设备，不仅需要足够的资金，还需为此至少等待一年。

技术提升和规模扩大带来了成本的降低。很快，华大基因将基因测序的价格压低至美国的一半。全世界的基因样本纷至沓来，华大基因顺势在40个国家和地区展开业务。他们与欧美最有名望的机构合作，其研究成果也开始得到国际竞争对手的尊重。到2012年时，这个世界上每产生两份基因数据报告，就有一份出自华大基因。在1,000种高等动植物的基因组测序中，华大基因主导和参与的超过70%。

汪建至今感到庆幸。此前，在学术界对技术路线的争论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的共同作用下，全世界的基因研究机构和公司几乎停滞不前，而这给了汪建赶超他们的机遇。“等他们回过神来，我已经跑得很远了。”汪建回忆道，率先意识到这一点的是美国顶级投行高盛公司。他们对华大基因的快速扩张感到惊慌，并威胁汪建：“如果我们大规模投资你的对手，你的所有钱都将付之东流。”汪建回答了两个字：欢迎。他心里明白，要达到华大基因当前的规模和能力，至少需要投入10亿美元，以及组建一支足够强大的科研队伍。当别人走完这段路，他已经又向前迈出一步。

2012年，汪建启动了至今其在商业上最雄心勃勃的计划：收购Complete Genomics公司。汪建承认这是在逼迫之下的无奈之举。华大基因是一家生物科技领域的技术服务公司，此前从未设想过进入工业制造的领域。但在2012年前后，Illumina公司意识到华大基因日益壮大对其构成的威胁，他们开始停止向华大基因出售新的测序仪、抬高试剂售价以及中断设备维修服务。

这让汪建束手无策。他甚至登上极具象征意味的刘公岛，去感怀这个民族曾因缺少武器装备而丧权辱国的屈辱历史。汪建决定去收购一家能够制造测序仪的企业，从而在根本上摆脱Illumina公司的钳制。好友比尔·盖茨严厉警告汪建：“做好你的‘微软’，不要去做‘英特尔’擅长的事情。”他认为汪建疯了，而且绝不可能成功。汪建不以为然，他出价1.176亿美元向CG公司发出收购要约。

CG公司曾是与Illumina公司实力最接近的竞争对手。这家位于美国加州山景城的基因测序企业的客户包括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梅约诊所以及一些顶尖的基因研究公司。虽然CG公司制造测序仪器，但并不出售。相反它以提供测序服务为生。金融危机以及其单一的收入来源让该公司逐渐陷入泥潭，进而挂牌出售。

收购在美国掀起轩然大波。科学家、业界高管和政界人士声称，这次收购将对美国在基因测序领域的竞争力造成威胁。对这次交易的大部分警告来自Illumina公司。他们可能是这起收购最大的受害者，因为华大基因会减少对其产品的购买量，甚至成为一个竞争对手。

该公司还雇佣了华盛顿的游说机构在国会挑起反对。他们将这项收购案上升至国家安全层面，指控由中国政府提供资金支持（国家开发银行此前给予的贷款）的华大基因有可能通过收购获得大量美国人的基因样本，进而研制有针对性的邪恶生物武器。时任首席运营官的尹烨向美国提交的解释文件称，华大基因是一家员工控股的私营公司，这种猜测“无比荒唐”。他反而指出Illumina公司试图破坏交易，并希望达成自行收购CG公司以消灭竞争对手的目的。

这次收购引发争议本身反映了基因界的一次转变。10年前，由多国科学家共同参与绘制的“人类基因组计划”曾因其国际合作精神而受到赞扬。但是，随着基因测序成为生物技术产业的关键，以及其本身也变成了一门大生意，国际竞争和民族主义开始在类似收购案中占据核心位置。如尹烨此前指出的那样，在华大基因交易宣布数周后，Illumina公司也姗姗来迟地向CG公司提出收购请求，并且比华大基因出价更高。但其带有“敌意”的要约遭到CG公司的拒绝。汪建最终涉险过关。这笔中国对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生物科技收购案于2013年年初得到批准。

6.

工具在手，汪建感到踏实。我看到了几台华大基因在收购CG公司后自行制造出的基因测序仪。在深圳国家基因库花草环绕的展示区里，它们从大到小依次排开。最大的一台看上去有些复杂，它由一副机械手臂和一组大型计算机构成，至少能塞满一间10平方米的屋子；而最小的一款便携式的测序仪，其体积已经与一台稍大些的微波炉相当。汪建相当自豪地向我讲述了他们如何带着这种小型设备迅速飞抵非洲埃博拉病毒的前线，以及多次矫捷地深入中国那些地形复杂的穷乡僻壤。他告诉我，已有700台华大基因的测序仪被投入使用，数量占据中国的四分之一以上，且其性能至少不输给Illumina公司。

汪建不得已构建出一个奇怪的业务组合：这家科研机构不仅能够完成基因测序报告，还能独立生产关键检测设备。相当于一家脑外科医院可以制造核磁共振仪。关键设备或者原材料往往在一个行业初始阶段显得尤为重要，但总会有人去解决这些问题，让它们最终变得稀松平常。接着，行业会迎来一个大的繁荣。这种规律在很多领域都发生了，但也有例外，比如核磁共振仪。生产这种昂贵设备的技术被美欧两家公司垄断数十年至今，导致很多医院无力购买进而不能让更多人接受这项检测服务，尤其是穷人。

“这都是商人的贪婪与傲慢带来的。”汪建嗤之以鼻，并拒绝这样的事情在他的基因行业重演。他大声说道：“科学不是权贵与精英的奴仆，生命科学更不应该继承工业时代的糟粕。”汪建向往一个人人平等的未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基因图谱，掌控生老病死；每一个花花草草都有。大千世界，芬芳斗艳。”不过华大基因并非是要变成基因时代的通用电气，汪建只是希望推动测序设备的平民化。他相信，基因测序仪一定会像计算机那样以惊人的速度最终变成我们手掌中的一块芯片。随之而来的，将是大量新知识和药物的加速产生。

他最强大的对手依然是美国。在那里，新的测序技术不断浮现。位于加州的生命技术公司从半导体芯片表面的感应器阵列中直接读取基因碱基对，并获得成功。他们期望随着每一代新技术都能在同样的面积上加入更多的感应器，测序价格也会随之急剧下降。另一家创业公司则推出了一款全新的测序仪器。他们采用一种名为“纳米孔测序”的新方法，使基因片段从用显微镜才能看到的孔中穿过，同时读取其序列。美国目前已有超过40家这样的公司，他们正致力于将一个人全基因测序的价格最终缩减至与血检相当。

汪建扮演了价格杀手的角色。测序价格是这个行业公司竞争力的标尺，美国人类遗传学年会每年都要发布这项“指数”。2017年，美国公司已经将这一价格降低至每人1,000美元。但在那次大会上，华大基因仅600美元的报价显然夺走了更多人的眼球。而且他们计划在2020年以前将其压低至200美元。汪建甚至对我说，华大基因完全有能力免费提供面向大众的基因测序服务，就像摩拜单车那样。

全世界的基因公司都在试图将其最新的发现应用于临床。人类基因组的首次测序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完成，但基因疗法却一直进展缓慢。其对临床和大众的贡献还很低，以至于很多人都已经忘记20世纪末那次多国科学界联合创造的壮举。直到2011年左右，一项被称作“无创产前基因检测”的服务先后出现在美国、中国以及欧洲的部分医院和检测中心。这是基于多年前的一项重要发现——1997年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卢煜明在孕妇外周血中找到游离的胎儿细胞，并证明了以此为样本来诊断遗传疾病的可行性。

后来，第二代基因测序技术加快了其被应用于临床的速度。科学家和医学界称，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可能彻底消灭包括唐氏综合征、爱德华综合征、帕套综合征在内的三大人类遗传性疾病。在此之前，要想预知胎儿的健康状况相对困难很多。其检测方法也常常令人感到恐惧和担忧——为了获得胎儿细胞，医生不得不冒着造成孕妇感染和流产的风险，用针管刺穿她们的肚皮提以取羊水。

基因科学开始体面地走入大众生活。人们对新事物的第一反应总是恐惧——此前极具代表性的生物克隆技术、转基因农作物以及多次出现在电影和小说中的细菌武器都引起了社会巨大的争议和恐慌。但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开始让一些人改变看法。他们看到，越发廉价的基因测序技术可能会带来一个全新的个性化医疗时代，并且为癌症及其他疑难疾病提供更有效的治疗方法和药物。相形之下，这可能让传统的通用药物看起来就像是二战时的傻瓜炸弹。

海量样本是实现它的基石。汪建称绘制一个人的基因图谱几乎是没有意义的。这需要收集尽可能多的人类基因数据，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就是方式之一。再把它们与详细的人口统计、饮食习惯、健康状况和生活方式结合起来，利用超级计算机进行比照，寻找规律并识别基因缺陷，以此研发新药物，最终提出新的治疗建议。人类似乎找到了自己的说明书，基因领域的科学家还希望通过编辑和修改，以改写人类的致病基因。

此前，广州中山大学的一名研究者修改了一处人类胚胎的基因组，成功切除了地中海贫血症（一组遗传性血液疾病）的基因。这意味着，人们现在不仅能依靠基因检测技术预知下一代患遗传疾病的几率，以采取措施并提早预防，还有可能永久消除很多疾病。这些研究还有可能延伸到人类的衰老以及难以治愈的精神心理疾病领域，那些自古以来有关长生不老的传说或许将会成真。汪建说道：“在整个历史上，人们都没能解读出让我们得以长久生存的软件程序。而数据匮乏的状态一旦改变，一切都不一样了。”

汪建在基因竞赛的跑道上处于领先。数据是这个领域的“石油”——越先得到足够多的数据，就有可能赢得比赛。从这个角度，华大基因已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基因公司了。他们于2010年开始在中国推广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六年后，该公司成为全球范围内首家完成100万例这项检测的公司。这也使得中国在基因领域被刮目相看——中国占据世界已取得的600万份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样本的一半以上，而华大基因自称完成了其中的250多万例。这个数字每天都在以更快的速度被改写，华大基因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便完成了超过100万例，是此前六年的总和。

担忧伴随而来。大众在接受基因检测服务的同时意味着，个人的健康医疗数据存在泄露和被窃取的风险。政府已经意识到这将造成何种灾难，但监管的滞后性看上去往往在所难免。尤其是在近来Facebook公司因大规模数据泄露所引发的讨论中，大多数人毫不犹豫的认定，此类事件几乎一定还会重演。另一方面，此前华大基因通过编辑基因组控制一种猪的体型，使其成为一款畅销的宠物。这引起了一些科学家的不解和忧虑。

人类正为自己的目的再造新的物种，这合理吗？汪建拒绝讨论这可能带来的复杂伦理问题，他在深商大会上的发言即表明了他的观点。另一些学者则显得悲观，他们称在一些革命性的技术来临时，大众或许只能束手期望那些掌控技术的人是个天使。

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对于华大基因，就像微信之于腾讯。它是一个面向大众的服务，也是汲取数据的入口，而且还可以赚钱——这项服务已每年能为华大基因带来10亿元左右的收入。汪建的华大基因不仅因此被赋予商业上广阔的想象空间，更让其手握筹码从容迎接即将到来的基因新时代，就像一百年前的美国工业大亨那样踌躇满志。

7.

这带来了汪建身份的转变。此前多年，他以科学家自处，拒绝取悦资本和大众，从未将自己视为商人。华大基因看上去就像是一家实验室。只不过它规模庞大很多，且不需要资助。向其他科研机构提供基因测序报告是华大基因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但产业化大门的逐步开启，令汪建不得不兼顾商人的角色。

为了筹集足够资金收购CG公司，汪建第一次敲开了资本的门。2012年年底，华大基因出让了旗下华大科技有限公司42%的股权，换取包括红杉、软银等多家投资公司共计14亿元现金。彼时中国银根紧缩，很多投资者都囊中羞涩；基因领域在中国尚无融资先例，投资机构出手谨慎。但汪建态度强势，对公司作出高达30亿元的估值在当时看上去几乎是天价。汪建对我说，若不是迫于收购的压力，他绝不会将股权交给资本界。

五年后，华大基因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鸣钟交易。半年之内，其股价最高时达到262元，是发行时的15倍。公司市值很快超过千亿，汪建的身价也随之飙升至数百亿元。他却表现得波澜不惊。一位目睹了华大基因股票开市过程的记者对我说：“汪建当时看上去就像一个无关者。”敲钟一刻，汪建把机会留给了几位遗传病患者和关怀残障群体的代表。

在股东高管一起合影留念之际，众人涌上舞台，闪光灯亮起，汪建却独自退去。有人试图挽留他，汪建挥一挥衣袖，消失在一旁的黑影里。会后接受采访，他在宣扬了一番自己对金钱的淡漠后决定提前离场。汪建最后说：“人要活得有点意思，天天算钱太无聊。待会你们接着算，我就先走了。”

商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他们具有把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转化成商品或产业的天赋。尤其在最近20年里，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催生出一批改变世界的成功商人，特别是那些出身平凡的人。他们的光芒超越了当今的体育明星、艺术家、科学家，甚至宗教和政治领袖。商人的崛起，自然将商业行为推崇至一种前所未有的至高地位。贸易已经取代战争，成为平衡这个世界复杂关系的最佳途径，甚至常常被用于解决那些政治、法律和道德都难以完成的命题。这在中国亦有显现，顶尖商人近年来投身于扶贫运动就是有意思的例子。有时，甚至凸显出一种极端的对照——仅仅在几十年前的毛泽东时代，中国人还对商业和财富完全是另一种看法。

汪建并不信任商业。他在采访开始就对我说：“企业就是有企图的业务。”一旦这个企图是由自私、贪婪或者仇恨所驱使的，那商业所制造出的只有灾难和不公。自上世纪以来的石油和金融危机、区域性的饥饿与贫穷、全球气候变暖以及生物物种的加速灭绝都与商业发展有关。商业的逐利性导致它实现社会价值有时只是一种手段。尤其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商业及经济学理论有时也显得冰冷——它夹杂着战争思维，也会变成一种区域竞争的武器。学医出身的汪建认为工业时代产生的悲剧不应重演，特别是在基因科学所服务的生命健康行业，商业化并非是一条完美路径。

他试图打破商人的某种思维定式。汪建曾经询问比尔·盖茨：“挣钱和花钱哪个更容易？”对方答道：挣钱容易花钱难。清教徒出身的比尔·盖茨是今日世界最成功的商人之一，他在退出商界后专注于慈善以及探索人类的未来。汪建自认为参透了成功商人们的人生路径——从最初的一项科学发现或者技术创新起步，集合资源将其产业化并赚取财富，最终又将财富回馈社会和大众。他说，大家公认的伟大商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按照这种三部曲走完人生。尤其是他们最后的选择都是人性的显现，甚至是在弥补之前的过错，或者赎罪。但依照比尔·盖茨的回答，反哺社会也非易事。有时一些商人还未来得及达成夙愿便遗憾而终。汪建表情认真地反问我：“为什么不能同步呢？能不能把回馈放在第一位？”

汪建巧妙设计了自己的商业模式。他常常对外宣称，将民生服务置于首位。“能不能让全中国的孕妇都以极低的价格接受基因检测？这样中国是不是就再也没有傻孩子了？”汪建说道。这种符合政府期许，也有利于大众的切入方式，将为华大基因带来一个可以预期的数据大平台。在此平台上，其有可能创造基因科学真正的大繁荣。而按照汪建的说法，这最终又会服务于大众而形成一个循环。该公司的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服务就是这样的例子。

汪建称，他们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说服一些地方政府，将这项检测服务纳入医疗保险报销之列。这意味着当地孕妇可以免费接受基因检测，而像唐氏综合征、地中海贫血等遗传疾病或许很快就会在这些地方消失。接下来，华大基因把采集到的血样送到实验室进一步对比分析，这将有可能带来其他疾病的发现和诊疗——比如从孕妇的血样中还可以得知其乳腺癌的发病几率。汪建并不否认将从中获利，但他说：“能不能少赚点钱？”足够支撑公司运转是他的上限。

批评者并不觉得汪建有多么高明。公益、民生甚至是扶贫在今日中国商界，有时只是商人换取政治保护和商业利益的工具，这被看作向权利献媚的行为。另一方面，反商业化在今天也是商业化本身的一件利器，甚至渐成主流。这极具讽刺意味，但在很多行业都有体现。在电影业，一些商业片导演开始以艺术片之名，换取更大的票房收入；消费品领域，挑战大众审美的小众产品越发受到欢迎。从这个意义上，像鲍勃·迪伦和乔布斯这样的叛逆者起初都是受益于此。

这令汪建的言行有时看上去显得拙劣。他直白地表达和过分地强调，同时也将自己置于不利的境地——他破坏了在商言商的规矩。坦诚地说，快捷获取基因数据的意图在汪建的商业模式中非常突出。但不可否认，让大众以低价甚至免费接受基因服务，并在一定程度上消灭那些可怕的疾病是一项正义的善举。相形之下，一些富豪在积聚了用之不尽的巨额金钱后所做的慈善，显得迟钝而割裂。汪建以他的热情和智慧、他的偏执，还有他所宣称的对金钱的淡泊，让商业更加道德、人性化。而这正是他成为一个如此有争议人物的原因。

8.

汪建的初心是建立一家非盈利的科学组织，潜心做研究，有朝一日振兴民族。归入体制或者接受政府资助是他最初所信赖的路径。但2006年与中科院的决裂，汪建的计划宣告失败。这让他南下深圳进而开启自下而上的商业化，看上去是一种被迫之举。而他后来表现出的所有挣扎与抗拒都根源于此。

他至今相信威权体制的力量。汪建向我讲述了中国消灭天花病毒的故事：上世纪中叶，这种历史上共计夺走5亿人生命的古老且死亡率极高的传染疾病肆虐全球。1950年10月，毛泽东一声令下，中国全面接种天花疫苗。两年内，接种人数达到５亿。不久，这种病毒就从中国消失了。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媒体、公益组织、政府多方努力下，天花仍旧持续存在了三十年。直至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才宣布人类战胜了这种疾病。中国当时成为全世界的楷模。

“你想想1950年的中国和共产党正在经历什么？”汪建说道，“政府一句话就把这事干了。”那时，建立仅一年的新中国正在向朝鲜派兵，西藏和海南尚处战争；数年的战火让这个国家满目疮痍，人均GDP不足200美元。汪建声音低沉，自言自语道：“现在回看这件事情，你说谁起的作用更大？是媒体、社会团体、公司、资本家，还是……？”我承认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事情上，威权体制有着不言而喻的惊人效率，这常常令西方民主国家望尘莫及。一些人认为，中国后来的经济崛起也是有力的证据。而汪建坚信，基因科学面对的公共医疗领域永远也不可能绕过政府。

我意识到汪建话语背后的复杂情绪。他认为当下处于基因科学大爆发的前夜，错过这个机遇中国又会陷入被动地追赶。因此他近来频频出现在那些让他并不舒服的媒体面前，或是嬉笑搞怪，或是声嘶力竭。也许他期望这个国家的掌权者有朝可以看到他的成就，听到他的呐喊。他一面为当初脱离了体制的束缚而感到庆幸，也可能为远离政治产生的疏离感而暗自神伤。这是属于汪建的“围城”。你也可以认为一个曾经的反叛者变成了拥护派，并将他推崇有道德的商业化、选择从民生和公益入手看作是一种精巧的设计。不过，这更像是一种对现实的妥协。对于坚硬如铁的汪建，这种妥协让人动容。

汪建身上残存着时代的影子。他符合九二派企业家的鲜明特征——受邓小平南巡讲话影响，一批在中国政府机构和科研院所供职的知识分子于1992年前后辞职创业，形成了以陈东升、田源、郭凡生、冯仑等为代表的企业家群体。他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但此后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很多人是博士。有人把他们称作“士大夫”，身处商场但深谙体制，曾对政治心怀抱负，习惯于宏大叙事，有兼济天下的情怀。这些人是此前二十年中国经济的中坚力量和受益者。但有意思的是，在远离体制后他们心中都有一缕难以言说的“乡愁”。而汪建远居深圳一隅，这种地理上的距离或许让他更感孤寂。

汪建1954年生于湖南省怀化市，父母是地方政府的干部，因而汪建常常有零用钱请小伙伴们一同吃喝玩耍。加上他天资聪颖，甚至有些狡猾，汪建一直是同龄人里的孩子王。12岁时，中国掀起的文化大革命逐渐表现出失控。汪建记得有天母亲告诉他，父亲被人抓走了，而自己很快也会被带走。母亲把家里的积蓄交给汪建，嘱咐他设法藏起来，以备急用。不久，汪建也被送到农村参加劳动，他在缺吃少穿的田间地头度过了整个青少年。如今谈起这段经历，汪建却表现出轻松。他眼睛闪着光，手舞足蹈地向我讲述了如何“监守自盗”弄来大米，以及上山下河，捉老鼠、吃狗肉的趣事。

我们都知道现实并非这般惬意。上世纪的那场政治运动深刻影响了几代人，并造成或大或小的创伤。至少汪建对于金钱的不屑一顾就是那时埋下的种子——此前优渥的家境，以及母亲留给他积蓄，都可能瞬间化为乌有，而饥饿、寒冷带给他肉体上的折磨却是真实的。这也造就了日后汪建所称的“健康、快乐、长久”的人生观。

我想起对汪建的最初印象。那是在几年前的一个电视节目里，汪建慷慨激昂地宣称他所追求的是人类终极目标——掌控生老病死，实现两质永葆。我几乎没等他讲完就关掉了节目。在我看来，他怎么可以替地球上存活着的70亿人做主，去定义全人类的终极目标？倘若从古至今的人们都是仅仅为了长生不老，怎么会有辉煌灿烂的文明？而那些最让我们为之骄傲和铭记的，不正是一个个舍生取义、向死而生的人吗？我那时觉得汪建不仅狂妄自大，而且粗暴无情。但后来，当一些我所尊崇的长者逐渐辞世，尤其是亲人从身边离我远去，有一刹那，我动摇了。我想起来汪建所说的话。

9.

汪建最有可能输给自己。他身价百亿，却对物质生活兴趣了然；他狂热追求身体的健康，将情绪和杂念抛之脑后；他严格地审视自身，对外界的评价不屑一顾；他单纯地崇尚科学，对宗教和玄学嗤之以鼻。重要的是，他也这样要求身边的人。

他将自己的人生哲学和价值观念没有保留地投射于这家公司的每一个角落。建筑里的陈设与文字，一花一木无不体现着他的意志。深圳国家基因库进门处高达5米的史前猛犸象雕塑上写着“永存·永生”，按照DNA结构设计的宽阔扶梯螺旋攀升至顶层，位于建筑三层的巨大中庭里遍布兰花、猪笼草和绿萝。暖黄色的灯光下，高达20米、形似电梯间的玻璃装置里种满了层层叠叠的新鲜蔬菜。中庭尽头是一面巨型波普艺术风格的板报墙，上面写满了汪建对这个世界的洞察与预言，很多句式来自于汪建对毛泽东语录的改编。

他的哲学转化成员工的行为规范：这里没有人穿西装系领带，谈论八卦和星座被严令禁止；会议室的桌子上摆满了握力器，如果你手无缚鸡之力意味着将没有发言的权力；电梯里几乎空无一人，爬楼梯才被认为是有利健康的方式。

汪建在破除了过去很多组织繁冗不公的教条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建立了新的教条。华大基因虽已是拥有近万员工的大公司，但其内部管理却遗留着诸多创业公司的习气。经验告诉我们，那些过去让你获取成功的因素往往也会变成陷阱。另一方面，在一些旁观者眼中，汪建虽自称已经不问琐事，但他在华大基因拥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缺少制衡和挑战。他们担心汪建一旦犯错，将会给这家公司带来致命一击。

有人说，华大基因的一些高管就是因此离开的。2010年之后的五年中，该公司的几十位中高层管理者相继离职创业。一份流传于网络的名单显示，这样新近成立的生物科技公司接近三十家，且大多开展与基因研究、服务相关的业务，并对华大基因展开围攻。我在北京和深圳见到了当中的不少人，他们年轻、富有活力，而且都对自己与老东家的竞争显示出信心，但没有人声称要取代它。另一方面，除过资本的驱使和诱惑，很难找出一个共同的理由令他们当初选择离开。汪建与他的门徒们也保持着一种融洽的默契。

最著名的离职事件是关于王俊。在2015年宣布辞职以前，他是华大基因的董事和首席执行官，被认为是汪建的接班人。现年42岁的王俊参与了华大基因的创建，且在此后的多次学术突破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还主导了对CG公司的收购谈判以及华大基因的产业化。几乎所有人都告诉我，王俊是个天才。这包括汪建。王俊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当他的同学依然拿电脑作为大型计算器使用时，他已经开始思考如何教电脑学习——他构建了一只数字化的瓢虫，试图从自然界的瓢虫那里学习觅食，那时他只有20岁。

离开华大基因后不久，王俊创建了一家新的生物科技公司，且得到了腾讯公司提供的10亿元投资。我在深圳西部的一处后现代感的写字楼里见到了王俊，他身材高大，驼色的高领毛衣和浅蓝色牛仔裤让他看上去就像是电影明星。王俊花了很长时间向我描述他想创造的那个未来，对与他辞职有关的话题却欲言又止，也避免对汪建作出评价。在中国商界，从柳传志与孙宏斌、到马云与卫哲，类似的故事并不少见。但其中的复杂滋味或许只有当事人能够体会。王俊最后对我说：“在一起16年，我跟老汪有许多地方很像，但又有很多不同。”

我以为王俊对于汪建会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汪建却笑呵呵地说：“孩子大了，希望走出去，谁都没有错。”他接着自嘲道，“我家闺女我也管不住啊。”然后，汪建像一个老顽童那样做出夸张表情，并对一旁的公关负责人笑着说：“下回给我准备一个细瓷瓶，插一根柳枝进去……让我一路把知识和人才撒向人间。”他的大笑听上去有些空洞。

这让我想起尹烨所讲的故事：在参与SARS病毒防治期间，尹烨一直冲在最前线，与病人一起被隔离在北京远郊的小汤山康复医院。这意味着，他也有随时被传染的风险。而在尚未找到对策的一段时期里，感染即意味着死亡。当最终顺利完成工作返回公司后，尹烨才从同事那里得知，汪建此前专程找到院士钟南山，为他争取到几支用于危急时刻保住性命的抗SARS血清，并一直保存在自己身边。“老汪就是这样的人。”尹烨对我说，“你看到的都是他的严厉，但其实他会默默付出，不会告诉你。就像父爱。”

“汪建孕育了这个行业，并主宰它、守卫它。”另一位从华大基因离职并开创了自己事业的前高管在他位于北京的办公室这样对我说，“即使未来汪建不能实现自己的宏大目标，甚至有天一败涂地，他也已经是个英雄了。”他停顿了一下说：“英雄皆毁誉参半。”

事实上，我眼前的汪建无比虚弱。数场会议和连续十几天的舟车劳顿让他患上了严重的咳嗽。采访的后半段，咽喉的疼痛让他几乎失声。即使这样，他仍然多次拍案而起。当我最后问他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汪建才压低声音说是母亲去世。但真正为了事业还是在18年前，因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而成立华大基因的那一刻。

“当时，王俊在那喊，1999年9月9日9时9分9秒，启动！我想这是一个全人类的事情，我们这几个人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他告诉我，自己后来这一路的经历其实仅有一句话——“错把国事当家事，惹出众多啼笑皆非来。”这让人不忍问他是否心中有悔。汪建一边起身离开，一边解释道：“其实就是哽咽了一下，我怎么会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