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法国“五月风暴”爆发50周年。1968年5月，巴黎学潮引发了大规模的街头示威活动，一些街道甚至筑起了街垒，索邦大学被学生占领；同时，法国全境约有1000万工人罢工，巴黎和其他主要城市几乎瘫痪，革命一触即发。

这场声势浩大的民众运动并没有能够推翻资本主义，甚至没有能够推翻戴高乐政权，但它却彻底地改写了战后法国的历史，重塑了法国的社会和文化。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法国的学者、艺术家、政客和普通人不断重访这场运动，赋予其各种各样的解读，也从中挖掘出不竭的思想资源。这场运动本身的复杂性和多义性似乎也注定它任人打扮的命运，人们甚至找不到一个恰当的词汇来指称它，只能冠之以年份月份。在英语和法语世界里，它被称为“六八”，或“May 68”（Mai 68），而在中文世界里，我们习惯叫它“五月风暴”。但这种便利的称谓又时常让人们陷入言说的无能，“六八”几乎沦为了一个空洞的能指。

半个世纪后，人们还在不停地谈论“六八”，但当我们谈论“六八”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似乎成了一个更急迫的问题：它指的是运动达到高潮的那二十多天（5月10日巴黎“街垒之夜”到5月30日戴高乐宣布重新举行大选）？还是从学生开始罢课到戴高乐再次当选之间的两个月？或者是从1966年就开始在法国局部爆发，直到1969年才渐渐退去的三年动荡？再或者是更加漫长、影响更加深远的法国社会转型？在法国历史学家、巴黎第八大学教授达尼埃尔·塔达科夫斯基（Danielle Tartakowsky）看来，研究“六八”历史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将仅仅持续了几周的“六八”事件本身与通过“六八”爆发出来的法国社会一直存在的危机关联起来。

从时间的维度转向空间，这场运动内部也呈现出了极大的异质性，不同的行动主体有不同的诉求、不同的活动场域、不同的斗争方式，学生们经历的“六八”和工人、农民经历的“六八”，巴黎人民经历的“六八”和法国其他地区的人们经历的“六八”，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说它们之间有任何共性的话”，塔达科夫斯基对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记者说，“那就是所有人都相信，世界在改变，政治要改变，明天会更好。”换言之，塔达科夫斯基认为，当人们不再相信未来会更好的时候，“六八”也就结束了。而这正是“后六八”时代的法国所面临的现实。

当巴黎街头筑起街垒，对于世界来说意义就很不同了​

界面文化：“五月风暴”爆发的时候，你在哪里，有亲身参与吗？

塔达科夫斯基：这取决于你怎么定义“参与”了（笑）。我当时是大学预科班里的历史系学生，在预科班里准备巴黎高师的入学考试。当五月风暴开始的时候，预科班停课了，学生们来到教育部，教育部同意将入学考试推迟到当年的9月，于是我们就自由了，有很多时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当时所有巴黎预科学校——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学科——的学生都去了朱西厄大学区（在巴黎市中心紧挨着拉丁区的一片校区，后来的巴黎六大校址），那是一片刚刚建成不久的大学区，坐落在巴黎市中心，标志性建筑是一座高塔。学生们占领了部分校区，接下来的六周，我们都待在大学里，大家不停地交谈，谈论历史、哲学和文学。我个人是不同意街垒的，但参与了很多街头示威，试图通过讨论和行动想象一种未来。六月，法国进行了大选，一切就告一段落了。

界面文化：一些学者认为，五月风暴是一场自发的、去中心化的群众运动，有很大的偶然性，你怎么看？

塔达科夫斯基：实际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在1966年、1967年的时候，法国国内已经存在很多斗争，这些斗争涵盖了各种各样的议题，包括反战、年轻人争取上大学的权利，也包括工人的薪酬。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两年的斗争产生了什么实质性的成果。1968年延续了这种情况，并且把斗争推向了高潮。在1968年5月10日“街垒之夜”后，许多学生被逮捕了，学生组织在设法营救他们；5月13日，巴黎爆发大规模示威，许多学生和工会成员都参与了，这些行动都不可能是自发的。在这次示威之后，一些学生决定占领索邦大学。对于索邦大学的占领，可以说是自发的，但是工厂长达几个月的罢工，肯定是工会组织的。我的观点是，由于巴黎大规模的罢工，整个巴黎停滞了，没有火车、公共交通，所有人都只能走路，只能通过电话相互联系。这给了学生和所有人一个“时空”（space-time）去做点别的，这是一种介于自发的和有组织的之间的状态。

界面文化：五月风暴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席卷全球的一系列社会运动浪潮中的一部分，与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同时期爆发的社会运动相比，法国有什么特殊之处？

塔达科夫斯基：这是一个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在当时的绝大部分运动中，“代际问题”和“反战”都是很重要的主题，也许东欧的情况不同，但西欧和北美都是如此。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当时席卷世界的社会运动是一种代际反叛，但是每个国家又有其独特的政治议题。事实上，在1967年的时候，法国西部就已经开始筑起街垒，已经有大学被占领的情况，在法国西部，“六八”发生在1967年，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但没有人在意。但巴黎不同，巴黎是一个革命的地标，当巴黎街头筑起街垒，对于法国和全世界来说，意义就很不同了。

界面文化：五月风暴是由学生发起的，很快得到了工人、艺术家、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的响应，这种团结何以可能？

塔达科夫斯基：称其为一种“团结”可能有点夸大了。在1968年之前，工会、学生，包括一些农民就已经分别开始行动，但同时，运动本身也的确促进了团结。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在1968年之前，法国的大学经历了民主化，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能够上大学，但是工人阶级的孩子中有大约5%可以上大学，像我这样的中产阶级的孩子，也有很多可以上大学。5月10日晚至5月11日的“街垒之夜”导致了一些暴力冲突，虽然没有人死亡，但有一百多名学生受伤和被捕，当人们（中年人）在报纸上看到新闻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这是我们的孩子”。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有超过100名阿尔及利亚人在巴黎的街头被杀，但没人在乎，因为这些人“不是他们的孩子”。第二，还是与阿尔及利亚战争有关，从1940年到1962年（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的时候），法国一直处于战争之中。对于法国人来说，1962是二十多年来他们第一次感到，战争彻底结束了。学术界有一种观点，叫做“战争文化”，即在战争时期，社会文化要比平时暴力得多，战争结束后，人们对暴力的容忍度就低了很多，在这种情况下，目睹了街头暴力的法国人觉得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许多“六八”提出的动议，都在其后找到了解决方案

界面文化：很多人认为，“五月风暴”在政治层面上是失败的，但在社会文化层面上是成功的。在你看来，五月风暴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在何种意义上是成功的，何种意义上是失败的？

塔达科夫斯基：“六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复杂到人们都不知道该如何指称它，人们只能叫它“六八”或者“六八事件”（events of 68），等于没说一样。它不是一场革命，也不是一场罢工（罢课），它是罢工有余，革命不足，没有一个合适的词汇可以去定义它。

谈到它的成败，这取决于你站在哪个时间点上来判断。如果以1968年6月为时间点，它当然是一场失败的运动，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戴高乐仍然是总统，依然在选举中获得了多数；但从工会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一场胜利，“六八”之后，工会的权力加强了，工人的工资提高了，尤其是年轻人的工资提高了，不再与年长者有差距。1968年11月，大学进行了改革。两年前，我成为了我任教的大学的校长。在法国，大学校长是教师、职工和学生共同选举出来的，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制度，也是“六八”的遗产。“六八”之后，法国的大学彻底改变了。1969年到1981年间，法国都是右翼政党执政，但是是右翼中的自由派，他们回应了许多“六八”提出的问题，比如老人的问题、堕胎的问题，并将拥有选举权的年龄从21岁提前到18岁，法国社会经历了一个自由化的过程。许多“六八”时期“提出”的动议，尤其是关于年轻人和妇女的问题，都在这个自由化的过程中，找到了解决方案，并且这一解决方案，是右翼政府给出的。

界面文化：许多对五月风暴的历史感兴趣的人都发觉，这段历史是非常复杂、难以定义的。似乎随着时间流逝，它渐渐变成了一个空洞的能指，向各种各样的解读开放。在你看来，历史研究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塔达科夫斯基：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同时也很难回答。十年前，“六八”四十周年的时候，我和另一位法国历史学家组织了一场研讨会，请来了许多年轻的博士——我们问他们，“你们想和老师一起玩吗？”——这些博士并不是专门研究“六八”的，我们希望他们思考并回答一个问题，“六八”这一重要历史时刻与他们所研究的问题有什么样的关系。他们研究的问题，可能发生在“六八”之前，也可能横跨“六八”，还可能在“六八”之后，那么1968年的五月和六月对他们的问题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每个博士都有不同的答案。

我们很难将这一仅仅持续了六周的事件本身与通过“六八”表现或爆发出来的法国社会一直存在的危机关联起来。所以我的一些同事，会用“六八那些年”来指涉更长的一个连续的时间段。每个学者眼中的“六八”可能都是不同的，但是我们都试图将这六周的事件，与当时正在经历剧烈社会转型的法国关联起来。

法国不会再出现一个“六八”了

界面文化：近些年来，五⽉⻛暴似乎也在渐渐成为当代消费⽂化中的⼀个流⾏符号，今年稍早些时候，意⼤利的奢侈品品牌Gucci就以五⽉⻛暴为灵感拍摄了⼀个商业⼲告，其中的学⽣穿着Gucci的⾐服，背着Gucci的包包上街去抗议资本主义。在今天的欧洲，五⽉⻛暴是否也在变成⼀种象征着酷、时尚和⽆拘⽆束⽣活⽅式的符号，它是否正在被去政治化？

塔达科夫斯基：“六八”的形象在法国之外和法国国内是不同的，甚至在法国国内不同的地区也很不同。在1978年，“六八”十周年的时候，法国哲学家让·路易·德勃雷（Jean louis debré）写了一本书还批判“六八”，认为“六八”是一场自由派的革命，开启了法国的自由化之路，为后来的法国播下了自由主义的种子。

2008年，当时的法国总统萨科齐也发表了反对“六八”精神的演讲，认为“六八”是放纵的，没有任何规则的。这时，法国的左翼，左翼政党和左翼知识分子感到，不能将对“六八”的阐释权留给右派了，左派也要发声。恰逢当时，大学里面也爆发了一些罢课示威，学生们借机更加理解了“六八”。“六八”是一个神话，但同时也只是一个事件。

界面文化：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认为，五⽉⾰命是⼀场“代际反叛”，⻘少年阶层的不满、他们独特的⽂化和精神，很⼤程度上塑造了这场运动，你同意这种说法吗？今天的法国年轻⼈⽣活得如何？他们有强烈的被剥夺感吗？还有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以及发起社会变⾰的潜⼒吗？

塔达科夫斯基：今天的法国与1968年的法国情况非常不同，法国不会再出现一个“六八”了。就在现在，法国也在发生一些示威，我上飞机之前，对我的朋友说，等我回来你们再革命。这是开玩笑，我们已经不在革命的年代了。1968年与现在最大的区别在于，1968年的时候，法国处于经济增长期，但现在，法国在经历经济衰退。1968年的我，作为一个普通学生，知道自己毕业后一定会有一份工作，也从未怀疑过法国会越来越好。而今天，法国的失业率高到10%，年轻人的处境无疑更加艰难。在我任教的大学，有50%的学生必须通过打零工来支付学费。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找工作、找房子，社会的不确定性越来越高。有很多人都在问，“六八”是何时结束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有人给出了一个答案：当人们不再相信世界会变好的时候，“六八”就结束了。在1968年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觉得，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好，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但今天，法国人对未来是非常绝望的。

界面文化：这种绝望难道不是社会运动发生的更好的土壤吗？

塔达科夫斯基：并不是。在1920年的时候，共产国际和工会认为，总有一天，资本主义会爆发危机，当危机爆发的时候，人们会起来革命。当1930年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人们都意识到，危机并不是人们行动的理由。在法国，经济增长期的罢工次数远远多于经济萧条期，因为工会认为，在经济增长期，人人都有希望分得一杯羹；但危机爆发的时候，就什么都分不到了。

（达尼埃尔·塔达科夫斯基是研究21、20世纪法国政治史的专家。她的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社会运动史、街头示威游行史以及1930年代和1968年社会政治危机史。2012年，她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朱雨婷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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