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当地时间2018年5月8日晚，毕加索1905年创作的《拿着花篮的女孩》（Fillette à la corbeille fleurie）以1.1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7.3亿元）成交。而我们对它的了解并不多。

毕加索笔下的女孩是琳达，根据佳士得官网介绍，她挣扎着生活在巴黎波西米亚蒙马特区的穷街陋巷里（考虑到毕加索是西班牙人，寓意“美丽”的“琳达”可能只是个化名）。她靠性交易和卖花维持生计，还为很多其他艺术家当过模特，其中就包括莫迪利亚尼（Amedeo Modigliani）和凡·冬根（Kees van Dongen）。

毕加索为她画像时，她还是个正处于青春期的年轻女孩，身体瘦削而苍白，乳房还没有发育成型。

但更多关于琳达的故事依然无从知晓：她的真实身份、她的年龄、她来自何处、又在哪里离开人世，或者，当她在年仅21岁的毕加索面前脱下衣物时发生了些什么。佳士得美洲区主席马克·波特（Marc Porter）称，当时的毕加索还没被视作“20世纪最伟大的画家”（据说他曾把一个女模特打晕，还威胁要用另一个女孩的脸来灭烟头）。

琳达所处的这种矛盾的位置，就像很多被视同“缪斯女神”的女性一样，形象成为了标志，身份却无关痛痒。

雪莱·巴尔（Shelly Bahl）是布鲁克林圣路易斯大学教师，同时也是艺术家和策展人。她在接受《赫芬顿邮报》采访时表示：“众所周知的无名氏，说的就是这种分裂荒谬的情况。”她的职业生涯里，一直在与博物馆、公众美术馆进行合作，针对颇具挑战性的、由来已久的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论题，对已有的设计和藏品作扩展补充和背景解读。

毕加索的这幅画作从1968年以来就一直被佩吉（Peggy）及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夫妇珍藏，此次重返拍卖台无疑吸引了广泛关注。即便如此，也并未激发学者对主角身份的学术探究兴趣（藏品由一位匿名竞拍者通过电话拍下，以1.02亿美元落槌，加1300万美元佣金，最终以1.15亿美元成交，折合人民币7.3283亿元）。

事实上，波特介绍画作来源的介绍文章足足有4000余字，却没有深度挖掘琳达的个人生活，只提及她很可能“不幸早逝”。波特写道，她和毕加索《拿烟斗的男孩》（Garçon à la pipe）里的男孩身价相当，后者据推测在很年轻时便死在大街上。“我们不知道琳达经历了什么，但长期来看情况不容乐观，她可能也面临相似的命运。”

文章对她的外貌特征做了大量评价。历史学家约翰·理查德森（John Richardson）形容她是个“性感的流浪儿”，前任画作收藏者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则认为她拥有“和猴子一样的双脚”。佳士得拍卖行在官网称画中女孩“正在觉醒的青春期性意识”让这幅画的“性欲暗示”更加强烈。

The Wing是一家位于纽约的女性合作创业机构，人才中心主任米亚·梅丽尔（Mia Merrill）在发给《赫芬顿邮报》的电子邮件里写道：“很多评论家都夸赞这幅画是杰作，或许的确如此。但有个问题：为什么一旦对方是艺术家，我们就乐意瞻仰这种残忍而荒谬的做法呢？”

今年早些时候，梅丽尔和姐妹安娜·祝卡洛（Anna Zuccaro）参与了请愿活动，要求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移除巴尔蒂斯具有暗示性的青春期少女画作《瑟蕾莎之梦》”，博物馆拒绝了请愿要求。

对梅丽尔来说，毕加索和巴尔蒂斯笔下性化的儿童形象都需要进一步调查。在她看来，毕加索有虐待女性的劣迹旧史，琳达的身份信息少之又少，这令人很不安。

“我们想知道，毕加索为什么选择描绘这个赤裸的孩子，他这么做是想传达什么，”梅丽尔说道，“不管我们感受如何，毕加索和巴尔蒂斯的画作都已经存在。但我们就应该因此忽略这些举动吗？”

梅丽尔主要担心的是毕加索画画时可能会虐待琳达，巴尔则认为这幅画定下了一种艺术先例，引领了带有厌女倾向的先锋艺术流派，两者并存的传统一直流传至今。

毕加索创作《拿着花篮的女孩》时正处于他的“玫瑰时期”，位于单调忧郁的“蓝色时期”之后，在他1907年创作《亚维农少女》（Demoiselles d'Avignon）之前。

画面中这位全身赤裸的女孩站在积满灰尘的长春花色背景前，将一栏红色鲜花捧在腹前。女孩和鲜花都毫无遮蔽，两者也皆可被购买。她那白皙的肌肤与鲜花猩红的色调形成强烈对比，同时暗示着贞洁与性欲，天真与堕落。

琳达扭过肩头使目光迎向观者的凝视。她的神情看起来满是无聊、挑剔，甚至有些厌世的感觉。巴尔认为“她的脸庞看起来比身体成熟得多”。

琳达脸部和躯体的差异预示着毕加索终将涉足先锋派。“你可以看出来他的画法愈发抽象，”巴尔说道，“从他对女孩身体和头部截然不同的画法就可见一斑。”

两年之后，毕加索完成了传奇般的《亚维农少女》，描绘了五个巴塞罗那性工作者的裸体形象，她们的头部被神秘的非洲面具替代。巴尔指出，这些笔触把女人们画得“奇形怪状”，将她们的人形躯体转化为参差不齐的色情容器。

巴尔认为《拿花篮的少女》是这种对女性形态非人性化描绘的前导。“它将人体客观化具体化，”巴尔说道，“她看起来是那么僵硬呆板。”

现如今，像约翰·柯林（John Currin），杰夫·昆斯（Jeff Koons）和理查德·普林斯（Richard Prince）等一众当代艺术家，都是厌女症和先锋派的混搭。

普林斯曾在2014年将新兴女艺术家发在Instagram上的性感照片印制在帆布上，每张标价10万美元。在为自己的作品辩护时，他声称这种创作方法具有颠覆性价值——将网络内容再利用成为艺术素材。但暗藏表象之下的东西却是不变的传统：男性在未征求女性同意的情况下，将女性图像资本化。

普林斯最近似乎对毕加索的《拿花篮的女孩》有所抵触，他发布推文称：“这应该被抵制，或者说应该被女性联合抵制。做出你明智的选择吧。”普林斯经常更新推特，也不清楚他做出这番表态是否带着诚意。他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请求。

数世纪以来，像琳达这样的女性，为知名男艺术家做模特，被看见，却从未被聆听，被对象化，却从未被人性化。但最近兴起的#MeToo运动，触动了一些“缪斯女神”开始分享她们的遭遇，回忆那些被羞辱、被利用、受到性侵的经历。查克·克洛斯（Chuck Close）、荒木经惟（Nobuyoshi Araki）、泰瑞·理查森（Terry Richardson），最近都被指控利用艺术家的权力和名声，以及艺术工作不受干涉的天性而作出不当举动。如果琳达活到现在，谁知道她会讲出什么故事呢？

梅丽尔表示，对艺术界长期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的挑战，并不是要求《拿花篮的女孩》这样的作品永远消失。而是恳请如佳士得拍卖行这样的大型艺术机构，对极少受到质疑的艺术作品进行深入的背景探究和解读。

与其将《拿花篮的女孩》视作“性欲暗示”，倒不如通过一些辅助材料换个视角来进行分析——关于数世纪以来男艺术家如何对待女性的历史呈现。

波特在介绍文章里称琳达是抽象的。“他代表着毕加索在生命里全力追寻和克服的主题——爱、性、美丽、柔情、暴力，一切能够定义人性的东西。”让读者不得不去猜测“暴力”可能意味着什么。

这篇文章在介绍琳达的神秘之时，也保持了艺术史中一以贯之的传统：画架背后女性痕迹的消除。所有人都知道毕加索，却极少有人了解多拉·玛尔（Dora Maar），他的画中主角，也是据说被他虐待过的情人。玛丽-特丽莎·沃特（Marie-Therese Walter），同样是毕加索的模特和情人，在他死去之后也自杀离世。还有杰奎琳·洛克（Jacqueline Roque），他的模特及第二任妻子，最终亦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或者是画中的琳达，据描述称，她可能“悲惨地早早就去世了”。

（翻译：刘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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