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如果说物理学界也有粉丝团和追星热的话，那么最闪耀的几位偶像里肯定少不了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在美剧《生活大爆炸》里，费曼这个名字出现的次数，绝不亚于爱因斯坦。量子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曾说：“我确实热爱此人，狂热程度不亚于任何一种偶像崇拜。”

100年前的今天，1918年5月11日，费曼诞生于美国纽约皇后区一个犹太家庭。二战期间，费曼作为最年轻的科学家加入了“曼哈顿计划”，成为了推动原子弹研发的重要人物。战后，费曼在康奈尔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任教，凭借幽默生动、不拘一格的风格深受学生欢迎。1965年，他因在量子电动力学方面的研究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在诺奖颁奖典礼上，费曼的演讲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理论只是把困难扫到地毯下去了，当然，对此我也不能肯定……”1986年，费曼作为独立科学家参与调查“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计划，用一杯冰水和一只橡胶圈证明出事的原因……演员吴镇宇曾解释给儿子取名“费曼”的原因，是“佩服那些长得帅却去做一些创意事情而不进娱乐圈的人”。 除了物理学家的身份之外，费曼还是个作家、艺术家，擅长演奏手鼓，还能打开各类保险箱。

1979年，科幻杂志Omni评价费曼在整个科学生涯中“一直把自己理论方面的天分与不惧权威的怀疑主义精神结合在一起”，还饶有兴致地讲了一遍他开保险柜的绝技：“他开保险柜的绝活令所有安保人员心惊肉跳—他能破解保险柜密码，或是靠辨听密码锁内部构件的细微运动，或是靠猜测保险柜主人会选择哪个物理常数做密码（从那以后，费曼一直没有改掉这个癖好，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很多学生，在跟他学物理的同时，也学到了开保险柜的绝技）。”

在费曼诞辰百年之际，我们选择暂且把他的美貌、才华与高深的物理理论研究放在一旁不表，而加以倾听他对于科学与技术、科学与文化、科学与政治等问题提出的种种见解与意见。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发现的乐趣：费曼演讲、访谈集》一书中节选了1964年他在伽利略研讨会上面对科学家群体发表的一篇演讲的部分内容。在这一部分内容中，费曼先讨论了科学的应用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利用科学的力量，使之造福人类而非荼毒生灵？在结尾部分，他提到了科学的不确定性和质疑精神，虽然我们感到生活已然富足，然而，“我们人类还处在发展的最初阶段，人类心智的发展还刚刚开始，未来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费曼说：“在前进的道路上，只有当我们承认自己无知时，才有可能给其他想法一个机会。”他向科学家们发出了“守住这条底线”的呼吁，并提醒人们注意：“政府没有权力裁定某些科学理论是否是正确的，他们没有权力决定历史该如何书写……只有这样，未来的人类才真正有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要取得进步，你必须给未知领域留一些空间》

文 | 理查德·费曼   译 | 朱宁雁

我要讨论的中心话题是：我认为现代社会最大的一个危险，就是思想控制可能会卷土重来，甚至愈演愈烈，比如在希特勒和斯大林时期，还有中世纪的天主教统治时期。我觉得最大的危险就是这种态势会愈演愈烈，甚至殃及整个世界。

说到科学和社会上的科学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很自然就会想到一件事情，当然也是最显而易见的事情，就是科学的应用。而且，科学服务于社会，这也是一种文化。但是，今天我不打算讨论科学应用这个话题——我这么做，也没有什么特殊原因。我乐于看到这点——在科学服务社会这个问题上，时下流行的讨论话题几乎完全围绕科学的应用而展开，甚至，科学家的一些研究引发的伦理问题，同样也会经常影响技术的应用。可是，我不打算讲这些，因为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很少被人谈到。另外，为了好玩起见，我想从一个稍微不同的角度来谈谈这些问题。

可是，在科学应用这个话题上，我要说的是——你们都乐于见到科学服务现实生活——科学知识创造了一种力量，一种改造世界的力量：只有当你掌握一定的科学知识后，你才能去做一些事情。但是，科学知识本身没有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利用这种力量——怎样利用它造福人类而不是制造祸端。简而言之，我们没有科学的“使用说明书”，科学应用的实质就是对科学知识的使用进行有效管理，不要让科学给社会带来太多的危害，而是要让它尽最大可能造福社会。但是，有时科学工作者当然会辩称：这不是他们的责任，因为科学应用只代表一种潜在的能量，至于你利用它去做什么，那就是另外一码事情了。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为人类创造这样一种力量肯定是一件好事，尽管人们还需要花费很多心思去想办法——怎样才能控制这种力量，使之造福人类而非荼毒生灵。

……

我今天要谈的最后一个重要的问题，确实也是我认为最重要、最严肃的主题，那就是科学的不确定性和质疑精神。科学家从来不会说很绝对的话，我们都知道这一点。还有，我们说的话都是留有余地的——只是对事情确定的程度不同而已。我们陈述一件事情时，不是判断它到底是对是错，而是它正确或错误到什么程度。“上帝存在吗？”“如果要用疑问句，要问（上帝存在的）可能性有多大？”这种问法的改变让宗教人士很不安，而这正是宗教说法不科学的原因。我们必须在一个许可的不确定的范围内探讨每一个问题；更多的证据也许会高某个观点正确的可能性，或者刚好相反。但是科学绝不会断言一种说法绝对正确或绝对错误。现在，我们都知道了，为了推动科学进步，坚持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就质疑精神而言，我们下结论绝对要留有一定的空间，否则就没有（科学）进步，没有（个人的）长进。不出问题就难以有长进，而问题需要有质疑精神。人们想寻找一个绝对的结论——就像板上钉钉那样，可是没有这么确定的结论。因此，人们感到恐慌——什么都不确定，那你怎么活下去啊？其实这一点儿也不奇怪，你只是觉得自己明白所有这些事情。事实上，你做的大多数事情都是基于不完全的认知，你并不知道它们到底是怎样回事，或者世界存在的终极意义，还有其他很多事你也未必知道多少。懵懵懂懂地活着，这好像就是实际情况。

质疑精神对于自然科学的发展至为关键——它在人们与教廷的不断抗争中诞生，那时的教廷拥有绝对的权威，它供各种问题的答案。伽利略是那场抗争的代表人物，他是最著名的斗士。虽说后来伽利略被迫宣布放弃自己的想法并公开忏悔，但是没有人把这个当回事。现在我们不用走伽利略的老路了，没人逼我们公开忏悔，宣布放弃自己的想法。事实上，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很愚蠢——而在那个历史时期，教会一再要求人们做这种愚蠢的事情。我们很同情伽利略，还有苏联时期有同样遭遇的音乐家和画家。庆幸的是，这种事情近年来变少了。其实，这种公开忏悔毫无意义，不管那些人怎样精心地来谋划。在外人看来，很明显，这种事情根本无足轻重。在介绍伽利略的时候，他的忏悔无须花费时间去讨论——那只不过说明“伽利略上了年纪，而教会势力很强大”。伽利略的理论是正确的，这个事实我们不用多说，而教廷一直试图迫害他，这个才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

就人类的潜能而言，到目前为止，我们人类在这个星球取得的成就显得如此之少，这让我们所有人感到沮丧。过去的人们——即便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是个噩梦，他们都曾经憧憬过未来。现在，他们梦想的那个未来看似已经实现了，而且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越了原来的梦想，然而在更多的方面，今天我们的很多梦想还是之前人们的梦想。以前，人们曾经对这种或那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寄予厚望，其中一个办法就是教育的普及——这样一来，人人都可以成为伏尔泰，我们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了。教育普及也许是件好事，但是其结果可能有好有坏——你教给学生的可能是真理，也有可能是谬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同国家之间的沟通交流日益便捷，照理说，这肯定能够改善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是，这取决于你沟通的内容是什么——它可能是真实情况，也有可能是虚假情报；既有可能对别国进行威胁，也有可能传达善意。

人们曾经强烈渴望科学能够帮助人类摆脱病痛折磨，特别是药物，好像科学家研制出来的都是灵丹妙药。有时情况确实如此，但是，我们此时此刻在这儿谈论这些问题，与此同时，有些科学家可能正躲在某个隐秘的实验室里，使尽浑身解数制造别人束手无策的病毒。今天我们也许都有这样一个梦想，认为社会全员实现经济富足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我也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足够的物质财富。当然，我不会说这个目标不值得我们去努力。我说这些话，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大力发展教育，或是不应该加强交流，也不是说我们不应该追求富足的物质生活。但是，假如说靠它们就能解决这个社会的一切问题，那就值得商榷了。因为在那些经济相当发达的地区，出现了一大堆的新问题，也有可能就是那些老问题，只不过稍稍改头换面了一下——如果我们恰好对相关历史有足够了解的话。

现在我们还不是很富足，我们也没有觉得自己已经做得够好了。人们，各个时代的哲学家，一直在努力揭示生命的奥秘，生命所有的意义。因为如果我们能够发现生命的真正意义，那么我们人类所有的努力，所有奇妙而巨大的潜能，就都可以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共同努力，这样我们就可以大步前进，取得重大胜利。因此，我们尝试用很多不同的理念去看待这个世界。但是有一个问题——整个世界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和全体人类的意义等，无数人曾经无数次回答过这个问题。但是，得出的答案都各不相同。持某种看法的人的所作所为，在持有另一种看法的人那里激起的反应是恐慌——因为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另一群人在自己对这个世界僵化的看法驱使下生生被推进了死胡同。事实上，可能正是出于这些惊魂经历，人们才看清人类的潜力竟是如此巨大。可能也是这个想法给了我们希望：假如我们能够把这股强大的力量引上正确的道路，世界就会变得美好得多。

那么，整个世界的意义何在？我们还不知道生命的意义。通过研究现有的所有观点，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并不知道生命的意义。但是，就在坦陈这个事实的同时，我们或许已经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在前进的道路上，只有当我们承认自己无知时，才有可能给其他想法一个机会。这样我们就不会死死抱定某些事实、某些知识和“绝对真理”不放，而是一直坚持“一切不确定”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们会“冒个险”。英国人就是用这种方式完善了他们的政府，他们称之为“勉强应付着来”。尽管看起来相当笨拙，但是这确实是实现进步的最科学的方式。根据已定的答案来做决策，这是不科学的。

要取得进步，你必须给未知领域留一些空间——仅仅是留一些空间。我们人类还处在发展的最初阶段，人类心智的发展还刚刚开始，未来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我们不能现在就给出所有问题的答案，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人都赶向一个方向，还对他们说“这就是终极的解决方案”。守住这条底线，这是我们科学家的职责所在。否则，我们就会被人类目前有限的想象牢牢困住。我们只能做一些我们现在看来应该做的事情。如果我们总是能留一些空间供大家质疑和讨论，并在一条接近科学探索的道路上坚持前行，那样就不会陷于思想被束缚的困境。虽然，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可是我相信这一天总会到来。我希望，到那时候，人们都会深刻意识到：政府的权力应该受到约束，政府没有权力裁定某些科学理论是否是正确的——政府试图这么做，这是很可笑的事情——他们没有权力决定历史该如何书写，也没有权力左右经济学理论或哲学理论。只有这样，未来的人类才真正有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本文节选自《发现的乐趣：费曼演讲、访谈集》一书，经出版社授权发布，较原文有删节，标题为编辑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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