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今年是法国“五月风暴”五十周年。关于“五月风暴”的研究著作已经多如牛毛，既有当年参与者的回忆录与反思作品，也有当年旁观者的所见所闻，更有形形色色、视角迥异的研究著作。然而，对于更多人而言，关于1968年5月至6月这短短数周之内法国巴黎到底发生了什么，依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在一些人眼里，“五月风暴”仅仅只是一场闹剧，英文转译这一事件时，经常使用的是chienlit一词——乌七八糟。

事实上，如果我们对“五月风暴”发生的历史背景有更多了解，就会更好地理解这场“闹剧”的缘由。“五月风暴”前夕，世界各地爆发了学生造反运动，革命幽灵一再重现，青年学生开始创造一种反映自身诉求的青年文化。当时法国虽处于“光辉三十年”的经济繁荣时期，但是法国社会危机重重，“革命”一触即发。夏尔·戴高乐的“帝王式总统制”令人压抑、窒息，消费社会的来临令人无聊、平庸，大学扩招导致的就业压力，令青年人苦恼不堪。这些不同要素相互激发、重叠，持续加剧了法国的社会矛盾。

停课、罢工、街垒、冲突，甚至还有总统的“失踪”……时至今日，这一系列事件背后的诉求，在西方社会依然没有消散。无怪乎，美国政治思想史学者理查德·沃林会在《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开篇提出，时至今日，“1968年仍然是一个当代政治必不可少的参照点。”

在汗牛充栋的论述之中，理查德·沃林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切入，对这场“风暴”进行了审视：“中国因素”在“五月风暴”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为何当时诸多法国知识分子和年轻人都对“毛主义”趋之若鹜？它又以怎样的形式存在于“五月风暴”的遗产中？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节选了导论的部分章节，或许能够对于以上问题作出初步的回答。

法国知识分子、五月风暴与中国

文 | 【美】理查德·沃林  译 | 董树宝

事实情况的确如此：数百万人有工作，但工作不能提供生活的理由；无论生产还是消费都不能给存在提供意义……如果当前的历史阶段可以根据弹道导弹、热核武器、月球竞争和军备竞赛来定义的话，那么一部分学生徘徊于嬉皮士的否定、救赎性暴力的渴望与向新乌托邦的逃逸之间，我们还该对此感到惊讶吗？

——雷蒙·阿隆,《无法探寻的革命》（La révolution introuvable）

在许多方面，1968年是一个具有全球性政治反响的奇迹之年。革命幽灵突然显现在北京、墨西哥城、纽约、芝加哥、柏林、华沙和布拉格。悲惨的是，在布拉格，“具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的希望被残暴地碾碎在苏联坦克的履带之下。

不过，在法国，事件却按照某种截然不同的逻辑发生了。与其他地方一样，造反肇始于学生，但是“五月起义”的独特方面之一是，法国工人在两周内决定与学生示威者联合起来。这种强有力的学生——工人联盟导致了大规模的总罢工，致使中央政府瘫痪，一度迫使夏尔·戴高乐总统逃离巴黎。一切烟消云散之时，总共800万到1000万法国人参加了罢工，法国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激烈的一次社会动乱。

“成为中国人”

故事始于一小撮左派分子——自称是法国共产党左翼的政治积极分子，他们来自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简称ENS），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学生。由于他们对那些正发生于世界另一端的政治事件神魂颠倒，激情澎湃，所以他们开始深切地认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他们逐渐地将其视为医治法国本土各种政治弊端的灵丹妙药。

这些人当中没有人会说汉语，关于当代中国的可靠信息几乎不可能获得。这只是点小事儿而已。这些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对当代中国了解得越少，那就越合他们的心意。对于他们内心深处的激进政治希望与幻想来说，“文革的中国”变成了一块投影屏幕（projection screen）、一项罗夏测试（Rorschach test），而这些激进的政治希望和幻想在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已经被剥夺了现实世界的出口。中国变成“光辉灿烂的乌托邦未来”（radiant utopian future）的化身。通过“生成中国人”（becoming Chinese），通过采取中国红卫兵（Red Guards）之法国化身的新身份，这些持不同政见的阿尔都塞追随者试图彻底改造自身，借此他们不仅将涤除他们作为殖民者子孙的罪恶，而且在更普遍意义上涤除他们作为资产阶级的罪恶。

渐渐地，“真实的”中国不再发挥影响，相反，争论最激烈的是政治末世论问题。中国共产主义的“成功”——或者它所想象的成功——会神奇地弥补其他地方共产党遭遇的完全失败。青年左派分子认为他们是“强硬派分子”（pur et dur）——拒绝与当代法国的肮脏现实进行妥协的虔诚信徒。在他们眼中，法国共和制的荣耀已经不可挽回地消退了——这一传统在他们看来已经不幸地被殖民主义的遗产与戴高乐派的专制主义所损害。人们感觉到，即便“文化大革命”不存在，左派分子也会捏造出来的。在一个“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really existing socialism）的压抑本质不可否认地达到极不协调的比例的时代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为学生们提供了一条永葆狂热的法国革命传统的道路——巴士底狱的荣耀、瓦尔密的光荣与巴黎公社的辉煌。

……

法国共产党乐于贬低毛主义者，因为他们人数少，被贬称为一个小派别（groupuscule），一个小团体而已。若不是蓬皮杜政府政治上的拙劣行动——1970年春突然逮捕毛主义领导者，并查封他们的报纸，那么他们的故事在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五月事件”的映衬下可能会被认为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故事。然而由于政府的拙劣行动，未被注意的毛主义者的活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项著名的事业。让-保罗·萨特接管了毛主义报纸，大胆反抗政府独断的、残暴的政治清扫行动。滚石乐队主唱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一度中断巴黎体育馆（Palais des Sports Stadium）的演出，请求释放被拘捕的毛主义者。在这一极为突然且出人意料的情境下，毛主义成为一种政治时尚，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开始引起了著名知识分子——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以及《太凯尔》杂志的杰出人物菲利普·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和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兴趣，他们从毛主义中察觉到一种创造性方法，用以解决法国当时令人难以忍受的政治保守主义。毕竟社会党完全陷入混乱之中，共产党变成一个“秩序党”（party of order）。戴高乐主义者与当时掌权的蓬皮杜断然拒绝放弃权力统治。然而，正是一个活跃在拉丁区（Latin Quarter）的左翼小派别在许多方面成为“五月风暴”之解放诉求的继承者。

由于“五月事件”以及他们与毛主义者的接触，法国知识分子告别了他们以前迷恋的雅各宾派（Jacobin）——列宁主义的、专制主义的政治模式。他们的行为举止不再像达官贵人一样，而是使民主谦逊的美德内在化。在“五月风暴”的余波中，他们接受了社会斗争的新形式和新方式。他们有关不公正的自上而下政治的“后五月意识”提醒他们注意“社会”的美德和自下而上的政治斗争。因此，法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完全被改变了。虽然萨特的介入知识分子（engaged intellectual）模式得以延续，但是它的内容完全被重构了。对衰弱的政治先锋主义（vanguardism）的这种洞察力促使法国作家和思想者重新评价普遍知识分子的德雷福斯事件的政治遗产：这种普遍知识分子通过卖弄永恒的道德真理而令当权者羞愧不已。

只要毛主义者的故事代表了一种建设性政治学习过程（constructive political learning process）的范式实例，它就值得一讲。毛主义者开始是政治教条主义者、虔诚信仰者，但是他们很快发现他们不可能调和他们亲华的“意识形态眼罩”（ideological blinder）与“五月风暴”的解放精神。他们开始以全新的视角来理解政治。因此文化革命的观念完全被改变了，它不再是一个中国独有的参照点，它反而逐渐代表一种思考政治的全新方法：这种方法放弃夺取政治权力的目标，反而试图在习俗、习惯、性征、性别角色和一般社会交往中发起一场民主革命。

最终，左派分子开始意识到人权和自由社会主义的价值并非反向作用的，而是互补的。毕竟，正是法国人最早在1789年创造了人权与公民权。在更具当代性的人权伪装下，他们当时想重返的正是这一遗产。

……

毫无疑问，“五月造反”直接的反响之一就是极大地提高了乌托邦政治期望的门槛。左派分子相信“光辉灿烂的乌托邦未来”只有数月之遥，戴高乐专横的第五共和国确实大限将至。不久，想象力将会接任权力，正如五月风暴著名的口号“想象力当权！”（L’imagination au pouvoir!）所预言的那样。

法国社会在“五月起义”的余波中的确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是这一转变确实不像许多前“六八分子”所希冀的那样影响深远，或者横扫一切。这些变化更微妙、更长久，更具演变性（evolutionary）而非革命性（revolutionary）。它们多半发生在文化政治学更加不确定的领域，而文化政治学有助于解释中国“文化大革命”在各类左派学生群体的眼中所呈现的重要意义。这里讨论的转变关乎社交模式与社会角色的感知，关乎性征问题、对权威的诉求以及此前未被充分代表的或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妇女、移民、同性恋者和失业者）的地位问题。

本质上，“五月造反”实现了一场日常生活彻底而激动人心的转变。日常生活的政治策略发挥了一种“退出策略”（exit strategy）的功能。它能够使积极分子表达各种先于政治的、“存在主义的”关注：一系列关乎心理学、性征、家庭生活、都市生活和基本的人际亲密关系等领域的议题。通过日常生活的话语，学生激进分子能够更新当代社会批评的词汇，由此使之切合于现代世界的特殊挑战。积极分子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统治不再局限于对马克思而言是核心的劳资对立关系。而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商品化的逻辑——人际关系由此变成量化的、难理解的和物化的过程——超出了工作地点，由此渗透和弥散到整个社会生活。

知识分子的时刻

20世纪70年代初期，萨特、福柯和《太凯尔》群体等重要知识分子倾向于毛主义，将其作为实现“介入”（engagement）价值的最有效途径。在1970年春天处于领导位置的毛主义激进分子被逮捕之后，萨特变为一些毛主义报纸的名义主编，他在许多毛主义者的抗议和“行动”的过程中陪伴着他们。为了公开地标榜他对毛主义的政治诚意，萨特沿巴黎大街叫卖一份被禁的毛主义报纸的复制品，险些激怒法国当局逮捕他。萨特为毛主义者自传作品的选集撰写了序言，并出版了一大册他与毛主义学生领袖皮埃尔·维克多（Pierre Victor）的政治谈话录《造反有理》（On a raison de se revolter）。他也将著名的知识分子政治月刊《现代》的版面留给他的毛主义者同仁。他与毛主义者塞尔日·朱利（Serge July）共同创办了左翼通讯社《解放报》（Libération）。几年内，这个很会把握分寸的新闻出版企业迅速发展成为法国发行量最大的日报之一。对于年老的哲学家萨特而言，与“亲华的”左派分子的亲密联姻意味着，他在结构主义者公开宣告他是一个“废物”（dead dog）的时代之后获得了政治重生。

“五月风暴”期间，福柯正在突尼斯教书，他的伴侣丹尼尔·德菲尔（Daniel Defert）电话告知他巴黎正在发展的形势。一回到巴黎，他就成为新建的、“实验的”文森大学（University of Vincennes）的哲学系主任，他热切地聘任毛主义激进分子来系任教：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安德烈·格鲁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和雅克-阿兰·米勒（Jacques-Alain Miller）。福柯一度被警察盯梢，他们臆断福柯肯定是文森大学毛主义支部的领导者。

福柯从“五月事件”中总结出对其日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政治教训，他理解了“政治”的界限已经被永久地扩大了。政治既不能被简化为“阶级斗争”，也不能被简化为消极自由与公民自由的资产阶级理想。相反，新的政治利害关系关涉到知识政体转译为特定的建制性实践的方式：监禁技术、人口控制以及据称是中性的科学分类方法——正常与反常、偏差（deviance）与整合（conformity），等等。

福柯在文森大学的任期很短。1970年，他被授予法国最高学术荣誉——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教授席位，法兰西学院的唯一要求是他每两周就要公开演讲他的最新研究成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其知识分子角色封圣的重要时刻，他全身心地与毛主义的“监狱信息小组”（Groupe d’information sur les prisons，简称GIP）一道投入到政治行动主义之中。“监狱信息小组”开始是一个支持狱中毛主义激进分子的团体，当时大多数毛主义激进分子积极参加遍及全法的绝食抗议。然而，这个知识分子与毛主义积极分子的松散同盟迅速发展成为全国囚犯的宣传队（advocacy group）。

尽管“监狱信息小组”是由知识分子创立的，但是它的灵感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鼓吹公民充分自由权的毛主义团体——“革命万岁！”（Vive la révolution！）。“监狱信息小组”的基础结构和组织实践完全是毛主义的。正是毛主义者提供了油印机、设备和会议厅。它的收集法国监狱条件的方法立基于支持毛主义的调查策略：深入到群众之中——“到群众中去”——以便允许被压迫者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描述他们的困境，这种实践符合毛主义者的座右铭——“下马观花”。

福柯这一受毛主义者启发的政治战斗精神的时期很少被仔细考察。然而，如若有人想洞察“谱系学”（genealogy）、“生命权力”（biopower）和“规训社会”（disciplinary society）等福柯式概念的酝酿过程，那么对这一阶段的理解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正是因为他与毛主义者一起工作，所以福柯才得出“权力的微观物理学”（microphysics of power）这一概念，而这一概念成为他后期著作的标志。此后，福柯不再根据司法模式将“权力”构想为压制、否认或拒绝的能力。他反而将权力视为生产性的，视为一种社会控制的机制，而这一机制在身体、习俗和思想模式上烙下了可以辨识的清晰印记。

在菲利普·索莱尔斯的管理下，《太凯尔》杂志一开始就对萨特的“介入”（engagement）观念提出了文学上的挑战。在《太凯尔》看来，通过努力使艺术附属于政治，萨特冒着忽视或歪曲艺术真正特性的危险，这种特性与其说与“改变世界”有关，倒不如说与促进某些内在的形式特征有关。《太凯尔》通过赞扬以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和娜塔莉·萨洛特（Nathalie Sarraute）的作品为代表的新小说（nouveau roman）而开启了它的历史使命。此后，它恰好赶上了结构主义浪潮，将它的版面向福柯、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人开放。然而，当左岸知识分子开始爆发反越战抗议时，马克思主义再度流行开来。从这种新的政治优势来看，萨特的“介入”（commitment）理想似乎焕然一新。

起初，《太凯尔》杂志试图联合法国共产党——根据法国共产党对“五月事件”的批评，这种联合证明是一个策略性错误。在后五月时期，索莱尔斯及其他同仁试图通过将杂志与毛主义联盟来弥补他们的失误。《太凯尔》的亲华阶段是独特的，这个群体讥讽萨特和福柯与之共命运的毛主义学生组织。相反，它希望其毛主义的介入仍然像当初与苏联共产主义联盟那样保持纯粹性和坚定性。《太凯尔》开始出版“文化大革命”专号，索莱尔斯和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努力学习汉语，将毛主席的诗歌翻译成法语。1974年，在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陪伴下，这个群体前往共产主义中国朝圣，然而那时候情况变得很清楚，即中国在政治方面的试验已经变化了。

……

自18世纪以来，法国作家和知识分子就开始享有世俗贵族的地位。在法兰西共和国，他们作为真理、正义与美德的仲裁者发挥作用。这一趋势的巅峰出现于德雷福斯案件（Dreyfus Affair）时期，当时在爱弥尔·左拉（Emile Zola）的指导下，知识分子帮助撤销了令上校遭受囚禁的不公的司法误判。

“五月暴动”为法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学习谦逊的机会，没有人预料到这一点。众所周知的是，结构主义者宣布历史变化是虚幻的，他们声称“事件”已是过往之事。主流左派指望法国工人阶级扮演他们被指定的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历史角色。但是，实际上法国工人很乐意享受“二战”后丰裕的成果——“光辉三十年”（les trentes glorieuses）。因此，当“五月造反”爆发时，知识分子被放逐了，扮演着一系列小角色和支持性角色——这些卑贱的任务是这个骄傲的群体极不适应的。“二战”后法国政治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的（marxisant）偏见仍显著地集中于车间。然而，造反已经在其他地方爆发：南泰尔校园、索邦大学以及拉丁区的斜巷。只有那些准确地预见造反的变数的知识分子才是那些处于“左派的左翼”（left of the Left）的知识分子：这些左派分子与革新的“情境主义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论辩》（Arguments）、“社会主义或野蛮”（Socialism or Barbarism）等先锋组织关系密切。“五月造反”的标志之一就是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和工人管理的理想从外围转到了中心。

如若说法国知识分子和毛主义的传奇故事纯粹是一出政治闹剧的话，那么它几乎不值得详细叙述。事后看来，20世纪70年代初期曾经影响法国的毛主义陶醉凸显为一代人的必经阶段。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认同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变成一种逃离正统马克思主义束缚的“退出策略”。在早期，革命的中国不再是一个经验主义的参照点，它反而变成了一个隐喻：一个左派政治想象的投射。正如毛主义者自己后来所解释的那样，议题变成了“我们头脑中的中国”（China in our heads），“文化大革命”的形象已脱离它在亚洲的地缘政治的锚索。在无法预料后果的教科书案例中，它出乎意料地与20世纪60年代法国文化先锋派所详尽阐述的“日常生活批判”（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相融合。

（本文选自《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中的导论部分，发表时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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