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际在线8日报道，近日，清华大学课题组发布报告称，近年来，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化诉求日益增强，农民工组织化的渠道正在发生转变，随着农民工集体抗议行动的增加，企业工会和劳工NGO等正式组织发生转变。

这份题为“新生代农民工组织化趋势研究”的课题报告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联合发布。双方组成的课题组在珠三角地区及北京、大连、郑州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对新生代农民工“找组织”的趋势进行了分析，并对劳工NGO、工会组织、非正式群体等三类相关组织进行研究。

报告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组织化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趋势。由于现代企业打散了农民工的人际关系网络，使他们陷入“原子化”的分离状态，而现有的工会难以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强烈诉求，他们除采取跳楼自杀、厂外报复等方式外，还依靠帮派力量集体抗议，要求工会民主选举、集体协商。

报告指出，“帮派”是农民工组织的非正式群体，也是农民工集体抗议和日常抵抗最为重要的资源，是农民工寻求在城市生存发展的重要组织，但“帮派”也有可能成为权力和资本控制农民工、破坏农民工团结的力量。

报告还指出，近年来，农民工组织化的渠道正在发生转变，农民工中的积极分子、劳工NGO、律师、学者、高校学生等社会力量之间正在初步形成跨阶级的团结网络。创建于1998年的广州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被称为“国内第一个劳工NGO”，专门为遭遇工伤、欠薪的农民工提供法律服务。界面新闻记者从“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发布的公开信息中了解到，自2002年该组织转变为为打工族服务的非营利性组织，就通过各种形式直接提供3000人次的法律咨询，并受理案件76宗，涉及工伤索赔、欠薪、解雇、职业病索赔、离婚、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等方面。

此外，劳工NGO和劳工维权律师事务所一起积极推动农民工集体维权，建立工伤探访网络，提供建立夜校、举办晚会、放映电影等社区服务。报告指出，这些活动拓展了农民工的视野，起到了启蒙工人意识、培育工人领袖、推动工人团结等作用。

迫于农民工集体抗议行为的增加，部分地方工会开始在辖区内推动工会的民主选举和集体协商制度化改革。报告举例称，2012年深圳市总工会推动163家工会直接选举企业工会主席，即是改革例证。此外广东省总工会和大连市金州新区总工会也根据地方农民工集体行动的状况作出了变革。

但改革现行的工会体制十分艰难。报告分析称，长期以来，中国的企业工会在行政关系上受制于上级工会，仅具有“形式化维权”的本质，工会代表往往居于企业的管理层，因而基层工会的改革仍旧不能僭越现有的工会制度以及总工会的底限。另外，“罢工权”的缺失也限制了基层工会的改革。报告进一步解释称，没有合法的“罢工权”，基层工会绝不会有自身的力量，也不可能成为工人集体行动的领导者。

过去几年来，关于工会“去行政化”的呼声不断。事实也正如上述报告所言，尽管《工会法》规定工会的主要职能是维护工人利益，但在实际工作中，工会很难“依照工会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

报告指出，只有承认并尊重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尽快疏通工会等维护劳工权益的渠道，才能有效化解劳资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一昧的无视乃至压制农民工的组织化诉求，只能使其更加依赖“帮派”等非正式组织的力量，使集体抗议呈现出暴力和无序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