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文作者马尔科姆·哈里斯是一位记者兼评论人）觉得，当人们在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的时候，他们其实并不知道作者写这篇文章挣了多少钱。作为消费者，我们不需要对工人生产的东西负责，这是市场竞争和最低工资法所关心的内容。所以，只要我们为商品付款和纳税 ，那么我们就完成了我们应该完成的部分。我们认为，劳动力的工资多少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相关行业会根据通货膨胀和生产率，对劳动者的工资进行综合性的调整，使其随着时间的变化而逐渐增加。

但是，劳动力市场并非总是这样运行的，特别是自由撰稿人应该明白这一点。

自由撰稿人的稿费变化幅度很大，而且一直以来，他们也接受了这一点事实。在几乎一个世纪以前，一位名为林·拉德纳（Ring Lardner）的作家便曾宣布，他“宁愿以一个词五分钱的价格为《纽约客》撰稿，也不愿意以一个词一美元的价格为《大都会》（Cosmopolitan）杂志撰稿”。同样的工作，工资却相差如此之大，难以想象是否还会有其他行业也是如此。

自由职业者的益处之一在于，作家们更注重的他们作品中的价值，而非金钱——他们能够成为一项伟大工程中的一份子。1924年的《纽约客》便是伟大工程中的一个典型例子。但是，自由职业者的弊端也有许多。所以，如今许多人仍然在回答拉德纳所提出的同样问题，只是，他们拿的稿费要比拉德纳少许多。

自由职业者没有办法一起联合起来去讨价还价，也不受最低工资法的保障，他们的收入总是时时刻刻在变化着。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很难去追溯自由撰稿人的平均工资变化轨迹（而且几乎没有组织会去做这项工作）。但是，2001年，美国全国作家联盟发布了一份关于自由职业作家收入的数据。这份报告发现，如果想达到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工资——每年五万美元——那么，这些作家必须要以一个词一美元的价格，一个月写上三千到五千单词（这大约就是这篇文章的长度）。根据通货膨胀的情况进行调整之后，算下来稿费相当于每个词1.4美元。

然而在2001年那会儿，大部分自由撰稿人都达不到这个收入。如今，他们依然达不到。根据我个人的经验以及对十几位作家的采访，如今，一位自由撰稿人的平均收入在每个词25-50美分之间（不过我们要清楚，现在大部分地方都不按每个字付费了，而是按照一篇一千字到两千字的文章总共多少钱这种算法）。本·卡鲁瑟斯（Ben Carruthers）是美国旅行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他曾对《黑人企业》（Black Enterprise）杂志说，在1977年的时候，500美元是通常的稿费标准。

在过去的52年间，一美元几乎贬值了87%，自由撰稿人的稿费也相应地贬值了。这将不可避免地对自由撰稿人的工作质量产生很大的影响。

我们似乎很难理解这是怎么回事。林·拉德纳是他那一时代的精英作家，即便按现在的标准来看，他的稿费看起来也不太差。根据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之后，当年的每个词五分钱相当于今天的70分。这在著名的出版社和资金充足的创业公司来看，都是一笔价值不菲的稿费。而当时拉德纳为《Cosmo》撰稿的稿费是每个词1美元，这相当于现在的每个词14美元。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曾与几十位自由职业作家聊天，可以说，拉德纳的这笔稿费是普通作家的两倍之多。在2018年，拉德纳写12篇文章——这大约是一位著名作家一年的工作量——就可以赚到六十万美元。

那么，拉德纳要么是有史以来最为伟大的作家，要么就是在过去一个世纪内，作家的稿费发生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变化。我们并没有冒犯拉德纳的意思，但是事实表明，后者才是真正的原因。

目前没有具体的数字表明，有多少美国人能赚这么多钱。但是，我曾经问过一些自由撰稿人，他们有着稳定的中上层阶级的生活水平。据他们估计，在美国，只有几百人的收入能达到这个水平——而且，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赚到像拉德纳那么多钱。

任何一个拥有出租车牌照的司机都会告诉你，降低某种产品或服务的价格，会引起严重的反噬后果——不仅影响到工作者本身，而且也会影响到他们所处的更大范围的社会。我担心，在自由写作方面，廉价稿费早已经开始对我们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杰出的作家离开了这一行业，富豪即便没能手握媒体，但也能任意地挑选符合自己心意的作家，将其文章发表在杂志之上，作家的作品质量也在下降。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似乎都在日益恶化。

关于出版社提供每词1美元稿费的记述最早出现在1908年，这一级别的稿费所针对的，是那些描述总统卸任之后的生活的文章。目前，这类文章仍然是所有类型的文章中稿费最高的一类。《新闻界》（The Fourth Estate）是20世纪早期一份关于媒体的周报，据该报纸报道，多家出版社曾向西奥多·罗斯福开出前所未有的高额稿费，邀请他写一写离开白宫之后计划的狩猎之旅。“罗斯福会发现，与在美国当总统相比，在非洲狩猎会更有利可图，”《新闻界》开玩笑道。该报纸说，罗斯福的稿费达到了每词1美元。

《纽约世界》（New York World）报纸上刊登了一则讽刺诗，描绘了罗斯福的写作过程：

在此之后，每词1美元的稿费成为了专为名人特供的稿费，是一种彰显其重要性的方式。1910年，《汉普顿》（Hampton）曾为探险者弗雷德里克·库克（Frederick Cook）开出了如此之高的稿费，请他来写一写他的北极之旅。库克曾将此次旅行称为他的“大发现”。这家杂志将他的文章进行了大篇幅的修改，他们将这篇文章的标题定为《库克博士的坦白》（Dr. Cook's Confession），并以库克的身份，在文章中向罗伯特·佩里（Robert Peary）认输。迄今为止，人们仍然认为这确实是出自库克的笔下（尽管这使得库克成为了历史上稿费最高的杂志作家之一，但是，库克的协议也是最糟糕的出版协议之一，至少对于库克本人而言是这样的）。

威廉·蓝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是美国媒体巨头中的典型人物，或许也是所有行业巨头中的典型人物。《公民凯恩》这部电影便是以他为原型而改编的。20世纪20年代末，西欧兴起了一种全新的、激动人心的哲学思潮：法西斯主义。当时，赫斯特的事业早已过了巅峰期，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他开出高昂的稿费，邀请法西斯主义的设计者来撰写文章。

赫斯特非常迷恋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1928年时，他曾邀请墨索里尼写一写法西斯主义对于性别关系的看法。他的看法与你想象的完全一样：“男性完全拥有女性的自由，男性衡量女性的自由，就像商人衡量一块布一样”等等诸如此类的观点。当时，墨索里尼遭到了严厉的批判，但是，1931年，赫斯特仍然邀请墨索里尼在《Cosmopolitan》上撰写月度专栏，稿费为每词一美元，这相当于今天的每词15.66美元。

同年，赫斯特还邀请希特勒从纳粹的角度来写一写当下时事，虽然他的稿费比墨索里尼低了不少。赫斯特的传记作者大卫·拿骚（David Nasaw）曾说，这并不是赫斯特的主意，而是希特勒想出来的。希特勒是一个不可靠的作家，他曾允诺会独家供稿，但没有做到。

二战结束之后，每词一美元的稿费已经不再仅仅限于帝国主义者和独裁者了。通讯期刊《印者之墨》（Printers'Ink）曾在1952年时说，在销量很高的女性杂志上，1美元是为名人提供的最高标准的稿费。十年之后，《时代周刊》说，1美元是《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为主动供稿的优质稿件所开出的稿费。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1美元是当时销量最高的全国性杂志的稿费标准。每词1美元也是《花花公子》的稿费，浏览该杂志的过往期刊，我们会发现，该杂志似乎能让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来给他们写稿子。1967年，巴拉德（J.G. Ballard）的小说《死去的宇航员》（The Dead Astronaut）拿到了四千美元的稿费，按购买力来说，这相当于今天的三万美元。

在那个年代，当一个专业的自由职业撰稿人是一项收入颇丰的工作。而且，那个年代也被认为是自由撰稿者这个职业最为活跃的年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杂志所开出的稿费逐渐下降——或者说，稿费其实并没有发生变化，只是没有根据通货膨胀进行适时调整。

在此之后，蒂娜·布朗（Tina Brown）出现了。1984年，蒂娜成为了《名利场》的编辑，她将稿费翻倍，变成了每词2美元，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额外福利，这一举措扭转了此前稿费下降的趋势。“《名利场》的大富豪们提高了作家的收入，”《纽约时报》的头条写道。想要效仿的新杂志们突然也必须自愿把重要稿件的稿费提升到每词1.5美元，至少有一众公司这样做了。“我的野心就是要做到最好，”蒂娜·布朗告诉《泰晤士报》，“我们的稿费仍然不够高。”

在稿费大幅度提升的三十多年之后，每词2美元的稿费仍然是著名自由撰稿人在全国性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最高收入。出版社偶尔也会开出更高的稿费，这取决于他们对稿件的迫切需求程度，以及作者的名气大小，但这只是例外而已。布朗所开出的每词2美元稿费，其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5美元左右。但是，如今，作家的稿费仍然是2美元，其购买力也就只是2美元。

自由撰稿行业的工资陷入停滞状态、劳动力成本在生产支出中所占的份额下降。但是，自由撰稿行业并不是唯一一个出现这两种现象的行业。总的来说，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这两种趋势是美国最为突出的景象。但媒体们却忽略了这一现象，在我们的国家内部，相关数字清晰可见，但仍然无济于事。如果我们都不关心我们自己，我们怎么关心公众呢？如果出版社不害怕独立调查记者工资的下降，那么他们还会害怕什么呢？

为了撰写这篇文章，我采访了十几位自由职业作家以及多位杂志编辑，询问这份工作如今的状况。这些作家大部分都已经在这行工作了10到20年，他们所写的文章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有重要的影响，在外行人看来，他们已经达到了所在行业的巅峰。24岁的年轻人可能会为了赚250美元去写一些电视剧的剧情梗概，这样他们才能在一个小小的三居室中拥有一个落脚之地。而我所提的这些人并不是这些24岁的年轻人（尽管我也有过这样的日子，但我觉得他们值得拿到更高的稿费），你会在杂志封面上看到他们的署名，或是看到他们在有线新闻以及《晨报》（Morning Edition）上作为嘉宾露脸。他们处于职业生涯的中期阶段，许多人已经有了伴侣和儿女。这些人比我以及任何一个自由作家所期望达到的水平都要更成功。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对他们的工作境况说过一句好话。

最为常见的抱怨是，稿费无法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在不签署独家作家协议的条件下，大部分杂志给出的稿费在每词1-2美元之间（例外情况下可以达到3美元）。自由撰稿人一年可能会发表三万字的文字——大概相当于八篇这篇文章——但是，许多自由撰稿人都很难成功完成这些工作量。所以，你必须要努力努力再努力，将一年的工作成果都发表在顶级的出版物上，然后你才有可能会获得和私人教练平均薪资相当的收入：六万美元。

在现实中，写一篇文章——特别是一篇有趣或者非常重要的文章——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在2014年，我给一本全国性杂志写了一篇文章，我仍然记得我当时拿到了五千美元的支票，”一位作家告诉我，“我把支票拍照给我父亲看，因为我特别想让他知道，从事写作真的能赚到钱。现在，我特别想知道，当时他的脑海里是否会在想，‘工作六个月，就只拿到了五千美元？’”（当时的五千美元相当于今天的5332美元，但是我敢打赌，这家出版社的稿费现在仍然没有变。）

如果一位作家证明了自己的能力，那么他可能有资格获得一份正式的写作工作，其中一些人可能能够获得规律的收入和福利。但是，许多人并不能。外界几乎不可能分辨出到底谁拥有正式的写作工作。

几乎每一个我采访过的作家，都会提出这个行业公开的秘密之一：《纽约客》的作家，也就是美国最为知名的一些记者，通常是没有医疗保险和任何福利的。当然，《纽约客》并不是唯一一家和高端作家只签署自由撰稿合同的媒体。

自由撰稿人仍然是自由职业者，因为在法律上，他们是独立的缔约人。但是，在几乎所有的案例中，这些撰稿人其实都只为一家媒体而工作。如果这家出版社不想要他们提出的创意，那么这位作者也没办法把这个创意投给其他出版社。

除了基本的稿费之外，这些作家告诉我，还有一些其他小问题会使得他们的工作更为艰难：房租是按月收取的，但是他们的支票抵达时间却要取决于地理位置上的远近；出版社会限制作家的重印权、电视和电影改编权；负责约稿以及按字数为文章定价的编辑的地位非常重要，因为他们知道，作家们写的文章字数很可能会超过原本约定的字数。

“如果编辑们宣布下周稿费每个词将减少50美分，那么我觉得我们没有人会辞职的，”一位合同作家告诉我，“而且他们知道这一点。”作家们说，编辑之间会联合起来。我所采访的编辑们也和作家有同样的看法，他们也不认为稿费会增加。

自由撰稿人的稿费降低之后，还会带来其他影响。最明显的影响便是一些杰出的、有深度的作家将会离开该行业，转而寻找待遇更为优良的职业。我采访的许多作家都在寻找其他种类的工作，或者早已开始一边写作，一边做其他收益颇丰的工作了。最近，一位作家写起了电视剧本，据他估计，其收入是写作的四倍，而且工作更为轻松（今年早些时候，一张关于电视剧作家收入的表格流传了出来，这张表格让我们其中的一些人为之惊叹：每集1.2万美元到2.5万美元，或者是每周4000美元）。

自由撰稿人还可能会被其他的赚钱方式所吸引。在我采访的作家中，许多人都提到了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 Foundation）。这家智库为许多杰出的作家提供资金支持。谷歌和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曾向该基金会提供了两千万美元的资金。一些作家说，他们对这家科技巨头的影响力感到怀疑，特别是，该组织曾帮助学者巴里·林恩（Barry Lynn）发出对谷歌有害的“公开市场倡议（Open Markets initiative）”。对获得该基金会的学者身份从而拿到资助一事，一些作家感到非常矛盾。

哪里有钱就想去哪里——请注意，这是自由撰稿人对这个收入停滞的市场的适应，我们难以做出什么指责。

出版物的劳动力成本降低，也使得拥有政治倾向的亿万富翁能够在杂志上发表文章。例如，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曾赞助The Trace网站，帮助该网站报道关于枪支暴力的文章。该网站还曾与各家媒体合作，共同发表支持枪支管控的文章，以减少该类文章所带来的平均成本（这些文章中包含了关于成本共担的免责声明，但是，没有读者会想到，一家非营利机构和一家面向公众利益的杂志进行合作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如果布隆伯格的反枪支文章看上去似乎还可以接受，那么想象一下，如果有一位富豪、一家公司或者是一个国家，借助杂志来鼓吹你不认同的政治，那又会怎样。

当然，对于那些愿意接受新美国基金会资助的作家，或者是接受迈克尔·布隆伯格、国家研究所、卡托研究所、科赫家族或者其他有钱人资助的作家来说，自由写作确实收入不错。而且，如果稿费的购买力继续下降，那么，这些支票将会对自由撰稿人群体产生巨大的影响：谁能够出现在杂志封面上，谁又会转而用他们的时间去做其他事情呢。或者说，这些支票可能早已对这些方面产生影响了。

我曾问过一位作家，他们明明能够在其他领域赚到更多的钱，他们为什么还要继续写作呢。他们认为，这其实是艺术家为金钱而做的牺牲。我跟他们说，抛开生活中的原型人物不谈，如果他们是同样成功的视觉艺术家，那么他们能赚到大量金钱，他们也承认确实如此。

收入太低的本质其实更多的是这些作家所获得的资源不足。我和一些作家讨论了其他的赚钱手段。这些作家通常不会跟我抱怨他们的收入太低，他们也没有谈自己会用一年额外赚取的五万美元做些什么。他们说的是，有了这额外的钱，他们在写作上花费的时间就能够比以前多一倍。

“毫不奇怪，为什么那些六十岁和七十岁的人这么优秀，”当我们谈论通货膨胀对稿费的影响时，一位作家笑着说道。“在当代，我看不到任何与以往类似的思想出现。”尽管我并没有他那么看好当时那个年代的写作水平，但是，我们的核心看法是一致的。

出版社出了4000美元委托我写这篇文章，我写了一篇4000词的草稿。另一家网站给我提供了850美元，想要我这个创意，于是我就写了一个缩小版的文章。那篇价值850美元的文章没有进行那么多研究，总体质量也差一点（如果你觉得这听起来很残酷、一点儿都不专业，那么想象一下，如果你的老板把你的工资降低了80%，这会对你的工作质量产生什么影响）。

如果这篇文章是一个词两美元的话，那么这篇文章会进行更多的背景研究，会运用实体文献方面（而不仅仅是电子文献），我会愿意为了这篇文章充分发挥我所有的资源。

我觉得，如果这篇文章是每词4美元，那么这篇文章将会更细致地讲述某些媒体机构对劳动者的待遇，这些内容将会令人大吃一惊。也许对我来说，发表这些内容将让我在一段时间很难找到工作，但是我觉得这还可以接受，因为我可以依靠这笔稿费度过之后的六个月。

如果我们如今的稿费标准和上世纪60年代一样，一个词8美元，那会是什么样子的？嗯……我觉得想象世界末日的场景都比想象这个要更简单一点。

我并不是说我的文章值得拿每个词4美元（媒体圈将这个水平的稿费称之为“凯莉·布莱德肖稿费”），更不是8美元，我想知道的是，公众所不知道的内容或事实是什么。因为目前的问题对于拥有正式工作的作家来说非常敏感，他们不愿去报道自由职业者们的待遇问题。

由于许多原因——一些原因是写作特有的，一些则不是——我所采访的这些自由撰稿人中，除了出版物的名声之外，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作品对于雇主来说到底有多少价值。我们可以理解他们的困惑：大部分出版社都是私人所有的，因此我们没有办法清楚地知道出版社每个词的收入是多少。然而，根据我的研究，我认为，如果作家们拥有这些数据，那么这将会提高作家的谈判地位，而不会像在大部分例子中的那样地位低下。

作家们认为，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所有类型的文章写作收入都很低。他们的文章在市场很中可能没有任何价值，因为没有出版社愿意为其付出任何金钱。在观众更层面上也可能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因为没有人愿意去关注这些文章。除此之外，在社会维度方面（艺术、政治、历史），这些文章可能也没有任何价值。

但是，任何一个领域的写作也有可能是价值连城的。一篇文章能够引起公众的讨论、挽救生命、获得数百万的阅读量，甚至是让整份出版物都名扬四海。

在一个大家认同的合理体系中，上述所说的各种价值之间或许应该有一种相关关系——质量更好、更为重要的文章的稿费应该更高——但是事实经常并非如此。相反，如果出版物知道他们想要的东西是什么，知道应该去哪里找的话，那么出版物经常能够以较低的稿费获得好文章。

我并不知道一个词究竟值多少钱。过往的历史表明，一个词所值的钱原本更多，但是，长期从事写作的作家也知道，他们的写作时间非常漫长。他们非常关心他们的受众，而受众的兴趣深度与作家工作时间的理性分配不相符合。在历史上，只有拥有自己的目标且在经济上不理性的人，才愿意为这些漫长时间付出高昂的费用。蒂娜·布朗便是其中一个。

出版物的理性做法当然是继续压低稿费，让稿费一直维持在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增加全职作家每年的产出（他们在工作上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寻找那些习惯于写很多文章、稿费要求却很低的作家。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仍然会有好的作品，甚至是出现一些伟大的作品，但数量肯定会大大减少。

我认为，这也意味着，我们这个社会缺少了某些东西。我们让事情变得日益恶化，我们可能甚至被他人有意误导，我希望我们能够承担得起这个代价。

（翻译：尉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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