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科学是我家的饭桌话题之一，且通常是真理的先决条件。想谈谈艺术吗？没了神经科学免谈。对正义有兴趣？不细细审视一番大脑，是没法判断某个人是否讲道理的。然而，就算科学有助于思维的清晰，我们也仍会受到科学自身限度的阻碍：说到底，数学以外的实在观（view of reality）都没法达到绝对的确定性。科学的进步产生了一种幻觉，我们自以为自己正朝着更深刻的知识前进，但不完美的理论也没少让我们走弯路。

这一纷争跟眼下这个反科学的时代有一定关系，极右派活动家对气候变暖、进化论以及其它一些科学发现提出了质疑。史蒂芬·平克在《当下的启蒙》（Enlightment Now）一书中谈到，主流学术界和文艺界也在轮番向科学发难。但这是件坏事吗？19世纪的浪漫主义是启蒙运动的第一波反动——如今我们仍能在环保主义、禁欲主义以及良心的伦理实践中听见其种种回响。

在我们这个新启蒙时代，我们再一次地需要浪漫主义。捷克异议人士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在其著名的“政治与良心”（Politics and Conscience，1984）这场演讲中谈到了地平线上的工厂和巨大烟囱，并对其起因作出解释：“人们以为他们可以解释和征服自然——然而……他们不过是摧毁了它，并且将自身与自然割裂开来。”哈维尔并不反对工业，在此他关心的是劳动关系和环保等问题。

这些问题如今依旧困扰着我们。从试图对食物链加以控制的转基因种子和水产业，到利用基因工程技术的生物武器等军事战略，权力透过专利权和财政约束等方式，管控着生活的各个基本方面。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求知意志》（The Will to Knowledge）中就提到了这种“以驯服身体以及控制人口为目的的技术“所取得的种种进展。随着新的斗争场域里逐步分出输家与赢家，部分人群会企图实施反扑，就并不是什么出人意料的事。

我们正处于一场新的革命的边缘，它试图透过诸如Crispr-Cas9这样的基因编辑工具对生命本身进行控制，该工具甚至能让我们决定蝴蝶翅膀的色彩搭配，改变人类的遗传基因编码。目前，在这块尚未得到充分发掘的地盘里，伦理问题可谓是层出不穷，当然，我们也可以视而不见地继续坚持对科学的信仰，弱化我们对人性的感受力或者对人权的坚信。

科学应当对疫苗和气候政策的价值有所指导，但绝不能够决定一切价值。举个例子，生命科学家正按照市场所允许的最大限度来确定其新药的售价：恢复视力的基因疗法要价85万美元；首个采用基因工程技术、可对抗癌症的免疫系统T-cell标价47.5万美元，这个价格减去2.5万美元的生产成本，大约是美国收入中位数的八倍。这是在卖药还是在敲诈？人道主义者——而非科学家——在此必须有所决断。

鉴于科学正逐渐沦为市场力量和专利控制的残酷游戏，怀疑论者和浪漫主义者有必要阻止这一趋势，事实上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曾有一项研究免费为新生儿提供基因测序，但只有7%的父母愿意参加，因为公众对此不放心，害怕数据可能被保险商、企业和政府滥用。平克针对这种扭曲而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将世俗人文主义的精神注入科学当中，以一种灵活的善观念（concept of goodness）来缓和财务方面的压力。我们能指望那些技术专家有这么高尚的精神吗？纵观眼下的生物科技领域，一切都是市场说了算。就算不去质疑科学本身，当今的浪漫主义者也有权去拷问一番科学家的动机。

浪漫主义的充沛活力在于，它鼓吹人文主义以对抗科学的演进以及科学主义的兴起——针对科学的操纵无处不在、具有商业性且十分粗暴，完全越过了证据原则所允许的范围。浪漫主义艺术家接受了伽利略式的宇宙观为我们带来的去中心化处境，将人们描绘为身处不断扩展的自然背景之中的渺小存在——这一广阔天地突出了科学作为一套组织有序的原则和自然世界之不可消除的神秘性之间的张力。按照哈佛大学的科学史专家史蒂芬·沙宾（Steven Shapin）的说法，现代人对科学的迷恋使人在上述张力中感到不适——这种感觉大概是这样的：一切都已经虚无化了，但我们至少还有科学可以依靠。“卷土重来的科学主义，”他在2015年写道，“与其说是一种‘所是’（is）与‘所应是’（ought）之间关系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不如说是伴随着两者的分离而产生的一系列不适。”

20世纪的工业化进程为浪漫主义划下了休止符，但我们也随着它的逝去而面临丧失内省力（introspection），尤其是泯灭个体良心与责任感的风险。浪漫主义所关注的最典型张力——自然超出了人类理性的统治范围——要求积极的沉思以及良心发现。进化的确为真，科学也的确富有意义，但如果以肤浅草率的态度，或带有过强的功利心，对科学的发现加以随意的引申，则会为我们带来风险。

不妨回到1817年来看，当时的诗人约翰·济慈提出了“消极力”（negative capability）的概念：它是一种维持不确定性以及怀疑感的能力。在讲座“信任的意愿”（The Will to Believe）中，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抱怨称“科学的绝对主义者（scientific absolutist）试图管控我们的生活”，并在其反对意见中表示“科学已经把这种不安感组织为了一种日常化的技术，组织为它所谓的证明方法；它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这种方法，以至于我们或许可以说它压根就不打算去关心真理本身了。”

这一张力持续至今。这场激烈对抗并非发生在科学与宗教性的体制力量之间，而是发生在原始性的自然关联与科学的体制力量之间。声称浪漫主义已死的人大有人在。但浪漫主义对抗原教旨启蒙主义尖兵的现象，已经重新开始出现。我们正经历一场文化上的再觉醒——一场浪漫主义的复兴——鉴于科学探究尚未能建构出一幅完整的自然图景，鉴于形形色色的万物理论（theories of everything）一再遭逢失败，也鉴于科学已堕落为现实当中不乏反乌托邦（dystopian）色彩的一系列乱象——例如，仰赖于基因工程与不平等的药物的新优生学（neo-eugenics）这类领域，就颇为令人不安。

确切地说，正是因为科学的体制性权威业已成为一套僵化的条条框框，才必须有一种反文化来与之对抗。

（作者Jim Kozubek系科学作家和计算生物学家。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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