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仓健的离世肯定会引发多层次的怀旧，从《追捕》到高仓健主演的系列电影，到1980年代观看日本影视剧的群体记忆。

如今回头看去，令人颇感诧异的或许是当年的“观日”体验竟然是那么正面，当年引进的那批日本影视剧一方面固然大大改善了中国民众的对日观感，另一方面其传达的信息也能比较自洽地融入中国当时的政经话语体系，其间的“阴差阳错”颇堪玩味。

电视剧《姿三四郎》所传递出的“忠信”观念对中国观众来说显然并不陌生，而《聪明的一休》里面的文化符号则更是熟稔不过，里面的很多“段子”也能够勾联起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急智故事”的记忆，以至于很多人潜意识里并没有拿它当做一部日本动画片来看。

当时中日合拍的《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和《敦煌》等更是提醒着人们两国之间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情，只不过被万恶的军国主义者所打断而已。后来我们才知道自明末以后两国交往就不是那么顺畅了，原因也不仅仅是因为倭寇横行。

除了这些能够激活两国“源远流长一衣带水”文化意向的复古范儿之外，那些纯日风的影视作品也给中国观众带来正面的收视观感。含情脉脉的《血疑》让“文革”后渴望人性复归的国人大大享受了一番人伦盛宴，而剧中男女主人公幸子和光夫，也和蓉儿和靖哥哥一样成为人们心中神仙眷属的一时之选。

而励志鸡汤长剧《阿信》中女主公一生的坎坷奋斗，则因其时间跨度恰恰横跨战前战后这段时光，很容易触发中国观众的共时感，它一方面通过女主公的贫寒少年时期的遭遇，来侧面传递了“日本人民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这一信息，另一方面则通过其后来的奋斗令人信服地诠释了日本战后的经济崛起。当然，在传递“日本人民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这一信息方面，影片《望乡》等也居功至伟，而在弘扬日本拼搏精神方面，《排球女将》给国人留下的印象如此之深，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女排的输赢都被赋予代表国力消长的意义。

这两个信息都得到了中国观众的正面接纳，前者有助于消解因二战记忆而遗留下的对日本民众的整体恶感，从而为中日间开展大规模经济合作解开了心结，提前消除了原本可能引发的民众的心理反弹。而后者则被“巧妙”纳入了当时主流的现代化话语：日本的崛起是因为其勤奋的国民抓住了战后的历史机遇，发愤图强奋起直追方有今日，而中国的落后则是因为陷入了阶级斗争的内耗，“十年文革”蹉跎了光阴，而谁是“十年文革”的罪魁祸首呢？当然是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

那时人们还不太习惯于拷问制度，日本的通产省奇迹也闻所未闻。共同的亚洲文化传承，加上同文同种的香港、新加坡和台湾的成功范例，令国人对于成功复制类似的成功充满信心。因此，借助一定程度上被误读的“日本经验”，中国80年代的现代化话语体系的自洽得以成就：追回被耽误的时光，展开新一轮现代化赛局，正当其时。在这一过程中，怀有歉意的友好邻邦日本民众主动伸出的帮助之手，也可以被落落大方的接受。

开放的大门由此被打开，由此触发的改革渐次被启动。正是在改革开放的语境下，高仓健的硬汉形象才有了被放大和模仿的可能，如果说高仓健代表了一个日本硬汉为了建设一个“好社会”与恶势力的抗争，那么当时国人所企盼的硬汉则是敢于和反改革的保守势力抗争的特立独行的角色，这一点凡是熟悉80年代改革电影的观众们都会了然于心。

总之，拜当年的“观日”经验所赐，成长于80年代的人们对日本一直怀有某种较为特殊的情感，哪怕在中日关系最恶化的时候，也不忍过于恶声相加，而更愿致力于双边关系的好转。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观影记忆，不知从小看《灌篮高手》、《四驱兄弟》、《头文字D》、《火影忍者》、《哆啦A梦》和宫崎骏系列长大的男女少年们，长大后又会对日本怀有怎样的情感。从某种意义上讲，某省文化主管部门批判《哆啦A梦》之举也算“未雨绸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