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在犹豫要不要换4G手机的时候，5G已经被通信厂商们提上了议程。

近日，爱立信研究院院长Sara Mazur接受界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5G在全球已经有了初步的时间表，ITU（国际电信联合会）将在明后两年确定5G的具体要求，之后再提出候选技术，目标是到2020年时，ITU可以正式通过5G标准。

2020年距现在还有6年时间，看起来挺遥远，但是包括爱立信、华为、中兴、日本NTT DOCOMO、中国移动等等在内的各方都已经投入到了5G的早期研究之中。因为这将决定它们下一个十年会活得怎么样。

通信产业是靠着一代代技术升级来驱动增长的，从2G到3G，再到今天到4G，每一次技术变革都能带来新一轮的运营商网络投资竞赛，带动手机终端市场的新一波洗牌。

对爱立信、华为这些通信设备商们来说，每一轮技术升级更是关乎生死，过去每次变革都伴随着数家设备商的倒下。比如在2G时代全球总共有十多家设备商，到3G时代只有六七家，到了4G差不多剩下五家，真正有竞争力的可能只有三四家。

外资巨头们除了爱立信依然行业领先之外，其他都在中国厂商华为中兴的冲击之下，要么变卖转型，要么苦苦支撑。爱立信CEO卫翰思（Hans Vestberg）认为，行业内的厂家越来越少是因为通信技术越来越复杂，需要的研发投入也越来越高。没能跟上市场的厂商最终入不敷出只能退出。

而随着设备商数量的减少，大家也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不希望5G再因为标准不同而内耗，只需要一个全球统一的标准。

过去，不同国家的厂商们为了各自的利益结成不同的阵营，分别力推自己主导的通信标准。比如2G的GSM和CDMA，3G时代有WCDMA、CDMA2000以及中国的TD-SCDMA，4G时代则分为LTE FDD和LTE TDD。这其实给厂商和消费者都带来了不便。

Sara Mazur告诉界面新闻，经过她与同行们的交流，行业内的重要公司现在都认同一个想法：“不管是瑞典的公司，还是中国的公司，还是美国的公司，我们都希望5G最后能够形成一个全球统一的标准。”

在这样的前提下，谁能主导未来的5G标准就变得至关重要。

所以现在，爱立信与华为，中国与欧盟之间已经开始了第一轮“较劲”。最早展开行动的是欧盟。

2012年11月，欧盟就宣布启动了名为METIS（构建2020年信息社会的无线移动通信关键技术）的项目。这个研究项目投资总额达2700万欧元。目的是为了在5G的概念、雏形、关键技术上形成统一意见。

目前METIS已经有29个成员，由爱立信牵头，还包括法国电信等主要设备商和运营商，欧洲众多的学术机构以及宝马集团，还有我国的华为。

中国国内的5G研究也已经于去年启动。2013年4月19日，IMT-2020（5G）推进组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由工信部、发改委、科技部为支持和推动5G共同成立的组织。科技部也投入了约三亿元人民币，先期启动了国家863计划第五代移动通信系统重大研发项目，除了国内的企业和研究机构，爱立信等国际公司也参与其中。

此外，在美国以及日本、韩国，都有5G相关的研究推动组织。像爱立信、华为这样的公司现在都在全球各地积极参与研究项目，为的就是希望在未来5G标准之中更多地写入自己贡献的成果，以便在专利上获得优势。

换句话说，现在谁贡献更多谁就能通过专利赚更多的钱。在早期研究中领先的厂商，将在专利授权谈判和交叉许可中占据更多的主动优势。

而一旦5G标准最终确定，在市场层面设备商们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届时他们会展开5G的第二轮较量，爱立信和华为的老大之争也将更加直接。

去年，华为的总体营收首次超越了爱立信登顶全球第一。当然，这背后有两家公司策略不同的因素。华为一直在做加法，投入了大量资源的手机终端业务为华为贡献了不少收入；而爱立信则一直在做减法，逐步退出了手机还有芯片业务。

单看核心的运营商业务，爱立信在收入和份额上依然是全球第一，所以5G时代，两家公司还会有一番争夺。“未来在同样的5G标准之下，差别会体现在产品上。产品的制造，它的功能、性能和可操作性，这些东西是没有统一标准的。” Sara Mazur说。

在爱立信的理念中，5G不仅仅是以过去从2G变到3G，3G升到4G那样的速度升级。速度变快只是一个方面，5G会更多地注重网络延时、稳定性等问题。试想一下，十年之后不光手机，所有的电子设备都是联网的，马路上跑的是无人驾驶汽车，医生可以通过网络进行远程手术，这些都要求网络极其灵敏并且可靠。

按照这样的趋势，电信运营商们对网络的稳定性和管理能力要求将更加苛刻。“网络必须拥有识别能力，知道运行在上面的到底是医疗应用还是娱乐视频，因为这种能力有时候是性命攸关的。”卫翰思表示。而对爱立信这样的设备商们来说，谁能顺应运营商的需求变化提供更好的服务，谁才能在5G的竞争中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