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星卓

摄影：吕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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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885次列车，从天津发车后途径十七站才到达西宁，总里程超过两千公里，用时三十三小时零二十二分。同样的起始和终点站，选择高铁与飞机的组合的话，只需要六个小时。人们多是图了线路与时间上的方便而搭乘这一趟速度缓慢的列车，也有经费不足的无奈之举。然而不论他们如何消磨这或许漫长的时光，他们总会有机会来到列车中的“公共空间”——车厢连接处。对于K885次列车来说，让人在连接处停留的最大魅力，可能是专属于慢车的吸烟权利——对于不抽烟的人来说，这里是一个车厢去往另一个车厢的通道，也是卫生间与盥洗室的所在地，可能吃泡面的时候才会来这里接上一碗滚烫的水；而对于吸烟者来说，这样的普通列车虽然因为缓慢的速度拉长了旅程，却价格低廉，且不必忍受无法吸烟的难耐状态——烟雾缭绕中，他们或许可以享受一个人孤独的乐趣，与亲人通个电话，或与同行人闲聊几句。

也是在这样的连接处，个人空间有时会被短暂打破。在吸着烟与陌生人的交谈之中，他们偶尔放下戒备，变得略微感性起来。人和人这短暂的相遇意味着什么？从他们口中吐露出来的一个个故事中，仿佛能看到那些与其有着更深命运连结的亲人与爱人，正在如这段旅程的目的地一样遥远的地方等待他们回去。

王海：“我们这茬人，不怕苦”

王海的眼神始终有些警惕。直到打开话匣子，他不经意间用手遮着脸的“小动作”才开始多了起来——像很多在这里被拍下的人一样，王海觉得自己因为面瘫的缘故，甚至看上去有点丑。“十年前说帅可以，现在眼皮塌了”。实际上，他有着内蒙人标志性的高耸鼻梁和浓郁眉毛，脸上的褶皱像极了车窗外风景中的地理纹路。高大的个子，使得车厢连接处的空间显得狭小而局促。

王海和很多来连接处抽烟的人一样，从没在这里交过朋友，也许因为他稍有内向，也许因为在这里与陌生人的相处总是不会超过一根烟的时间。做石料厂生意需要经常出差，王海会专门挑选慢车，因为“能吸烟，自由，空间大一些。”四十年烟龄的王海，十几岁就开始吸烟——六十年代的童年“比较穷”，又没什么可以玩的，一群少年就在一起起哄卷着烟叶学抽烟，或是从家里偷着烟抽。那时候供他们选择的烟品种类，从五分钱一盒的经济烟，到北京产的八达岭，和产自内蒙，地域性较强的千里山、大青山。随着烟瘾的形成，这帮孩子也渐渐长大，到了可以自己买烟抽的年龄。那些一起抽烟的朋友就是王海的发小，虽在同个城市，现在都有了各自的生活，只有逢年过节才联系。他们之中很少有人戒烟。“也想那些发小。人老了，回忆起小时候，挺有意思。”

王海说起和发小的“这茬人”，长大后的出路大多都是当兵，或是进工厂，然后工厂倒闭了自己出来干。在“瞎蒙着”开始做石料生意之前，王海也曾在厂子里打过工。“最早我是在内蒙古第一毛纺厂做毛线工，然后做的是车工，最后单位不景气，1996年下岗了。”王海是自愿提出的第一批下岗人员，因为“做工厂工人没意思，挣不上钱。”虽然对下岗这件事并没有什么失落感，但没有当过兵却是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当兵好啊，可以锻炼人。像你们这茬人怕苦，很多人不愿意当兵。我们这茬人，不怕苦。”

“对我最重要的是亲人。”这个“最”字被他特意强调了一遍。妻子是透过人介绍认识的，也在下岗之后，和王海一起做生意。“现在她在家，我不需要她跟我奔波了。”十二岁就去北京，王海唯一的女儿，在香山的一个舞蹈学校上学——她似乎完成了王的心愿，在北京读完书，就直接当了兵。回忆起年轻时候，王海拿出了一张照片：“你们来拍拍我年轻时候的照片，那时候帅。”

 

周静：“是他爸爸对不起我”

周静吸着烟看着窗外沉思的时候，火车正经过一片片盐碱地。土地不规则地泛出白色来，和她此行工作的目的地——那处格尔木的无人区戈壁滩一样。她想起了前两天，也就是这一次的冬休结束后，在家乡沈阳弓长岭临行前家人朋友的送行。在那种东北人特有的热闹氛围中，她和闺蜜来了一次汗蒸和奶浴——在无人区，平日只有盐水可以使用，洗澡也是一个月才能轮到一次。从沈阳北站上了车，她从北京转乘这辆列车，计划到达西宁后再坐车去往格尔木，然后再经历四个小时的车程到达她监理高架桥工程的工地。她这一走，要春节前才有可能再回家。

周静的儿子今年十三岁，每年放暑假的时候她会回去陪他玩一玩，开学再回来工作。“是他爸爸对不起我。” 说起九年前那次心平气和的离婚，周抽着烟，纹了黑色眼线的眼睛又扫到了窗外，外套上的亮片在车厢连接处的白色车门内反射出炫目的颜色来。 因为父母离婚的缘故，儿子的性格变得孤僻起来。常年工作在外的周，虽然“给不了什么母爱”，但希望在经济上可以补偿一些。离婚之后，她开始吸烟，甚至一天要抽一盒多。疲劳和压力就从这些烟圈中得以释放。

虽然常年在外，周静并不是没有尝试过寻找自己的另一半。那个比她大九岁的男人，是周静在保险公司的同学介绍来的。当对方问她“能不能放弃你的工作”的时候，她的第一反应是对方“太自私了”。的确，围绕着油盐酱醋的家庭妇女生活不大可能发生在她身上。虽然嘴上说着想要“稳重的家庭”，但比安逸的家庭生活更大的困难正等待着性格略有强势的她去不断克服——就像三千二百米的高原上她要忍受的皮肤干燥和高原反应。她工作的地方“其实挺艰苦的。每天就在一个院子里吃饭、工作、睡觉，跟监狱没有什么区别。”但因为有高原补助，周静忍受着这样单调又有压力的环境。偶尔，工作地的人们会一起找点乐趣，比如来一场简单的户外烧烤，或是夏天去戈壁滩挖锁阳。在她的手机里有这样一张照片——在她的办公桌上，摆着整理得整整齐齐的几沓文件，还有玻璃瓶里插着的那束不知道哪里捡来的，戈壁滩上唯一可见的无名干花。

 

许伟宁：与妻子一起的旅行

在周静抽着烟的时候，连接处的另一头偶尔传来微弱的对话声，时而被巨大的车轮声所掩盖，那是许伟宁与妻子面对面抽烟时偶尔闲聊的声音。一起踏上这段从东北通化到宁夏银川的旅程时，他们刚刚结束一星期左右的探亲之旅。两人话不多，只是默默抽着烟，不过并不会被误以为只是同行的朋友或是两个刚刚相熟的陌生人——每一口烟的间隙里，两人的对视中，总有一种无法言说的默契。

现在，五岁的儿子似乎是许伟宁最记挂的人了。“说自私一点，对我最重要的人是孩子。”从结婚到养育孩子的过程，对于许伟宁来说，就是慢慢将心思放到孩子身上的过程。“最后不论怎样，都是为了孩子。”妻子与孩子的出现，渐渐改变了他之前认为“父母比较贴”的想法。“有时候就是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喜欢自己的，比较好一点。”许伟宁与妻子相识于哈尔滨的他与朋友开的自助火锅店里，妻子在那时是店里的常客，转眼间，两人已经结婚四年。现在的他们，在惠农与朋友一起开一家洗浴店。

距离银川六百多公里的呼和浩特，坐车要半天的时间，许伟宁的亲弟弟就在那里教书。去年十月一日，他也刚刚步入自己的婚姻——和自己的哥哥一样，他遇到了一个遥远地方的姑娘，就从此留了下来生活。

 

李泽超：“烟往死里抽、酒往死里喝”的失恋日子

列车员提醒李泽超穿上鞋的时候，他正嘴里叼着着烟，穿着一双红白蓝相间的袜子靠在车厢连接处的墙上玩手机游戏，手臂上的彩色纹身延伸到长袖衬衫的袖口处，若隐若现。选择这一趟有卧铺的火车是因为对他来说不算贵，而且可以直接到达他在兰州的大姑家。三十五岁的李泽超还没有伴侣，也没有在任何一个城市真正定居下来，挂在嘴边最多的词是“现实”与“生活”。

李泽超手臂上的纹身有十几个年头了，色彩虽不那么浓郁，看上去也没那么精致，线条走向仍可以轻易辨别。从十几岁至今，他谈过四、五个女友。初恋发生在十九岁的山东的一个轴承厂，媒人将他们介绍在一起，但因为生活条件的关系，在了解对方之后最终分开。说起他真正喜欢过的女孩，他形容她“矮矮的”，形容自己对那段感情“特别用心”——一个月两千多的工资，有一半花在给她买的一件衣服上；一次过年前，对方的一个电话就让他从老家伊通满族自治县的农村杀到了山东。李泽超重复了许多遍的“那是我办的最傻最虎的一件事”，指的是他不顾女孩家人的反对，等她回心转意的那半年时光。失恋后的李泽超过了两、三年天昏地暗的“烟往死里抽、酒往死里喝”的日子。一次醉酒之后，李泽超在右小臂纹上了这只他即使在炎热夏天穿着长袖也不愿给人看的鲤鱼。如果被人要求看一看，他多半会在嬉笑中闪躲着。“不会再碰到自己喜欢的人了。”到今天，他还在后悔，后悔不该去山东找那个矮矮的女孩，后悔不该纹这个纹身。

“人不都是为了别人活着么，怎么可能是为了自己呢？”父母有残疾，并且需要给在东北电力大学的弟弟毕业之前供应学费，李泽超挑起了养家的重担。从十七岁开始，李泽超去过广东、苏州、杭州、北京、天津和山东，辗转打工。每换一个地方，他会删掉所有之前认识的人的联系方式——在他看来，那些打工时候认识的人，多半是为了“利用”他而存在。“现在我就想去一个小岛上看看，谁也看不到我的地方。”他笑着说。

 

史为民：还是家乡西北好

以他一天两包烟的速度，在火车的连接处碰到史为民的频率很高。虽然有六十几岁的年龄，这一趟旅程是他被返聘后的商务之旅，由呼和浩特到位于巴彦淖尔市中部的临河。

在内蒙土生土长的史为民有着两只大大的眼袋，垂在总是笑眯眯的眼睛下方，弧度正像是远方绵延不断的山峦，笑起来声音洪亮又爽朗。恢复高考的第一年，生于1954年的史为民赶上最后一班车，考入了河北地质学院。选择这样的专业，是因为小时候在农村，能接触的技术人员就是地质工作人员。如果没有那一次高考，史说，“也许自己就在老家的农村种地了。”高中七十个同学中，考出来的不到十个人，算上通过其他渠道来城市的，只有三分之一左右。

做地质工作的他，非常喜欢自己的家乡西北，因为景色“令人心胸开阔”——比起南方，这里有种更为朴实的风格。对于这片土地的热爱，正如他对家人的爱一样毋庸置疑。如果问他对他最重要的人，他会想起自己的儿子，老母亲，和三个兄弟姐妹。

 

谭伟锋：从川菜厨子到木工的闯荡半生

相较于西北人，来自重庆的谭伟锋有着并不高大却很精干的身躯，在某些光线下显得煞白的胳膊上，依稀可见健壮的肌肉与微微暴起的青色血管。这双臂膀在他离开家在外漂泊的二十多年里做过许多事情：从十八岁在万州考到三级厨师证开始做厨师，到去东北开自己的川菜小吃馆，再到五、六年前改行跑全国各地的工程做木工——老家的朋友在哪里当包工头，几个朋友就会结伴前往。这样一年下来，也能挣到几万块钱贴补家用。这一次由辽宁去青岛的旅程很匆忙——去青岛看了一个工程发现不怎么赚钱，才准备辗转到青海的另一个工程去——他们预备坐这列车到西宁，再坐三十多块钱的汽车到达目的地，位于青藏高原边缘的循化。

闯荡这么多年，谭伟锋形容自己“四处奔波，为了养家糊口”。没结婚时，谭伟锋跑得比较远，他去过广州、上海、浙江和江苏。结婚后，老婆、孩子和家人就变成了谭伟锋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做厨师的日子里，谭伟锋在辽宁结识了在饭店前台做收银的妻子。早年双亲就去世的他，现在拥有一儿一女，在工地上时，谭只能打个视频与家人聊聊天。“我从小父母去世的早，十六岁父亲就去世了，二十岁我母亲去世，就出来到社会上自个儿闯。”除了在锦州当过兵的二哥，其余的哥哥姐姐都在重庆，谭家八个孩子，他是最小的一个。距离太远而产生的想念让谭开始尽量和亲人朋友一起出门打工——他笑着说着，跟刚刚拿着烟来到车厢连接处的小学同学梁打着招呼。

他不愿意和北方人一起干活，因为“他们不齐心”。“像我们干活，不论赚多少，都会我们五个人平分。”在谭伟锋的描述中，大致可以勾勒出他与自己的兄弟们颇有凝聚力的工作画面。一年里，他们这样互相照顾着做一百多天的工，剩下的就用打牌来打发时间。谭伟锋现在的梦想，是租房子重新开一个重庆小吃店——毕竟记忆里的味道，还是家乡的最好。

注：文中所有人物姓名均为化名；除特殊说明，文中所有照片均为吕萌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