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无条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或Universal Basic Income，简称UBI）是一个兴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欧洲的概念，但它的思想源头其实可追溯至更早的中世纪。相比于与收入水平挂钩的、“有条件”的社会福利，它提倡国家为公民提供“无条件的”基本收入——不论贫富、年龄、性别、健康与否，全体公民均一致享有同等数额的基本收入。过去，它一直被认为是乌托邦式的构想；随着发达国家纷纷面临后工业转型，劳动者的工作形态也将发生巨大改变，“无条件基本收入”作为在社会保障层面应对自动化时代的方案被再度提及。在硅谷，马斯克、扎克伯格等科技领袖多次为UBI背书；在欧洲，“无条件基本收入”已经进入多个党派的纲领，并在瑞士引发了公投、在芬兰上马了实验；在印度，“无条件基本收入”实现了它在发展中国家的第一次落地。在这个系列报道中，从思想奠基人到政策制定者再到实验参与者，我们尝试为你呈现这一浪潮的不同侧面。

尤哈（Juha Järvinen）一家，居住在芬兰西部小镇Kurikka近郊的一湾森林里。这里邻近北极圈，在天亮得很晚的冬日清晨，尤哈也会很早起身，为刚值完夜班的护士妻子烧一顿简实的早饭，然后叫醒熟睡的六个孩子、再把其中五个送上学校巴士。待妻子睡下，尤哈便捎上未满学龄的小儿子，钻到院子另一头的工作室里呆上一整天。那个小天地里活跃着他的艺术细胞和手工天分。在与我们见面的前一周，他刚以近千美元的价格售出了一只自制的萨满木鼓。他还从Airbnb的模式中获得灵感，正考虑把工作室扩展成一个专供艺术家们旅居创作的地方，并取名为“Artbnb”。

“两年以前，我还无法想象这一切。”尤哈告诉界面新闻记者，一边把柴火塞到烧得正旺的壁炉里，“无条件的基本收入让我重新变成了一个自由的人。”

38岁的尤哈是一位独立艺术创作者，也是一位长达六年的失业金领取者。和很多长期失业者一样，他在一段不短的时间里身陷“高福利的贫穷陷阱”——福利国家的制度设计规定了政府补贴要与个人收入挂钩，劳动收入增加时补贴会相应下降、而劳动所得又需课税，于是导致了有些低收入者“工作后还不如靠补贴生活”的怪象。大量劳动人口因此不愿进入就业市场、而是长期单纯靠政府救济生活。北欧几国均受此困扰，在芬兰，这个数字是17.5万人，占总劳动人口的10%。

在“渴望重新开始工作”和“担忧工作后福利减少”之间徘徊了多年的尤哈，感觉自己像是一只“困兽”。转机出现在2016年11月，一封从赫尔辛基寄来的信打破了这种进退两难。芬兰政府决定开展一项为期两年的“无条件基本收入”（ 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简称UBI）实验，从17.5万长期失业者中随机抽取2000人，每月无条件发放560欧元（约4400元人民币），检测是否会提高劳动参与率。尤哈，就是被选中的2000人之一。

从2017年1月开始，尤哈便拥有了一个更为人所知的身份：芬兰UBI实验的被试者。芬兰是第一个开始此项实验的欧洲国家，过去一年里，抱着对UBI的兴趣而登门的国内外媒体络绎不绝。大家隐隐感到，尤哈作为“小白鼠”参与的这个社会实验，很有可能将重塑整个西方的未来。

推入台前：芬兰缘何首个落地？

国家无条件给公民发钱，长久以来都被认为是一种社会主义式的乌托邦构想。反对者批评它违反常识：理念层面，如果不管工作与否都能享受同样的收入，这不仅有违公平、也将给“懒人们”提供更多不劳而获的激励；实践层面，“全民皆有”的设计可能产生比现有福利制度高得多的账单，钱从哪来仍未看到令人信服的答案。而支持者则坚称，现代社会中已经存在大量没有工资但极其重要的工作（如家庭主妇），收入本就不是衡量贡献的唯一标准；更何况，即将到来的自动化时代很有可能会取代掉大部分现有工作，社会保障层面该如何应对，UBI是目前可见的最好方式。

“何不先做一个小规模的实验？”芬兰总理办公室专责UBI实验的高级顾问卡纳瓦（Markus Kanerva）告诉界面新闻记者，从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UBI讨论虽然近年来甚嚣尘上，但始终只停在哲学争辩和数理计算的层面，一直缺乏实证的数据。虽然在法国、荷兰等地也有政客提出过要通过实验来试水UBI，但却是在芬兰实现了首次真正落地。“芬兰的福利传统相对稳健，除此之外你不能忽视，芬兰拥有可能是全欧洲最浓厚的实验文化。”卡纳瓦表示，他还创立了一家颇受欢迎的网站，长期专门搜集各种新鲜的社会实验想法。

民意则是另一个重要的基础。“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让UBI在芬兰变成了社会共识的一部分。” UBI倡议人士乐托（Otto Lehto）告诉界面新闻记者，他曾担任“基本收入全球网络”（Basic Income Earth Network，简称BIEN）的芬兰分部协调人。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的BIEN致力于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UBI理念，曾成功推动了2016年瑞士关于无条件基本收入的公投，尽管那次公投以失败告终。在芬兰，BIEN花了近十年的时间来动员民意，才最终让UBI出现在了政府议程之中。乐托表示，尽管芬兰是世界上最早讨论UBI的国家之一，但也是最近几年才达到“大街上的每个人都知道UBI是什么”。一份2015年9月的调查显示，69%的芬兰公民支持UBI。

而在社会保障专家、实验设计者之一西拉莫（Heikki Tuomas Hiilamo）看来，UBI实验在芬兰的开展有着现实的偶然性。“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是中间党（centre party）在2015年赢下了芬兰议会选举。”西拉莫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中间党是光谱上的中右翼政党，选民基本盘是芬兰农民。“农民的收入本来就不是像工人那样跟雇佣关系挂钩，他们从现有的福利制度中获益较少，所以强调UBI天然受到农民拥戴。”西拉莫说，“胜选的西皮莱（Juha Sipilä）本人也希望自己可以看起来’进步’（progressive）一点。”

西皮莱是中间党党魁，从2015年担任芬兰总理至今，开展UBI实验是他的核心竞选纲领之一。“新官上任三把火”的他在上台后即刻宣布要开展UBI实验，并通过一次公开竞标选定了组织实验的机构——芬兰社会保险机构（简称Kela）。此前，Kela的主要职责便是向失业人口发放救济金、审核补贴资格、提供就业相关的培训。“别忘了，这毕竟是个实验。”全程参与了实验设计的西拉莫说，“Kela拥有完整的失业人口数据库，对设计实验的科学家们来说这太重要了。”

方案初定：免费的钱会否让人变懒？

UBI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福利、税收、保险、物价等等，牵一发而动全身。要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展开一个有建设意义的社会实验，测什么、怎么测、多少人、每人多少钱，都变成了需要精密计算、锱铢取舍的问题。

对芬兰政府来说，实验的目标从一开始就很清晰：拥有基本收入是否会对长期失业者重回劳动市场有积极影响？长期失业者是指最近一次失业达到两年以上的劳动人口，这占据了芬兰劳动人口10%的长期失业者是多届政府的“烫手山芋”。一方面，福利设计导致一些低收入者工作以后还不如完全靠政府补贴，因此缺乏重返工作的经济动力；另一方面，多项研究已经显示，长期失业者将在职场上面临比短期失业者多得多的挑战，“想回但回不去”。在经济危机、老龄化社会加剧的背景下，如何提供足够的激励让长期失业者重回劳动市场，成为了历届芬兰政府的心头之痛。

“工作后不会失去原有的补贴，这能够打消长期失业者重返职场的顾虑。”围绕着这个假设，政府派出的UBI小组与Kela一起做了可行性调查，并在多个实验模型中最终定下了一个：从Kela的长期失业者数据库中，在全国范围内随机选择2000人，年龄在26-66岁之间；芬兰政府斥资2000万欧元（约1亿5千万人民币），每人每月无条件发放560欧元，为期两年，无需纳税，除失业金外的其他福利（如生育补贴等）不受影响。为了保证被选中的人都能参与实验，芬兰宪法委员会甚至还专门通过了一部UBI实验法，将参与实验变成了公民的法定义务。

“不一定所有被选中的人都心甘情愿参与这个实验。”尤哈这样表示，“我原来的失业金是每月640欧元，在芬兰那只能让你满足最最基本的生活。参加UBI实验后补贴看起来是变少了，但我仍然很高兴，因为我终于可以再有别的工作而不担心失去原有的补贴。”

在参与实验的一年多时间里，尤哈先后开始了木鼓工艺、视频制作等多项生意，收入成倍增长。在许多媒体看来，尤哈的现身说法似乎驳斥了一些UBI反对者的论调：“无条件的收入会让人变懒。”

但在卡纳瓦看来，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距离实验结束的2018年12月仍有数月。在两年实验期内政府不与被试者有任何联系，这是Kela在设计实验之初就定下的规则，意在不给被试者任何外在的干扰、从而保证实验数据的纯洁性。实验效果的评估将由Kela的专家组在实验结束后通过访谈被试者来进行。

出于保护隐私、降低实验干扰的目的，Kela还拒绝对媒体透露任何关于被试者的信息。作为为数不多几个能被公开找到的UBI被试者，最先在社交媒体上“火起来”的尤哈因此成为了记者们争先访问的对象。“尤哈的故事有多大代表性，我们不得而知。”卡纳瓦透露，在2000位被试者中，目前接受过媒体采访的人不超过10个，大多数的被试者仍处在公共视野之外。

争议不断：仓促施行、预算不足

正如UBI的理念一出世便争议不断，伴随着芬兰UBI实验的争议也从未停止。在芬兰国内，对于实验的批评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不够多样化的被试群体、缺乏社群效应以及缺乏与税收相关的调整。

该实验被试的群体均为长期失业者、没有包含低收入者——这在芬兰左翼联盟党顾问科夫拉科索（Dan Koivulaakso）看来，“结果是非常可预测的，根本没必要用实验来证明。”科夫拉科索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即使他们最后都回到了劳动市场，也没法说明太多问题。”而更需要被检测的，则是UBI对于低收入者劳动意愿的影响：如果这些人获得了无条件的基本收入，是否会选择退出劳动市场？左翼联盟党（Left Alliance）在芬兰议会中拥有16席，以倡导国家对福利、教育的投入为主要纲领。

而全国范围内随机挑选的被试者们之间彼此没有联系，无法检测社群效应，这在不少学者看来也将让实验效果大打折扣。“如果邻居或者家人也同样享有UBI，对人的决策会有很大影响。但现在被试者们更像是一个个孤岛。从纯研究的角度来说，随机挑选是很好的。但我们总还是希望能看到关于UBI整体效应的全景，因为它的实践最终将是在社群中发生。”西拉莫表示。

而最严厉的批评恐怕要来自税务专家。UBI的账单最终需要纳税人来买单，因此UBI如能真正实行一定也伴随着相关税收政策的调整，但目前的实验中完全没有涉及到税收调整，没法检测在拥有UBI、但收入税增加的情况下人们的劳动意愿，也没法为经济学家提供更多关于税收与供求弹性的数据。“理念上大多数人都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但只要想到自己需要付更多的税来支持这个系统，很多人就会不情愿了。”卡纳瓦表示。

参与了UBI实验可行性调查的Kela前研究员普卡（Ville-Veikko Pulkka）告诉界面新闻记者，上述问题在2016年的调查报告中其实都有呈现。但在最终实行时，由于时间的仓促（政府急于让实验在2017年初上马）、预算的不足（2000万欧元已是财务上限、还需Kela补齐剩余部分），报告给出的许多建议都没有被采纳。对于之后能否再有延展实验，普卡感到不太乐观，预算是主要的考虑。同时，将于2019年4月举行的下一届芬兰议会选举目前也尚未明朗，选举结果无疑将会影响后续的实验。

而在国际上，更加针锋相对的批评来自于左翼学者和UBI运动者们。哲学家范·帕里斯（Phillippe van Parijs）认为，虽然实验落地是件值得肯定的事情，但实验设计中充斥着的功利主义与真正的UBI理念背道而驰。范·帕里斯是UBI理念的奠基人之一，在成名之作《A Real Freedom for All》中，他坚定地认为人们应该有选择自己想要从事的工作的自由，而UBI的目的之一是让人能够逐渐实现那样的自由。

转型之殇：福利国家的挽歌

芬兰政府以降低失业率为目标而开展的UBI实验，与左翼学者们“为了人的真正自由”而倡导的UBI，似乎并不完全是同一件事。在西拉莫看来，这二者之间的分歧正好反映了这场实验的本质：它是在为北欧现有的福利制度寻找修补的可能，而并非是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分配方式。仓促施行的实验背后，正是遭遇了经济危机的北欧福利国家不得不转型的现实。

福利国家需要转型的呼声由来已久，甚至已经成为了左右翼党派的共识。UBI实验在芬兰同时获得了来自左右翼的支持：右翼党派抱怨它制度成本太高，庞大的机构工作人员每年要耗费许多行政成本，“一刀切”的UBI可以提高效率、节省开支；左翼党派则批评它并没有帮助到最需要帮助的人，补贴的名目繁多常让许多穷人不知道自己可以符合哪项，而申请的复杂冗长在让人望而生畏的同时、还常让受助对象尊严扫地。西拉莫认为，这其实侧面反映了当前福利制度的“左右不讨好”，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但更现实的转型动力，恐怕还是来自于过去十年间的两次经济危机。一直以来，北欧模式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一点是，即使在经济危机中它似乎也能表现稳健。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完全不受影响。北欧诸国中，经济相对缺乏韧性的芬兰便受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1年欧债危机的双重冲击，并在2012至2014年期间陷入严重衰退，至今仍未完全恢复，而首当其冲的便是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问题。

西拉莫指出，芬兰的高福利是以高税收为支撑的，有大量基于雇佣关系的纳税人付钱是系统运转的前提。当太多人被放逐在纳税系统之外、经济又遇到下行时，福利国家便会很吃力。芬兰政府于是希望，可以通过修复传统福利系统中的漏洞来鼓励人们重回就业市场、从而增加税收收入。UBI实验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引入的。

反观近年来国际上的UBI讨论，却与芬兰的实验之间存在着不小的鸿沟。来自硅谷一派的声音——也是当前的主流声音——完全是将UBI放在应对自动化时代的框架下来看的，要为“机器人取代了人类工作”的社会做准备。所以人们拼命想为UBI的财政来源找到一些新灵感：增加资本税、调整知识产权税、甚至是创设机器人税。但不管怎样，都不太可能会延用现有的、以人类劳动为支撑的劳动所得税。

然而芬兰的实验基本还是延续了”劳动所得税来支付福利系统”的思路，并没有太多提及自动化经济的面向。在西拉莫看来，这不仅是迫于国内改革压力而导致的短视，也是继诺基亚衰落之后，芬兰在过去十余年里逐渐跌落出世界高科技前沿的表现。

“可以说，芬兰的UBI实验不仅一点也不‘乌托邦’，它甚至还是非常实用主义的。”西拉莫表示，“芬兰UBI实验的终极目的是，更多的税收收入；而UBI的终极理念则是，希望人们能够拥有更多的自由。”

对于像尤哈一样的被试者来说，为期两年的实验将在八个月后终止。那之后，实验人员将对他们的生活状况进行长达十年的跟踪记录。尤哈表示自己并不担心实验的结束，因为现在生意进行得还不错。对他来说，不管实验的终极目的是什么，他自己已经通过实验找到了通往自由生活的大门。

（界面新闻驻欧记者王磬发自赫尔辛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