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鲁迅说，“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此言不假。中国一代代的社会科学研究者都饶有兴趣地研究了“面子”这一主题，有人认为这是“中国人常玩的一种权力游戏”，也有学者聚焦于脸面在村庄道德分层中的作用。要想从“面子”入手了解中国农村的人际互动与微观上的权力支配关系，一个事先要注意的问题可能是：中国人人际关系的逻辑起点不是个体，而是家庭、家族或者亲缘关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翟学伟曾经说，中国人交往的逻辑起点是维护时间和空间上的稳定性，具有无选择性和长期性特点，而非西方的在时空上可以自主性移动的个体。尤其是在乡土社会中，人们就“面子”达成了某种隐形无声的强大共识，强大到足以使并不富裕的人挤出钱来办酒席或随份子，这种观念根深蒂固，代代相传。“面子功夫”和“面子竞争”既是乡土中国的生活与文化环境，同时也是由这一环境催生的一种生存之道。

即便是在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的今天；即便费孝通笔下的熟人社会已然发生巨大变化，面子观在中国农村依旧难以撼动——城市是农民财富生产的主要空间，农村依然是其价值生产的主要空间。虽无处不“面子”，但南北有差异。在《南北中国：中国农村区域差异研究》一书中，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等学者根据多年田野调查，逐步形成了对中国农村区域差异的认识。他们认为，全国主要农村地区存在着南、北、中的差异，乡村社会结构与地方性价值也造就了三种不同类型的面子观，三个地区农民对于什么是“最有面子”的做法，各有各的标准。

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南北中国》一书中节选了与此相关的部分内容，与你一同深扒三地面子观。

一、面子：在熟人社会立足的重要依据

“面子”、“人情”、“关系”等一直是研究中国人行为和社会运作的核心概念。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其影响甚广的《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中，将“面子”列为首章，指出面子是“打开中国人诸多最重要性格的密码箱”的钥匙。鲁迅认为“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林语堂则指出面子是“统治中国的三位女神”之一，是“中国人社会心理最微妙最奇异的一点”。

一旦进入生活世界中，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在中国人的语境中，“面子”不仅在人际互动中被广泛使用，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评价意义，最常见的说法就是“某人（或某事）有面子”。“有面子”与“给面子”、“留面子”是不同的，后两者是个体交往中的范畴，表征的是交往关系中个体地位的非均衡，前者则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公共性。如此一来，“面子”在生活世界中就会成为一个独立的、可追求的，同时也是可竞争的价值评价范畴。

换言之，在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面子同时表现为两个范畴：一方面，面子是人际互动中的资源与地位表征，体现为互动中的印象整饬、权力支配等面子功夫和策略；另一方面，面子是社会评价生成的价值与意义表征，它会衍生为引导、激励个体行为的目标导向。前一种就是一般意义上的“面子”，而后一种则表明面子具有社会性和价值性，其衍生的目标导向可称为“面子观”，它指的是人们对“什么是有（丢）面子”、“什么样的面子值得在乎”的集体认同，这种集体认同形成的观念会在生活世界中形成强有力的地方性共识，成为引导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遵循的价值与规范。人们基于“面子观”的引导而采取的追求社会评价的行为可以称为“面子竞争”，不同于人际互动中的“面子功夫”。

乡村社会是农民社会生活的主要实践场域，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费孝通先生说熟人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陶炼出来的结果”，在这种社会里生活，“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熟人社会中的社会关系的特点就是翟学伟概括的“无选择性和长期性”，在这种生活场域里“做人”是最重要的。西方意义上的社会交往预设着双方的关系可以自由终止、退出，行动者面对的是互动中一对一的关系，而生活在乡土熟人社会中的中国人要处理的是一个村落社区，“做人”所针对的对象也并非某个个体，而是要在村落中立足。从这个意义上讲，“面子”就不仅仅是人际交往中的技巧和策略，它更是中国农民在村落这个熟人社会中立足的重要依据，因此，村落中才会有“某某最有面子”的说法，并构成了有地方性共识的“面子观”。

当下的乡村社会显然已经不是费老意义上的熟人社会，而是呈现明显的“半熟人社会化”趋势。每年有两亿多农民在城乡之间流动，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村庄甚至已经不再是最主要的生活空间，其中相当数量的农民长年不返乡。城市务工场所在农民生活时间分配上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分量，乡村社会也随着农民的周期性往返呈现“无主体熟人社会”的特征。不过，并不能据此认为乡村社会对农民行为逻辑的影响已经不重要。

我们发现，农民在城乡之间往复流动采取了“半工半耕”的生计模式，对农民来说，半工半耕不仅仅意味着两个收入支柱，还是一种生活逻辑的空间分配策略：城市是财富生产的主要空间，农村则是价值生产的主要空间。从城市获取的经济资源在就地满足基本生存所需后，全部被带回农村，用于支持下一代的“接力式进城”和村落中的社会生活，他们从中获得了生活意义和人生价值。

二、华北、中部与南方农村的三种不同面子观

1、华北农村的外显性面子观

外显性面子观是华北农村的主导性面子观，尤其在黄淮海平原农村最为明显。华北农民竞争最激烈的面子体现在建房和红白事的仪式上。到华北农村调查，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村庄中漂亮高大的房子与农民简朴的饮食之间的反差，华北农民将建一栋漂亮的房子视为最重要的人生任务之一。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华北农村就普遍掀起建房热潮，房子的样式也在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翻新，高度不断增加，甚至高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华北农民为了建房子可谓不惜血本，为了建房子不得不节衣缩食，降低自己的物质生活标准。在农民看来，吃得好是不会过日子的表现，吃什么是个人的事情，关起门来吃香的喝辣的犹如锦衣夜行，有本事的人不是吃得好，而是能够建上好房子。

与建房竞争类似，华北农村在红白喜事的仪式上也呈现激烈的竞争。村民之间甚至在举办仪式活动上打擂台，这家请了一台戏，那家就请两台戏，如果恰巧两家办事赶在同一天，就会互相较劲，互不相让，哪家吸引到的观众多，哪家才算胜利，才更有面子。红白喜事的仪式竞争近年来已经发展到非常荒诞的程度，那就是丧事上跳起脱衣舞，演唱欢快甚至低俗的流行歌曲。

与建房一样，红白喜事的仪式性消费也成为华北农民的沉重负担，这在学者看来已经近乎非理性的竞争行为，在农民看来却是理所当然，“你说自己好那不是好，心里还不踏实，只有外面的人都说你好，你才觉得好。人都是爱面子的”（河南西村，2011年7月），要让别人说好，就是要在这两件最重要的事情上表现出自己的实力，证明自己生活过得好，这样才能在村庄中获得面子。有研究表明，华北农民历史上就非常在乎不惜以超经济实力甚至非理性的方式来追逐“面子”、“声誉”。

2、中部农村的社交性面子观

社交性面子观是中部农村主导性的面子观，在两湖平原和川渝地区等皆有表现。在这些农村地区较少见到村民像华北农民那样节衣缩食建造房屋，相反，中部农民宁可住在低矮破旧的房子里，也不会降低自己的物质生活标准，他们更愿意在资源分配上向生活享受倾斜。当然，这不是说中部农村的农民不建房或者不存在建房竞争，而是说房子并不构成面子评价的主要标识物。

这些村庄面子竞争的第一个直观表现就是社交场合的各种展示。比如，中部农村的女性要比南方和北方的农村妇女更热衷于穿衣打扮，中年妇女涂脂抹粉、穿金戴银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而在北方这种打扮的妇女是要被批评为“败家娘们儿”的。在东北农村，五六十岁的中老年妇女同样热衷于投身到“比美”当中，而能否让自己的妻子穿得好、打扮得漂亮以及悠闲享受，甚至已经成为当地评价男性能力的关键指标。

这种面子竞争与日常生活紧密关联在一起，使得当地农民生活水平向城市的高标准看齐，这给假冒伪劣商品进村提供了内在需求。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旺盛的现代化需求恐怕难免被不法商家利用。面子竞争的另一个表现是社交场合特别多，除了打牌等娱乐活动，办酒更是普遍。

本来，办酒只会出现在重大人生事件（比如红白喜事、盖房搬家）的场合，具有相当的严肃性。迄今为止，在南方和华北农村仍是如此。华北农村的某些仪式虽然出现了竞争异化，但办酒明目并没有乱。中部农村在办酒明目上进行了频繁的突破。除了红白喜事等生命仪礼外，还有考学、参军、做生等，甚至出现了“三年不做事就要亏本”的说法，异化非常严重。社交性面子主导的村庄中，村民之间都保持着表面上的和气，谁都不愿意主动得罪别人，你好我好大家好。为了维持这种关系，并且获取基本的面子，村民要将大量资源投入人情往来之中，中部农村的人情往来单位一般为村民小组，同组某家办事，所有家庭都要去赶人情，主家则要准备丰盛的宴席宴请宾朋。

同华北和南方农村相比较，中部农村的人情往来负担最重、宴席规模最大、人情项目最多，一般每家每年的人情开支都达数千元，宴席规模数十乃至上百桌。虽然如此，中部农民仍然陷于其中难以自拔，哪怕两家关系很差，表面上也要和和气气，人情往来照走不误，除非有一方甘愿冒风险主动中断关系。正如农民所说，“交际面太窄的人没什么面子。在村里最重要的面子是与大家的关系处理得好，一个有关系的人就是一个有面子的人，为人说话不行、与人关系不好、交际面太窄的人没什么面子”（湖北江汉平原桥村，2012年7月）。

3、南方农村的依附性面子观

依附性面子观是南方农村主导性的面子观，在湘赣粤闽等宗族型村庄尤为明显。许烺光曾提出“情境中心”来理解中国人的心理、行为及生活方式，并认为“一切都取决于个人是否在祖先的荫庇之下”。他还指出，生活在“祖荫下”的中国人成功后都会做三件事：荣归故里、告老还乡、报效宗族，这正是依附性面子观的典型表现。

翟学伟认为许烺光的观点无法解释脸面观中名实分离的问题。笔者以为，名实相符恰是依附性面子观区别于外显性面子和社交性面子的关键所在。宗族村庄的主导性面子来自那些为宗族利益挺身而出、为宗族增光添彩、为宗族事务主持公道的行为，而非个体的能力张扬，也就是说，即使一个人获得了财富、权力上的成功，但如果不能为宗族做出贡献，同样不能获得面子，只有积极回报家乡，才能够得到承认。即使那些为外部社会评价体系不认可的人，如果满足上述标准，同样能够赢得面子。杨华在湘南就发现一些为宗族利益挺身而出被判刑入狱的混混，反而被宗族视为英雄尊重、颂扬。

4、差异源自乡村社会结构与地方性价值

作为价值导向的面子观具有三种基本类型：外显性、人际性和依附性。三种类型的面子观并存于乡村社会，但在不同区域农村发挥主导作用的面子观存在差异，华北农村主导性面子观是外显性的，中部农村是人际性的，而南方农村则是依附性的。造成主导性面子观之区域差异的原因可在乡村社会的社会结构与地方性价值中得到解释。

华北农村的小亲族结构主要是功能性的且规模较小，使得农民具有较强的行动自主性，农民对家庭兴旺发达的追求也促使他们参与到村落社会竞争中，既可获得当下的面子体验，亦可保证死后“有脸去见祖宗”。中部农村缺乏亲缘性结构力量，农民只能依靠个人建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能力尤为重要，同时农民更追求当下的生活享受，这也使他们慷慨热情地以更加生活化甚至娱乐化的方式投入村落人情交往中去。南方农村的宗族结构覆盖渗透进农民的全部生活空间，个人在村落中的地位主要来自宗族结构的位置，能够将个人成就回馈宗族以及为宗族利益和荣辱挺身而出的行为更能获得群体认可。同时，宗族为个人提供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评价体系，个人对家庭兴旺发达的追求与宗族整体利益较好地融合在一起，家庭兴旺之最重要的表达是培养可以光宗耀祖、延续宗族血脉的下一代。

书摘部分节选自《南北中国：中国农村区域差异研究》一书第三章内容，经出版社授权发布，较原文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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