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月30日晚，印度独立与印巴分治刚过去5个月，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正步行前往他在新德里的临时居所，准备参加一场祈祷会，不料途中却被人近距离射击，连中三枪。甘地当场倒地，不久后便辞世了。刺客一度被认为是穆斯林，但后来的调查显示：此人名叫纳苏朗·戈兹（Nathuram Godse），是个来自印度西部的印度教婆罗门。戈兹并无逃跑的打算，他在法庭上宣称，由于甘地推行的女性化政治路线即将“阉割”掉印度民族——尤其考虑到甘地对穆斯林的慷慨姿态——他有种强烈的感觉：他必须杀死甘地。

如今，印度教沙文主义者仍视戈兹为心目中的英雄——他们眼里的印度，乃是一个《我的奋斗》一跃成为畅销书的世界，这场政治运动的“灵感”源自实行政治与文化专制的欧洲法西斯主义者，而具有印度教至上主义倾向、被指策动大规模谋杀的现任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也同样有推波助澜之嫌。在大谈印度教信徒的天赋英才时，戈兹甚至公然援引某些欧洲的族群-种族沙文主义者与帝国主义者的论述来为自己背书。在戈兹出生的第一年里，他是被当作女孩来养的，佩戴有鼻环，但后来，他大举宣扬印度教至上主义，试图以此来重建绝对的男性认同。眼下，对不少仍处于挣扎中的印度青年而言，戈兹与希特勒这样的角色，恰好象征着个体层面的高调自我实现以及民族层面的男子气概。

刺杀甘地者所赢得的道德声望，不过是席卷全球的男子气概危机的一个小小侧面而已。以耸人听闻的姿态大肆宣扬强人或“猛男”的理念，如今即便在某些高度发达的国家也已经成为主流。1月份，鼓吹“自立”（self-help）的加拿大作家乔丹·彼得森（Jordan B. Peterson）不无惋惜地声称“西方世界已丧失对男子气概的信仰”，并抨击了女性所倡导的“致命的平等主义教条”。尔后，《纽约时报》对其大加吹捧，称其为“西方世界当前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

但愿这一切都只是夸张而已。但我们的确可以不无把握地说，自从9·11事件以来，疯狂追求男子气概已经成为了西方世界公共生活的一大特色；而这也预示了那位爱好动手动脚、牛气冲天还坐拥核武库的总统（指美国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译注）的上台。“9·11的废墟之上，”《华尔街日报》专栏作者佩吉·努南（Peggy Noonan）在袭击发生数周后兴奋地写道，“男子汉的德性正在冉冉升起。”如今，努南十分崇拜彼得森的“硬派”论调，高调赞赏“富有男子气概的男性，他们是一切事物的推动者”，她还一度期待小布什总统“撕掉外衣，露出胸口巨大的‘S’字母”（S是美国著名超级英雄形象超人的标志——译注）。类似的热情在那个时间点上一度达到高潮，9·11事件发生之初颇有些六神无主的小布什总统也借此华丽变身，成为了霸气十足的“总司令”（后来还“膨胀”到身穿战斗机飞行员制服并恭维布莱尔首相“有种”）。

伴随着盎格鲁-美利坚建制派群体睾丸素浓度的急剧上升，不少平日如书呆子一般的记者，也开始把自己想象为不屈不挠的战士角色。“我们将会，”另一位彼得森的粉丝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信誓旦旦地说，“在不经意间荡平许多无辜村落，耸耸肩膀，然后继续战斗。”

男子汉德性日益高涨，针对女性尤其是女权主义者的攻击在西方世界蔚然成风，其激烈程度不下于对外发动的那些拯救不幸的穆斯林少女的战争。任教于哈佛大学的政治哲学家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2006年出版了《男子气概》（Manliness）一书，书中对劳动女性提出了批评，认为她们弱化了男性的保护性角色。自诩新帝国主义者的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则悲叹“女孩们不再与玩偶玩耍了”，并指责女权主义者导致了欧洲的人口衰退。更能说明问题的一点是，少数敢于公开批判好战性（bellicosity）的女性，如卡萨·波利特（Katha Pollitt）、苏珊·桑塔格和阿隆哈蒂·罗伊（Arundhati Roy）等，却不幸“处于公众口诛笔伐的风口浪尖”，遭到了猛烈抨击，正如芭芭拉·金索沃所言，“像婊子、蠢货、痴线、傻瓜这样的污言秽语一时四处横飞。”与此同时，《名利场》杂志也出了一期“战时的布什政府”特刊，对小布什总统的男子气概与沉着风范大加赞赏，更称颂副总统迪克·切尼如同“磐石”（The Rock）。

后911时代的这种嚣张气焰，无疑源自奥萨马·本·拉登对美式男子气概的当头一棒：自由而勇敢的人已然沦为了“柔软”而“虚弱”的人。越南战争的耻辱也曾激起过类似的对男子气概的漫画式向往：史泰龙和阿诺·施瓦辛格便是其中的两个突出案例。同样确凿的一点是，历史上一度享有特权的男性会因察觉到来自女性、同性恋以及多样化的种族与宗教群体的挑战，而陷入极大的不安。埃莱娜·舒沃特（Elaine Showalter）1990年在《性的无政府状态：世纪之交的性别与文化》（Sexual Anarchy: Gender and Culture at the Fin de Siecle）一书中，就描述了十九世纪晚期女权主义者取得的些许成果是如何令男人们陷入巨大恐慌的：“对倒退与堕落忧心如焚，急切地想要在性别、种族、阶级以及国籍之类的定义上实施严格的‘边界管控’”。

1950年代，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就已经警告要留心女性“不断扩张、富有侵略性的力量”，“像一支所向披靡的军队一样，攻占着一个又一个的领域”。一向鼓吹强健的自由主义的施莱辛格对“受到阉割的”美国男性及其“对受压迫者的女性化迷恋”感到愤愤不平，极力呼唤美国历史上那些“充满男子气概，且对此从无任何疑惑”的“开拓者们”回归。

这些缔造了现代西方世界的尊贵男人们，如今却不得不去反思很多东西。男同性恋者与女性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要自由，能够爱自己之所爱并与之结婚。女性期待着在职场、家庭乃至于卧室里获得更大的自我实现空间。特朗普手里也许保有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库控制权，但中国已经在人工智能领域以及旧式的大规模制造业里取得领跑地位。技术进步与自动化也对那种业已过时的“孔武有力、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形象构成了不小的威胁——这在西方世界里堪称是最具毁灭性的事情。

许多白人直男感到中国人、印度人、穆斯林、女权主义者、男女同性恋者以及跨性别人群已经“接近失控”，为此而烦闷不安。这样一来，他们会轻而易举地听从彼得森所谓“传统家庭劳动分工”的表面破灭让事情变得“一团糟”这样的观点，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主流男性群体的恐惧与不安在占据统治地位的两大现代帝国强权那里，已经上升为了一种歇斯底里的政治局面。在英国，高傲而克己的英式绅士原本象征着无远弗届的帝国权力，但现在占据主流地位的却是口无遮拦的退欧运动吹鼓手如波利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外交及联邦事务大臣，多次发表争议性言论）之流。在许多为英式男子气概唱挽歌的人当中，右翼作家道格拉斯·穆雷（Douglas Murray）谴责了“被阉割了的意大利人、欧洲人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欧洲人”，更赞赏特朗普“令西方世界重新注意到自身的伟大之处”。其实，无论是以核武器威胁朝鲜，还是贬低残障人士，抑或是骚扰女性，这位美国总统都不过是一再地确认了以下事实：现代历史中的赢家们会无所不用其极地保卫自己的既得利益。

不过，西方世界里大力展示赤裸裸男子气概的举动，以及对“阿绿”（cucks，“绿帽子”一词的转写，带有贬义，用以讽刺对女权友好的男性——译注）和“文化马克思主义者”的狂热仇恨，不单单是对之前弱势群体“无礼挑衅”的反动。几近疯狂地追求男子气概的做法，在现代世界的历史中屡有上演，这种倾向也深刻地塑造了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的政治与文化。本·拉登相信，穆斯林群体的“男子气概已被剥夺殆尽”，惟有透过摧毁美国强权的阳具象征（指世贸双塔——译注）才能令它复兴。戴着黑色头巾的青年“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屡屡以哈里发（伊斯兰政治、宗教领袖的名称）的名义斩首或强奸俘虏，这与自称是维京勇士后裔的挪威杀手安德斯·贝宁·布雷维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的做派并没有什么两样，显然都是拼命突出男子气概的病态表现。上个月，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又向国内的女性反抗者叫嚣：“我们不会杀掉你们。我们只打算攻击你们的私处。”在印度国内，印度教至上主义者领袖们也没少把精力用在虐待遭逢不幸的少数群体上，想要借此宣示：在1998年印度举行核试验之后，“我们永远不会沦为阉奴了。”

对所谓“去势”与“阉割”以及文明衰落与破败的扭曲想象，是戈兹、施莱辛格、本·拉登、特朗普以及其他许多如今企图殊死一搏的大男子主义者（machismo）们的共同之处。他们对“软弱”而“消极”的女子气息以及“硬派”而“积极”的男子气概这类已经说烂了的隐喻高度敏感；他们无比怀念一个男人们丝毫不需要反思作为一个男人究竟有何意义的时代。无论是印度教沙文主义者、伊斯兰极端主义者还是白人民族主义者，其自我形象事实上都依赖于对女性的鄙夷与排斥。幻想中的男性力量，似乎是借助排斥幻想中的女性柔弱来自吹自擂，从而彰显自己的优越性。这群充满怨恨的男“愤青”们，不仅将女性等同于无权无勇，还整日提心吊胆、生怕沦为“阿绿”，而且表现出了一种近乎于病态的狭隘，而这同时也表明，男子气概的危机似乎是根本解决不了的。

这场危机究竟是从何时开始的？为何整个地球都无可逃避地卷入了这场危机？借助《愤怒时代：一部当代史》（Age of Anger: A History of the Present）这部著作，我开始去思考一场与现代世界如影随形的永久性危机。自19世纪始，它带来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激进的变化：农业与乡村社会被一种高度不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取代，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工业资本主义”，此秩序严格地依照新的性别与种族间劳动分工而组织起来。目前这场危机看起来是普世性的，因为一系列源自西欧和北美的限制性性别规范（restrictive gender norms）之网已经覆盖到了地球上最遥远的角落，而这些地区正面临着自身内部的社会-经济革命的冲击。

做一个男人或者女人的方式向来可以有很多种。来自极为多样化的前工业社会的人类学家与历史学家们已经不断地揭示了这一点：生物构成（biological makeup）与行为之间并没有什么清晰的关联，男子气概与精力充沛的男人、或女子气息与消极的女人之间也没有什么关系。英国殖民者发现，印度人的女神迦梨（Kali）以英勇善战而受人尊崇，性欲也十分旺盛，而这让他们感到非常不适；印度人的英雄克里希那（Krishna）也只是个吹着笛子的吟游诗人。大量的印度文学作品当中都出现过性别认同不甚确切的男男女女，其精英与大众文化传统里也都有雌雄一体（androgyny）以及同性恋之类的题材。

当那些深受剥削与排斥之苦、性别与种族之间等级分明的社会，在19世纪一跃成为世界强权时；当这一波巨大的现代性浪潮以国家建构、城乡移民、帝国扩张以及工业化的面貌渐次展开、彻底改变了几乎所有的人类感知模式时，某些以往默默无闻的传统遭受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突然袭击。一种基于“有男子气”与“无男子气”而建构起来的等级制，曾经长期存在于许多社会，尽管它未必在每个社会都能占据核心地位。不过，在整个19世纪期间，这种等级制传播到了全球各地，男性与女性也被对号入座地安置到了特定的角色当中。

在西方优越论者的历史观当中，现代西方世界似乎是全人类平等与自由的保卫者。然而在现实里，按照琼·瓦拉赫·斯科特（Joan Wallach Scott）的《性与世俗主义》（Sex and Secularism）一书的说法，一种基于生理差异的性别（以及种族）不平等的理念却构成了“现代西方民族-国家的社会基础”。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以缺乏实践理性、个体自律、客观性、勇气与力量为由而对女性表示轻视。作为法国大革命与启蒙运动之子的拿破仑，则相信女人应该安心呆在家里生孩子；他颁布的《拿破仑法典》乃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法律体系的蓝本，但其名声不佳的一点，则是令女性从属于她们的父亲和丈夫。美国国父托马斯·杰斐逊对女人表示了如下的称赞，“她们对于家庭幸福高于一切这一点十分敏锐”，同时她们也是“聪明过头的，不该碰太多政治”。纵观现代世界的诞生过程，在排斥性的男子气概理想取代了传统等级制时，此类偏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基于这样的理由，女性政治参与的资格遭到否认，并被迫在家庭与劳动市场中屈居于从属性的角色。民间心理学爱好者三天两头就会抛出“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罗马神话里火星对应战神马尔斯，金星对应爱与美之神维纳斯——译注）这样的谬论，哀叹彼得森所谓“传统”劳动分工秩序的失落，但却不承认实行资本主义、工业化以及扩张主义的社会需要一种全新的劳动分工。换言之，凌驾于女性之上的白人直男想当然地认为：女人因体格与智能上有劣势，不适合承担开疆拓土、国家建构、工业制造、国际贸易以及科技发明等工作。女性的身体天生就是用来生育以及呵护家庭、族群与民族之未来的，而男性则专属于劳作与战争。做一个“成熟的”男人，也就是根据社会规范来调整自己，履行自己挣钱养家的责任，做一个好父亲以及好士兵。“当男人恐惧工作或恐惧正义战争时，”如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所言，“当女人恐惧母性时，他们便已经摇摆于毁灭的边缘了。”随着19世纪历史进程的展开，许多此类基于特定文化的男女身份假定俨然演变为了永恒的真理。从彼得森那群爱好辩论的粉丝们的表现即可看出，上述这类真理得到的支持，比眼下基于“自然”或伪生物学鼓吹种族不平等这条“真理”的还要多得多。

斯科特指出，现代西方对性别差异模式的界定，有助于“西方在面对自己的‘他者’——即非洲、亚洲与拉美——时维持其种族优越性。白皮肤关乎‘正常’的性别体制，而黑皮肤则与不成熟以及性变态相关。”基于此，英国人因印度人崇拜迦梨女神而认其为缺乏男子气概、过于孩子气的人民，主张不应向其传授自治的理念。那时一般也认为中国人——包括西方的中国城——因为梳了辫子，而不过是一群懦夫而已。哪怕是穆斯林这种基督教王国的老牌竞争对手，也在帝国主义扩张的高潮阶段被嘲讽为拥有楚楚可怜的“女子气息”。

甘地公开地摧毁了来自欧洲帝国主义者（及其在印度本土的学舌者）的性别偏见：即那种认为女子气息就是男子气概之阙如的观点。他拒斥以男性至上及弱势女性的从属地位来判定统治者资格，推崇一种以严格的自我省察以及母性的温和为基础的、主张积极行动的政治。这一拒斥态度最终令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不过，他当能看到，有无数男性的权力欲实际上来自“女性他者不过是消极的存在者”这样的幻觉——某些人理应接受压迫和统治——而这种病理性的状况也已经感染了整个现代政治与文化。

此观点最为阴险的表达，即是对那些被指有女子气息、进而遭到非人化的人们进行征服与剥削——这种暴力在19世纪几乎是家常便饭。对许多欧洲人以及美国人而言，做一个真正的男人，意味着成为一个狂热的帝国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即便是阿列克谢·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活跃于启蒙运动时期的法国知名学者，《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广为人知——译注）这样不乏远见卓识的智者，也期盼着他的男性法国同胞们能够在北非击败阿拉伯人，借此彰显其“勇猛善战”与“坚韧顽强”品质的同时，也便于女人们在家里安心操持内务。

随着19世纪迈向尾声，工业化、城市化与机械化的不可控性再次给了男人们的心灵重重一击，令他们感到二度被“阉割”，这在男性当中引发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响，追求刚强气概的冲动再度萌生。一种力量充沛、不为恐惧所动的大男子主义理想又一次在自我、民族、帝国乃至于种族等一系列想象当中浮现。要依照这种令人生畏的理想来生活，就又得灭掉一切有女子怯懦以及小孩子气嫌疑的蛛丝马迹。但“猛男育成计划”的失败又会加倍地引发自我怨恨，令人变本加厉地渴望暴力。小说家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曾有评论指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受困于“弱鸡”以及“奥斯卡·王尔德”这类嘲讽他不够阳刚的诨名，竭力想要甩掉它们，于是便“通过富有‘男子气’的、既刺激又能彰显高贵性的战争行动来掩盖自己羸弱的体格”。就此而言，以下的情形可以说绝非巧合：在欧洲帝国主义的高峰阶段，仇恨同性恋者、找寻诸如王尔德这样的牺牲品做靶子等行径，也达到了高度组织化的状态、且手法极为恶毒。

种种企图在自我与民族层面重振失落的男子气概的举动，有一项核心特征：战无不胜的身体——在我们的时代则表现为大量使用类固醇、一身横肉的肌肉男形象。实话说，体形大小在今天已经远远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人们的工作与生活方式都愈发倾向于室内化，用不上什么肌肉。然而，对于蛮力与铁腕手段的迷恋却仍在形塑着政治文化。早在特朗普吹嘘自己的体格之前，普京就已经开始大秀胸肌了——此举象征着俄罗斯正在走出被叶利钦这个胖胖的酒鬼“阉割”的境地，开始重建其男子气概。此外，这种赤裸裸地展示强力的做法，在如今这个戈兹当年憧憬的“崛起中的”印度也是大行其道。1990年代，随着印度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之前骨瘦如柴或是肥胖如猪的宝莱坞明星们，纷纷开始炫耀起自己的腹肌和棱角分明的肱二头肌；史诗《罗摩衍那》里的主角罗摩（Rama）原本体格瘦小，但他在日历艺术以及政治海报中的形象却越来越像魔鬼终结者。印度流行文化对壮硕体格的青睐，某种意义上预示着莫迪后来的上台——除了拥有56英寸（约140厘米）的胸围之外，他还向工作无着落的年轻流浪者们许诺要“建设真正强大的国家”。

这种充满仇恨情绪且立场强硬的民族主义，其始作俑者是19世纪早期的日耳曼人，他们首次提出了打造体格完美的优等人民或统治者种族的愿景，极力推崇体操、健美操以及瑜伽等现代体育训练项目，并推动了裸体主义（nudism）等流行风潮。不过，视肌肉男为“自然”这类明显的、排他性的对男子体格优势的偏爱，要到19世纪末才传播开来。随着西方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官僚化进程进一步深入，拥有地产的农民以及自谋生路的艺术家迅即沦为无面目的办公室职员或技师。尔后，“理性计算”（rational calculation）又俨然成为一尊新神，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909年对此发出警告，称“每个人都成了机器上的一颗小小螺栓”，并且还可悲地盼望着有朝一日能成为“一颗更大的螺栓”。现代性的铁笼不断令人们的原有技能贬值，且削弱着人们的自主性，工人阶级男性遂又开始推崇壮硕肌肉男这一理想，希望以此捍卫自身尊严。

历史学家们已多次强调过这种以自动化与时间管理为特征的、充满压抑的工业实践对男性劳动者的羞辱，而工人们也开始以咒骂、醉酒以及性侵为数不多的女性劳工来宣示自己的男子气概——自此诞生了一种侵略性的暴力文化，它在新自由主义统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盛行于蓝领工人群体中。到19世纪末，大量男性参与到了体育运动与健美训练当中，并成立了许多足球与拳击俱乐部，好勇斗狠的气息一时变得十分浓厚。

这不只是男性劳动者的问题。在英美的上流群体中，父母们也开始把儿子送往寄宿学校，希望能强化他们在体格与道德品质方面的表现，避免被女子气息腐化。竞争性体育运动恰好也勃兴于19世纪下半叶，尔后迅速成为了预防懦弱的流行办法——且催生出了大批推崇男子气概的帝国主义者。当时甚至还有不少人相信这样的传言：大英帝国未来的“接班人”们不宜在伊顿公学或者哈罗公学（二者皆为英国著名贵族学校——译注）的竞技场上耗费过多精力，否则会影响到性功能。

不过，男子气概作为一种权力梦想，越是去追求它，它却越令人难以捉摸；由不可名状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力量催生出的“阉割恐惧”有增无减。受此影响，许多世纪末的欧美作家与政客开始沉迷于种族民族主义（racial nationalism），试图以此挽救男子气概——此冲动最终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灾祸。人们把民族和种族理解为一种生物性实体，尔后又升格为不容置疑的有机整体。鉴于大家都担心“种族自杀”，一种高度僵化的、强调性别差异的现代意识形态也在非西方社会盛行起来，疯狂迷恋体育训练、企图打造”新男性“的幻想一时风靡全球。与此同时，自慰行为也遭到了多方挞伐。

欧洲殖民者继续推行着一套受恐同情绪浸染的法律体系，大力鼓吹异性恋夫妻模式和父权秩序。他们的偏见也侵入了西方以外的世界，按印度批评家艾席斯·南迪（Ashis Nandy）的说法，殖民主义的受害者自己也在实行一种“内部殖民主义”：欧洲各帝国的臣属国也承认自己太过女子化，决心强化其男子气概，以赶上白人统治者。

这一解释牵涉到了一个奇特的、至今仍未得到充分考察的现象：各大主流宗教共同体的男性成员——佛教、印度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19世纪末纷纷开始怀念起失落的阳刚气息，竭力想要打造不可战胜的强健体格，从个体男性、民族再到宗教团体无一例外。诸如马克斯·诺尔道（Max Nordau，鼓吹“肌肉发达的犹太人”）这样的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亚洲的反帝国主义者斯瓦米·维韦卡南达（Swami Vivekananda，受到莫迪的高度赞赏，曾鼓励印度人锻炼好“二头肌”）和阿努伽里加·达摩波罗（Anagarika Dharmapala，为应对当时缅甸实行的种族清洗，曾主张发展一种“硬派”佛教）都处于这一行列当中，他们与罗伯特·巴登-鲍威尔（Robert Baden-Powell，童军运动创始人）这类狂热的帝国主义分子并无二致。

群起效法大男子主义的风潮，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引发了极为恶劣的后果。“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较早研究男子气概的历史学家乔治·摩西（George Mosse）这样写道，“在法西斯统治期间，对男子气概的推崇达到了顶峰。”与西奥多·罗斯福类似，墨索里尼也把自己打造为一个叱咤风云的帝国主义者形象。“弱者必须被清除殆尽，”希特勒叫嚣道，这位法西斯主义者的身体也不怎么样。他们自诩是雅利安统治者种族的一员，而犹太人则是懦弱的；透过实施大规模的屠杀，他们俨然找回了钢铁直男的感觉。

哪怕到了21世纪，渴求男子气概的冲动也仍在毒害全球范围内的政治与文化。在我们这个年代，经济、社会与技术的剧烈变迁同样令大量男性——这个人群的数目与以前相比更有了指数级的增长——感到根基不稳、心神不宁，企图寻回对男子气概的确信，而这依旧是极具毁灭性的。具有老式帝国主义者特点的开疆拓土欲望以及打造统治者种族的冲动或许有所消退。不过，在一个新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neoliberal individualism）占据主流的时代，各大深受畸形不平等之戕害的社会里，恐怕只会生出更多的男子气概崇拜，不仅没完没了而且根本无法兑现。“男人要自力更生”的迷思，已经令全球男性陷入了一种为追求个人权力与财富而六亲不认、但又经常徒劳无功的窘境，即便已经自顾不暇，他们也仍把女性与少数群体成员设想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当前，试图以贬低、排斥女性来彰显其主导地位的男性越来越多，这种主导权在他们眼里似乎是天生的、自然的。

对“女性化”的失落与恐惧，某种程度上也成了民粹运动的催化剂，被控有更衣室霸凌前科的特朗普总统与此脱不了干系。戈兹所推崇的男子气概已经压倒了以甘地为代表的雌雄一体传统——而且这种事情还不止发生在印度。巴基斯坦的年轻男性也十分崇拜曾经有花花公子经历的政客伊姆兰·罕（Imran Khan），视其为男人们的头号大救星；他们对针对其言行失检的批评意见充满敌意。无独有偶，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在其支持者眼里同样是个霸气十足的男子汉形象，是不会做错什么事的。脸皮厚如城墙的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格·杜特尔特则没少开过与强奸有关的玩笑。

目前，公共领域中正兴起一股厌女（misogyny）风潮，其原因在于欧美现代化历程中有不少工薪族屡屡幻想回到过去那种真男人独揽大权、女人无非分之想的原始状态。“获得解放的”女性不断地侵蚀着以往由男性主导的领域，引发了强烈的怨恨，这在社交媒体以及露骨的人身攻击等方面都表现得十分明显。此类现象的背后，是诸如印度教至上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类以伪传统面目出现的意识形态，它们为许多受挫感强烈的亚非男性提供了一幅仿佛可以“扭转乾坤”的大男子主义愿景：旧式父权制俨然成为了替代新自由主义虚构的机会平等承诺的不二之选。

苏珊·法鲁迪（Susan Faludi）指出，许多美国人诉诸9·11袭击来否定女权主义的成果，以便让女性重回被动地位。彼得森的传统主义则是西方世界近年来重塑男性权威、或复兴大男子主义社会之努力的重要代表之一。此类努力包括以“震慑与敬畏”（shock-and-awe）之名滥施暴力，仇恨“阿绿”、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女权主义者，幻想能有一个类似于小布什这样含着银汤匙出生的长袖善舞之人来充当“超人”角色等等，它们归根结底都是寻求政治复辟的连环圈套。

这种周期性的、诉诸粗俗的大男子主义来寻求安全感的做法只表明了一点：现代男子气概的历史就是一部妄想史。它刻画出一种寻求稳定与有序的世界的毁灭性冲动，这种冲动除了对原本无可压制的人类生态多样性开战之外，几乎别无选择——差不多每过一段时间就有人叫嚣要打一场这种大战，尽管大多以惨败告终。对女性以及女子气息的极端恐惧也许已经沉淀在了长久以来由男性统治支配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当中。因失去各种资格而感到受伤，以往可以理所当然地主张某些权力与特权、如今却遭到否认……诸如此类的遭遇，将继续令许多男性迷恋于特朗普与莫迪这类贩卖子虚乌有的男子气概的人。话说回来，假如带着同情之理解来分析一番他们的愤怒与绝望，不难得出以下结论：这群男人与女人无异，都被男性自己造出来的性别规范捆住了手脚。

“与其说一个人天生就是女人，不如说她是逐渐变成女人的。”西蒙尼·德·波伏娃如此写道。她的这个论断同样也适用于男人。“造就这种存在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文明。”这逼迫他以破坏性的方式去追逐权力。与女人相比，几乎每个地方的男人都与酒精、成瘾性药物、严重事故以及心血管疾病有着更多的缘分；他们的期望寿命明显更短，自杀率也明显更高。首当其冲地受害于学校操场、职场、监狱或战场上的各种虚无缥缈的男性霸权游戏的，其实是男人自己。日常性的恐惧与创伤体验迫使男人不得不处处跟女人较劲，但受到所谓“铁血男子汉”神话迷惑的男人们却不太情愿承认这一点。

毫无疑问的是，身处这颗危机重重的星球，假如男人们仍然矢口否认或淡化他们与女人所共有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体验，那眼下的男子气概危机只会再次让他们无功而返。“男子汉力量”将会始终阴魂不散、扰人清静，并且周期性地生出“危机-崩溃-疯狂地重树权威”这样的桥段来。然而，在一个“一切坚固的事物都已烟消云散”、哪怕表面上看来最有权势的人也不得不频繁蒙受失落与错位之苦的世界里，这是一个根本无法实现的理想，是一种命令与服从的幻觉、一种号令天下的假象。作为一个承担着繁重职责与不可能得到满足的期待的理想，男子气概乃是造成巨大痛苦的源头之一，并且令男女双双受害。认识到这一点，不仅有助于把握眼下我们所遭逢的全球性危机，更有助于化危机为机遇：我们将有望一举摆脱担心自己“不够男人”这种荒唐无比、但又后患无穷的恐惧状态。

（翻译：林达）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