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勃罗·毕加索不仅在西方世界家喻户晓，他在东方受到的尊崇也是有增无减。亚洲游客纷纷涌入西方的博物馆，只为欣赏他的艺术作品。毕加索的作品数量众多，一幅画动辄数百万美元，近些年这些画作成为了富裕的亚洲收藏家最想要的艺术品。其他西方艺术家在亚洲的名气根本无法与毕加索相比。毕加索几乎已经成为了西方艺术的代名词。

他的立体主义肖像特色十分鲜明：大胆的用色、解构的面部、混乱的图形，这些似乎与传统的亚洲美学观念完全相悖。但亚洲人对毕加索的喜爱已经达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为什么这位上世纪的西班牙画家能够如此吸引这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呢?

人们很容易想到是因为毕加索画作的升值速度，特别是在金钱至上的亚洲。那里的收藏家以来自中国的超级富豪为主，他们对毕加索的作品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近年来估价最高的几幅画作。2017年，佳士得纽约的一场拍卖会上，《静坐的蓝袍女子》（Femme assise , robe bleue , 1939）以4500万美元的价格被一位亚洲富豪购得。2015年，佳士得纽约将《拿渔网的女子半身像》（Buste de femme – Femme à la résille , 1938）以674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位亚洲收藏家。2012年，还是在佳士得纽约的拍卖会上，大连万达集团砸了2820万美元（合1.72亿人民币）买下了毕加索的《两个小孩》（Claude et Paloma , 1950）。

毕加索画作在亚洲的市场潜力得到了证实。今年三月，巴塞尔艺术展在香港举办，毕加索的作品也在此时来到香港。

苏富比拍卖行首次把毕加索的画作带到香港，将于3月31日的夜场拍卖会上出售《胡安莱潘》（Juan-les-Pins , 1924），以前西方的名作都是在纽约或伦敦进行拍卖的。

苏富比还在拍卖前举办了“Face-Off：毕加索/乔治康多双人展”，展出了20幅毕加索的画作和若干乔治·康多的作品。上一次有这么大规模的毕加索画作登陆香港，还是2012年巴黎毕加索博物馆的“毕加索中国大展”。这一次展出的毕加索画作中，有七幅是来自中大陆、香港和台湾的私人藏品，其中包括台湾国巨基金会的藏品《女子和小鸟》（Femme à l’oiseau , 1939），还有上文提到的《静坐的蓝袍女子》。

与亚洲艺术联系密切

香港苏富比S|2艺术空间策划总监黄杰瑜说，中国收藏家对昂贵的毕加索画作热情高涨仅始于三五年前，而现在“毕加索”三个字早已成为了拍卖会上的大热门。毕加索的品牌效应就像是艺术品市场上的铂金包（注：Binkin是爱马仕旗下的一个包系列，有不同的款式规格可选，最基本的也要五万多人民币，豪华款可达几百万），毕加索的作品也非常多样，有画作、雕塑、陶瓷，为买家提供了一系列的选择。黄杰瑜说，撇开金钱不谈，“毕加索丰富多彩的生活也符合中国人对艺术家生活普遍的浪漫想象。”

毕加索生于1881年，他不同时期的作品有着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他不仅闻名于作品，还闻名于各种风流韵事。他有四个孩子、三个女人，包括两位妻子奥尔加·科克洛娃（Olga Khokhlova）和弗朗索瓦丝·吉洛（Francoise Gilot）和一位情人玛丽-特蕾莎·沃尔特（Marie-Therese Walter），他和摄影师、艺术家朵拉·马尔（Dora Maar）的情事也是广为流传。

毕加索这种无牵无挂的生活方式与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有几分相似，比如明代画家、诗人唐寅（1470-1524），他以诗歌和水墨画闻名，也娶了三个女人。中国的当代艺术家张大千（1899-1983）1956年与毕加索在尼斯有过一面之缘，他们的个性也非常相似。他继承了中国山水画的传统，在泼墨画和仕女图中创造了新的艺术语言，同样他也情史丰富，前后有四位妻子。

除了他个人的风流韵事，毕加索画作的美学价值，相对于其他西方艺术大师——例如莫奈和梵高——来说，对中国人更有吸引力。黄杰瑜说，现代中国尤其喜欢毕加索的肖像画，因为肖像画在中国现当代艺术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处于主流地位，特别是1949年以后。“大陆艺术家接受了前苏联社会现实主义学派的训练，从陈逸飞到张晓刚，中国大陆艺术家的作品都是以肖像为主。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人已经习惯了欣赏肖像画。”

但这不是唯一的因素，黄杰瑜说。看着传统山水画成长起来的中国人，会更容易欣赏毕加索的立体派肖像画。南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信息与工程学院的Scott Vallance和Paul Calder在研究多视角图像时指出，中国的山水画与立体派存在相似之处：“中国的山水画也是多焦点式的，多重形象之间无缝连接。”这种多元视角在中国传统美学中已经根深蒂固了上千年，但它在西方艺术中出现得非常晚，人们通过毕加索的立体主义运动才有所了解。

如果说毕加索在某种程度上受过亚洲艺术的影响，也是不足为奇的。他与亚洲艺术的接触可能要比他与张大千的高调会面更早。日本东京的武藏野美术大学艺术史教授田中昌之（Masayuki Tanaka）说，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画家冈本太郎去瓦洛里参观毕加索的画室时，毕加索给他展示了自己与亚洲艺术的联系。冈本太郎深受毕加索的影响，他最著名的作品《明日的神话》就是他对毕加索《格尔尼卡》的回应，两幅作品都艺术地表现了战争的恐怖。

田中昌之说：“毕加索告诉冈本太郎，他有好几幅日本的木刻版画，不是改良过的精制版画，而是最原始的那种。

“对毕加索来说，‘原始’并不是没有文化的东西，而是另一种表达方式。传统的西式风格是基于视觉感官和精准临摹的，亚洲的传统则完全不同。亚洲艺术不以感官为核心，而是更讲究写意。从这个意义上说，毕加索的表达方式与亚洲人很类似。甚至在如今的日漫中，你还可以看到毕加索的影子。”

整个亚洲为之轰动

虽然中国人对毕加索的热爱近些年才出现，但日本人对毕加索的狂热由来已久。日本第一本关于毕加索的书籍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出版了，1951年毕加索的作品展也是二战后日本的第一批西方艺术展览。上世纪80年代，许多日本公司收购了大量的毕加索画作，“但是90年代日本经济衰退，大多数又都被卖掉了。”日本箱根町的宝丽美术馆（Pola Museum of Art）是一座私人博物馆，馆藏非常丰富，在那里还能找到部分毕加索的作品，田中教授说。

1964年，巴塞罗那毕加索博物馆首次出借了60幅作品在日本进行毕加索大展，在东京和京都的国立现代美术馆，还有名古屋的爱知县美术馆都进行了展出。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毕加索博物馆一直在出借作品给日本进行展览，包括2000年在东京上野公园的国立西洋美术馆举办的“毕加索的儿童世界”展。田中教授就是这个展的策展人，当时吸引了三十多万人前来观展。

毕加索的作品也在韩国留下了足迹。2013年和2014年，毕加索基金会（Fundación Picasso）从他的出生地马拉加带了一批作品来到韩国，在仁川、首尔、大邱和水源展出了毕加索的226幅作品，还有胡安·吉纳斯（Juan Gyenes）为毕加索拍摄的100幅照片，观展者超过30万。

巴塞罗那的毕加索博物馆也表示，亚洲游客，尤其是韩国游客的数量大幅增加。博物馆上一年共接待了38391位韩国游客，在外国游客中排第7位，位列第八、九位的分别是中国游客（34011人）和日本游客（30662人）。旅行社也会每年给博物馆带来超过10万名亚洲游客。

“全球化意味着，亚洲也在不断地认可西方的价值观，”毕加索基金会主任何塞·玛丽亚·卢纳·阿圭拉（Jose Maria Luna Aguilar）表示，“毕加索作为自由创作的典范，在当今社会广受景仰与爱戴。他的生活无拘无束，在作品中表达自我。怎样才能活得更自由？毕加索就是最好的参照。”

（翻译：都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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