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式投资移民项目变得越来越多，“选项”不止那几个了。
周婕是移民行业的老手，因为业务涉外，时差和熬夜早已习以为常。但在去年3月，她和同事经历的通宵日比以往更多。当月31日，匈牙利国债移民项目就要被关停，而他们受理的客户还有一百多位未“上车”。周婕和团队不得不一边通宵达旦的准备客户资料，一边向匈牙利移民署争取更多预约时间。“最后一天，匈牙利大使馆全都是递材料的申请人。”
遭遇项目突然关停，这在投资移民行业里并不多见。2014年加拿大发生过一次。那年2月，加拿大移民局突然宣布，终止实施长达28年之久的联邦投资移民计划。“将近上万名申请人被拒签，有人排队了八年还没申请上。”周婕说回忆道。
时隔三年，境况变得大不相同。主流国家不再主导移民市场的货架。在欧洲、亚洲、甚至一些连名字都叫不上的国家，陆续推出花式投资移民项目，政策天花板对投资人的影响变小。“选项”不止那几个了。
投资移民并非主流移民途径。区别于亲属移民和技术移民，它往往要求申请者具备更强经济实力，为目的国带来直接投资，或创造本地就业。
美加澳新等主流移民国最早开放该类项目，是这种玩法的普及者。
以加拿大为例，该国在1986年就启动了投资移民计划。尽管当时政策设立不明确，资金门槛从5万到50万加元也无统一规定，但仍然吸引全世界不少有钱人。香港就曾是该项目最大输出地区之一。
据加拿大驻香港领事馆统计，1991年至1996年，每年有大约2万香港人成为加拿大移民，占加拿大当时总移民数量的20%。1998年香港回归、内地经济发展迅速，中国大陆取代香港成为加拿大投资移民的最大来源。
“2010年以前，国内移民行业之所以能快速发展，也多亏这些国家开放投资移民政策。国内稍有实力的移民中介也在这阶段成长起来。”华侨移民首席咨询专家刘建宇对界面新闻说。
主流国家纷纷出台的投资移民项目，其目的是为吸引海外资金，复苏本国经济。特别是当自身经济不景气时。
美国EB-5项目最为典型。该项目早在1990年开始施行，但直到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美国才开始意识到其价值，卖力推广起来。据金融时报报道，直到2016年，该项目为美国引入155亿美元投资，创造就业岗位8.44万份。
投资移民项目所能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但当经济好转后，天色就变了。好处马上变为问题，成为保守人士攻击的目标。反对者认为，该类项目拉动经济增长，是以国家出让居留或公民权为前提，这种增长可持续性低，也侵占本国人民利益。项目最终逃不开被暂停，或抬高门槛的命运。
2010年，加拿大将联邦投资移民资产要求从80万加元涨至160万。次年，新加坡全球投资者计划也将投资额提高至1000万新币。英国更为夸张，其最高的投资额上涨到一千万英镑，相当一亿元人民币。“美国项目尽管没有涨价，但申请处理时长从早期最快的三天获批，到现在排期长达七到八年。”周婕感叹到。
在主流移民国家政策收紧后，市场上悄悄出现了新玩家。历史重复着相同的套路。金融危机在欧洲蔓延，泥潭里求生的欧洲小国们也开始效仿前辈们。塞浦路斯、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等相继推出投资移民计划，它们还被冠上一个豪气的名字“黄金签证”。
带头者是塞浦路斯。
这个南欧岛国在2009年5月颁布《给予在塞浦路斯购置自住物业的非欧盟国公民申请移民许可》，允许海外投资者通过购买物业方式获得该国居留权，而投资的房屋价值不低于30万欧元。当然，申请者还需要满足无犯罪记录、经济状况良好，以及银行定期存款等其他条件。但30万欧元打破人们的固有想象。
“这个投资门槛意味着，北上广任何有一套房的人，似乎都有具备申请实力。”刘建宇评价到。
紧接着，2012年8月葡萄牙也颁布新移民法。它规定，欧盟以外的国家公民在葡萄牙投资35至50万欧元，即可申请当地的居留权。
相比以往的投资移民项目，黄金签证计划的权益要超出想象。欧盟一体化意味着，一旦拿到某成员国的居留权，可以自由通行欧盟其他国家。而买房投资更符合投资者的喜好，尤其对中国投资人，这比让他们去开办企业，创造就业要容易得多。
周婕所在的外联出国还专门设立欧洲项目部，她认为，对国家而言，移民计划搭载不动产投资，是迅速拉动宏观经济的做法。“房地产往往能带动其他行业，如工程、造价、材料、装修和家居等，很容易刺激多元产业。另外，像塞浦路斯这样的度假胜地，不动产要比金融产品更让人信任。”
计划带来的收获颇为惊人。据葡萄牙移民局数据，从计划开始到2017年7月31日，项目获批人数达到5243人，其中，中国主申请人（申请者的家庭成员可以成为副申请人）有3472人，占总数的68%。吸引总投资额达32.23亿欧元，其中29.11亿是房产投资，占比90%以上。“说中国投资者挽救了葡萄牙的经济都不为过。”刘建宇认为，葡萄牙的黄金签证计划搅动了其它深陷泥潭的欧洲国家。随后，西班牙和希腊也学起来。
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认可房产投资。如果没有强劲的内需，一旦项目停止，对该国国内房产市场将会带来打击。匈牙利和马耳他等国设计了另一类项目——国债移民。
匈牙利在2013年在中国启动国债投资移民项目，尽管投资者只需购买25万欧元的有价证券，即可申请永居身份，但周婕发现，项目刚开始时，并没能吸引多少中国投资者。2013年的1000个配额只有不到七成申请者。随后该国修改移民法规定，该项目才慢慢被关注。“一些在德国瑞士定居的客户，会将匈牙利身份作为一个跳板，而另一些投资人则看重匈牙利的医疗福利。”市场逐渐被炒热后，该项目关注度越来越高。
当然，也不是所有设立投资移民项目的国家都“缺钱用”。马耳他是个例。
因为骑士传说而被欧洲人视为度假胜地的马耳他，在欧盟内部没有多少存在感。去年，该国总理在欧洲议会上发表演讲时，本应有751名议员出席的会议，仅有30名议员出席。但这并不能遮盖马耳他想发展经济的野心。2015年8月，马耳他政府公布288号法案，允许非欧盟国家申请者通过25万欧元国债投资，获得该国居留权。
“它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未来想要大发展，一定需要资金，光靠政府的财政盈余支撑不起。”刘建宇认为，发展离岸经济是其开放投资移民政策的背后目的。
在法案通过后，马耳他在全球范围内招标，招募第三方机构负责税务等方面的事务。它甚至要求竞标机构提供财务报表、可行性方案，并开展外部尽职调查。刘建宇称，参加竞标后，马耳他对他们进行将近一年半的背景调查。“竞标机构有国内移民公司、境外律所和会计师事务所。过程还包括两轮面试，就像海选一样。”刘建宇回忆说。
对申请者背景调查也相当审慎。“除了利用工商等公开系统，受理申请的律师也要对客户做背调，这在行业里非常少见，意味着中介机构也必须对背调结果承担责任。”
总的来看，欧洲近半数国家都开设投资移民项目。而在亚洲，马来西亚、韩国和泰国也没闲着，分别推出居留签证项目。其中泰国的居留签证比买房、买债券等更为另类，它规定外籍人士花两百万泰铢（约6万美元，或40万人民币）就能申请泰国20年居留权，以及一系列VIP式待遇，比如全年24次免费高尔夫或SPA体验等。另外，加勒比海沿岸的岛国们陆续开放投资入籍项目，主打“低价”移民。
“近五年里，全世界好象哪里都开放了移民政策。”这对2002年就入行的刘建宇而言又是一番新景象。
有法可依是一个国家想要吸引投资移民的前提。整个项目需要背靠移民法的法律框架，提供一套完整而系统的方案支撑。无论是美国EB-5项目，还是欧洲黄金签证计划都是如此。这对擅长立法但不熟悉市场的政府而言，有点难。设定多高的投资门槛、有无移民监、对申请者要求等都需要解决。
深谙市场玩法的中介机构变身外部帮手，他们成为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第三方，向政府提供项目咨询。
不同权益对应不同价格，这杆秤是设计投资移民项目时的参考原则。比如，护照便利程度就会影响项目定价和市场欢迎度。全球两大移民咨询机构恒理（Henley & Partners）和Arton Capital每年还会更新“全球护照排名”，供申请者参考。
恒理北亚区管理合伙人赖峥嵘认为：“作为第三方，一般是站在市场需求和供给的立场上去看投资移民，这种独立视角往往比政府想得更全面。”从苏黎世起家，到后来业务铺到全球的恒理，先后给瑞士、加拿大和加勒比沿岸的岛国等地区设计过投资移民项目，还专门设立政府咨询部门。
从市场角度出发，各国所拥有的地理、文化、政治和经济条件等，都成为天平一端的砝码。
赖峥嵘列举这样一个例子。欧盟的黄金签证计划多在30-50万欧元的价格区间，而相比之下的东加勒比国家，其资金门槛就要低得多。
加勒比海地区现在有4、5个国家设立投资移民项目，包括圣基茨、格林纳达、安巴和圣卢西亚。这些岛国的经济不发达，以前主要依赖靠蔗糖业和旅游业。他们意识到外国投资的重要性后，也在挖掘自身“卖点”。
“他们曾是英国殖民地，能免签进入英国，这是优势，而且这些国家也非常清楚一点，申请者不会在这里居住，与居留权相比，入籍更有吸引力。这些岛国将费用定在10万美金到40万美金不等，是比较合理的门槛。”
赖峥嵘认为，成功的投资移民项目必须做到几点：对所有新公民阐明它能带来的好处；与其他项目相比，它的定价应有竞争力；获得身份的过程应该是透明且平稳顺利的。
“富人们都是投资高手，定价太高，或特性不够吸引人的项目，将不会成功。”
当然，并不是所有国家都相信市场判断。恒理在2009年和2010年参与加拿大联邦投资移民计划的磋商，但最终方案仍然被叫停。恒理政府咨询部门的专家Hugh Morshead认为，叫停原因是加拿大政府没有市场调研，就启动投资移民创业基金先导计划 ，从而误判投资者的胃口。由于申请人数过多、处理延迟，以及政府处理资金不妥当，最终导致项目叫停。
国内投资移民项目数量和花样越来越多，即便以前被动代理移民项目的机构，也开始主动挑选项目。
周婕所在的外联出国在2013年时，本也考虑引进塞浦路斯投资项目。“当时它打出买房移民的概念，在市场上很受关注。但其中也存在不确定性。”周婕发现，塞浦路斯虽然身处欧洲，但并非申根国，而且由于南塞和北塞的地缘关系，它加入申根区难度很大。“我们研究其政治经济和法律环境后，认为它绿卡有效性，并不能实现，就没有引入该项目。截止到目前，它也确实没有成为申根国。”
几乎所有投资移民项目都受过内外夹击的质疑。在加拿大和美国，联邦投资移民和EB-5仍是社会讨论的焦点。而刚开放市场不久的小国们也不能幸免。
一些质疑声来自外部。
葡萄牙的房地产市场因为海外投资者变了个样，仅在2017年，葡萄牙的房价上涨25%，但房产市场不规范困扰着中国买家。
“虽然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都是南欧国家、地中海气候，也是旅游大国，但买房还得区别对待，市中心的核心房源还值得一买，但在郊区买10套房，看起来便宜，但会烂在手里。”周婕看到一些海外开发商会针对中国买家定价，特别是在葡萄牙。因为信息不对称，买家甚至无法甄别房子的真正价格。
而刘建宇认为，房产维护和转卖的隐含成本，交易税费中的差额税费等都是隐藏在买房移民项目背后的Bug。“何况欧洲房产市场交易本来就不是特别活跃，它没有内部钢需的驱动。如果移民政策终止，将对本国房地产造成打击。”
与此同时，欧盟对黄金签证的不满也在日渐增大。有人担心，这些项目在打开整个欧洲的“后门”。
塞浦路斯常常被指责为俄罗斯寡头的贪腐行为提供藏身之所。英国《卫报》曾多次曝光该项目的内部文件，称一些被指控有腐败行为的俄罗斯寡头和乌克兰精英通过“黄金签证”计划而得到保护，将矛头指向塞浦路斯政府。
去年关停的匈牙利国债移民项目也遭到质疑。该项目的运作方式是，匈牙利国债处理中心将其发行的５年期移民债券出售给中介公司，中介公司再发行自己的有价证券并出售给外国投资者。刘建宇认为，国债应该通过正常和统一的金融机构购买，而不是注册在离岸群岛的某家公司。“产品设置这么复杂，欧盟或许也会质疑资金去向问题。”
如果法规不严谨，单一国家的移民政策成为整个欧盟体系的缺口，对整个欧盟而言的确会成为隐患。“天堂文件”等事件频发也反应了暗箱操作的确存在着。
加勒比岛国的入籍项目就成为欧盟指责的焦点。欧盟专列了一份“黑名单”，将可能成为“避税天堂”的地区划上小本本上。上榜地区不仅声誉受损，还将被限制与欧盟的财务往来。就在今年三月，圣基茨也被划入名单之上，意味着所有设立投资入籍项目的加勒比国家都被“黑”过。并且，中国并不承认双重国籍，持有他国护照的人将可能面临必须放弃某一国籍的选择。
内部质疑声往往更让决策者感到压力。
周婕说，针对国债移民项目，匈牙利政府刚开始非常兴奋，但慢慢感受到压力。争议点，就在“拿钱换福利”上。“每一个国债的认购期，都会产生一定差额，政府要贴补这部分差额，就可能会牺牲本地公民的福利。还有人认为，该项目对本国经济刺激没有太大好处，毕竟情况还没有其他欧洲邻居那样糟糕。”
无论如何，近五年的移民行业已不再是20年前的模样，相比政策变动期，市场状况要更为复杂。争抢富人移民的小国家们越来越多，移民群体本身也在发生变化。由此来看，在“供给产品”的移民目的国和“购买产品”投资者中间，甚至无法说明到底是谁主导了谁。
美国社会学家莱温斯坦在19世纪末对移民的迁移规律的总结依旧适用：当人们想要改善目前生产和生活条件时，迁移是其中一种方式；而有两种力量推动着这个过程。“推”力，如人口增长、生活水平低、就业机会缺乏、政治压力等，迫使人们离开故土；而“拉”力，如外国的劳工需求、获得土地、良好的经济机遇、政治自由等，促使人们移民。后者更贴合现在的移民市场。
“有些投资者开始琢磨新布局，想要鱼与熊掌兼得。出国也不是一件难事儿，特别是当移民门槛降低后，你会发现移民对很多人都不再遥不可及，而是可以考虑的事情。”刘建宇评论到。
但他也发现，对这群人而言，新景象未必会带来机会，他们面临的风险或许更大了。
（实习生陈晔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