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易纲）辅佐周小川行长15年，连续性是挺好的。在一个机构中呆久了，耳濡目染，对机构的文化、机构的使命理解得更为深刻。他会同化别人，别人也会把他同化。”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曾长期供职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部门的伍戈对界面新闻表示。

“他原来也长期做研究，有深厚的理论积累，到工作中，与实践相结合，比较有方向感、前瞻性。”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在对界面新闻谈起他的老领导时如此表示。

“而且易行长的外语好，国际上人脉比较广泛，现在中国在国际事务交往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有易行长这样一个人来作为中央银行的行长，更加有助于中国开展金融外交。”管涛说。

1980年，22岁的易纲被北京大学选派到美国留学，先后在哈姆林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学习，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86年被美国印第安那大学聘为副教授，并于1992年获得该校终身教职。

后来易纲在谈及这段海外留学的经历时透露，刚到美国时兜里只揣着2美元，吃饭和零花钱必须得自己打工。“当时出国只让换两美元的外币。我去了之后，每个星期在学校食堂洗三次碗，每次洗三个钟头，开洗碗机流水线，我是流水线的一员，可以挣一些零花钱。”2012年易纲在做客中国金融博物馆读书会时称。

1990年，易纲发表了《Inflation and price instability: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通胀和价格波动：中国实证研究），文中运用1953年-1988年的数据研究中国的通货膨胀和价格波动的关系。此后，他写了多篇文章研究中国的货币需求问题，将货币化和通胀预期加入货币需求函数，解释了改革开放初期为什么货币超发严重但却并没有明显的通胀。

他回国的那年，中国正面临的严峻通货膨胀。1994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较前一年上涨了24.1%。易纲当时认为，货币扩张主要来自于外汇储备增长过快。

可能是因为其对相关宏观问题的专业研究引发了决策当局的注意，1997年易纲被调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从研究转入仕途。此后，他先后出任过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司长、央行行长助理，直到2007年12月升任央行副行长，开始主管货币政策。2009年至2015年，易纲曾兼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

易纲是外管局成立以来担任局长时间最长的一位。管涛回忆说，易纲在担任外管局局长期间，大部分的时间主要是在应对资本流入的压力。他在推动贸易投资的便利化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特别是在货物贸易与管理改革方面有很大的动作。

“原来我们对货物贸易管理采取核销制度，要求货物和资金流一一对应，这样和实际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是不一定完全匹配的，增加了企业的很多不便。他来了以后，指导相关业务司研究货物贸易的改革方案，从逐笔核销，转为总量核查，这样的话，就把核销的手续大大简便。这在前些年受到了各地的普遍好评。”管涛说。

在外界看来，易纲在掌管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六年里，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8·11汇改”和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篮子这两件事。

长期以来，中国到底需要多少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多少是合适的，一直是学术界争议的话题。早在1997年，易纲在《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因素及走势分析》一文中就提出外汇储备过快增长的应对建议：适当增加进口、藏汇于民、利率市场化和开放资本账户，但这之后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外汇储备依然在快速地上升。1994年底时，中国外汇储备是516.2亿美元，到了2009年，易纲担任外管局局长时，外汇储备将近2万亿美元，而在他的任内，外汇储备一度接近4万亿美元。

2015年8月11日，中国央行宣布人民币中间价一次性贬值2%，并调整中间价形成机制，即做市商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中间价报价。同时，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计算人民币多边汇率指数的变化，维护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两天后，央行举行汇改吹风会，易纲在会上作出坚定的表态，“一个僵化的、固定的汇率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对于传言，“所谓人民币要贬值10%，要刺激出口，还说这是官方意图，完全是无稽之谈。”他反复强调，“要相信市场，要尊重市场，甚至要敬畏市场，要顺应市场。”

对此，易纲在2017年3月的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解释道：“使用外汇储备和维护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整个过程，是利大于弊，对中国和对国际社会都有好处。有的朋友问过我，说外汇储备是不是动用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我在这儿跟朋友解释一下，我们卖出美元都收回了等价人民币，不是说外汇储备都打水漂了，这是一个等价交换的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8·11汇改后不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主席拉加德宣布将人民币纳入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决议于2016年10月1日起生效。尽管如此，人民币离名副其实的国际货币第一梯队还有相当的距离。

“相比真正一流的储备货币和成熟有效的市场，人民币和国内金融市场还有很大的差距。在进一步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升人民币影响力的问题上，要特别的‘心平气和’。”易纲在去年底“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举办的活动上谈到人民币加入SDR时表示。他说，人民币加入SDR之路也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之路，需要贸易投资、金融业对外开放，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减少外汇管制、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三驾马车”协同推进，缺一不可。

旧人的新挑战

2002年周小川接手央行时，中国经济居世界第五位，国内银行业不良贷款高筑，部分外国学者甚至给中国的国有大行冠以“技术性破产”的帽子。现在，中国经济位居世界第二，全球十大银行中，中国的银行占据近半壁江山。

15年里，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翻了近一番。这期间，中国人民银行统筹推进了国有银行改革、人民币汇率改革、应对次贷危机、人民币走出去等重大议题，从一个并不十分起眼的正部级单位，一跃成为推进经济增长、引导经济转型的中枢机构之一。

金融业高速增长的同时，风险也在不断积累。地方政府（包括融资平台）和国营企业的大量债务存在潜在违约的可能，居民负债比率在房地产市场火爆的带动下一路飙升，非标准化金融产品、银行表外扩张、跨资产种类套利等渠道加杠杆屡禁不止，使得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变得棘手。

这是易纲和他的团队将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中国经济周期性风险所在。

易纲在《中国金融》2018年第3期发表的文章《货币政策回顾和展望》中提出，“相对慢一点的货币信贷增速仍可以支持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增长 ”、“对M2增速变化不必过于关注。”

他指出，从国际上看，来自外部的不确定变化也可能向国内经济金融领域传导，全球经济复苏和大宗商品价格回暖还可能给国内物价形成一些压力。从国内看，经济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隐患，内生增长动力仍待强化，结构调整任重道远，债务和杠杆水平还处在高位，资产泡沫“堰塞湖”的警报尚不能完全解除，金融乱象仍然存在，金融监管构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他表示，人民银行将按照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要求做好总量调控，根据调控需要和流动性形势变化，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增强流动性管理的灵活性和有效性，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稳定，促进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流动性环境。

同时，将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探索将影子银行、房地产金融、互联网金融等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同业存单、绿色信贷业绩考核纳入MPA考核，优化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对资本流动进行逆周期调节。

在金融改革方面，易纲表示，将按照“放得开、形得成、调得了”的基本要求，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将成为常态。

根据新一轮机构改革方案，银监会和保监会将合并成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时将银监会、保监会拟订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将划入中国人民银行。这意味着中国央行在宏观审慎管理方面被赋予更大的责任，如何完善金融综合监管也将是对易纲的新挑战。周小川在今年两会期间的记者发布会上也坦言：“这里的工作其中有一条也是人民银行要牵头，增强各个金融机构特别是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提高协调的效率。”

回望易纲的经典观点

怎样强调质量也不过分

眼下在中国，“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热门词。但早在20年前，易纲就提出来这一概念。“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怎样强调质量也不过分。”他在1998年发表的论文《中国经济增长应该强调质量》一文中说。

“财政政策也好，货币政策也好，如果所做的只是为了增长，就需要对增长作一个彻底的讨论，就需要对发展中国家必须要有一个低效的高速度之类的观点进行严格的检验”。易纲写道。

“有些人认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应该追求速度，不必追求质量和效率，并且认为经济发展必须要维持高速度，这种看法站不住脚。不妨举出一个反面例子，法国巴黎最好的房子有许多是拿破仑时期建的，距今200多年。为什么200年前的法国能注重质量，而我们到现在还不能谈质量和效率呢? ”

违背市场规律必然要付出代价

2016年7月，易纲在《次贷危机的经验教训》一文中写道，次贷危机威胁到金融安全，从危机中能够学到的东西很多，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是，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必须要正确和稳健，这对整个金融的稳定至关重要。

二是，没有“免费的午餐”，违背市场规律必然要付出代价。“如果用一种金融创新使不符合标准的人得到贷款，好像解决了问题，实际上造成了更大的金融风险，代价非常昂贵。金融业必须按市场规律办事。”

三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过度相信评级公司。四是，风险暴露以后，产生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很多人没有估计到次贷危机会有这么大的冲击力。第五，货帀当局的稳定措施不断地在防止危机和道德风险两方面权衡非常困难。

要害问题不是老百姓不想干而是政府不让干

2000年，易纲在《财经界》杂志刊登《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两大盲区》一文指出，一个盲区是对资源及环境保护的漠视，另一个是政府不合理的干预和管制。

“中国目前的条条框框实在太多，严重抑制了竞争与创新，从而影响民间投资与消费的热情。以金融业为例，中国的金融管制可谓铁板一块，各大银行全捏在政府手里。金融管制的结果，一方面使得资金配置效率低下，有活力的非国有企业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支持，缺少活力的国有企业却能轻易获得大量贷款。为什么国有企业改革约束总也硬不起来，为什么10多年未赚过钱也不属于什么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还能继续生存? 原因再简单不过，就是因为政府这些年一直通过金融资本市场来为其输血打气。”

“因此，在中国，要害问题其实不是老百姓不想干，而是政府不让干；民间投资不景气，不是没得干，而是没法干。周其仁教授曾经指出，中国官员的思维是爱‘管制’ 爱‘规范’ ， 一来二去， 不将一个兴旺的产业规范得气息奄奄不算完。”

“三元悖论”的理论也可以灵活运用

每当谈及人民币汇率，不少学者就会提到“三元悖论”或“不可能三角”。其含义是：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而放弃另外一个目标。

2016年4月，易纲和前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论坛上同台亮相。在台上，伯南克说，中国央行很清楚，人民币大幅贬值不是理想的，也不太可能出现。他表示并不认为限制资本自由流动就是理想的举措。“中国需要加强对资金的吸引力，例如近期中国加速开放债市就是吸引更多资金的好办法。”

易纲对此表示，“三元悖论”的理论也可以灵活运用，“即中国可以在三角的每一条边上都取其一部分，并结合三者，总体加起来仍等于二。而我的工作就是对其做一个最优结合。”具体来说，在货币政策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需要有一定独立的货币政策来决定利率水平；此外，中国资本账户在较大程度上是可自由兑换的，只是在非常时期存在一定管理；同时，中国近年来也并不是实行完全固定汇率。

我最喜欢的职业是当老师

2008年，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介绍易纲的文章。其中提到，易纲曾对他的学生说：“我最喜欢的职业是当老师，因为这可以普及经济学，教大家知道自己的尊严在哪里，什么是老百姓的权利，什么又是国家的权利。”

在文章中，南方周末记者提到曾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课堂上，听过易纲的讲课。在谈及政府行为的时候，他回忆了一桩往事：1976年，时年18岁的易纲在北京顺义县插队，当地每年都由政府来计划种多少亩小麦、玉米、黄豆、豌豆。农民们发现种豆类比种玉米的产量更高，于是，他们私下里调整，多种了10亩豆苗。两个星期后，豆苗长到2寸高了，但是主管的领导也发现了这一违规现象，他们亲自来开现场会，豆苗被拔了，可农时也被耽误了，全年的生产泡汤了。“这是典型的政府决定。”易纲最后评价道。

解决国民素质低要先清楚定义私人产权

2015年4月，易纲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举办的“悦读会”上介绍他的《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一书时说，“我一直特别关心中国的环保问题，比如大城市的堵车、电子垃圾、办公和居住用房的浪费、国土荒漠化等。关于国民素质，我也提到我国国民素质在以下几方面亟待提高：缺乏公共意识、做事不认真、缺乏风险意识。”

“要如何培养公共意识？首先要有私人空间，要分清楚私人空间、公共场合，才能逐步树立起公共意识。假如一个地方、一个国度、一个岛屿从来就没有私人空间，或其私人空间被完全剥夺，要同当地人讲公共意识确实比较困难。所以要解决国民素质低的问题，需要首先清楚地定义私人产权，并且逐步改善法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