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盐来了一个金爷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当地人说，海盐来了一个金爷，住在澉浦镇六里村朱家门的一桩老宅子里，写了很多书，绝对是一个人物。这里是崧泽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他们对家乡的文化底蕴一直颇为自豪。

金爷就是金纲，一位从事思想史研究的民间学者。他将自己居住的这幢老宅命名为“江湖居”。“江湖居”所在的浙江省海盐县澉浦镇，有个占地 45 平方公里的南北湖，他也被人称为“南北湖边的当代梭罗”。

老宅建成于 1948 年，坐北朝南，占地面积 300 多平方米，合院式风格，南设风火墙，门楼高大，门楼上有浮雕，雕工细致。整个宅院格局完整，面阔 5 间，前出廊，左右设厢房，风火墙与正屋间有天井。天井里一株芭蕉树，金爷入住时当地朋友送来的，没几年，就长成两人多高，阴满中庭，舒卷自如，是金爷的心头之好。

宅院外四面环水，砌有石驳岸。小桥流水人家，村民淳朴可爱，典型的江南温润之地，夹杂着历史的斑驳与沧桑。很久以来，金爷一直想找一个自然环境好、人文底蕴深的地方散居。几年前在友人的推荐下，他来到朱家门，一眼就看中了这座宅子。

他在此寓居已近四年，不舍昼夜续写他的《大宋帝国三百年》。

卷帙浩繁、气势恢宏的《大宋帝国三百年》，是金爷“一个人的宋史”，共 8 卷 17 册，已出版 7 册。其中第 4、5、6、7 册就是江湖居完成的。这部皇皇巨著，被人称为“奇书中的奇书”，“文”中添了野气，“史”中加了活力，不仅有帝王权术、帷幄诡计、传奇秘闻，更有商战兵法、政治宝典、思想智慧，堪称一部大时代的命运密码。

当代中国，历史类作品经常会出现周期性火爆。上个十年有“明史热”，而《大宋帝国三百年》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近十年来的“宋史热”。

金爷对在澉浦镇的生活很满意。与他的老家天津相比，水乡的空气实在是太好了。他在这里品味江南美食，饱览浙北风情，梳理思想成果，结识有肝胆之人。再有两到三年，他《大宋帝国三百年》，将在这座位于大宋故土的老宅里束笔终稿。

这位“现代士大夫”，已将海盐澉浦视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历史原来可以这么写！

金纲，原名李作乾，1952 年出生于天津，曾任语文教师、学术图书发行公司学术部编审，2008 年后，为北京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历史人物研究中心研究员，从事思想史研究和学术规划工作，2011 年 2 月辞职，选择成为一名独立学者。

他曾是中国互联网BBS时代的名人，1999 年开始上网，2010 年开始先后在若干论坛及微博发布思想或生活类文字，网名“老金在线”。他对互联网的“自媒体”性质有很深的体会，互联网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是他寻求知音知己的互动平台。他当然感谢互联网。

他是中文系出身，最初由中国文学进入中国文学史，而后进入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上世纪八十年代，读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读钱锺书《管锥编》，发现了中外思想“比勘”，即对比研究的方法。这个方法让他发现了人类思想根脉的一致性。于是，“异中求同”就成为他最重要的方法论。由于幼时父亲督导阅读《论语》打下的基础，有了后来的儒学研究，曾出版过 100 万字的儒学研究专著《论语鼓吹》。

大约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便开始关注宋代历史。到新世纪初，开始有意梳理个人视角中的大宋王朝，有了若干笔记。2005 年，他在北京见到了《帝国政界往事》这本书和它的作者，突然发现历史还可以有不同的写法：一册书，把整个大宋说了一遍。读完此书他就发心，按照自己的思路也弄一部大宋史。

于是，披阅十几载，重新推演，重新思想，精打细磨，有了“最好看的历史读本”——《大宋帝国三百年》。

他是一位思想史研究的杂食家。他出版过一本书，叫做《鲁迅读过的书》，约 80 万字，我认为非常值得关注。这是他积年思想史研究和读书中的一个“副产品”，却是第一次有人从鲁迅的阅读来梳理这位文化巨人的思想精神渊源，祛除遮蔽、深度解读，有筚路褴褛之功。

他认为，鲁迅对儒学有分析、有批判，但并不敌视。而且，鲁迅和他同时代的“理念人”一样，有一种源于儒学正见的道义担当，鲁迅是一位高张传统“清议”精神的现代士大夫。

他不是“有钱人”，当然也不贫困，积蓄和平常收入足以应付日常生活，在他身上你看不到生活的焦虑。他认为，在独立空间和自由时间下的自由写作，是命运对自己的一种犒劳。对此他非常得意，也备加珍惜。

大宋一点儿也不窝囊！

谈起宋朝，人们就会想起教科书上所说的那套辞令，比如政治腐败、奸臣当道、积贫积弱、民不聊生，比如偏安江南受尽异族欺辱，最后被草原“战斗民族”灭国等等。

然而宋朝又以一个相对小的版图，创造出了异常灿烂的人类文明。宋朝统治者优容士人，令儒学历经千年后走向巅峰，宋朝统治者与世休息，让城市经济领先世界三百年。宋代自然科学技术也有着突出成就，中国四大发明当中，有三个开始于宋朝或在宋朝得到大规模实际运用。这又让很多人对这个朝代充满向往。沧海辽阔，荣衰起伏，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大宋王朝？

金纲的《大宋帝国三百年》，就是要回答这些问题。

“大宋帝国改善民生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幸福指数，以及恢复道义天下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文化成就，是大宋之前、之后，三千年历史也很难企及的。”他说。

在他看来，大宋其实一点儿也不窝囊。大视角来看，中国在宋朝这个时期，地缘政治条件是最差的。蒙元帝国在征服世界的过程当中，可以是几天的功夫就把一个国家灭了，而大宋硬是支撑了 40 年。换句话说，大宋帝国在与世界上的头号强国进行抗争的时候，是坚持时间最长的，由此可以想见，它的军事实力并不弱。

金纲关心的是大宋王朝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他认为，五代之前，中国历史是一个模样，大宋之后，中国历史是另一个模样。千年以来，中华帝国前所未有的变化，包括中国人的文化品格、民族性格，很多都可以溯源于赵宋时代。这个时代是一个丰富的“意义空间”，是传统中国很紧要的一次历史转型期。

也就是说，在赵匡胤之后，中国有了推演文明、天下为公的自觉，而这种自觉，与赵匡胤自出生之后即经历的乱世“故实”有关。

金纲要干的活儿，就是经由“观察”，打开这个“意义空间”，选择并说清这个“历史转型期”丰富而有趣的“军政故实”。

他穿行在浩如烟海的故实之间，以正史为坯，野史为料，依年代顺序，通过士兵、谋士、将军、平民的视角，为我们讲述五代乱世的因果、大宋帝国的由来、统治者建构并推演大宋文明的良苦用心。

在江湖居，浙江海盐的一座老宅里，金爷就像一个技艺高超的古瓷修复大师，小心翼翼地清洗、拼接那些大宋历史切片，然后补缺、上色、绘图、上釉，最终为我们呈现出一件最为精美绝伦的文明重器。

是的，文明。这是他与大宋王朝之间一场关于文明的对话。

仲伟志搜神记：为什么会到江南隐居？你是怎么找到这座老宅的？

金纲：我对江南印象特别好，江浙、晥南，还有江西，都是我少时读过的明清小说常常出现的故事场域。浙江这个地方，更从南宋以后就是人文荟萃、富庶繁荣之地，景色也好。我是研究儒学和宋史的，有一个江南梦，一直在寻找江南，一直想在大宋王朝的故土上寻找一个合适的住处静静地住来，专心写作。我现在选中的澉浦属于嘉兴市海盐县。最初我想去的是嘉兴所辖的平湖市，就在微博上说了这个事，这里有一个朋友看到了，就说还不如来海盐呢，她说我们海盐有个地方有座宅子，更美！我说你发几个照片过来看。当时是 2014 年的冬天，2 月份，她就在院子的门口拍了照片，小桥流水人家，真不错。当时我在马尔代夫参加一个活动，活动结束之后我直接飞上海，转过来一看，真是太好了，很欣赏。当时就定下来了。

仲伟志搜神记：需要装修吧？

金纲：这都是我装的。装修什么的，前前后后都算上，大约花了20 万，很合算。当时 2 月份定下来，然后回天津，5 月 1 日回来开始装修，6 月 6 日就有一个聚会，邀请了京津沪杭宁等地 25 个朋友。我来的时候，当地人很热情，说你有什么需要我们可以帮你，我说我就想院子里想种一棵芭蕉，结果很快就种上了芭蕉。当时只有一株，但当年秋天就长得很茂盛了。仲伟志搜神记：你的《大宋帝国三百年》八卷 17 册，目前已出 7 册，你准备哪年全部完成？

金纲：已经三年了，原来我计划五年差不多，现在看来五年完不成，可能还得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

仲伟志搜神记：为什么会写这部书？

金纲：大约是2005 年，我在北京见到一本名为《帝国政界往事》的书和和它的作者。一册书，把整个大宋说了一遍。此书读后我就发心，按照我的思路也弄一部“大宋史”。从那开始，我跟任何人都没说，就是搜集材料，参考了大大小小 400 多部书。那时候搜集材料就是复制粘贴网上文本，网上没有的我就到网上求购、到图书馆去借阅后自己手抄，九年里准备了 1500 万的底稿文字，在北京做完一稿，大概 2010年 左右回到天津开始做第二稿，二稿基本把章节弄出来了，2013 年我就做定稿，2014 年出版了前三册，来到澉浦江湖居之后又出版了四册，就这样七册完成了。现在正在写第八册。这就是一项慢慢推着干的活儿。我也不想太玩命赶稿子，还得慢慢享受生活，一点点的生活，细节，需要慢慢去享受。万事从容。

仲伟志搜神记：这部书不是考据也不是虚构，既不是戏说也不是还原，而是一种对历史的创造性转化。你是搞思想史的，是做儒学研究的，为什么要写一本关于关于历史的畅销书？

金纲：畅销与否只是一个结果。至于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书，我跟一些朋友也聊过。简言之，我试图通过这个东西，完成一次汉语纯洁化的个人运动，教科书常见的一些意识形态大词，一概不用，实质就是剔除俄罗斯苏联话语以及百年来激进思潮的影响。至于“戏说”之类，根本没必要。历史“故实”很多，自身就有更吸引人的地方。历史读物写作，也不能简单地将史料“白话化”。这之中最重要的是思想的介入。同样的往事，往往有多人记录，譬如项羽的“故实”，就有司马迁、班固、司马光等人文字有异的记录。后来人看到前贤对往事的意见分歧的记录，需要新的选择，选择之后，就要重新构建逻辑，赋予往事以意义。这就是“重行推演”，就是“重新思想”。我希望将历史陈述与思想探索融为一体，既是一部大历史，更是一部剖析中国社会盛衰“密码”的思想专著。

仲伟志搜神记：一般人理解，这类历史读物，只要大的历史事件真实就可以了，小的细节可以进行艺术创作，是这样吗？

金纲：我不这么认为。历史“故实”一个个都是“小事”，不可编造。一涉编造，就不是历史。历史“故实”必须人人有依据、事事有来源。依据或来源，可以是正史，也可以是野史。但往事之间的逻辑空白则可以推断、复盘。这是想象力的空间所在，也是思想者的空间所在。历史文本写作，需要想象力。

仲伟志搜神记：本质上还是一部史论。你的思想资源来自哪里？

金纲：有四个思想根源。第一个是圣贤理念。儒学思想，孔孟之道，中国的这些圣贤思想是我的第一个思想资源。第二就是传统史论，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这些人，他们对历史的评价与思考，在其后数百年间仍可感觉到不凡不俗的人文价值，必须重视。第三是现代政治哲学，主要指政治文明、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其中主要是以保守主义思想来介入。第四块思想资源是历史哲学，就是把历史上升到哲学的层面去审视、反观，其中，柯林武德、波普尔，以及新康德主义对我影响较大。有此思想资源，重新审视往事，会获得特别意味深长的收获。

仲伟志搜神记：政治哲学这一块，你说主要是以保守主义思想来介入。这一思想资源主要来自西方？金纲：我认为有四大范畴在支撑着保守主义。一是悲观主义。事实上就是要回归人的理性有限性，别把人的本事看得太大了；二是怀疑精神，怀疑精神不是说不相信，而是审视，利用我所拥有的思想资源审视它，给出一个属于我的个性化的结论；三就是对传统的肯认。我非常不赞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类说法。为什么？面对这么大的文化体量，谁有资格说这是精华那是糟粕？你认为是糟粕的东西在我看来备不住也可能是精华呢。我认为温情地理解传统就可以了，历史传统就在那儿摆着，你接受与否，它就在那里。四是多元价值观。这个多元价值观从圣贤理念当中就能够找到好多说法，比如“和而不同”。“和而不同”的要点是“不同”，而不是“和”。“不同”但还能“和”，这就叫多元价值观。更明确的说法是《中庸》里那句话，叫“道并行而不相悖”。所以说，这些也并不是西方文明所独有的产物。

仲伟志搜神记：问一个大问题。在你看来，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究竟是什么？金纲：我知道学界中有一个耳熟能详的说法叫做“制度决定论”。我对这个说法持有怀疑。我觉得决定文明展开的是各种力量的“耦合”。耦合是借用物理学中的一个名词，简言之，就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实体相互依赖于对方的一个量度。耦合的种种变量难于预测。“制度”不过是各种变量力量之一，它不能独立决定文明的展开，也远远不能决定历史的方向。但在诸合力的耦合中，如果一定要肯定某一种力的比较优势，则“偶然力量”为最。埃及艳后的鼻子如果“偶然”短那么一毫米，或者是长那么一毫米，整个世界史都会改写；费迪南德大公不在萨拉热窝事件中遇刺身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进程可能就会改写。耦合力量难于设计、偶然力量也同样难于设计。埃及艳后的鼻子不是罗马帝国设计的结果，费迪南德大公遇刺不是大战策划者设计的结果。历史上很多变化匪夷所思，你不知道这偶然性怎么来的，忽然间就变了，在西方历史哲学当中，他们讲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感觉他们把这种偶然性几乎等同于上帝的力量、神秘的力量，但是人家不这么说，而是把它诉诸于偶然性的力量，所以在耦合力量中，偶然性的力量要大于制度、圣贤、英雄这些力量。基于这个历史观，陈桥兵变中的“阴谋推戴”，在我看来，就是整个耦合合力中“偶然力量”发挥巨大作用的一个历史事件。所以，我讲述的陈桥兵变（以及其他大宋故实）不同于其他人的讲述。

仲伟志搜神记：写这样一部书，你首先是一个超级“宋粉”。为什么这么“粉”宋朝？

金纲：因为大宋是一个“崇文”、“崇德”的社会。赵匡胤可以称得上是五代十国野蛮政治的终结者，又是后世历朝文明政治的开拓者。由于宋朝倡导思想自由，从而出现了文化上的大繁荣，比如学术流派上的“程学”、“理学”、“心学”等，出现了著名的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应天书院等很多著名的学院，出现了大批的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大宋三百年，文人一直生活在受人尊重的政治、伦理氛围中。有人称“宋朝是文人的乐园”，此言不虚。更重要的是，大宋培育了中国人的“文化贵族”和“文化贵族意识”。当时的“文化贵族”往往出身贫寒，但大多负有“以天下为己任”的道义担当精神。所以说，“文人乐园”并不仅仅指文人生活得好，更重要的是文人道德面貌值得称赞。综合来看，大宋可能是传统中国社会公序良俗最好的时代。

仲伟志搜神记：宋朝的文化繁荣，首先得益于统治者的开明吧？金纲：我认为文化繁荣是自发秩序也即无为而治的自然结果，是演绎的，而不是建构的。文化繁荣也有“耦合”性机缘，“耦合”环节涉及太多的变量，不是可以设计的。因此，文化繁荣只需要政府提供宽松准入机制，民间自会在自发秩序原理下演绎推进。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古希腊、先秦诸子、宋明理学、文艺复兴、互联网勃兴，都不是官方规划与建构的结果。仲伟志搜神记：除了文化的繁荣，还有经济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在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三项是在宋朝完成的，即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这肯定也不是偶然的，你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金纲：经济发展、科技创新都需要法律保障。我在这里做一个结论性的意见，凡是对私有财产予以尊重和保护的邦国就是文明邦国；凡是对私有财产不予以尊重和保护的邦国就是无道邦国。只有文明邦国才能有足够的社会动力支持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有道和无道的区别在哪里？广开言路是必须的，另外很大程度上是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与否。尊重私有财产，并予私有财产的权利以足够的尊重，历史上这个事做得最好的是东汉王朝、大宋王朝和中华民国初期。大宋帝国在与契丹打仗的时候，只动员今天的河北，以及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的一部分，只动员了这几个地区，用“科配”和“时估”的方式购买粮草，因为库存可能不够了，就需要去购买。购买这个活由谁来干？转运使，由转运使到地方购买，用一种时估的价格、三方商量好的价格购买过来支持这个战争。所以像雍熙北伐，当时大宋动员了 10 万人的兵力，是相当厉害的，由大将曹彬带着收复失地，大概损失了 3 万多优秀的大宋儿女。这么大的一场战争，除了这几个省以外，全国其他地方史书记载“不闻有战事”，就是没听说国家有战争这件事，各地都是非常的平安，不知道，该干嘛干嘛。一个不搞军国主义统治的大宋，一个民间经济发达的社会，才可能有文化的繁荣与科技的进步。大宋的科技成果，包括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的发明创造，都是私有财产得到尊重与保护，民间自发秩序下的智慧与财富投入的结果。仲伟志搜神记：一个国家打仗，难道不是全民总动员？难道不是有人的出人、有钱的出钱？金纲：大宋有一个制度，不接受赞助，“赞助”这个词在古代叫“助饷”，中国历史上汉代就有“助饷”，汉武帝打仗，民间有人把自己的家产拿出一半来资助，明朝时，也有很多人说我们现在要打鞑靼人了，要跟后金打仗了，于是就动员富人去捐献，富人不捐的时候，他们就说你有觉悟吗？国家都这样了，你必须要捐。但朱元璋时代是不要助饷的。大宋也不要助饷，当下面有人要向朝廷贡献粮草多少斤，第一次上京城送的时候，宋真宗一看来都来了，就把这些东西收下了，接受了之后，返回的礼品超过了送的东西。然后他下了一道旨，说以后这些事不要干了。

南宋的第一代皇帝赵构到了临安之后，立足未稳，金兵都过了淮河了，淮安之战一触即发，而且底下又有兵变，这个时候皇宫里的用度非常窘迫，于是就有富户准备要捐献，但赵构说以后这个捐献都不要了。在传统的中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伦理大于政治。比如，古人在讲儒家理念的时候，其中有这么一条，叫“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我是大臣，我的父亲和我的君主同一天病死了，我作为儿子和大臣怎么办？儒家经典给出的答案是，先处理父亲的丧事，然后再去处理君王的丧事，这叫“天下意识”。为什么叫天下呢？一代王朝的兴亡是一姓之事，但“父子伦理”却是天下大事，如果一个人为了处理君王的丧事，把自己父亲丧事晾在一边，那是不允许的，所以以孝悌治天下的原则就在这里，是为了捍卫“天下”道义文明不致沦丧。助饷，事涉私有财产权，一旦开了口子，就容易导致“横征暴敛”，中唐以后，兴于五代时期的“括率”（官方动员下的各类搜刮）就会重现，那将是对民生的极大破毁。而“民生是一切政治的核心”（孙中山语），这个核心的本质是伦理，是治理邦国的政治伦理和责任伦理问题，它源于自然法，所有的文明邦国都会尊重自然法，大宋也不例外。看守天下文明不致沦丧，大宋在防微杜渐。仲伟志搜神记：那赵构靠什么？金纲：在高宗赵构这里，你的财产是你的，不是我的，我要去打仗，我有我的财产来源，我的来源就是夏税和秋税两税，以及法定的劳役、对外贸易所得到的这些税金，可以了，这些税金劳役之外，另有国家需求，即采用“科配”和“时估”的方法跟你们交易，不需要你们来赞助。这件事得到了著名的大儒顾炎武先生的高度赞誉，他认为此举符合军礼大法。助饷，更有一个可能的危险一一捐献的过程，容易产生觊觎之心，我捐献足够多，也许我就能控制你！如此，“人心惟危”，在制度、程序、法律、规则之外，国家另兴“生财之道”，民间就会另兴“升官之道”，天下，就会散乱，这不符合伦理大义，因此大宋朝廷拒绝这种做法。

仲伟志搜神记：你说的“科配”和“时估”是一种什么制度？

金纲：大宋这个科配与时估的制度在我看来非常漂亮。科配是针对城市而言的。大宋人分两种，一种是乡民，也可能是茶农，也可能是乡村的小农业者，另一种在城市里居住的叫坊郭，也叫坊郭户，对坊郭户不实行劳役，比如国家修黄河了，要出 15 天劳役，从乡村里调人，坊郭人不动。但是坊郭人有责任，你住房要交税，这个不说了。国家如果有需求的时候，要通过配给，你这个城市给我出 20 斤香料，你这个城市要出多少斤象牙，你那个要多少斤食盐，要由坊郭户来出。坊郭户如果没有怎么办？坊郭户就得花钱去买，买了之后交给官方，然后政府再实行采买。政府采买怎么定价？这就需要通过时估，时估由三方进行协商，一个是官署，比如天津市派出一个什么官员，物价局的一个局长去了，找天津市专门卖海鲜的。大宋有很多的团会，就是行业协会，找你的行头，就是行业的这个头把你叫来跟你商量商量，开封进一百斤螃蟹，你看看应该怎么办？行头说这个事我得问问下面的行户，就是专门收购螃蟹的人。于是出现了官署、行头、行户三者坐在一起商量这个螃蟹卖多少钱一斤，政府要买 100 斤多少钱。于是这个价格就出来了，这个价格管多少天？管 10 天。换句话说，10 天之内是这个价格，过了 10 天之后再重新评估，重新评估之后就要把这个价格还要报上去，不是说你评估完了就完了。这就是大宋的时估制度，这个时估制度，就使政府采买尽可能地趋于了公正。

我看到一种说法，说时估之后，买的东西往往比市价便宜。这说法暗示大宋官方在压榨商户。我说，为什么一定要便宜呢？因为是大宗购买，政府大宗的购买一定是可以享受批发价，这是正常的。我买 100 斤螃蟹跟买 1 斤螃蟹的价格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说这些人是带着偏见来评估大宋的时估制度。当然这个制度也有一些弊端，有些人会从中捣乱等等，但是官方一旦发现一定会处理。这个事情也来自于藩镇割据对民众造成的痛苦的拨乱反正。不说别的，唐代的时候大家都熟悉一首诗叫《卖炭翁》，就是两个宫使，说你这个炭值两匹绫，把人家的一牛车炭拉走了。那个卖炭翁很苦，这个价格不容你商量，给你多少是多少。白居易写卖炭翁这个事，用两匹绫挂在牛角上把这个炭拿走是相对好的，不好的就是直接掠夺，直接抢。官员下来之后，这个没收了，什么价值都不给，一看这个不合格，一砸一抢就拿走了，就是公开的抢劫。宋朝在这方面是接受了前朝历代的教训，不去做的。

仲伟志搜神记：制度建设还是很成体系。金纲：宋王朝在法治制度建设上也做出了很多的努力。赵匡胤带兵进了汴梁城之后，秋毫不犯，但是有刁民抢劫。有人被抢之后，就告到了当时的公安局那里，然后这个事情又报到了赵匡胤这里。赵匡胤的回应是先赔偿，赔偿之后再去抓刁民。于是就开始动员当时的巡检力量来捕捉这样的刁民，抓到之后，当地正法。核心是，先补偿，然后再去抓。

还有一个案例比较有趣，宋太宗时期，那个时期国家有一种机构叫检察院，实际上也叫登闻院，大家看电视，有时候看到击鼓鸣冤，那个场所就叫登闻院，也叫检察院，是指地方上如果你的冤案解决不了，这个人就可以来到京城击鼓鸣冤，击鼓鸣冤有三条规定：一是所有的鸣冤必须受理，说这个我不受理，这样不行，必须受理；二是受理完了这个之后，检察院或者说登闻院没有资格处理，要把这个案子报到朝廷；三是朝廷的官员由御史台监察系统和国务院审核之后，要形成一个卷宗报给皇上，皇上必须要亲自处理这件事。

大宋第二代领袖宋太宗赵光义就接到了这样一个案子。开封市一个县叫开封县，有一个农民丢了一只配种用的小公猪，就报案，县级没有解决，就敲鼓报上来了，赵匡胤拿着这个案子哭笑不得，说这个事太小了，跑到我这里来了，怎么处理？他就问大臣，当时的首席宰辅薛居正说，但凭君王您处理。说一个小公猪大概值两吊钱，说就给他两吊钱？说也好，于是由朝廷拨出了两吊钱给了这个击鼓鸣冤的人。

在宋朝，类似这样国家赔偿的案例相当多。这种制度的建构，很多时候是非常感人的。仲伟志搜神记：但是有很多人会说，这样一个崇文、崇德、以义理财、重文轻武的王朝，最终还是干不过那些“战斗的民族”，这不是另一种窝囊吗？

金纲：恰恰相反，大宋其实一点儿也不窝囊。比较起来，大宋的和平时光，也远远超过大唐。在中国历史上，几十年上百年的和平时期，非常罕见。评价一个时代，可以取其平均数，也可以取其最高值。大宋无论就平均数还是最高值，幸福指数都是上佳的。何况，北宋南宋，都各有上百年的和平时期。

大宋帝国的版图在中国的王朝当中不是最大的，北宋算起来大约有不到300 万平方公里，有的时候可能略多一点，有的时候可能略少一点，南宋只有 200 多万平方公里。国土小，而且面临着中原有史以来最大的异族之敌，初期是契丹，中期是金，后期是蒙元，旁边还有一个西夏，这四大敌国从北部到西部这两个方向上对宋朝构成了一个极大的政治压力。而契丹在当时面积大概有 1000 万平方公里，比中国现在的版图都要大，整个北部，西伯利亚都是契丹的，而且他们的骑兵当时是最优秀的。可以讲，骑兵在那个时期作为一种重型武器，就相当于二战时期的坦克，而且后晋时期割让了燕云十六州，中原地区获得马匹的来源被切断，重装备没有了，和人家再进行战争的时候就处于一种劣势。

金王朝就更厉害了，把黄河以北都占去了，这边是敌人，这边是我方，中间有一个大家互相共有的土地，也即缓冲地带，古称“瓯脱之地”，连这块土地都没有了，获得得马匹就更少了。所以南宋在跟后金打仗的时候，这个重装备也失去了。金完了之后就是蒙元，大家知道，蒙元是代替了契丹和金王朝之后占据了中国北方、东北和西北的一个世界头号强国。所以在和蒙元打仗的时候，有人说大宋王朝积贫积弱，打不过人家异族。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大宋帝国和蒙元帝国对抗了 40 年，这意味着什么呢？要知道，蒙元帝国在征服世界的过程当中，可能是几天的功夫就把一些国家灭了，但是大宋支撑了 40 年。换句话说，大宋帝国在与世界上的头号强国进行抗争的时候，是坚持时间最长的，由此可以想见，它的军事实力并不弱。仲伟志搜神记：就如同有一种说法，不是因为我们太软，而是因为敌人太强大了，而且往往都是超限战。金纲：可以这么说。整个中国在大宋这个时期，地缘政治条件是最差劲的，这个要展开来讲可以分武器、战马、地缘劣势等等，可以说很多，我就不多讲了。仲伟志搜神记：我们不是一个战斗的民族，中国历史本质上不是一部战争史，而是一部文明史。但在人类历史上，先进文明被落后文明打败的事情并不少见，以前会有，以后说不定还会有。金纲：我一直认为，战斗民族虽然一度征服中原文明，但是由于儒学内在有一种很神奇的密码，它能够反向征服征服者。历史上来看，中国地方是很小的，说大一点也就是 300 万平方公里的地方，现在到了 900 多万。我说的是，文化版图的扩大同时带动了地缘版图的扩大，或者反过来说，地缘版图之所以扩大是因为我们文化版图在扩大，而这文化版图的扩大，核心力量是儒学。有人认为儒学就是唯唯诺诺、君君臣臣那一套，可不是这样。儒学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仲伟志搜神记：你是说，我们的祖先是用文化版图来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

金纲：我讲过一个故事。就是徽宗时，蔡京执政，朝廷派遣翰林学士林摅出使辽国，蔡京秘告林摅此行要激怒辽国，以此达到“启边衅以邀功”的目的。林摅进入辽境，就开始以盛气凌人的姿态对待迎接他的辽国官吏。辽国这些接待官员稍稍有点不符合礼仪的地方，他就辨别质问。当时辽国刚刚建造了一种“碧室”，类似于中原的“明堂”，是天子宣布政教、祭祀典礼的礼制场所。辽国陪伴使节向林摅介绍“碧室”说：“白玉石，天子建碧室。”所谓“白、玉、石”三字就是“碧”字的拆分。林摅当即回应道：“口耳王，聖人坐明堂。”林摅的意思是：“聖”字可以拆分为“口、耳、王”三字。这不过是一个文字游戏，在林摅这里也有鄙夷辽国的意思。但这位辽国陪伴使对中原训诂之学颇有一些真才实学，他听后，就很直接回应道：“奉使不识字，只有口耳壬，即无口耳王。”意思是说：我这个陪伴官没啥文化，只听说“聖”字应该拆分为“口、耳、壬”，没听说还可以拆分为“口、耳、王”。史称林摅“辞窘，骂之”。这就要说道“聖”字“口耳”之下，究竟是“王”是“壬”的问题。我将问题尽量简化。据《说文》诸家解释，“聖”字下面应该是个“壬”字，而不是“王”字。那么“壬”是什么意思呢？也有各种解释，我选择其中两个解释。一，隆重、庄敬、盛大、肃穆的意思。二，按照《说文通训定声》的意见，“壬”之造字，属于象形兼指事，像一人挑担子。因此有“挑担”之义。这个字在先秦经典中，又写作“任”，也即“壬”通“任”。口、耳两字事实上谕示了“聖人”传导天道义理，也即传播神圣大义的使命，如此，再据以上两种解释，就可以知道：所谓“聖人”，就是严肃庄重地将至高无上的道义担当起来的人物。虽然宋人也曾造有俗字，将“聖”下之“壬”写作“王”，但从字源意义上讲，辽国的陪伴使在这一轮“捍卫古圣义理”的回合中胜出。事实上，以上所论不过是些小事，真正的大事在于，草原帝国在与中原帝国的打打杀杀来来往往中，尘埃落定，今天看到的更多是中原帝国的文化力量之影响，远远大于武装力量之影响。如果承认历史事实，就不难看到，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在反向征服“边夷”时，文化版图事实上是不断变化着的。由于文化版图的变化，地缘版图也在不断地变化之中。看一看历史地理地图，就知道，古圣先贤已经为华夏族群赢取了足够的生存空间，就民国时曾经有过的 1141 万平方公里版图审视，已经居于这个星球的第二位。显然，这是个不俗的成就。那种妖魔化、污名化古圣先贤，说古人导致今人“落后”，将今人的种种落败归咎于祖先的说法，无力解释华夏文化和地缘版图的优胜结果。历史上的儒学大传统，的确存在着鲜为人知的重新安排世界的隐秘叙事，这是世界史上任何一个大国都曾经有过的雄心。今人继承了这个隐秘叙事，由于俄苏力量的影响，中国一度坎陷，未来不可知，尚在演绎中。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金纲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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