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启蒙”，人们一般会想起某类新时代的灵性“自我修炼”：冥想、烛光和能量线。而加上定冠词、首字母大写之后的“启蒙”一词，唤起的则是迥然不同的想象：一群去世多年、头戴假发的白人男性。

对许多人尤其是西方人来讲，达到精神上的涅槃状态，可能比阅读伊曼努尔·康德或者亚当·斯密的著作要幸福得多。哈佛大学著名的认知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其新书《当下的启蒙》（Enlightenment Now ）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我们这种思路其实颠倒了轻重缓急。

在平克看来，启蒙运动不是某个业已逝去的遥远时代，对它感兴趣的并不只有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相反，它构成了我们当下所享有的诸多益处与优势的根基，但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却甚少留意到这一点。

他列举了现代社会的多项成就：“一个新生儿将能活过80岁，充足的食品与清洁水源在市场上唾手可得且转眼间又被挥霍掉，病痛有药可医，儿子不用去打仗，女儿可以放心地逛街，批评权贵不会招致监禁或枪决，全世界的知识与文化现在可以装在一个衣服口袋里。”平克希望告诫我们的是，这些成就并非理所当然，它们乃是兴起于18世纪的一整套方法与价值观所结出的果实。

实话说，并没有多少人停下脚步来欣赏人类在过去几百年中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从进化角度看这不过是一瞬间而已。相反，面对这个世界的现状，我们通常是苦恼不已，频频谴责人类的掠夺本性，政治与金融精英令我们愤愤不平，消费社会中空虚的物质主义也令我们感到失落。

然而，在平克看来，我们万万不能继续沉溺在这种情绪当中。他的新书即是对启蒙运动所蕴含的诸项原则的辩护，其论据详实而有力。书的小标题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理性、科学、人文主义与进步的理由”。

正是拜科学所赐，我（指本文作者Andrew Anthony，《卫报》撰稿人）才能坐在伦敦北部的办公室里透过Skype看到坐在波士顿办公室的平克并与他交谈。平克在书中深入探讨了不平等问题，以此观之，他的办公室看起来有我的八倍大，大概不是一个琐碎平常的发现，值得在此专门提一下。但重头戏不在这里，而是关乎财富分配，这一点且待下文分解。

平克有一头银白色的卷发，这让他看上去更像一个年迈的硬摇滚吉他手而不是藤校学者，蓝色的眼眸里闪耀着灵动的光芒，仿佛要从我的屏幕上喷涌而出。我问他，为何目前需要坚定不移、深入细致地为启蒙运动的价值观作这样一种辩护？（平克的书有550页，图标脚注不计其数，索引也极为丰富）

“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回答说，“这些价值正受到威权性的民粹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与左右两边的激进主义的威胁。全世界在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被视为理所当然，孕育了上述成就的诸多理念已经成为建制的一部分，没人愿意再为它们说话了。这么一来，事情进展的顺利性就跟运动或价值观失去了联系，而这就为极端主义力量的侵入留下了空子。”

平克想要为这些已经根深蒂固乃至已经建制化的理念作辩护。他打算为人们传递好消息，这是需要勇气的。我之所以用了“勇气”这个说法，是因为这个姿态在目前而言并不讨巧。声称这个世界已经深陷误区、人口过度膨胀、地球被洗劫一空、我们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死亡与毁灭威胁，或是为物质主义带来的精神空虚所困而难以自拔，显然更能博得媒体与知识分子阶层的关注与赞同。

然而，煞费苦心地表明我们目前总体上而言正处于历史上较好的时期，也难免会碰上如潮水般涌来的阻力和拒斥。平克对此当然心知肚明，因为他的上一本书《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已经经历过这一切了，该书有力地证明了——同样是伴以丰富的图表与扎实的先期研究——人类正在向更少暴力的方向前进。

此说传递出的信息与我们平常所想到或听到的那些东西形成了鲜明的对立。两次世界大战对我们来说记忆犹新，核子武器的阴影笼罩着我们，军火产业不断膨胀，电视节目里成天都在议论暴力与凶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可能认真地相信人类正在朝更少暴力的方向发展？

但平克的确援引了大量无可辩驳的数据来证明其论断，慌不择路的反对者们为了提出驳论，几乎只能以十分另类的方式来定义“暴力”一词。

“展示暴力数据时的一份惊喜，”平克说，“正可以从那些反对我的人为暴力所划定的尺度上看出来。当我展示图表，说明凶杀率降低了50倍，战争死亡率降低了20余倍，强奸、家暴与虐童均有所降低时，许多听众不仅不觉得高兴，反而显得更加沮丧了。他们绞尽脑汁想要证明事情并没有数据所显示的那么好，我经常遇见的提问套路是这样的：难道某某事物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暴力吗？广告宣传难道不是某种形式的暴力吗？整形手术难道不是某种形式的暴力吗？肥胖症难道不是某种形式的暴力吗？”

这一回，平克写书时显然已经在自己脑海里预先跟各方反对意见过了招，俨然已经考虑过了对方可能提出的所有论证，然后援引数据来逐条进行反击。

写作这本书的想法源自平克与文化批评家莱昂·韦塞蒂尔（Leon Wieseltier）2013年在《新共和》上的一场争论。韦氏指责平克的“科学主义”侵入了人文领域——即相信科学具有无上的价值。平克的回应是，科学与人文的二元对立是个成问题的区分，它们在以前都是教养良好的思考者需要涉猎的领域，就更好地认识世界及我们在世界上的位置而言，两者是互补的。

如他们所言，这场争论很快发酵开，平克很快签下为此写一本书的合同。“但是，”平克说，“我很快意识到，一帮知识分子在杂志上吵的架不值得花一整本书的精力来对付。有鉴于此，我便把这项争论放到了一项更具雄心的工作当中来处理，那就是为启蒙运动价值观作辩护，当然也包括为科学辩护。”

在历史学家眼里，启蒙运动在时间段上占据了大半个18世纪，这场运动究竟有哪些环节以及哪些人算是参与了这场运动的成员，仍然是当前学术争论的热门话题。启蒙运动的鼓吹者们甚至在当时就已经争论过这场运动的确切含义。例如，康德1784年在《答复一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一文中指出，所谓启蒙就是“人类从加之于自身的不成熟状态中解脱出来”。他鼓励读者要“敢于知道”。

依平克之见，尽管启蒙运动提出了很多信条，但其中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拒斥被宗教信仰及地方忠诚所禁锢，并且从其自身的立场表达了对人类的普遍主义、理性的力量以及通过科学来推动进步的确信。对他来说，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奴隶制和酷刑（比如绞刑、阉割或者五马分尸之类）逐渐被废除，人类健康、财富与预期寿命也开始飞速提升，这一切都绝非偶然。

从一开始，启蒙运动就必须设法对抗反启蒙的一方——联合起来的守旧派，宗教原教旨主义者，以及那些从永恒凝视（unblinking gaze）中撤退出来的浪漫主义者，比起他们而言，启蒙思想家们在观察世界时反倒能从这种凝视中获取源源不断的信心。

这种斗争一直持续到现在，在左派眼里，种族主义、帝国主义以及纳粹优生学等罪恶都要归到启蒙运动头上，右派则认为它造成了无神论以及物质主义，进而导致了道德虚无，这一切在20世纪的诸多政治灾难中达到了顶峰。往后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则把启蒙运动视为另一套错误的宏大叙事，人文主义、科学与理性不过是一套信念系统而已，它们并不比别的信念系统更加可信。

平克拒斥了以上三种立场。他指出，启蒙运动并没有纵容种族主义或纳粹主义，反倒是为普遍主义以及一切人的平等权利奠立了哲学基础，而这两者最终战胜了法西斯主义与帝国主义。他还认为，把纳粹意识形态追溯到尼采是更加合适的，后者攻击了启蒙运动对理性的依赖，鼓吹“权力意志”以及“超人”理想。当然，尼采的支持者不大可能会接受这项指责。

此外，平克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启蒙运动的遗产。对于这种说法，马克思主义者想必也会奋起反击。

说到后现代主义，平克则是一点情面都不留了。

“如果科学信念只是某个特殊文化的神话，那为什么我们能战胜天花病以及登上月球，而别的传统文化就不能？如果真理只是社会建构的，那你是否认为气候变暖只是一种神话？道德价值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道德价值只是文化习俗而已，那你是否认为我们对奴隶制、种族歧视以及性别压迫的拒斥只不过是西方人的一厢情愿？”

不消多说，四面八方的论敌们肯定会指责平克误解了他们的观点。不过，即便其中有一些不乏挑衅意味的夸张之辞，《当下的启蒙》仍是一部小心求证、研究扎实的佳作。这一点比起批评者对平克的诸多指责而言更加值得一提。几个星期之前，生物学家、博客作者迈尔斯（PZ Myers）曾抛出一部与平克有关的辩论视频剪辑。在这个剪辑版的视频里，平克看起来似乎表达了对“另类右翼”支持者的认可。

事实上，《纽约时报》很快就辟谣称，平克在完整版视频当中批评了极右派观点，并主张左派应该用更好的论证来对抗他们。这一事例鲜明地体现出，在这个假新闻和社交媒体谣言满天飞的时代，用动过手脚的所谓证据来毁谤他人是多么地易如反掌。

最近一些年来，包括学者在内的名人经常由于社交媒体论战中的争议性说辞而落得一个不甚光彩的下场。这种毁谤成风、乃至于已经有些过分的环境，是否会让平克在表达观点时更为小心呢？

“在我这里是无所谓的，”平克说。“但放到更广泛的社群里则会有真实的风险。我的风评和社会资本应该能够扛过各种各样的扭曲，但对于青年人和更少建制化的人群而言，他们在说话的时候可能就会多留个心眼，以免被脱离语境地引用、改编然后一传十、十传百。就此而言，我觉得这种风气对智识话语的品质有相当负面的影响。”

平克生于加拿大，先后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与哈佛大学，成为以跨学科的广博知识而闻名的思想家。不过，令他获得广受青睐的公共知识分子地位的，还是他出版的各种书籍。

在2002年的《白板》（The Blank Slate）问世前，他曾写过一系列关于语言学与心理学的书，反响还算不错，《白板》一书意在表明人类行为并非简单地是（甚至很大程度上不是）环境影响的结果，而在于进化适应（evolutionary adaptation）。该书没少挨批，但卖得却很好。从此以后，平克的听众数量虽然节节攀升，但批评也有增无减。

《当下的启蒙》也许会成为平克最具争议的一本书。他为自己设立了众多论敌，抨击的力度上也是毫不留情。例如，他称绿色运动为“厌恶人类的环保主义”，指其“视现代人为纯洁星球的亵渎者”。

主张人类正在毁掉地球的观点背后有一项假设，那就是进步乃是不可持续的。平克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认为这种鼓吹世界末日的说法在历史上没少出现过，而且大多都失败了。启蒙运动的一项基本信条是，一切问题只要研究得足够久、足够透彻，都是能弄明白的，因而也能在未来的某个时间予以解决。在平克看来，环境问题也概莫能外。

他指出，进步不仅是可持续的，对于获取那些能够让我们以更环保、更高效的方式来利用能源的知识而言，进步也是必不可少的。换言之，科学进步是经济成长的深层驱动力。这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讲乃是一声集结号，呼吁人们用清醒的现实主义替代空洞的道德姿态。平克所传递的信息是，如果我们不想回到游猎和采集式生活的话——我们现在也并没过这种生活——就必须打起精神去面对手上的各种难题。

这一主张意味着在不远的未来建立更多的核反应堆，或者更多地依赖类似于转基因作物以及页岩气这样的东西，绿色运动的支持者们已经以天谴一般的口吻对此表达了强烈抗议。此外，我们或许还需要承认，为减少碳排放，发展中国家首先需要积累起一定数量的物质财富，这在短期内将会燃烧掉更多能源，今后才有望在某个时间点上将注意力转到环保一边。

话说回来，面对那些视全球化为某种旨在剥削全世界来养肥少数精英的国际阴谋的反资本主义分子，平克可能需要一顶钢盔来抵挡他们如潮的抨击，因为他对这群人的批判也是丝毫不留余地的。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为《当下的启蒙》写了一篇赞美溢于言表的书评，称该书为“又一本永远的最爱”（上一本获此殊荣的书是《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但这篇书评显然无助于提升平克在激进派圈子里的风评。尽管也有强调对资本主义实施严格规管的必要，但平克也援引数据表明，20世纪后期中国与印度两国对资本主义的借鉴引发了大规模的脱贫运动，其规模是史无前例的。正是这一点令他深信，不平等的危害性被过分夸大了。

“假如财富总量是确定的，以至于任何形式的分配都是零和博弈，”他说，“那贫困与不平等就会融合为同一个问题了。但我们知道这是不对的，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繁荣程度增加了百倍不止。第二个在讨论不平等时经常被人忽视的点是：尽管不平等在西方富国、尤其是英美加等英语国家有所扩大，但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则有所收敛，穷国变富的速度快过了富国变得更富的速度。中国、印度、非洲与拉美都逐渐在富裕起来，这极大地降低了全球的贫困指数。”

平克同意这一点，即发展中国家与西方之间不平等的减少，在某种程度上乃是以西方内部不平等的扩大为代价的，一度令美欧下层中产受益的制造业岗位目前转到了中国和印度，这两国的下层中产境况也因之而得到改善。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世界上的穷人们所取得的进步，便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项令人激赏的成就。如果你是个英国或美国政治家，那自然不好提出这种论断。更一般地讲，我们亟需关注的政治问题仍然是底层人民的状况是否有所改进。与贫穷开战比起减少不平等而言要重要得多。”

话是这么讲，我们又当如何看待无尽扩张的生产-消费循环正在把我们变成几乎不动脑子的、认定惟有一次性商品（disposable commodities）才有价值的消费者这件事呢？

平克笑了。“提出这种批评的知识人和文化人从来不会觉得去欧洲旅行或是追求美食美酒是所谓的无脑消费。他们关心的是别人怎么消费，而这些人在他们眼里道德上又是成问题的。消费对环境的影响倒值得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污染环境当然是不好的，尤其是碳排放，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并不是反对消费。消费也包含许多方面，例如通过旅游来开眼看世界，例如在冬天保持温暖、在夏天保持凉爽等等，都属于人类善好（human goods）。真正棘手的地方在于：我们如何在尽可能获取这些善好的同时把环境破坏减到最低？”

即便是对平克最最刻薄的论敌也会承认，不管其扩散方式如何，启蒙运动兴起以来的确发生了科学与物质上的进步。但许多人——其中哲学家约翰·格雷（John Gray）的态度或许最为鲜明——主张，科学与物质的进步并不——也不可能——伴随道德进步。

平克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启蒙运动经常被误认为一项毁灭性的计划，旨在通过压制情感来使人类变得更完美。但平克指出这并非其本意，因为人类不可避免地是情感性动物，按康德的著名论断来讲，就是“人性这根曲木绝不可能造出笔直的东西”。

这些不可预测的冲动导致了斗争、暴力与战乱，它们永远与人类相伴相随。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管理好这些冲动——是通过宗教信条、地方习俗与迷信，还是借助理性、辩论与法治？平克认为，后一条路径带来了不容置疑的道德进步。

“奴隶制的实践曾经存在于每一个文明当中，”他说。“如今它在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里都是非法的。女性的平等权利在一百多年以前还不为人所接受。如今它成为了一切国际组织以及大部分国家公开予以承认的信条。试想一下不得剥削童工、种族平等、宗教宽容、言论自由等权利……在启蒙运动之前几乎找不到对于这些价值的公开宣示。古希腊曾经有过一些相关的宣言，但它们放到现在就有些过时了。在我们所能找到的任何可以用来衡量道德进步的指标当中，无论你诉诸哪套标准，数据都能表明我们的道德水平的确提高了。”

这套论调肯定会被嘲讽为“过分乐观”（Panglossian），该词源自伏尔泰小说《老实人》（Candide）里的那个乐观到无以复加的潘格罗士教授。但正如平克正确地指出的那般，潘格罗士这个角色是用来讽刺神正论（theodicy）的，该学说相信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与之相反，平克相信这个世界是内在地不稳定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保万无一失。他的关切点在于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要达到这一点，你惟有首先确认前人为进步所作出的贡献。《当下的启蒙》一书使人极难忽视这些贡献，即便你倾向于晶体疗法（crystal healing）、是个狄巴克·乔布拉（Deepak Chopra，出生于印度，是个主张身心调和、心灵意志主导一切的治疗师，著作颇丰——译注）的粉丝，情况也是如此。祝平安喜乐。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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