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明智注意到，中国年轻人花了太多精力在手机上，他们一直一直在看手机，他说过度痴迷电子设备和微信等社交工具是个很严峻的问题。
《长乐路》作者、驻华记者史明智（Rob Schmitz）
当记者不可避免地向眼前这位《长乐路》作者抛出关于长乐路是否会被拆除的问题时，史明智（Rob Schmitz）显然早有预料。在上海长乐路上住了七八年，这条街在史明智心中也早已熟悉成了家的样子，他对这条街上发生的大事小情了若指掌，对新鲜事保持着好奇。近半年来，长乐路或被拆除的消息被传得沸沸扬扬，他也听说了，第一反应不是吃惊或愤怒，而是立刻让助手向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求证，得知了对方并没有拆除长乐路的计划。他曾把这一求证结果告知此前来访的记者，但后来的报道只字未提，仿佛NPC、上野眼镜和Godhands这些潮店的停业就象征了长乐路的末日。这位老居民淡定地表示：长乐路上的潮店关关开开，一直就是如此，就如这条街一样，人来人往，但也有些东西经久不变。
史明智是美国广播媒体Marketplace派驻中国的唯一一位记者，自2010年在上海长乐路定居下来，独自肩负起了对这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方方面面的报道。他与中国的缘分并非始于21世纪的上海，实际上要比这早得多。1996年，史明智抱着教书育人、改变世界的雄心壮志，报名成为了一名和平队（Peace Corps）志愿者，本计划去南美洲的他出乎意料地来到了四川自贡。彼时的他或许没料到，自己会就此在这个遥远陌生的东方国度扎根。在中国生活多年，一切“生活在别处”的惊喜和浪漫都早已化为平常，但回忆起第一次到中国飞抵成都的情形时，他还是流露出了难得的兴奋，“整座城市看上去好像刚被轰炸过了一样，因为到处都在建新楼。”他表情夸张，拖长音重重爆出每一个形容词，一副旅人归来后骄傲地讲起自己的冒险经历的模样。
和平队见证了他与中国的邂逅，也为他日后的非虚构文学创作的埋下了种子。在四川支教的日子里，他结识了同在和平队的何伟（Peter Hessler，《江城》等书作者）和梅英东（Michael Meyer，《东北游记》作者），这个小团体如今已是以中国为主题的非虚构创作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同样也是在那里，这个衣食无忧的美国人第一次近乎羞愧地意识到，即使身处同一片天空下，如果不去主动了解他人的生活，那么每个人看到的现实终究大不相同。在他看来，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和平队作家”们的写作思路：重视宏大叙事之下的个体故事。
史明智不满足于跟踪记录这个国家巨大的经济成就，他觉得自己也应该记录中国普通人在种种宏观力量之下是如何过日子的，而他居住的这条街就是一个最生动最方便的样本。从2012年起，他开始为Marketplace制作一档播客节目，讲述的都是他在长乐路上发现的故事。2016年，他将播客内容整理出来，这便是《长乐路》一书，在英文名中，他将“长乐”写成了Eternal Happiness（永恒的快乐）。
《长乐路》里的人形形色色，有在长乐路上开三明治店、追求自我和生命意义的80后CK；有在强拆中失去了房子的“陈市长”一家；有在长乐路上开花店的赵士玲，这个坚强独立的外地女人靠一己之力撑起了一个家，却为儿子的户口问题操碎了心；还有移民纽约的王雪松，他的资本家父亲王明在文革期间被送去劳改，史明智的朋友偶然地在长乐路一家古董店里发现了王明夫妻在四十多年时间里写给彼此的100多封信件，最早的几封信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每一个发生在长乐路上的故事，都是理解中国的一扇窗口，展现了宏大中国图景之下的一个个微小侧面。
长乐路是读懂中国的一条小路，史明智说，“但你要时刻记住，这是一片永远出人意料的土地。”
界面文化：你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史明智：我们是1996年夏天到中国的。先在北京待了三天，那是个很棒的经历，我们去了长城、紫禁城、天安门等所有那些游客要去的地方。然后我们飞往成都，成都真的让人大开眼界。当时的成都机场非常小，全都在室外，连候机室都没有。你下了飞机，他们就把你的包扔到一个露天传送带上。我印象中那里非常脏，灰蒙蒙的。整座城市看上去好像刚被轰炸过一样，因为到处都在建新楼。城市似乎和农田融合在一起，那些建筑工地看上去也乱糟糟的。所有东西看上去都乱糟糟的，马路中央甚至有丢了井盖的下水道检修孔，你需要小心翼翼绕过去，晚上骑车的话说不定会丧命。当时的四川就是一副有待开发、贫穷、肮脏的样子，但我们都很喜欢那里，因为和美国太不一样了，非常有趣，令人着迷。那里的人也很好玩，出租车司机像疯了一样地开车。
那是一段很有趣的时光，中国经济也是在那时开始起步的。虽然我们大多数学生来自小农村，但你可以看出他们的境遇正在转好，他们有很多机会，对未来充满憧憬。我们在校园里出现，在很多方面、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因为我们是多年来第一个在那些城市生活的外国人。何伟是第一个在涪陵生活的外国人，我和一对来自密西西比州的夫妇是1949年以来首批出现在自贡的外国人。人们对我们的出现展现出许多积极正面的情绪，这很令人高兴。
界面文化：从四川的内陆小城到中国最繁华的大都市之一上海，你对这种时间和空间上的巨大转换感受如何？
史明智：我1998年离开中国，2000年回来，之后又回来过几次，在2010年搬到了上海。2005年前后我曾在北京和上海待过，一直关心着中国在发生些什么，所以对我来说，2010年到上海没有什么让我特别震惊的事。
我太过习惯九十年代的中国了，要说真正让我震惊的是上海的物价。在九十年代的四川，蔬菜几乎可以说是免费的，到了2010年所有东西都贵了那么多。所以2010年搬到上海，我有点儿感觉自己来到了另外一个国家。中国真的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与此同时你也能时时看到九十年代的痕迹，因为上海有一半人口来自农村地区，当我看到他们，我立刻就能认出他们来自哪里和他们的行为方式。
还有一件事我不太习惯，就是看到那么多英语流利的、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年轻人在全球范围内施展抱负。这对我来说不同寻常、令人着迷，因为当年我的那些学生绝对不是这一类人。（笑）我很高兴看到中国变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国家，我知道它会如此，只不过稍微需要一点时间。
界面文化：能讲讲《长乐路》从一个电台节目变成一本书的过程吗？
史明智：这是我为Marketplace做的一档电台节目，电台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媒介，人们通过电台彼此述说，我觉得那会是一个记录重大变革中的小人物故事的好方式。当时我已经在上海生活了一年半，经常在全国各地出差，报道重大事件。我感觉自己的报道缺失了在重大变化之下贴近人性的东西，或者说变革中的“人脸”。我想要了解在中国生活的个体们，以某种方式记录下他们的故事。
我以一己之力报道中国新闻，时间非常有限，所以想找一份走出家门立刻能上手的任务。于是我想，为什么不从身边这条马路开始呢？我住在长乐路上，在这条街上走来走去很容易，认识人可能需要时间，但对我来说是简单的。我知道很多人在尝试写一本书，野心勃勃地讨论中国，但通常以失败告终，因为中国太复杂了，难以用一本书来讲明白。所以《长乐路》不是关于中国本身的，而是关于在这里生活的人。我能够自信地说我了解人们的生活，但我对自己是否了解中国没有自信，我从来就没有了解过中国。我一直试图了解它，但了解中国是一个过程，需要人们一直为之努力。你可能永远都不会理解中国，当你自以为理解了它的时候，你只会意识到还有许多未知的东西。
界面文化：在你这档电台节目中，哪些故事最受欢迎？哪些故事令国外听众难以理解？
史明智：我记得有四个故事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系列里的第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94岁的老裁缝，他做旗袍做了80年，在上世纪30年代甚至给上海滩黑帮老大的姨太太们做过旗袍。他没有出现在我的书里，部分原因是他太老了，另外他很有名，周围总是有人，我没办法非正式地采访他，不能很好地写出来。
赵士玲的故事也很受欢迎，她是长乐路上一家花店的主人。听众对她的故事感兴趣主要是因为户口问题，很多人之前读到过关于“户口”的报道。第三个是一位在锦江宾馆工作的人，那人见证了理查德·尼克松在1972年访华，与周恩来一起签署了中美上海联合公报——那是中美首次开放贸易的标志性事件，大家很喜欢这个故事。
不过，最受欢迎的还是信件的故事，位于该系列接近尾声的部分，听众反响非常好。部分是因为这个故事本身不同寻常，西方媒体不太有记者会做关于书信的报道，而我和我的助手花了很多时间研究那100多封信。还有一个原因是，故事的结尾发生在美国，出人意料。
界面文化：这也是我最喜欢的故事之一，情节甚至有些不真实。
史明智：我也这样觉得。王雪松不是他的真名，他绝对是我遇到过的最鼓舞人心的人，他经历的事、他在纽约的际遇都非常了不起。我读了他父母在文革期间的所有信件，了解了很多关于他的事情。信中经常提到他，因为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我们见面时，我甚至觉得我比他自己更了解他的家庭。这对他来说也有些奇怪，因为我知道他家所有他本人都不知道的细节。一开始他并不想读那些信，但在我最后一次拜访时，他向我要了那些信。他花了很长时间做决定，他一开始的反应是不想知道那些信的内容，因为那是他家庭中一段非常黑暗的历史，一年后他终于回心转意。
界面文化：在长乐路上生活了8年，现在这条街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史明智：现在，我和我的妻子、两个儿子仍然住在那里。说老实话，我对这条街没有什么太过浪漫的情感，尽管我写了一本关于它的书，但我关心它，关心那些我认识的人。我每天都会行走在这条街上，一切都非常熟悉，它对我来说就像家一样，就像我在明尼苏达长大的那条街一样。我知道这条街上发生的大小事情，我知道这条街的每一个角落；如果有什么新鲜事，我会好奇地去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界面文化：很打动我的一点是，许多当下在中国被热议的话题都出现在了《长乐路》里。从你写这本书到现在，你觉得哪些话题在当下变得更重要了？
史明智：我没有预设这些话题，在我与书中角色聊天的过程中，它们自然而然出现了。对我来说很有趣的是，西方媒体做了那么多的中国报道，但对《长乐路》中的角色来说，或许除了环境污染以外，西方媒体里涉及的很多问题都不太重要。他们想的是如何获得户口，如何规避现有的户口政策行事，如何拿回原本属于他们的房产，如何更好地做生意……这对我来说很有趣。我觉得西方媒体习惯用西方的滤镜去观察中国，我不认为那是观察中国的最好方式。那些问题虽然重要，我们也应该了解更多的普通中国人是如何看待他们的生活的、是如何思考他们在这个现代国家所扮演的角色的。
界面文化：你是说中国人只关心生存吗？
史明智：是的。当一个国家有那么多人口的时候，生存就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想想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吧。在这个有着不可思议的经济发展速度的国家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谋求生存并非易事，为此你需要不断学习、保持竞争优势。只有等他们赚了足够多的钱，生活更加舒适，才会开始思考那些更大的、和精神性和与宗教有关的问题，比如我为什么做这些事、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等等。
书中的CK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生活舒适了，到处旅行，思考那些超越生存意义的事情。当越来越多中国人超越生存的高峰，抵达舒适之谷，他们就会开始思考西方媒体在问的大问题。西方媒体的记者一辈子都在过着舒舒服服的日子，不是吗？这些问题是处于那个阶段的人自然而然会问的问题，大多数中国人还未到达。
但上海这座城市充满了“到达那个状态的人”，上海大概有一半人口已过上了舒适生活，另外一半则不然。两者都出现在了我的书里，读者会看到之间的差异：CK对很多东西都有兴趣，总是高高兴兴的，处于一种舒适的生活状态，开始向佛教寻求慰藉；而“陈市长”只关心如何拿回他的房子，他还处于生存模式，常常感到愤怒。
界面文化：在书中，你对中国年轻人的标签有一些很有趣的解释，比如文青和愤青。近两年，年轻人也成为了热议话题，公众注意力从80后转移到了90后甚至95后身上，强烈的年龄焦虑也愈发严重。你能与我们分享一下你对中国年轻人的最新观察吗？
史明智：现在很多中国年轻人真的接受了非常非常好的教育，我真希望自己也能够获得他们那样的机会。这让我觉得自己老了，因为我成长于另一个时代。（笑）
我注意到，中国年轻人花了太多精力在手机上，他们一直一直在看手机。过度痴迷电子设备和微信等社交工具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会有点儿担心中国年轻人是否还具有体验生活的能力，体验真实而不是虚拟的生活。我觉得很多中国年轻人已经开始难以与他人面对面交谈了，他们难以表达自己，难以感知在生活中究竟喜欢什么，因为他们总是盯着手机，没有时间思考其他。他们发送状态和表情包，在社交网络上总是显示出积极开心的模样，这是在弱化你面对真实人生的能力。我认为这是当下年轻人和80后最大的不同，后者没有在这种充满电子设备的环境中长大。
界面文化：我们可以通过长乐路了解中国吗？
史明智：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长乐路开始了解中国。我不认为有人能够真正了解中国，这片土地太复杂了。但我认为你可以开始理解中国，因为如果你花点时间来认识那些生活在这条街上的人，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就会成为理解中国的一扇窗口，他们面对的问题也是更多中国人共同面对的问题。要想完全理解中国，你需要先对中国有自己的体验。
界面文化：中国似乎一次次地与中国观察者的期待失之交臂。你是否认为中国正在走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
史明智：在这里生活若干年后，我学到了一件事：这个国家总能够让你惊讶——即使你已在此待了很久，惊讶时已不会流露出太多惊讶情绪了。我猜一些中国观察家有着自己的议程设置，他们希望看到一些东西，如果没有看到就会感到失望。但他们大概应该先问问自己，为什么会对中国抱有这些期望。
我把中国视作一个活生生的、在呼吸的事物。像任何其他活生生的东西一样，中国能够选择任何方向前进，这取决于许多不同的理由和不同的推动力量。不仅仅事关政府，也事关人民、事关和中国打交道的其他国家、事关经济、事关天气、事关宗教、事关无道理可言的偶然事件。所以我认为，对中国抱有具体的期待是很难的，因为中国是个出人意料的地方，你不应该有太多期待。对于中国，我认为人们应该保留一些开放性，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
界面文化：书写长乐路的时候，你将自己置于什么位置上？是什么在帮助你阐释自己的观察，使英语国家读者能够理解在陌生国度的故事？
史明智：我与他们保持沟通，了解他们对那些影响到生活的力量做出了什么反应，你大概就可以做出推断，这或许不仅仅是某一个个体的喜怒。许多中国人有着相同的血统、背景和历史，如果几个人对一项经济政策有着相同的反应，或许更多人也这么想。如果政府足够聪明，就会倾听人民的声音，我觉得现在政府的确在留心人民的反应。然后要注意保持自己的期待值。中国虽在快速变化，但也有一些事情是不会改变的，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不断重演。如果你了解中国历史，你就会注意到有些模式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界面文化：和平队志愿者队伍中涌现了一批书写中国的作家。你是否认为，你们这个团体中出现了一个新的非虚构写作传统？
史明智：是的，这很明显。我那一批和平队志愿者总共13个人，何伟、我还有Craig Simons三人都出版了非虚构作品，比我早一批的梅英东也有作品出版。Craig现在是美国外交官，在北京工作，之前曾是一名记者，写过一本关于中国环境的书。加入和平队的时候，我们大多22岁，是一帮刚刚大学毕业的毛头小子，何伟比我们年长大概五岁，在我们看来他已经很老了。他来这里干嘛呀？！但他比我们都成熟，有着很明确的写作计划。
我们当中很多人离开中国两年后又回来了，何伟是第一个。他1999年到北京，一些人开始追随他的脚步。我们发现自己难以离开中国，1998年回到美国之后很多人不太适应，迷失自我，年轻又没有工作，而且我们对中国生活留下了很多美好回忆。大概过了一年，电子邮件出现了，我们就用电邮联系彼此，聊了很多，意识到我们应该回中国。
我2000年和Craig Simons一起去成都，并开始写作，我们编辑彼此的作品，何伟也会帮忙编辑，以及帮我们联系出版社购买我们的作品。和平队另一个成员Adam Weiss也回来了，和何伟一起住在北京；后来一个叫Mike的男生也回来了，在昆明开了一间酒吧。我们当中大概有一半的人——全是男生——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回到了中国。我们彼此帮助，为彼此介绍朋友，建立关系网络。这种互帮互助的氛围非常关键，我们跟随着何伟做他在做的事，他帮助我们想清楚该如何写作。因为他做得非常好，我们觉得自己也可以做出点儿名堂，事实上的确如此，而且我们乐在其中。
界面文化：通过写作，你们想向外界传达怎样的信息？
史明智：虽然我们是同龄人，但每个人的角度和正在做的事情都不一样。何伟的书会涉及一些非常宏大的问题，他的第一本书《江城》可能跟我的书有点儿像，和人、和他在中国的生活有关；《甲骨文》就是一本跟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相关的书了，他探讨了某些事情是如何在中国历史上重复发生的；《寻路中国》讲述了21世纪初期的中国经历了哪些改变。而我只是在写一条马路的故事，我们很不一样。
但我们的写作有一个共通点：都和人有关，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在和平队的经历。在那里，我们和中国人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这是我们了解这个国家的方式——通过个体。
界面文化：作为一个书写中国的外国人，你觉得你的文化背景与你在中国观察到的现实之间的界线在哪里？
史明智：我看中国的方式和我来自何处息息相关。我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农村，母亲是一位老师，父亲是建筑工人，他们都是工会成员。我的家庭并不富裕，只是中产，但生活美满幸福。我们在乡下有一幢湖边小屋，那里只有一两千个居民，那就是我19岁前所处的世界，它塑造了我看世界的方式。
然后我开始环游世界，我曾在西班牙、澳大利亚和中国生活过。随着对世界的了解越来越多，我一直在用一种开放的心态来观察事物，但其中也有我自己的判断。我在一个天主教家庭长大，接受到了非常严格的家教，我在中国观察到的所有事物都是通过我的滤镜来感知的。因为我的不同，我看到的中国现实肯定和很多中国人看到的不一样，但每个中国人看到的现实也不尽相同。如果说我在中国学到了一样东西，那就是这里的每一个人都非常有个性、非常独立，所有人看待现实的方式都不太一样。
我对家有很强的归属感，因为我小时候没有搬过家，一直待在一个地方。这可能是我和很多中国人共享的一种情感，我觉得家对中国人非常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在这本书里家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主题。我在和书中角色聊天时一次次提到家，然后他们也开始谈他们的家了。显然家对“陈市长”很重要，对赵士玲很重要，对CK可能没那么重要，因为他一直在搬家。我在这个话题上与很多人建立了很强的联系，这对我很重要，我总是在想家。
所以你应该好好思考一下，对你来说什么是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塑造了你，这些最终会反映在你所做的事情上。我做的所有事都反映了我是如何成长的，我心中重要的事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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