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文化按：2017年从好莱坞掀起的“#MeToo”运动持续至今，其影响已蔓延至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中国的“#MeToo”运动也在新年伊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友微博实名举报导师陈小武性骚扰之后，在各大高校和其他场域内迅速发酵蔓延。

当然，也并非所有女性都站在支持者一边。1月中旬，一面是金球奖现场美国女演员们一袭黑装声援“#MeToo”运动，一面是法国女演员凯瑟琳·德纳芙为首的女性艺术家发表联名信，公开谴责“#MeToo”运动，认为“这些清教徒式的女权，妨碍了我们求欢调情的性自由”——两者之间的鲜明对立，为我们展现了种种文化观念差异与女权主张者和性权主张者之间的碰撞和张力。

本月22日，斯洛文尼亚学者、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教授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在哲学沙龙（The Philosophical Salon）网站发布文章《性，契约与风度》（SEX, CONTRACTS, AND MANNERS），谈了谈他对于这场运动的看法。

齐泽克认为，在“#MeToo”运动及其背后的政治正确的压力迫使下，男女两性之间或许需要签订某种正式的法律声明，才能实现受保护的、不含强制与剥削的性，但事实上，契约与性自由由此将陷入无解的悖论。如果要通过契约协议规避性关系中的伤害，那么性互动的一个核心特征——言说之事与不言说之事之间的微妙平衡——是否就将不复存在？

齐泽克在文中谈到了德纳芙等人对“#MeToo”运动过度清教主义的谴责，而他个人认为，“问题不在于#MeToo过了头，也不在于我们需要更多的节制和理解，问题在于#MeToo解决问题的方式，”他说这一运动“低估了性互动的复杂性”，“从而不仅模糊了粗野的不当行为与构成犯罪的暴力之间的界限，也给极端的心理暴力（这样的暴力在形式上是不可见的）带上了礼貌和尊重的面具。”

他还注意到了“#MeToo”运动中广泛失语的男性群体，他们同样是父权社会的受害者，齐泽克建议道，“正确的战略应该也对男性的焦虑做出回应，并努力在女性为解放而进行的斗争和男性的忧虑之间促成同盟。”他反对性的契约化，认为理想的出路应是一场“风俗上的革命”。而当谈到“风度”一事的可行性时，他或许也并不那么乐观。

《性，契约与风度》

文 | 齐泽克   译 | 王立秋

至少，在西方，我们正在大规模地意识到性关系中强制与剥削的内容。然而，我们也应该记住这样一个（不那么大规模的）事实，即，每一天，成百万上千万的人，都怀着获得啪啪啪的伴侣这样一个清晰的目标，在调情、玩勾引游戏。

现代西方文化的结果是，两性都应该在这个游戏中扮演主动的角色。当女性穿着挑逗以吸引男性目光的时候，当她们使自己“客体化”以勾引男性的时候，她们并非是把自己当作被动的客体奉献出去的：她们也是她们自身的“客体化”的主动的施动者，她们操纵着男性，玩着充满野望的游戏——包括保留在任何时刻退出游戏的完整权利，哪怕在男性看来，这与她们先前发出的“信号”矛盾了。女性的这个主动的角色，是她们的自由，当然，这种自由让各种各样的基要主义者——从最近那些禁止女性碰、玩香蕉和其他形似丁丁的水果的穆斯林，到我们这里常见的那些，对一开始“挑逗”他后来又不让他采取行动的女人霸王硬上弓的男性沙文主义者——感到不爽。

女性的性自由不仅是一种清教徒式的，拒绝被“客体化”（为男性的性客体）的退却，也是主动地玩弄自我-客体化，随意献出自己或退出的权利。但在不远的将来，宣告这些简单的事实还可能吗，或者说，政治正确的压力会迫使我们在玩这些游戏时，一定得同时签订某种正式的法律声明（或共识，等等）吗？

是的，权力的游戏、暴力的秽行渗透了性，但难以承认的是，这些东西的确也是为性所固有的。一些聪明的观察者已经指出，唯一一种完全满足政治正确标准的性关系形式，是施虐受虐伴侣之间的那种契约关系。因此，政治正确的凸显和暴力的增长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就政治正确的基本前提乃是把性化约为契约性的相互同意而言，让-克洛德·米尔纳正确地指出，反性骚扰活动不可避免地在明确要求极端形式的施虐受虐的性（把人当带项圈的狗对待，奴隶贸易，折磨，直至得到同意的杀戮）的契约中达到其顶点。在这种形式的、经双方同意的奴隶关系中，契约的市场自由否定了它自己：奴役贸易变成了对自由的终极声明。这情况就好像拉康的母题“康德与萨德”（萨德侯爵的残酷的享乐主义，变成了康德的严格伦理学的真理），以一种出乎预料的方式变成了现实。在我们把这个母题仅仅当作一个引起争议的悖论打发过去之前，我们应该反思一下，在我们的社会现实中，这个悖论是如何生效的。

在#MeToo运动之后，到处（从美国和英国到瑞典）出现的“应该签订性契约！”这一提议被言明的目标当然是清晰的：人们想要通过性契约，来排除性里面的暴力与支配的元素。这里的想法是，在开啪之前，伴侣双方应该签署一个文件，来声明他们的身份、他们对参与性交的同意，及其活动的条件和限制（关于避孕套、脏话的使用，各方随时中断、退出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告知其伴侣自身的健康[AIDS]与宗教信仰之义务等等）。这听起来很好，但接下来，马上就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和模棱两可。

随时退出性互动的权利，开启了新的暴力的模式。如果女性，在看到她的伴侣的裸体和勃起的丁丁后，开始嘲笑他，并叫他离开呢？如果男性也这么做呢？你还能想象比这更羞辱人的情景吗？显然，你只能通过风度和体贴来找到解决此类困境的方式，而风度和体贴，从定义上说，就是不可能被立法规定的。如果你想通过给契约补充新的条款来防止暴力和残忍的话，那么，你就丢掉了性互动的一个核心特征，那就是：说出来的东西和没有说出来的东西之间的微妙平衡。

尽管我不是《欲望都市》的粉丝，但其中有一集，说明了一个有趣的点。在那集里，米兰达和一个喜欢在啪啪啪时说脏话的人交往。因为她更喜欢安静地啪啪啪，所以，这名男子请求她不加限制地、把她脑子里想到的一切脏东西说出来。起初，她是抵抗的，但接着，她陷入了这场游戏，并且事情也很顺利：她们啪得热烈而充满激情，直到……直到她说出了真的让她的情人感到不安的东西，使他完全缩了回去，并导致了他们关系的破裂。在她的乱语中，她提到，她注意到，在他们啪啪的时候，他享受她戳他的菊花。由此，她不知不觉地触及了例外：对，随便说，把你想到的一切下流的意象都说出来，除了这个。

这个事故的教训是重要的：甚至自由言说的普世性，也建立在某种例外的基础上，而非基于某种极端的残忍感。被禁止的细节本身是一个微小且相当无辜的东西，我们只能猜测为什么那个家伙对它如此敏感。十之八九，这个细节涉及的被动的经验（戳菊花）扰乱了他的男性认同。性互动充满了这样的例外，在性互动中，沉默的理解和得体，是当你想干啥却又不想把它明确地说出来的时候，当极端的情感的残忍可能在礼貌的伪装下激活的时候，当适度的暴力本身被“性化”了的时候，使事情进行下去的唯一的方式。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这样的契约应该有法律效力吗？如果没有的话，那用什么来阻止残忍的男人签署然后违反它呢？如果有的话，你能想象违反它可能导致怎样的司法噩梦吗？这不是说，我们应该为凯瑟琳·德纳芙等人签署的那封法语信背书，那封信批评了#MeToo的“清教主义”的“过度”，并为传统形式的殷勤和勾引辩护。问题不在于#MeToo过了头，有时近乎于猎巫行动，也不在于我们需要更多的节制和理解，问题在于#MeToo解决问题的方式。它低估了性互动的复杂性，从而不仅模糊了粗野的不当行为与构成犯罪的暴力之间的界限，也给极端的心理暴力（这样的暴力在形式上是不可见的）带上了礼貌和尊重的面具。

在回应那种坚持认为韦恩斯坦和路易·CK不是一回事的看法时，#MeToo活动分子们声称，那些这么说的人不知道男性的暴力是如何运作、如何被经验的，以及，在女性面前打飞机，在经验上和身体的强暴一样暴力。尽管这些主张有正确的地方，但我们也还是应该对支撑这个论证的逻辑，提出明确的限制：人们的感受，不可能作为衡量本真性的终极标准，因为感觉也可能带有欺骗性。如果我们否认这点的话，那么我们也就彻底否认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在一种真正有效的父权式的支配中，一个女人，甚至不会经验到她所扮演的、作为一个被羞辱、被剥削的受害者的角色；她仅仅是接受她的屈服，把屈服当作事物秩序的一部分来接受而已。

我们应该记住，父权式的支配同时腐化了它的两极，包括它的受害者，或者用阿瑟·库斯勒的话来说：“如果权力腐败了，那么反过来说也是对的；迫害腐化了受害者，尽管可能是以更加微妙、也更加悲剧的方式为之。”结果，我们也应该谈论女性的（对男性的）操纵和情感上的残忍。最终，作为对男性支配的绝望回应，女性以她们力所能及的一切方式反击。而我们也应该承认，在我们社会的许多部分（在那里，传统的父权制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削弱），男性也处在同样的压力之下，如此，正确的战略应该也对男性的焦虑做出回应，并努力在女性为解放而进行的斗争和男性的忧虑之间促成同盟。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的传统的权威被削弱了——的惊慌回应；而（女性）为解放而进行的斗争，也应该包括向男性证明，何以接受解放了的女性有助于解除他们的焦虑，使他们能够过上更加满足的生活。

契约性的性的主要问题不仅在于其法律形式，也在于其隐藏的偏见：这样的契约，显然给予了随意的性行为以（相较于经常、固定的性行为的）更高的特权地位。在约炮的时候，啪啪啪双方互不相识，当然会想要避免关于他们的一夜情的误解。但我们也需关注长期的关系，在那里，暴力和支配的形式，要比韦恩斯坦式的景观式的强迫性行为更微妙得多。

说到底，在这里，法律和契约是无济于事的——有用的，只可能是一场风俗上的革命。但在今天，当我们面对的是看起来更加迫切得多的“真”问题的时候，为什么要谈论礼貌和风度呢？在谈论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不就又回到了德昆西关于简单的谋杀艺术的妙语层面上了么：“多少人从无拘束的恐怖和经济灾难开始，以派对上的糟糕行为告终？”但风度的确重要。在紧张的情景中，风度关乎生死，文明与野蛮只有一线之隔。

关于最近爆发的、值得注意的公众庸俗，一个惊人的事实是：过去，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偶尔的庸俗是伴随政治上的左派而出现的：学生革命者经常用平常的语言，来强调他们自己和官方的政治，及后者精心打磨的政治黑话不一样。而今天，庸俗的语言则几乎成了激进右派的专利，于是，左派发现自己处在这样一个惊人的立场上：如今，他们倒成了体面和公开场合的风度的保卫者。礼貌（风度，殷勤）不只是服从外部的合法性，但也算不上是纯粹的道德活动。它是由人们不会严格要求你去做（你不会因为不做它而犯法）、但会期待你去做的事情构成的、模棱两可不精确的领域。在这里，在我们面前的，是暗示的、不被说出的规则，在这里，事关得体，而我们面对的，是某种主体在正常情况下与之有着非-反映性质的关系的东西，某种作为我们自发的体贴的一部分的东西，是织入我们继承下来的风俗的实质的，由风俗与预期构成的厚重的织物。而政治正确自我毁灭的僵局就在于此：它试图明确地表述、甚至用法律来规定构成风度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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