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什么改变世界的愿望？会为之付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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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当西塞尔·罗德去世时，南非政府为他举办盛大葬礼仪式。从开普敦到罗德西亚，运载他遗体的火车每到一站都得停靠，供敬仰者前来哀悼。罗德被安葬在布拉瓦约以南约35千米、一座名为“World's View”的山顶上。他留下不少有价值的遗产：19世纪末的南非历史大部分由罗德书写；钻石集团“戴比尔斯”的生意延续至今，其销售额曾一度占领全球市场的90%；南非百年名校罗德斯大学以他名字命名。
罗德在生前对教育非常关心，他曾立下遗嘱，成立一个国际性奖学金项目，支持精英人才去牛津学习。1902年，罗德奖学金设立，数目随学习科目而不同，每位罗德奖学金得主每学年大约可得到3万或5万英镑（最多可补助四年），以支付学费和生活费。作为全球首个国际研究计划（International study programm），该奖学金在116年里的效用令人咋舌。
一个世纪以来，它培养出了8000多名罗德学者，其中不乏有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这样的政坛领袖、青霉素的发现者、诺贝尔奖获得者霍华德·华特·弗洛里，以及麦肯锡全球总裁鲍达民等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罗德奖学金也被冠上“全球本科生诺贝尔奖”的称号。成为罗德学者，不只是可以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它更像拿到一张挤进顶级优秀圈子的入场券。每位入场者在比拼如何将票券上的蓝图变成现实。2015年，中国学者也成为参与者。
怎样的人能脱颖而出获得5万英镑呢？从过去两届中国获得者来看，虽然获奖者们也都来自名校，但学霸并不是必要条件。“天赋”很难被界定，比如今年获奖者侯逸凡，在年少时已获得国际象棋领域诸多殊荣，但很难说这不是5岁半开始练习的成果。“家境”更不会作为标准，寒门出贵子的案例常常发生。
用世俗标准无法总结出获得入场券的套路，更重要的东西被忽略了。
比如改变世界的愿望，以及你愿意为之付出什么？这些愿望的产生有着千姿百态的缘由。对今年获得者侯逸凡来说，愿望是在高中时产生；而对毛晓而言，它在国际人道法比赛时产生；曹起瞳在斯坦福求学时产生；李雨晗在三江源亲历自然保护一线时产生。这些愿望被行动力加持而得以保存，尽管过程各有不同，但给“World's View”的山头又增添新风景线。
迄今为止在罗德奖学金的中国获得者中，侯逸凡是独一份的“少年成名”。5岁半开始接触国际象棋，14岁成为国际象棋届最年轻的女子特级大师，16岁获得国际象棋女子冠军。
在国际象棋界，16-18岁正值棋手的黄金年纪。为了保持高水准，侯逸凡频繁参加各类比赛，平均每月出国一趟，再加上国内的比赛，一年至少有一半到三分之二的时间，她是在赛场上和旅途中度过。
但即便是最优秀的棋手，也不能保证在棋坛上叱咤一辈子。在国家队的棋手从一线退下后，会转入省队或俱乐部。许多棋手退役后选择成为职业教练，另一些从事体育管理相关的工作，人生轨迹将不再有大变化。尽管年少还很懵懂，但侯逸凡那时隐约觉得这并不是她想要的未来。“我不可能永远是名职业棋手。”
18岁，饱受舆论压力的侯逸凡还是通过提前批考进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在回看这段经历时，一向在赛场上审时度势的她也无法评价“理性”和“感性”到底谁更占上风。但如果不是去北大学习，她也不可能形成现在的价值观。
“校园生活应该在适龄的年纪发生才最有意义。”在学校里，世界冠军的光环被暂时卸下，她把更多精力花在学业和社团活动上，尽可能去体验大学生活。她还曾竞选过学生会会长，最终落选时，这位久经棋场的“老手”尝到另一种挫败感。这些经历给棋局之外的侯逸凡打开更多可能性。早些年满世界打比赛，也让她在学术上视野更丰富。如果不是曾经去阿尔巴尼亚参加女子世界冠军对抗赛，她不会选择该国作为研究课题，梳理这个小众国家政治情况和政党演变史。“由于同时得兼顾比赛和学业，我得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去探索感兴趣的领域与科目，并力争拿到最好的成绩。”
当从学校回到赛场时，侯逸凡明显发生内在质变。2016年，她做出了一个相当有争议的决定——退出国际棋联女子大奖赛。在已经夺冠四次的侯逸凡看来，现有赛制不仅缺乏合理性，也阻碍女子赛事获得更多关注度。“国际象棋历史上关注度最高的比赛，比如1972年的世纪之战，它吸引到的不仅仅是国象领域，甚至是很多圈外人士的关注。但现有的女子赛制很少有圈外人关注，就连业界水平很高的男棋手也不理解。他们常常问我，你们女子赛制到底是怎样的。”
从一个棋手身份跳脱出来，去思考和质疑赛事背后的体育精神和意义，侯逸凡将这份勇气其归功于在大学里习得的批判思考。“作为一个棋手，职业领域的成就固然可以很高，但怎样带动项目发展，让更多人参与进来，你会觉得自己肩负责任与使命。”
她对自我要求也在慢慢发生变化。从刚开始期望在兼顾比赛的同时，顺利完成学位，到萌发去海外读研的念头，她为此还申请芝加哥大学社会工作的硕士课程。而申请罗德奖学金又让她看到更多可能性，比如研究更多与教育相关议题，“如何帮助贫困地区儿童，挖掘自身潜能。”
在评选时，世界冠军的标签给侯逸凡带来双重影响。在罗德终面时，评委颜宁抛出这样一个问题：“以你现在所取得的成就，不去牛津也能实现未来规划，为什么还要来申请呢？”侯逸凡并没有否认过往成就，但她也意识到，改变贫困儿童的教育现状，个人影响始终有限。“政策和体制是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而我的理论积累还不够。”
出走舒适区仍是侯逸凡最重要的人生议题。她欣赏偶像Bobby Fischer的棋才和棋风，甚至羡慕他恣意表达内心想法，但仅有棋坛上的成就，不足以满足这位年轻人实现全部的自我。“希望几十年后，后辈们能提到我，不只因为我在国际象棋领域取得的成绩，或者是罗德学者的身份，而是我曾做出让世界有所改变的事，让更多人受益，这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说侯逸凡是靠天赋和勤奋获得成就，那么李雨晗的人生轨迹大部分以兴趣为导向。她对自己的喜好有着明确的认识。“政经哲里我很喜欢哲学，政治方面我喜欢管理和非政府组织，其他方面我很喜欢环境和新闻。”
在从事动物保护工作后，李雨晗才意识到这份亲近感在早年就已铺垫好。从童年起她就特别喜爱动物，还曾立志做一名动物饲养员。高中去美国做交换生时，寄宿家庭帮她争取去就近动物收容所做义工的机会。每月总有几个周末，她都会和羊、狮子和老虎待在一起。考入北大后，李雨晗成为流浪猫关爱协会送养部部长，曾为42只流浪猫找到新主人。她还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参加巴黎气候大会，讲述中国青年保护鸟类的故事。
真正转折点发生《保护生物学》的课上。从1985年就开始从事自然保护研究的生物学教授吕植给李雨晗很大启发，直接导致她在大四那年放弃牛津、哥伦比亚和杜克的offer，去三江源亲历动物保护第一线。“尽管当时已经拿到牛津的Offer，但对这个世界，以及动物保护，我还一无所知。”
在一线从事动物保护并不容易，条件艰苦、方案是否可持续成为考验。
三江源的十一月格外寒冷，野外工作站的太阳能供电根本无法带动暖气。每晚，成员们都得把厚厚的被子压在睡袋上才能勉强入睡。只有白天出太阳时，人身上才觉着暖和些。乡政府给工作站送去藏式火炉，李雨晗和队友们接上管道，制作成简单的室内暖气，而牧民们圈养的牦牛成为移动燃料制造机。在工作站周围捡牛粪成为生存策略。
这些有趣的生活细节拉近与当地牧民的距离，他们的工作也找到突破口。虽然工作站大多数人不会说藏语，但只要拍到好看的动物，他们会传到微信群里，无形中激励更多牧民保护动物。“当地藏民才是这块土地的主人，我们只起到辅助作用，只有当地人加入，对自然保护才能延续下去。”
尽管积累了一手经验，在申请罗德奖学金时，李雨晗仍旧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在终选时，汤玫捷问她，世界上有这么多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为什么认为自然保护是最重要的？“其实没有什么事是最重要的，但你专注于特定事时，也需要考虑其他影响和更宏大视角，这让我不断去反思。”
获得奖学金后，李雨晗计划攻读生物多样性、自然保护和管理的硕士学位。她一直自诩自己“半路出家”，甚至对未来具体干什么、保护哪些物种仍然不确定。“但我还在摸索，要用开放的心态来看待多种可能性。”
对18岁之前的毛晓来说，未来可能性全部寄托在一条路上。
作为典型的山东学生，高考就像百万大军过独木桥，但“想要改变人生，你所有的时间都要用来学习。”
每天作息时间雷打不动，早晨5点半起床，晚上11点下晚自习。与其他同学不同的是，毛晓多一道“挤时间”的项目：她把每个课间都用来读英语。这些付出在大学后值回票价。在接触国际法后，她在英语能力上的积累发挥作用。
大学让人“眼界大开”，但也会迷茫和不知所措。毛晓形容前两年的法学课程就像满堂灌，老师不会告诉你法律设计背后的逻辑，剩下只有枯燥乏味的条文。直到大二参加模拟法庭比赛后，这种状态才得以终结。比赛要求选手更融会贯通的运用法律逻辑去辩论。“那时才发现，很多不同部门法之间有相通之处，掌握好方法就能融会贯通。”
尝到甜头的毛晓，通过模拟法庭打开新世界的大门，不断接触的人事物也在刷新她对专业标准的认知。比利时教授马天赐在指导学生准备模拟法庭时，会抠出每一个用词、脚注、引用格式，并一一指出错误。而在一次国际人道法模拟法庭英文赛上，毛晓的队伍误把辩方论点引用成法庭观点，法官当场掏出iPad找出具体案例和段落，并质问他们该怎么解释。“这样的法官给我很多启发，在做法律检索时，应当非常谨慎对待每个案例，深入研究。”
与世界青年在同一平台对抗，也让毛晓意识到差距。模拟法庭的参赛队伍一般由四人组成，两位队员以及两位研究员。在香港一次比赛中，新西兰队伍在仅有两名参赛者情况下，拿下冠军。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位博士招生官，甚至当场给他们发放offer。“那时我就发现，在国际法领域培养人才上，我们是有欠缺的。”
非英语国家的语言劣势，以及法律资源获取上的受限是两座大山。毛晓在伦敦大学学院攻读国际法硕士时，明显感到阻碍。4门主要课程的最终考核要求他们以闭卷方式，在3小时内完成一篇主题论文。“你必须对主题和分支有很多深入思考，并阅读大量材料。即便是英语母语国家的学生都很难做到。”
没有捷径可走，毛晓只能靠勤奋弥补不足。每天逼自己写一篇课程论文，将文章拿给老师评阅。她还在知乎上建立专栏，探讨国际法相关议题。得益于到位的自我训练，毛晓最终以“Distinction”（优异）成绩顺利毕业。随后，她又申请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攻读国际犯罪理学硕士，以获得交叉学科的视角，参与到更多法律实务中。
在面试罗德奖学金时，国际法之外的视角让毛晓产生更多思考。一位评委试图与她探讨政治与法律的关系：“国际法一直屈从于国际政治，它是否只是一种工具？如果是，那么它到底有何用？”在毛晓看来，这个问题反映了处理国际事务的惯常逻辑。“国际法有其自主独立的属性，同时也会受政治影响。但它更像一门国际语言，如果这套语言用得好，一方就会有优势，用不好就是劣势。”
“其实中国人如果努力，再加上持之以恒的重视口语和书面写作，真的可以做的比外国人好。”毛晓期望未来在国际组织和司法机构中也能作为中国面孔出现，并将机会带给更多国内年轻人。“我始终相信天道酬勤，付出是会有回报的，尽管它可能需要更长时间。”
与毛晓一样，曹起瞳也有着交叉学科的背景，而且他们对英语训练坚持从早年就开始。在南外的英语老师曾公开回忆过这位优秀学生：初二就开始用英文记数学笔记；还曾自学过英文统计学；初三给全年级同学出过阅读试卷；因为对语言学研究兴趣浓厚，在高中时，曹起瞳还带领自建队伍参加国际奥林匹克语言学竞赛。
因为很早确立研究领域，曹起瞳决定本科去美国留学。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他在申请斯坦福大学时，冒险做出申请助奖学金的决定，最终顺利拿到全额奖学金，攻读政治学学士和计算社会科学的硕士课程。
在美国高校，看起来属于人文学科的政治学，实际非常重视定量研究，对新型研究方法接纳程度也要高于其他社会科学。对计算语言感兴趣的曹起瞳，开始钻研如何用新技术手段研究政治议题和舆论现象。比如用贝叶斯模型来模拟除信息政治的议题。他还尝试用博弈论等方法理解社会现象。
特朗普的竞选成功打破美国精英阶层固有想象，这反映美国社会正在经历严重的分化和极化，互联网在背后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本科期间，曹起瞳对社交网络和互联网数据如何在美国大选中扮演重要角色等课题进行研究，获得斯坦福不少教授的高度评价。
因为曾在谷歌做数据研究员，曹起瞳发现想要对互联网治理深入研究，还需要去到更专业的机构，而牛津互联网研究院（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就是其中最优秀的一个。“罗德奖学金可以支撑我在牛津期间的学费，因而就决定申请了。”
在终面前的晚宴上，曹起瞳遇见更多志同道合的同龄人，甚至忽略他们之间的竞争关系。“毛晓对法律和社会公正的热忱，以及非常成熟的想法令我感动；李雨晗愿抛弃名校光环，扎根青海，从事自然保护工作也是令我钦佩；至于侯逸凡，我在斯坦福的同学是她的粉丝，同样作为候选人让我很荣幸。”在他看来，这些思想碰撞与启发本身价值超过“谁更高人一等”的判断。“晚宴结束时，我心情特别好，无论谁最终当选，都非常值得。”
在曹起瞳看来，“Fight the World’s Fight”能高度概括罗德学者特征：大家发自内心地关心自然或社会议题，而它们可能并不会让自己的生活境遇立即变好。
“但我们相信，探索这些问题，可以让人们更深刻的理解世界，从而想象和创造一种比现实更美好的可能。”而这或许就是罗德在山头最想看到的“World's Vie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