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白之后

清白远不是这个家庭所失去的全部,重获清白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个家庭的幸福并未随着清白的回归而到来。

 |  GQ中国

编辑:曾鸣 撰文:于蒙 视觉:张楠

摄影:贾睿 采访:于蒙、范稚瑞

1997年,27岁的周远因为“故意伤害”和“强制猥亵妇女”入狱。42岁时,他刑满释放,47岁,重获清白。

清白来去间,弹指二十年。正义迟到的二十年里,这个家庭被冲刷得面目全非——

周远曾是个年轻人,入狱前,长发飘飘,骄傲、有活力,他本应工作、娶妻、生子,结果在监狱里被改造,成了一名合格、乃至优秀的服刑人员;

他的母亲,在绝望里学习申诉,成为娴熟的上访专业户、“中国第一的伟大母亲”,最终两次推动案件再审,帮助儿子重获清白;

他的父亲,在儿子服刑期间病逝,最终没有等到摘掉“流氓父亲”帽子的那天。

在周远重获清白以后,智族 GQ 编辑和这个家庭相处一个月,却发现清白远不是这个家庭所失去的全部,重获清白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麻木、消沉的周远,被时代抛离,在社会里找不到自己位置,更失去了对生活的想象力;罹患肺癌的李璧贞,希望儿子振作却不可得,进而不满,母子二人常常迸发争吵……这个家庭的幸福并未随着清白的回归而到来。

2017年11月30日,新疆高院伊犁州分院宣判周远无罪。周远站在被告席上,盯着庭长。他拟好了要说的,“ 这不算什么公正,我也不感谢你。这个案子是不是我做的,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 但没说出口。他还想,如果有道歉,他会拒绝。但也没有得到道歉。

李璧贞落了泪,但激动很快被愤怒淹没。宣判结束后,她毫不避讳地冲庭长发火——

“就在这里,我儿子被判过死缓、判过无期、改判过15年有期徒刑,现在又判无罪。你们把法律当什么?”

1997年5月17日,27岁的周远在家中被捕。新疆伊宁市发生一系列女性被伤害下体事件,他被指控犯罪,入狱15年,罪名是“故意伤害”和“强制猥亵妇女”。

李璧贞为儿子上访20年,在她的推动下,该案在终审后又经历了两次再审。2011年第一次再审由无期徒刑改判为15年,第二次再审宣判无罪。期间,丈夫去世,她得了肺癌。

宣判后的第9天,智族 GQ 编辑在伊宁见到李璧贞。言语中,她急需得到认可,反复问我,“像我这样的妈妈,在中国也可能是第一了。是不是啊?是不是啊?你说是不是啊?”

我们谈话时,周远一直在厨房和餐厅干活,洗碗、擦桌子、收拾凳子。还给我倒了杯水,数次请我喝水、吃水果。有两次,他坐在李璧贞旁边听她讲话,但都不过一两分钟,便起身走了。

第二天早饭,李璧贞滔滔不绝讲着上访的艰辛。周远一直沉默吃饭,几次试图打断,终于说出一句,“冤不分大小,都冤,你要关心民间疾苦。” 后来还是被母亲压倒性的大嗓门和气势堵回去了。他脸色不郁,不满意母亲絮絮叨叨地“卖惨”。他对记者说,“中国的伟大母亲太多了,这是种悲哀。” 李璧贞把这句话当成儿子不承认自己功劳的证据,“没有我,你现在还是劳改犯!”

李璧贞的左小腿时常莫名疼痛——腿在上访时曾摔断过,一直没好全。周远说这是睡出来的,她气不打一处来,“你就是希望我快点死,我算看出来了。” “你现在倒成了我的男人,我的爹,我的公公!“

在母亲的批判来临前,周远就已经端着碗到客厅沙发去吃,此时却走了回来,在餐桌上放下碗,“你永远都是强调自己对,别人错!你就撒谎吧!撒谎!”

一句话,骤然引爆了李璧贞。她站起身,抄起面前的纸杯掼向周远,仍嫌不足,又伸手够到稍远处的另一个纸杯,扔了出去。周远没躲,被两杯水泼中,满身茶叶和水渍。李璧贞喊道,“对!我就是撒谎!我去上访也是撒谎,我的儿子本来就是个流氓!” 说着又把周远的碗摔在他脚下。

我拉着李璧贞,周远转身走开,一会儿拿了抹布来擦桌子,一边还固执地说,“就应该拿摄像机把你录下来。摔碗对吗?摔碗对吗?” 李璧贞气急了,还想再拿碗砸他,被我按住了。

周远决定尽早离开李璧贞。他对我说,“我照顾她,她死了我也成老头了我再出去干?这是互相耗嘛,必须牺牲一个,要不大家都是死路一条。必须认识到两个人就是不能在一块,必须分开。”

正说着,李璧贞从房间里出来,提起周远说的那些混账话——“我不会管你的”、“上访有什么苦的”。这次是周远被引爆,“你这样有意思嘛!你说完了我还要跟人家解释,你到底想干啥?你到底想干啥?这个老东西就是啊,总是说过分的话,断章取义!” 李璧贞被另一个记者拉回房间,周远愤愤地转身穿上鞋出去了。房间里不断传来李璧贞愤怒的声音。过了两分钟周远回来,一身烟味。

晚上吃饭时,母子俩又和好了。李璧贞联系了一个老家的女孩子,准备介绍给周远。两人头碰头,看她和女孩的聊天记录。李璧贞难得低声说话,“你看,你一对我态度好,我心里马上就暖了。恨是恨啊,你那样对我。但你毕竟是我的儿子。”

2012年冬天,出狱半年的周远去伊宁找一个女孩。十六年前,她曾提出要和他结婚。

去找她那天,周远做好了各种心理准备,包括对方已经成家。天气晴冷,周远凭着记忆寻到原来的地址,可是整个小区完全变了样,他什么也没有找到。

周远至今未婚。出狱5年来,亲戚朋友介绍了五六个女孩。母亲李璧贞的要求从单身无子,到“带一个丫头也行”;从身体健全,都“有点残疾也没关系”,却都没成。周远的婚事成了李璧贞的心病。

2016年春节,李璧贞带周远回湖南老家相亲。为了方便和女方联系,表姐给他买了智能手机。周远不会用微信,表姐替他回复。一次参加流水席,周远坐到相亲对象旁边,整顿饭下来没说一句话,也不帮女方夹菜。临走前,又漏接了几个电话。女方反悔了。

李璧贞责备他不会与人沟通,他没好气,“我18岁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让我找女朋友?现在成天催。” 一天晚饭,周远和亲戚喝了几杯酒,李璧贞劝他戒烟戒酒,注意保养身体。周远一下瞪起眼,转头对同桌吃饭的亲戚说,“她管我抽烟,管我喝酒,我快50岁还没日到逼,都是她害的。”

他至今记得当年遇到那个女孩的场景。1996年底,周远去探视住院的大哥周嶷,在急诊室遇到了她,正与一个男人吵架。男人走了,她站在角落,划亮火柴,吹灭,扔在地上。周远问,“干什么呢?” 女孩不说话。那时已经夜里12点多了,他又问,“你家住哪儿?” 还是不说话。周远和她闲聊起来,末了问,“到我们家去吧?” 女孩点头。

她在周家住了三天。周远让女孩睡卧室,自己睡客厅。他带她去旱冰场,两人拉着手滑冰,这是他们最亲密的时刻。女孩说,“我们结婚吧。”

晚上周远又去医院看大哥,再回来,女孩已经不见了。第二天,女孩的父母带着她找回来,她母亲说,“我们的女儿脑子有点傻。” 周远说,“我觉得不傻,你们不要总骂她。”

没过几天,大哥去世。转年开春,大姐周宁又患了癌症。其间,周远几次想去女孩家,但他待业在家,很久没有收入,又担心空手去不好,犹豫间几次都没成行。半年后,他被捕入狱。

2017年11月,母子二人回到伊宁接判决,借住在亲戚家。家里并不整洁,茶几上留着待客用过的果盘,里面有一颗咬了一口的苹果,沙发上扔着两团揉皱的纸巾。之前每次来做客,李璧贞都帮忙打扫,这次却完全腾不出时间。她住在紧挨大门的房间,每天起床后不久,就会接到记者的电话。她先打发周远去楼下接,自己站在门口,等着记者上门。

我到的第四天,李璧贞把我堵在门口,”不欢迎不欢迎,出去出去。”我愣了,她边往外推我边说,“你们怎么把娃娃教成这么一个娃娃!” 我才反应过来,她在模仿当初去学校领导家打听周远被抓缘由时受到的待遇。 时隔多年,这句话仍然让她情绪激动,“(当时)真的想死了。”

1997年5月17日晚上11点,警察把周远从伊宁三中的家中拷走。李璧贞记得,周远对她说,“老娘,我没事。” 她还未缓过神,跑到窗口,看到儿子被警察押进一辆面包车。车门关闭,开走了。

警察将周远带到警局的地下室。四天三夜后,他最终被迫承认自1991年起在伊宁市发生的38起伤害女生案件。

侦查阶段,周远被带到案发现场进行指认,眼神犹疑。采访期间,我见到其中一名办案民警,他说,“我还觉得冤呢,都想开个新闻发布会。” 后来的短信中,他让我注意看人的眼睛,“做贼心虚,眼神游离就是最主要的表现”。

周远被抓后,李璧贞找楼上的领导询问情况。对方没让她进门,“你们两个是怎么教育娃娃的,怎么教出这么一个娃娃!我们学校就毁到你们两口子手上。先进单位没有了,生源也没有了!好在我们是教育单位,如果是工人单位,早把你们家砸掉了!”

周远的父亲周佩是伊宁三中历史老师,李璧贞在学校收发室工作。直到副校长告诉她,周远捅了女孩的下体,李璧贞才知道儿子涉嫌的是什么罪名。她很惊讶,不敢反驳,怕被人说包庇。丈夫说,“我们也有女儿,如果真是他干的,打掉(枪毙)了我们也不收尸。”

周远被押送到看守所时,正值饭点,有人挑两个大桶经过,满是脏乎乎的汤水,漂着菜叶。周远想,大概是喂猪的。进了号子,门上的窗口打开,外面把他刚看到的“泔水”倒进来,这是他们的午饭。后来吃多了,他知道了这道菜的名字:“水上漂”。

周远很快接受了看守所里的规矩,他帮号长洗澡搓背,放风时给老犯卷烟、按摩,参与狱友们的牢骚。老犯在上铺吃蚕豆,剥掉的皮递下来,他接着解解馋。他仍挨打,不管干得好坏,对方总有由头。他从没想过反抗,“你们爱咋样咋样吧,我进来也不是来喊冤的”。他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只要忍过这一阵,真凶抓住了,早晚能出去。

在看守所待了三个月,从春天到盛夏,他从地上换到了床上睡。按资历,他有了当号长的资格,但拒绝了。给新犯过堂时,他先讲道理,“给你升堂。也不是我要弄你,但该走的程序要走,没办法。” 然后让新犯憋住气,一拳打上去。

周远被捕后两个月,《伊犁日报》刊发报道,称捅伤女性下体的恶性案件已破获。周远被描述成“校园幽灵”:“5月16日晚上,周远坐在电视机前心不在焉看电视,流氓的邪念又使他蠢蠢欲动了。次日凌晨4点左右,他闪入漆黑的雨夜里开始实施罪恶计划。” 流言不断发酵,凶手从三中学生变成三中青年教师。还有人说周佩“背地搞化学药品”——周远把迷药一洒,女生便失去知觉。周家大女婿听信谣言,说,“流氓老爸生出流氓儿子。”

邻居老乡家的女儿常去周家,亲密地叫李璧贞外婆。出事后,孩子还想去周家玩,她母亲却不让了,“不许去!他们家有流氓。”

夫妻二人无从辩解。李璧贞躺在沙发上流泪,周佩默默陪着。李璧贞说,“老周,我们死吧。” 周佩回答,“行。” 技校的同学赵玉锋上门来找周远,两口子不愿多解释,“没有这个人了,你走吧。”

李璧贞年轻时要强。头胎生了女儿,她暗暗发誓,“就算生到死也要生出儿子来!” 二胎生了儿子,她让丈夫对外声称仍是女儿。等到一次全体大会,李璧贞带着未满周岁的大儿子一起去,当众给儿子把尿。周家生了儿子的消息传开了,她感到扬眉吐气。不久,她又生了周远,两个儿子还小,都在身边,这是她这辈子最快乐的一段日子。

在二儿子成为“流氓”的半年前,大儿子刚刚去世。李璧贞咽不下这口气。她要为儿子,也为夫妻俩争取清白。

在看守所,聊起案子,有人说,“你这个是要被打掉的”,周远不信。他认为办案过程全是作假,一点也不怕。他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怀疑到自己头上,“我要是偷了三中一根针,这个案子我都认”。

1997年8月7日,预审时,周远对检察官说,所有事情我都没干过。11月27日,法官第一次提审,让他讲事情经过。回到号子,他突然感到委屈,夜里默默掉眼泪。有人起夜发现了,劝他不要哭,“办案就是那个样子。”这是周远唯一一次流泪。

与此同时,类似案件再次发生,每隔几个月都出现新的受害者,三中老师逐渐意识到周远可能是清白的。1998年8月,这些案件的真凶霍勇落网。李璧贞找到公安局,递了个条子给办案民警,“真凶抓到了,好好审霍勇。周远和霍勇都是你办。你要查清楚。”

回到家,李璧贞对周佩说,“霍勇抓住了,要是能把儿子放出来,道个歉我们就认了。” 她从小接受的教育是民不与官斗,知错就改还是好同志。周佩头一次反对李璧贞,“你就认了?我们儿子没有犯罪,就是关一天都不行!”

半个月后,周远被一审判处死缓。收到判决书,周远看着安到自己头上的7起案子,带着笑对号子里的人说,“看上去像得很,像那么回事”。

此后两年,案件被两次发回重审。第一次重审,周远在法庭上喊冤,说自己受到刑讯逼供,法官宣布休庭调查。再开庭时,法官说,警察否认打人。周远赌气,不再开口。“反正我怎么说你们也不信。”庭审后,他被判无期徒刑。

第二次重审时,李璧贞通过报纸联系到上海律师,律师找到周远的一份不在场证明。

1995年10月18日,伊犁州下了第一场雪。一两天之内,积雪超过10厘米,煤炭需求骤增。几天后,周远接到了朋友许勇军的邀约,让他到霍尔果斯帮忙卸煤、卖煤。直到1996年春节返回伊宁前,周远都和许勇军吃住在一起。

正是在此期间,1995年11月11日凌晨6点,伊宁三中女生宿舍又一次发生凶案,一张姓女生被刀刺伤。这起案子后来也算到了周远的头上。许勇军写了份书面材料,但未被法庭采纳。周远又从无期被改判死缓。

2000年底,终审改判周远无期徒刑。他也无所谓了。12月5日,号子门开了,递进来一个袋子,上面印着“三监”。周远竟然感到高兴,和大家握手告别,“监狱起码人多些”。

李璧贞和周远在乌鲁木齐租住的房子朝向西北,只傍晚时有昏黄的阳光。四盆一米高的绿叶植物,叶尖枯黄打卷,枯叶吊在茎干上,但还顽强地活着。2016年4月,申诉近19年后,李璧贞被确诊肺癌。前后化疗7次,身体大不如前。

做完肿瘤切除手术后,李璧贞住院输液,周远在旁照顾。有一会儿药不往下滴了,按铃也没人来,李璧贞便叫周远去找护士。他不愿麻烦别人,说出口的话却生硬难听,“我去找谁啊,我去把国家领导人叫来吧,你也要看到人家的难处,人家也不是为你一个人服务的!”

李璧贞骂周远是“牲口”。她对记者说,“我下半辈子什么也没吃上,什么也没享受,就为这一件事活着。儿子多活一天,我就少活一天。他的生命是用我的生命垒起来的。”

儿子被困监狱15年,李璧贞却说,“我这个劳改院,不比他住的那个轻松。”

李璧贞所指的劳改院,是她的上访之路。周远的命运,本该随着2000年的终审而尘埃落定,但随着母亲不断上访,又一点点迎来转机。李璧贞记得上访的种种细节,仿佛一直生活在那里。

2003年,李璧贞第一次去北京,借住在小儿子周敬的同学家。她去了最高人民法院,又听人说上访要去人大,直接找去人民大会堂。武警拦下她,告诉她不在这里,她出来见人就问,“我家有冤案,我要上访到哪里去?”

后来她去国家信访局,有人告诉她,“要是有人问你去哪儿,你就说回家。”李璧贞穿过一条胡同,两边停着很多车,三三两两的人站在路边抽烟、擦鞋。果然有人问她去哪儿,她故作镇定,说回家,快步走过。进入大厅,排在新疆窗口,她看到有人被拖走,喊救命。身后排队的人突然问她,“你是哪里来的?” 她本能地回答,“伊犁来的。” 后来她想起来就后怕,“也许那人只是不抓伊犁来的吧,新疆那么大。” 回到周敬的同学家,她看到楼下有公安局的车,还是很紧张,问,“是不是抓我来的?”

她时刻担心自己行踪暴露、受人迫害。直至无罪判决后,她仍不肯回伊宁市长住,怕“被他们整治”。她去法院催问国家赔偿的进展,没见到人。回来便心神不宁,怀疑他们看到媒体报道,生了自己的气,故意躲着不见。她还特意嘱咐我,不要写周远对未来的安排,她担心政府知道了,不给他分配工作。

为了得到最高法院院长的亲自接访,她从前一天中午就在法院门口等,夜里睡在地上,第二天终于获得了面见的机会。她诉说时,后面排队的人纷纷催促。李璧贞不得不提高声音、加快语速。“我从伊犁州来,是伊宁市人。我的儿子叫周远,他被冤枉判了无期徒刑,真正的犯人被抓到后都招供了,他们不愿承认自己判了冤假错案就草草把那人枪毙了……” 这样的诉说不知重复了多少次,她的大嗓门就这么练出来了。

为了提高效率,李璧贞把申诉材料装订成册,取名《新疆周远、霍勇真假凶案》,三百多页。她对每一页了如指掌,判决书上的文件字号,她能脱口而出。

上访的人中,李璧贞年纪较长,案子又大,大家都服她。他们也认为李璧贞最冤枉,给出主意,劝她到法院门口跪下来伸冤。她不肯,“要跪也是他们给我跪,我怎么能跪他们!” 李璧贞到信访窗口排队,去得频了,接访的小姑娘没好气,“你怎么又来了啊?” 她陪笑脸,“对不起啊,打扰你了。”

申诉结果久等不来,李璧贞开始寻求媒体的报道。她是“上访户”中与众不同的那个,一位接访过李璧贞的记者写道,“老太太们争先恐后地给我递材料又介绍情况,架势已经非常流利娴熟,只有李璧贞站在一旁说,等她们讲完我再讲。”

在早期的分工里,丈夫在家负责理论研究,把一本《刑事诉讼法》翻烂。孙女乐乐在旁听多了,刚会说话时嘴里就念叨,“刑诉法、刑诉法”。2006年,丈夫去世,李璧贞开始独自上访。

有次,她感到走投无路,坐在路边,放声大哭。路人问怎么了,她没力气回答,把案卷材料递给陌生人,转身走了。事后,小儿子心疼她,说,“妈妈你不要管了。” 李璧贞说,“你还是不懂妈妈啊,我必须要管。不管的话,我到你爸爸那里没办法交代。” 又落下泪来。

李璧贞胼手胝足,辛苦终于没有白费。2008年,她寄往政法委的信得到领导批示,转到新疆高院,促成了2011年的再审,撤销了原无期徒刑的判决,改判15年有期徒刑。

2016年底,最高院发布再审决定书,督促新疆高院再审。案件到了这一步,只差一个触发再审的条件:新证据。李璧贞委托的律师调查到,终审及第一次再审判决认定的“小白楼案”,指控周远通过阳台进入女生宿舍。但事实上小白楼从未有过阳台。这次再审,法庭认定周远无罪,周远终于重获清白。

此后,李璧贞仍旧不肯罢休,要追究办案人员的责任。接到判决后,李璧贞努力说服记者去公安局、检察院采访,帮她施压,推进追责的流程。

最初几天的采访中,她数十次提到《财新》记者王和岩是个好孩子,“小王是雪中送炭啊!” 2014年,王和岩为周远和李璧贞写了第一篇深度报道。无罪判决后,她也去了公检法调查。李璧贞单独提到小王的时候,特指王和岩,似乎别的记者都只是锦上添花。另外一位《三联》的记者也姓王,这个小王在她的喜爱列表里排第二,“胆子很大的,昨天就去了公安局。”

她对没来新疆的记者不满意,“都是找当事人说两句,其他新闻里面找两句,就成了自己的稿子,没有深度,没人看的!” 周远陪同一位小王记者去200公里外的新源县采访狱友热依木,一来一回要两天。李璧贞得知后,生了小王记者的气,“有时间去那么远的地方,没时间去公安局嘛!给他(热依木)打个电话采访就行了嘛!就是想游山玩水来了!”

连带着又想起周远的不是——周远还在监狱时,曾劝李璧贞,不要上访了,没有用。李璧贞火气立时升起来,隔着接见室的玻璃喊,“没有用也要告,为什么不告!为什么不告!” 李璧贞指责周远不懂她的付出,又在意他还说过“你去北京上访也不是走路去,是坐火车去的嘛”,认为更令人心寒。

李璧贞回忆这些时,周远坐在对面小板凳上,一直低头玩手机,听到这里突然抬起头,说,“她就是想达到混淆视听的目的。她说的这些,我不反驳,就等于承认。我要反驳,就是让你们(记者)参观两个傻逼吵架。一个老傻逼,一个小傻逼。” 他起身回房间了。

后来,我问周远是不是真的觉得母亲不辛苦,周远说不是,“我能获得自由,都是母亲的功劳。” 事实上,周远对不同的记者多次承认过母亲的伟大。他转发过一条朋友圈,《14亿中国人都要致敬的伟大母亲璧贞:为儿子伸冤昭雪20年矢志不渝》,半个月后,他还特意告诉我,这篇文章被删了。

周远想用国家赔偿金和狱友热依木一起做生意,李璧贞坚决反对。她决定为儿子争取一份稳定的工作,有社保,再找个老婆生孩子。周远不屑,说那是“可怜巴巴、偷偷地、悄悄地活着”。我问他,那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他沉默了几秒钟,站了起来,口气轻快,“创自己的业呗。”

我问他具体想做什么,他在狭小的房间里走来走去,“具体干什么我不知道。等手上有钱了看嘛,干什么都可以嘛。”

但李璧贞不许他做生意,我问他以后怎么打算。他坐在板凳上,用手里的纸巾擦桌子,又把手机放到桌角,一遍遍侧头确认是否对齐,似乎在维持什么秩序。他始终没有抬眼看我,“那就做好继续打工的准备呗。干就干吧,死了算吧。”

现在与未来令他紧张又焦虑。周远每和我聊半个小时,就要出去抽一根烟,再眉头紧锁着回来。反而,讲述牢狱生活让他轻松得多,他时而走到门边比划牢房送饭的窗口大小,时而起身模仿看守所里新犯过堂的动作。他从不讲自己挨了打有多疼。

李璧贞教过周远诉苦的方法——要痛哭喊冤,“你有一点疼,说成特别疼也没关系。” 周远分外反感,“事情要被你搞坏的。”

在看守所,他曾被关过一个星期禁闭。房间里有一张床,一个报纸大小的天窗,余徒四壁。他被三条皮带绑在床上,戴着脚镣,最多只能半侧身。床板上有洞,大小便解到地上,屋内臭气熏天。周远觉得时间过得真慢,每天睡睡醒醒,无事可做,只能盯着那块报纸大小的天空。他也不记得当时想了什么,只记得井蛙观天这个成语,以及下雨时,会有人爬上屋顶,往天窗盖上毛毡。隔壁也关着人,偶尔喊,“你怎么样?没事吧?” 周远喊,“没事!”

后来周远转去监狱服刑。他所在的新疆三监是重刑犯监狱,大部分犯人都是死缓、无期,罪行有盗窃、抢劫、贩毒、杀人、强奸。有一次,周远和一个杀人犯起了冲突,对方掐着他的脖子把他按在桌子上,周远瘦弱,挣脱不开。狱友张威看到了,大喝“干什么呢!” 对方才放开。

周远始终觉得这些人“平平常常,不是我们想象的青面獠牙”。他认为人不分好坏,只分抓和没抓。有天中饭,周远带我和张威见面,聊起狱中的事情,他说,“里面也不是人间地狱嘛!” 张威气道,“你难道觉得那里面是人间天堂吗?”

周远听说了张辉张高平叔侄的冤案,张高平在监狱里拒绝劳动、整天喊冤。周远不屑,“那是勺子(傻子)干的事情”。他在狱中,只在新狱友问起时才说自己的冤枉。偶尔劳动时不由自主地想起来,他会立即停下手里的活,提醒自己,不要想,不要想。

最初几年,监狱组织给家人写信。干部给出模板,周远老老实实地抄写,“一定积极改造,争取早日出狱”。后来有了亲情帮教活动,周远和母亲坐在一张桌上吃饭,听监狱领导讲话。他嘱咐母亲,“如果一会儿让你上台讲话,你就说让儿子积极改造。” 渐渐大家知道他有文化,思想汇报都找他帮忙写,给几根烟。

2007年5月16日,三监搬迁,周远又见到了外面的世界。高楼大厦他在电视里看过,但一座又一座的高架桥让他惊讶。我问他有没有想过逃跑,他感到不可思议,“怎么可能那么想!”

他想起,曾经有个负责烧锅炉的犯人,藏在一卡车炉灰里面企图逃跑,几天后被发现死在灰堆里。监狱组织图片展,周远看到了他被炉灰熏黑的肺。他还想起另一件事。自己被抓后一年,三中家属楼里曾发生一桩年轻女性被杀害的命案。他觉得逃过一劫:幸好已经被关起来,否则杀人的罪也栽到自己头上,就真的要掉脑袋了。

他曾在搬生产原料时被砸到手指,缝了两针,由于安全事故扣掉2分。那半年他没评上劳改积极分子,无缘减刑。还有一次,他被铁销划破脚腕,流血不止。他不想张扬,把烟灰弹到伤口上试图止血,止不住,只能告诉干部。送去医院,缝了三针,幸亏没扣分。上厕所也必须时刻互相监督。周远偶尔独自去厕所,一路溜边快走,左右张望,却仍被发现过一次,扣掉3分。

新监舍里,周远住在门口靠墙的下铺。那是监控的死角,周远得以拥有私人空间,偶尔悄悄在床边抽烟。每天早上9点半,他和狱友排队唱着出工歌去干活,晚上7点排队唱着收工歌回到生活区。他是钳工,每天装配、过扣、修毛刺、上螺丝。一年四季对他来说没什么区别。

但秋天比较值得期待。工房后面是一片菜地,种着西红柿、黄瓜、葡萄、李子。每到收获时,周远混在干农活的队伍里,偷几个瓜果,藏到工房柜子里。那是难得的美食。周远还用自己队里种的菜,和其他队换来食盐,另有人负责把青西红柿、黄瓜、包菜腌成咸菜。工房运输原料的司机也是关键人物,周远总是帮他跑腿、留意清点货物。2010年一天,司机给周远带来一只烧鸡,他悄悄和狱友分吃了。 一切都在暗地里进行。

服刑的最后几年,周远不再做钳工。因为他机械识图学得好,头脑清楚,干部安排他当”二调度“,负责写流程、看图纸、派任务,有自己的一间办公室。狱友把零件做废了,给他送烟,求他帮忙找料重做,他能帮就帮。他还要记考勤,但有人不来他也不宣扬,私下里问。

周远“从来没让他们(狱警)操过心”。到后来,干部信任他,减刑需要的材料,说一下就给。在监狱11年半,周远一共减刑三次,第一次从无期徒刑减到有期徒刑19年,第二、第三次各减了1年10个月。 出狱那年,他即将第四次减刑。

出狱前,周远把自己订阅的数十本《象棋研究》、《棋艺》杂志交给工厂的工人马师傅偷偷带回家,约好出狱后去取回。他在监狱里的爱好只有象棋。楼道里、篮球场,他一有空就铺开棋盘,搬着小板凳和人对战。他数次拿过全监象棋比赛的第一、第二名。象棋比赛一般在春节期间举办,采用淘汰制,周远每年都是最晚回来的那个。有一年当众颁奖,周远被喊到名字,上去领了第一名的奖品——一副象棋。狱中有位上海的陈老师,曾一直是冠军,对周远说“你的棋不行”,周远不愿争辩,敷衍两句,之后比赛便赢了他。“原来那些第一名都被我挤下去了,很不情愿。” 周远难得露出骄傲的神态。

回到家后,他常常在附近的象棋摊耗一整天。刚开始是看,渐渐有机会下上几盘。一次棋逢对手,他和棋友下到夜深。围观的人散了,李璧贞多次打来电话催,周远都搪塞过去。不知不觉天亮了,围观的人又聚集过来。

年轻时他偏爱“当头炮”,现在却喜欢“仙人指路”(第一步走卒/兵),他说是进攻性弱了。他又很快学会了用手机下象棋,李璧贞总能听到周远房间里传出的“红方!黑方!” 他的收藏夹里全是象棋视频。

他还去新华书店,买来棋谱、残局书籍研究。这次去伊宁接判决,他顺手把外甥的一本《2007年全国象棋个人赛对局评选》带回来了,“反正他也不看,这是一本奇书。” 他把棋书整齐地收在几个盒子里,每次看完,再仔细放回去。

那本三百页的《新疆周远、霍勇真假凶案》,周远却从来不看。“我的案子我还不知道嘛!案卷里的都是假的!” 唯一一次和母亲去北京上访,在律师家住了一个月,他仍是出去闲逛,整天整天地在小区里下棋。

回到伊宁,他去西大桥下寻找曾经全市最热闹的棋摊子。十几张桌子摆在路边,给摊主老汉几毛钱、一块钱,就能下一天。年轻时,周远几乎天天去。现在棋摊子没了,周远猜测摊主“人都死掉了”。 他又去农四师附近找,刚坐下来没多久,有人喊他“三三!” 周远没认出来,“你是谁?” 原来是他一同长大的发小,胖了许多。周远却没怎么变,入狱时60公斤,现在还是。发小不知道他的案子,只以为他出了远门。周远一直没告诉他。

他也在棋摊认识新的人,聊熟了便问他们有没有活干。2012年6月,他聊来了伊宁盖房子的工作,下半年,在乌鲁木齐的棋摊认识了建厂房的工头和安装天然气的老板。他棋下得好,不悔棋、不发脾气,对方愿意给他机会。2014年,他跟着一个棋友去石河子打工,做建筑地基的钢筋笼。

2016年,周远去南疆打工。他用角磨机切割水渠的管壁,角度没掌握好,角磨机失去控制飞出,刀片擦到他的右脸颊。四五厘米的伤口血流不止。休息一个星期后他照常干活,右脸留下一道明显的伤疤。工友撺掇他去跟老板要补偿,他要了2000块钱,不再追究。

戈壁滩上有玉石。活不忙的时候,周远跟着工友一起去找玉。无垠的荒野,除了胡杨和沙柳,寸草不生,地下却有宝藏。踢开地面的砂砾,周远发现一块巴掌大、半月形的石头,一面隐隐透着绿色。拂去浮土,用手机的手电筒照,通透性好,是玉石。拿回宿舍,放在床下。他已攒了不少。其中有一块近黑色的石头,似乎是墨玉,但太大了,带不走。有工友回家,床下留着大大小小的石堆,周远去“捡漏”,没看到入眼的。最终他和大多数工友一样,舍弃了床下的那堆“宝藏”,只带了半月形的玉回家。他没打算卖,偶尔拿出来摩挲,似是怀念那段充满希望的日子。

出狱第二天,周远去打公用电话联系狱友,在路上碰到比他早出狱半年的张威。张威很高兴,给他接风,把他带到商场,试衣服、照镜子,还买了手机。又叫了几个朋友,带他去吃饭、唱KTV。周远第一次进KTV,默默坐着,不说话也不唱歌。朋友悄悄问张威,“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勺?”

另一个和周远密切的狱友热依木也已出狱,住在距离伊宁200公里的新源县,周远去找过他。热依木比周远大三岁,出狱后很快结婚生子,县政府给他安排了保安的工作,他家还有草场可以牧牛羊。热依木同情周远,却不知怎么安慰。“我确实做过坏事,坐牢是应该的,心情调节得比较好。他没做过,却平白坐了这么多年牢。要是我也受不了。” 两人沉默地喝酒、抽烟。

平反以后,高中同学李宏带周远和我去伊宁特色民族街区吃饭。周远松弛了许多,聊天,大笑,谈起伊宁的历史如数家珍,“林则徐就是流放到伊宁,现在伊宁还有林则徐纪念馆。”到伊宁的汉人街吃饭,我看到街边标牌上的维吾尔语,认为是由阿拉伯语演变而来。周远立刻纠正说,是突厥语演变的。这些都是他在狱中文化课上学到的知识。一本《新疆的历史与发展白皮书》,他能全部背下来。

他知道王蒙曾在伊宁劳改,也了解村上春树总没得上诺奖;提到新闻的标题党现象,他心领神会地发笑;批评国产电影难看,他补充道“电视剧更差”。

然而回到现实生活中,他仍是缺乏基本技能的“落后分子”。李宏操着熟练的新疆口音汉语,和维族人寒暄、说笑,他熟悉每一条街道、每一家老店。周远沉默地跟在后面,像第一次来的游客。汉人街对他来说,还是二十几年前那个露天的大集市;在公安局附近的六车道大街上,他完全迷失了方向。

他偶尔试着接触新东西。手机里装了一款“约会吧”应用,有三条新消息提醒。周远向我展示,一个名叫“随便看看”的女孩发来消息:“你喜欢裸睡吗?”周远可以选择喜欢或不喜欢。他解释,“这都是格式化的消息。” 他点了喜欢。过了很久对方回复想和他聊聊,他点“获取联系方式”,进入了付费界面。周远没再继续了。

最近一年,周远每个月都要去医院给妈妈开药。2017年12月的一天,他走进住院部医生办公室,沿墙一圈办公桌,医生都在对着电脑忙。没人问他,他也不说话。突然,像想到什么似的,他从包里掏出一沓单据,走到一张空桌子前翻找病历。旁边坐着的医生抬头瞥了他一眼。找到后,他快速翻看,随即仰头看天花板。他把病历放下,掏出医保卡和就诊卡,翻来覆去地看。可惜上面没写着该找谁、第一句话该怎么说。旁边的医生又瞄了他一眼。他进来5分钟了,始终没有开口。

这时从门外走进来一个医生,周远迎上去说要开肺癌的药,但说不清楚母亲吃什么药,吃了多久,只是双手递上就诊卡,“这里都有。” 医生在电脑上操作,给他开处方。

到缴费处,五六条队伍让他犯了难。他走到最里面,又走出来。好容易排到了,卡里余额只够开一种药。周远打电话给李璧贞,皱着眉一个劲儿说“不行!不行!” 排在后面的几个人盯着他看,啧啧表示不满。挂了电话他很生气,撂下一句“不给她搞了”,快步走到大厅门口。想了想,又折回去,念叨着先开便宜的那种药。但看到要重新排队,他放弃了。在医院附近吃过午饭,周远还是决定回去。排了20分钟,交完钱,取到药,他的表情终于轻松下来。

那天之后,乌鲁木齐接连下了几场雪,雪停时霾就笼上来,终日不见阳光。李璧贞闲了下来,整日躺在客厅的床上看手机。我去了十几次,起初她还坐起来迎接,后来干脆躺着和我打招呼、聊天。

周远把我迎进门,径直回房间,随后屋内传出象棋解说视频的声音。他有时特意出来问我某些手机功能如何使用,李璧贞在旁眯着眼睛讽刺,“你看他智商低的呀,手机玩得还不如我。”

2006年7月6日,周佩突发急症,上午送进医院,下午就不行了。不知病因,李璧贞认为他是被周远的案子“气死的”。仅仅停灵一天,李璧贞把丈夫安葬,又去了北京。“他们把我们弄得家破人亡,我就算拼上命也要把案子翻过来。”

李璧贞一直崇拜丈夫。她小学只上了三个学期,识字读书大都是受了周佩的影响。刚来新疆时,她总坐在教室听他讲高中历史,或翻看他的备课材料。

结婚前,母亲对李璧贞说,你没文化,周佩是站讲台的,你在家要勤快一点。婚后,周佩连衣服都没让她洗过。

李璧贞出去上访,周佩还会打水给她泡脚。每天她出门前,他都嘱咐,外面找厕所不方便,先解个手再走吧。上访回来,她都要对老周念叨去了哪里、发生什么,说着就能安稳睡着。丈夫去世后,她睡前还要自言自语念叨几句,好像老周还在身边。

她身边极少有人知道周佩去世的消息。她说,她不要没有作用的同情。有亲戚问,老周现在退休金多少?她按原来的数字加上每年增长,说三千多。她甚至没有跟儿子说。直到出狱回到家中,李璧贞说,去看看你爸爸,周远走进卧室看到遗像,才知道爹不在了。

周远对父亲的记忆不多。周家盖房子,周佩带着几个儿子打土块。周佩铲土,和上水和粗盐,拌匀成泥。周远帮着把泥填进模具,用铁丝拉平,拍实。之后从模具里扣出来,晒干。周佩借机教育儿子们,”要好好学习,要不就是干力气活,累得很。考上大学,就能舒舒服服做个好工作。”

父亲爱带全家拍照,周远看到合影,总把照片里的自己剪出来,藏在床褥下面。所有照片都收在三中家属楼的地下室。李璧贞外出上访后,地下室遭贼,都没了。

周远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在狱中。2006年6月,探监时,李璧贞讲申诉的进展,周佩在旁叮嘱儿子,注意身体。周远记得父亲腿脚不便,蹒跚走了。之后再会面,都是母亲一个人来,总是哭。

2012年5月22日上午,周远接到通知,时间到了。他脱下穿了15年的“劳改皮”,换上母亲送来的衬衫、牛仔裤。裤子的质地有些硬、略紧身,他穿惯了纤维质地的宽松劳改服,感到很别扭。出狱前一天晚上,周远和狱友聊到两三点钟,狱友拿出可乐和零食给他吃,他拒绝了,“我现在吃这些都是浪费,你们留着吃吧。” 他把自己的被褥、囚服、鞋袜、脸盆……所有他在监狱中“拥有”的东西分给狱友。

出狱时,周远两手空空,“一片纸也没带出去”。几个狱友的电话,他硬记在脑子里。送他出狱的干部和他闲聊,说,“你妈真够厉害的。” 监狱大门打开,母亲向他招手,“儿子,走吧。” 周远跟上,没有回头。李璧贞缓缓讲着她来探监时迷路的经历。在戈壁滩的某处,她坐过了站,找不到路,站在渺无人烟的荒野里哭,“老周啊,璧贞走不出去了,你怎么不来帮帮我啊。”

那是一条笔直的石子路,笔直生长的杨树分列两侧。周远直起身来望向远处,左右都是看不到边的戈壁,路向前延伸,似乎没有尽头。曾经止于高墙的视线,终于开阔了。母子二人并肩走了半个多小时。周远一言不发。

编辑:曾鸣 撰文:于蒙

视觉:张楠

摄影:贾睿

采访:于蒙、范稚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