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舒

《天鹅湖》的音乐响起，30多个女孩同时踮起足尖，浅色舞蹈鞋轻轻地划过地板，一连串动作在脚下流泻而出。

常年被摩擦的地板微微泛起了光，珠珠转脸看向屋内的一整面镜墙，以确定自己最美的嘴角弧度。1月13日上午10点的稀疏阳光，透过这间地下教室唯一的窗户洒进来。

在这所距离白洋淀西堤码头不到5公里的端村学校里，每周末的芭蕾课，是这些女孩子一整周的期盼。

她们中最大的上初二，最小的只有一年级。

“脚背绷直，膝盖不要弯。”和着音乐，关於不断纠正着女孩们的身姿。为了确保所有人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他提高了音量，身体却立得笔直，一丝不苟地保持着舞者的优雅姿态。

关於是北京舞蹈学院芭蕾系党支部书记兼系副主任，也是国内众多大型文艺演出(奥运会开(闭)幕式、G20峰会)芭蕾节目的领队，常常忙得“希望能有三头六臂”。

但从2013年3月至今，除了必须参与的演出外，每周日往返于相距166公里的北京和端村，为村里的女孩免费教授芭蕾舞，已经成为关於和妻子张萍雷打不动的安排：早上7点半就得出发，晚上7点半才能返回，6个小时花费在路上，5个小时用于教学。

但关於并不觉得折腾，他享受着每周的端村行。1月12日，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在他的概念里，这不仅是一场坚持了近5年的乡村艺术教育实践，更是一次回归。

而于村里的女孩儿们而言，芭蕾已经成为她们“张望”外面世界的窗口。“没学芭蕾之前，我觉得每天都一样。”但现在，珠珠清楚地感觉到，今天跟昨天，不一样了。

芭蕾是温暖的春天

晚上8点，冯雪京和丈夫锁上了经营一天的饺子馆大门，回到家里陪珠珠练舞。

家是临街的平房，玻璃滑门背后，就是客厅。

十几平方米的空间里，最显眼的是贴满珠珠芭蕾照片和荣誉证书的墙面。角落里，架着一根一米出头的把杆，是她请村里的铁匠打的，用于给珠珠压腿。

把杆很轻，偶尔会摇晃，冯雪京不得不在一侧帮忙扶着，看女儿跟着节拍立起脚尖，不断做出plie(蹲)、battement tendu(擦地)、echappe(脚尖训练)等动作。

跳了4年的芭蕾舞之后，珠珠对芭蕾有了自己的理解：“我觉得芭蕾是美丽的春天。”

在小姑娘的心中，春天是温暖的。

她也记得自己第一次穿上芭蕾舞特有的足尖鞋立起来时，曾感受到的那股切实的疼痛。

坚硬的橡胶鞋垫把她的四个脚趾磨出了血泡，血泡破皮之后渗出来的脓液黏住了脚趾和袜子，小姑娘疼出了眼泪。

直到坚持了21天后，指甲掉了又长，水泡磨成老茧，疼痛也随之消失了。

老师关於反复对她们强调，芭蕾是贵族的艺术，而贵族意味着对自己有要求。“穿起足尖鞋立起来的那一刻，疼吗？不疼，那不可能；很疼，却很美。”

4年前，在学习芭蕾舞之前，珠珠曾学过两年民族舞。

那时，珠珠的妈妈冯雪京把自己年轻时的舞蹈梦寄托在女儿身上，她送珠珠去县城的舞蹈班，一周一到两次。

但后来，县城当时唯一的舞蹈班停业，珠珠也没了去处，直到关於的到来。

尽管冯雪京此前对芭蕾舞一无所知，但她还是毫不犹豫地带着女儿去报了名。“就算珠珠学不出来，但学跳舞起码气质会不一样。”

彼时，珠珠还在上幼儿园。按照要求，她只有上了一年级，才能进舞蹈班。但好在有舞蹈底子，她顺利通过了考官关於的即兴表演测试。

珠珠最擅长的动作是Cou-de-pied(动作脚位于主力脚脚腕)。

练舞休息的间隙，她总是横叉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像一尊石化的雕塑。

相较之下，王家存的练舞生活会轻松一些。

由于父母常年在外打工，村里只有患病留守的奶奶独自照看着小家存。奶奶舍不得孙女吃苦，每每看到孩子把腿掰到脑门时，常常会忍不住出言劝止。

不同于珠珠的“科班”出身，王家存几乎是稀里糊涂地被抱来了芭蕾班。

两年前的一个母亲节，关於曾在学校组织了一次晚会。在合唱《烛光里的妈妈》时，彼时才8岁的小家存忍不住大声嚎哭起来。

关於的妻子张萍心疼地搂过孩子。

询问后，夫妻俩得知，家存的爷爷刚刚去世，孩子想念爷爷，也担心爷爷走后，再没有人可以送她来北京和父母团聚。

张萍当机立断，把家存要进了丈夫的芭蕾班。

王家存记得，第一次拿到芭蕾舞练功服的那个周末，关於抱着她走到舞蹈室的门口，“像传快递一样”把她送到张萍怀里。

那时，她还不知道芭蕾舞是什么，只觉得自己穿上粉红色的芭蕾舞裙，站在把杆旁，好像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

如今，两年过去了，芭蕾成了父母无法陪伴的时光里，小姑娘最大的慰藉。尽管个头不高，在一堆女孩中并不起眼，但她红扑扑的小脸上总是洋溢着自信，“关老师告诉我们，芭蕾有最温柔纯净的样子。我只要一踏入舞蹈室，所有的不开心都会消失”。

在关於的影响下，端村的芭蕾舞女孩们，常年把头发盘成饱满漂亮的圆形，露出修长的脖颈，走起路来头仰起10度，腰背挺直。

他还要求她们绝不说脏话，穿上舞裙时绝不坐在地上，打哈欠时用手捂住嘴巴。

她们从关於嘴里听过很多抽象的词句，例如，“可以疼，但不可以有表情”；“可以错，但不可以放弃”。

尽管还未必能理解其深刻含义，但关於坚信，这些话会让她们在面对一生的各种苦难时，能够像穿上芭蕾舞的足尖鞋时一样，站起来，挺过去。

“城里的孩子不缺我这一个老师”

关於的选择曾让身边很多朋友不解。

芭蕾源于欧洲宫廷，从诞生之日起就是贵族舞蹈。

而在进驻端村以前，关於始终都是在专业院校里教芭蕾舞，或者指导一些大型的活动。

按照中国的芭蕾舞专业院校的要求，芭蕾舞演员下身需比上身长12厘米。并且职业舞蹈家往往是从小培养。以芭蕾舞对身材的严苛要求来说，端村的女孩几乎没人达标。

但关於不想把芭蕾变成“有钱人的特权”，“我是绝对的理想主义者，我想让舞蹈艺术也能走进农村孩子的世界”。

因此当致力于乡村艺术教育的荷风艺术基金会的创始人李风问他是否愿意来端村教芭蕾时，关於表面平静，内心已极度兴奋。“我当时脑海里浮现的画面就是学会了芭蕾舞的女孩长大成人，变成了农妇，耕作疲惫时，田野上响起柴可夫斯基，她们跟着起舞，心里想到的是善和美。”

在北京，他也曾教过小孩子跳芭蕾，但总觉得那不是艺术。“有些家长，一来就问能不能考级。他们强调法律意识、消费意识、维权意识，但很少有艺术意识。”

关於不喜欢自己认真讲艺术时，被别人当“快餐”，更不喜欢原本是表达天性、释放天性的芭蕾艺术，沦为一门拿证的技术。“更何况，城里的孩子不缺我这一个老师，但村里还真没什么人愿意去。”

2013年3月，一场从芭蕾舞开始的乡村艺术教育试验在端村扎根了。

但不理解关於想法的不只是他身边的亲友，还有端村孩子的家长。

尽管放宽了选拔条件，但一开始招生，还是应者寥寥。不少村民对他心存疑虑，口口传言这是某种贩卖儿童的新方式。

也有不少嘲弄的声音，“淀里长大的孩子跳这洋玩意能跳出啥名堂”？

关於没法跟他们讲芭蕾的专业知识，只能换个法子说，“为了你的女儿长大以后，身材好气质好，好嫁人”。

最终，在端村学校地下一层新开辟的舞蹈教室里，关於聚齐了十几个对芭蕾一无所知的女孩。

舞室的地胶下是水泥地，而不是跳舞专用的带木龙骨的松木地板，地板上布满孩子和家长们的脚印。

“刚开始，孩子们以为芭蕾就是踮起脚尖跳舞，她们进练功房时不知道脱鞋就蹭蹭往里钻，花了二十分钟也穿不上练功服。”关於把所有人请出教室，与妻子张萍用墩布拖干净地面，要求大家脱鞋进入。

第一堂课，他大胆地直接教孩子们跳起《四小天鹅》。

“全世界的芭蕾教学都是从基本功开始。”但在关於看来，下叉对端村的孩子没有意义，他要直接带她们去看山顶的风景。“《天鹅湖》被誉为世界芭蕾舞剧皇冠上的宝石，我要把这个宝石，把最美的东西，戴在她们的身上。”

在端村的5年，关於都在尽量教孩子们不会疼的东西。“这些孩子，大多数都是留守儿童，缺乏成长的关照和情商的培养，不少小孩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了。”他希望给这些“苦孩子”多一些甜滋味。

但想要跳好舞蹈，有些疼，是绕不过去的。“学艺术难免产生一定的损伤，好在孩子们很能吃苦，咬咬牙便挺过来了。”

天气好的时候，关於还经常带着孩子在白洋淀边的田埂空地上排练和表演，听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变奏曲在旷野里回响。

田埂并不平坦，麦秆和杂草就在脚下，身着芭蕾装的女孩们高矮不一，但眼神认真而笃定。

关於的初心并不是把端村学校变成“北舞分院”，但孩子们努力的程度远远超乎他的预期。

“她们在很短时间内就能穿着足尖鞋站立起来。要知道，站立时全身的重量压在脚尖上，很多城里孩子吃不了这个苦。”关於知道正常和超越正常的界限，“她们甚至用1年的时间，达到了3年才有的水平。”

她们的人生是否还有另一种可能

在端村的这4年，关於早已跳脱出了芭蕾教师的单一角色，既为师也为父。

两年前，他曾收到端村一位女孩的短信：“我可以叫您爸爸吗？”从那以后，在端村，他是关爸爸，妻子张萍是张妈妈。

他还不断把自己的资源用到端村，把各种人——法国尼斯大学芭蕾舞教授、荷兰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美国的儿童画画家……都请到端村的芭蕾舞课堂。

同时，还常常把孩子们带到北京看展，到公开场合甚至国家大剧院演出，“我要带她们走出来开眼界，寻找自己未来的方向”。

起初，他在端村的实验是学院派的，以不干涉孩子的成长轨迹为原则。

“她们最开始学芭蕾时没有任何功利的想法，所以我从没想过让这些孩子报考专业艺校。”关於知道，如果走专业舞蹈之路，这些孩子要面临极大的竞争压力，他害怕如果艺考失败，会伤害孩子们的自尊心。“而如果考上了，学费也是一个大问题。”

关於不想带孩子们冒这个险，但张萍不同意。

在端村，多数年轻人都已经去了外地打工，只剩下老人和孩子留守。村中女孩的命运通常是早早成家，生儿育女成为家庭主妇。对村里人来说，成功就是打工挣钱回来盖一栋双层小楼。

在张萍看来，这些孩子将来没有一技之长，如果辍学了，就只能在家种地或者出去打杂、刷盘子。

一场大吵之后，关於最终被妻子说服了。

2014年的秋天，他最终拨通了爱徒马悦妈妈董英的电话，问他们是否愿意参加来年春天北京舞蹈学院附中(以下简称“北舞附中”)的入学考试。

北舞附中芭蕾舞专业要求考生的腿长比身长多12厘米，马悦的数据是18厘米，关於觉得她应该继续跳芭蕾舞。

董英与丈夫马文超不知所措。“学舞蹈会苦、会疼、会想家、会挨饿，还有一笔价值不菲的学费。”

但女儿坚持，夫妻俩最终决定陪着孩子去北舞附中试试。

可因为基本功不扎实，小姑娘还是在二试落了榜，一度陷入纠结和痛苦。

关於矛盾了很久，最终还是将马悦跟他一起录节目的链接和照片发给了辽宁芭蕾舞团舞蹈学校的常务副校长，并问道：“请问明年什么时候考？今年还有加试吗？”

手机马上响起，对方回复：关老师，你介绍的人免考，直接录取。

就这样，2016年入学季前，马悦顺利拿到了入学通知书，成为了端村里第一个考上了艺校的女孩。

家长和孩子们在端村学校的食堂为马悦和另外两个考走的女孩举办送别会，每个家庭带来一个菜，3个女孩做了一个蛋糕，上面画着蓝色的彩虹。

要离开的人与希望有朝一日也能离开的人拥抱，大家都哭了。王旭雅也哭了。在学习芭蕾之后，她已经不想和姐姐一样，到大城市的工厂去干粗活。

但学艺花费大，旭雅的母亲又患病在床，家里还有一个年幼的妹妹，务农的父亲王化明并不同意她继续学舞，宁可她外出打工帮补家计。

旭雅不敢给爸爸增添压力，于是她小心翼翼地撕下墙上的黑天鹅海报，卷起，准备将芭蕾舞的梦想隐藏起来，只偶尔在家中破败的炕头上，昏暗的灯光下，踮踮脚尖。

关於知道了消息后，回北京张罗了不少朋友同事，为旭雅筹集了一笔学费，解决了燃眉之急。

今年春天，王化明最终带着女儿到石家庄艺术学校参加了考试，王旭雅从400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成功拿到了录取名额。

冯雪京也看到了希望。

她的手机朋友圈中，记录了女儿学习舞蹈以来的点滴。“跳好芭蕾舞，可以考到省里的学校，否则最理想可能只能去县城的学校”。

为了提前给女儿攒出跳舞的学费，她每天凌晨4点便要起床，备好一天的饺子皮和肉馅，白天珠珠上课，她就在店里张罗，晚上回家，再陪女儿练舞。

“这就是我带去的，她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美和爱。”关於说。

这几年，端村里越来越多的女孩爱上芭蕾，在关於没来学校上课的日子里，女孩们也会自发地约在一起练习基本功。

大片空旷的田野和玉米地，成了她们最自由的舞台。

芭蕾班外的女孩也开始跟着姐姐们，笨拙地“依葫芦画瓢”，阳光照耀着这些青涩稚嫩的身躯，投射在地上的倒影，犹如一只只起舞的天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