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年人依旧热衷于电视上的各类抗日大剧时，他们的孩子们，八零九零乃至千禧的年轻人一代们，却有不少已经成为了日式文化的拥戴者。中国对于日本文化的欣赏与学习并非是千禧年才有的新鲜事。早在清末明初，大批国人就远渡日本留学，渴望从中习得救国之法。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文化也在香港盛行一时，乃至今日仍有其余波。更不要说长期以来都将日本视作‘汉唐遗风’的台湾。但相比起中国近期兴起的 背后似乎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

八零九零后的年轻人出生于中日蜜月期，相比与父辈们，他们多数在童年时就能接触到各类日本的动画与影视剧，也并没有过多的敌我阵营概念。而随着网络的逐渐普及，在本国娱乐业尚未完全起步时，日本凭借成熟的文化工业体系，依靠动画，明星，游戏为主的产业（对于男性来说或许还有另一个生理相关的领域），迅速抢占了中产青年的市场。而这也成为了之后日本文化在社交网络中盛行的基本盘。

除却时代的契机，日本文化本身也有在中文语境中广泛传播的潜力。首先中日同为儒家语境下的东亚国家，两国观念上有诸多趋同之处。日本文字中又有诸多汉字，即使是不了解日语的中国人有时也能猜测出某段话的含义。这些让中国人理解起日本文化来，不会有对欧美文化的那种心理上的‘水土不服’。日式设计‘简约，恬淡，素雅’的禅意美学，也契合了古典的东方审美，为国人所接纳。同时日本传统中物哀自怜的精神内核也恰好符合了当代中国年轻人中盛行的‘丧文化’和‘佛系文化’，即不做任何挣扎地坦然面对生活中的困境和自身的不足。而同时应运而生的还有‘治愈系’文化，其特点是平淡化，日常化，无需过多思考，不带来任何压抑。这类思潮其实不止出现在国内，也世界范围内流行开。其背后所暗示的是在阶级分化不断加剧的后经济危机时代，年轻一代多数已放弃了跨越阶级改造社会的努力，转而开始投身内部的精神世界寻求安慰。他们认为与其放手一搏粉身碎骨，还不妨大被一拉做个好梦。

更重要的是，日本在文化对外传播上采用的是与服务业相同的战略模式：符号化，系统化，多样化，小众化。就如日本的料理店往往善于打出某种招牌，或是禁止客人在店内拍照，或者是专用某个产地的大米。这些简单到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又让人印象深刻的特点，在营销中被称为‘营销点。’日本文化便是用这种方式，将极为复杂的文化点化作浅显易懂的符号，便于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如‘忍者’这个文化符号，在多数外国人心中已经被简化为戴面罩，会法术，飞天遁地的刺客形象，而其背后更深远的历史因素与忠孝精神则往往被忽略。比起吃力不讨好地普及文化更远，简单地输出文化符号显然更为方便有益，毕竟在文化传播中越是简单的就越是流行。而日本对于娱乐明星的塑造也遵循这一原则，只是分类更为细致。明星们按照不同的人设分门别类地上架出售，或甜美可爱，或稳重知性，或放浪不羁，消费者们只要按需购买即可。而因为整个行业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善的产业链，对于明星的挖掘包装推出已经成为全套的流水线作业。因此并没有任何人是不可取代的，一旦有人脱队，就立刻会有后来者补上。 由此既形成了一个完善的货源充足的供方市场，又照顾到社会各个层次消费者的审美偏好。而不仅是主流的娱乐文化，诸多小众的亚文化群体也可以在日本文化的大圈子中找到生存空间，如‘洛丽塔’群体（热爱穿仿巴洛克式洋装的女性）和‘御宅族’群体（沉迷于动漫虚拟世界，热爱虚拟角色，并对现实生活有一点定抵触心理）。这类人虽然没有得到社会主流的肯定，但他们的发展也未受限，也自发形成了较完善的内部体系。因此可以说日本的娱乐业文化日本服务业的对外延伸，无论消费者有多奇特的多小众的要求，都可以找到共鸣。

而正是因为这些特点，日式文化可以借着社交网络盛行的东风，开始病毒式营销。在以微博，朋友圈为主的中文社交平台上，只需要几张图或一篇两千字的文章，无须任何门槛和知识积累，任何人都可以迅速了解某位日本明星或是某种潮流文化。再者日本生产的各类美妆文创用品也恰好切中了消费社会的需求，在社交网络上能轻易掀起一阵‘买买买’的浪潮。可以说现阶段各类中文营销号既是日本文化传播时的最主要受益者，也是帮助日本文化传播的重要推手。

另外多数对日本文化有好感的年轻人，也同样对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回避态度持批判意见。伴随着网络长大的新一代似乎拥有与他们父辈截然不同的历史与政治观念：过去的属于过去，现在的属于现在。国家的属于国家，个人的属于个人。而中年人们虽然对这样的观念略带微辞，但也同样很乐意携家带口去日本旅游或是去新开街边的日料店美餐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