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曾国藩刚刚参加完翰林院散馆考试，名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正式开启官宦生涯。由于工作很清闲，曾国藩忙于读书写字、访客会友，并立志自新、“文章报国”。1840年6月7日，他在日记中写到：“余今年已三十，资禀顽钝，精神亏损，此后岂复能有所成？但求勤俭有恒，无纵逸欲，以丧先人元气……谈能日日用功有常，则可以保身体，可以自立，可以仰事储蓄，可以借福，不使祖宗积累自我一人享受而尽，可以无愧词臣，尚能以文章报国。”

总的来看，曾国藩对将影响中国命运的这场鸦片战争并不太关心，日记中仅有几处简单的记录，如1841年1月10日记记载：“上年六月，英吉利豕突定海，沿海游弋。圣恩宽大，不欲遽彰天讨。命大学士琦善往广东查办，乃逆夷性同犬羊，贪求无厌。上年十二月十五，攻破沙角炮台。正月初五日报到后，又直逼虎门。正月初八报到，皇赫斯怒，于初六日通谕中外。初九日，授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杨芳为参赞大臣。本日又策侍卫四人往广东，备差遣”、1841年1月25日日记记载：“是日奉上谕，祁善革去大学士，拔去花翎”。

2月25日，日记记载：“遇梁俪裳，谈广东情形，晚归”

在家书中，曾国藩对鸦片战争倒有更多评论。如听闻定海、宁波、镇海等地失陷时，曾国藩在1842年2月24日的家书中将其归咎于中国败类之助虐，“英夷滋扰以来，皆汉奸助之为虐。此辈食毛践土，丧尽天良，不知何日罪恶贯盈，始得聚而歼灭。”镇江失陷后，曾国藩在6月10日的家书中安慰父母道：“逆夷在江苏滋扰，于六月十一日攻陷镇江，有大船数十只，在大江游大；江宁杨州二府，颇可危虑。然而天不降灾，圣人在上，故京师人心镇定。”

签订《南京条约》后，曾国藩将之比作“抚局”，他在9月17日的家书中说：“英夷在江南，抚局已定。盖金陵为南北咽喉，逆夷既已扼吭要据要害，不得不权为和戎之策，以安民而息兵……然此次议抚，实出于不得已。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晏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

曾国藩倒是在诗歌中，更加直抒胸臆，对鸦片战争和国家命运显示了更多关心、忧虑。鸦片战争刚爆发时，曾国藩在致好友郭嵩焘的诗《寄郭药仙浙江四首》中写道：“蝗螂竟欲挡车辙，脆骸安能抗斧斤？”清廷议和后，曾国藩又在致郭嵩焘的诗《得郭药仙书并诗却寄六首》中感慨：“昨来殊不适，日落独登楼。西北看辽沈，东南望海陬。苍茫怀百代，浩荡足千愁。画肚思长策，嗟余肉食谋。”

1842年这一年末，曾国藩在《岁暮杂感十首》中感慨：“国仇犹未雪，何处著迁儒”。

二

相对于京官曾国藩，“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左宗棠对鸦片战争反应要激烈得多。听闻鸦片战争爆发尤其是林则徐被罢职，左宗棠怒火中烧，在家书中感叹：“自去年广东禁烟启衅，而少穆制军竟革职戍新疆矣，是非颠倒如此，可为太息！”

他写了四首《感事》诗抒发愤懑和主战之情，如第一首中写道：“一怒永维天下祜，三年终靖鬼方人。和戎自昔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驯。”

左宗棠非常关心战事，如饥似渴地搜集、阅读外国资料，曾多次致信老师贺熙龄询问战况：“洋事不知近如何说，兵心涣散，实出意外，岂彼族别有蛊厌之术邪！”他还在《上贺庶农先生书》中提出了自己的御敌之策，分为“料敌、定策、海屯、器械、用间、善后”等篇，主张以战取胜，以胜保民，和英国打持久战，各省要“练渔屯，设碉堡，简水卒，设水寨”，并弹劾穆彰阿、琦善等“投降派”，认为“坚主和议，将恐国计遂坏伊手”。

此外，左宗棠给几位官员写信，希望他们能奋发有为不要妥协，如他给一位监察御史写信，警示如果任由英军掠取国土则必有无穷后患。左宗棠尖锐地指出战事不利的根源在于朝廷，如他在给好友黎光曙的信中说：“方今时事之坏，无过上下相蒙，贤奸失别”。

《南京条约》签订后，左宗棠极其郁闷，在家书中感慨：“英入犯浙，又掠吴淞，直抵江宁，而五口通商之和议成矣。时局如斯，彼谋国者之肉宁足食乎！梦想所不到，古今所未有。”而当时一介布衣的左宗棠报国无门，甚至想跳海自杀，“吾既不能蹈海而亡，则惟有买山而隐耳。”

三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曾国藩老师、著名理学家唐鉴时任太常寺卿。他对鸦片战争的观点颇能代表当时士人，如台湾学者刘纪曜在《鸦片战争期间中国朝野的天朝意象及其衍生的观念态度与行动》一文中认为，唐鉴奏折是“天朝”意象情绪与态度的典型表现，是“一般知识分子的缩影与代表”。

战争爆发后唐鉴力主抗英，上疏弹劾琦善、耆英等人弄权误国。1840年8月，有7艘英国舰船北上天津，旗舰威里士厘号装炮74门，但琦善向道光帝奏报中却夸大其词：“船身吃水二丈七八尺，其高出水处亦计二丈有余。舱中分设三层，逐层有炮百余位”，唐鉴因此在奏折中指斥琦善“长叛国之骄志，生汉奸之逆谋。”

在奏折中，唐鉴指出：“臣闻英夷前到天津，遣有两通事上岸与琦善传话，一系绍兴口音，一系本京口音，其为汉奸无疑。”即唐鉴认为有汉奸与英军勾结作乱，而这代表了当时朝廷上下普遍的看法，甚至很多人将战事失利像道光皇帝那般归结于“均系汉奸助逆”，像奕山那般得出了“防民甚于防兵，而防兵又甚于防寇”的结论。即使“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也将广州战事失败归咎于“汉奸”“带路”，如他在1941年给长子林汝舟的家书中称：“此次爬沙角后山之人，大半皆汉奸，或冒官衣号衣，或穿夷服，用梯牵引而上。”

鸦片战争结束后，唐鉴似乎没有任何触动、反思。在1845年出版的《国朝学案小识》中，唐鉴依旧视中国为天下，根据传统观点分析中国思想，继续弘扬程朱理学。

四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李鸿章年方十八，刚刚考中秀才。1842年，英军军舰侵犯南京、上海等地，距离李鸿章老家合肥不远，李鸿章写下题为《二十自述》的四首诗歌明志。其中一首写道：“丈夫事业最当时，一误流光悔后迟。壮志不消三尺剑，奇才欲试万言诗。闻鸡不觉身先舞，对镜方知颊有髭。昔日儿童今弱冠，浮生碌碌竟何为？”

他在另外一首诗里写道：“暮鼓晨钟入听来，思前思后自徘徊。人生惟有青春好，世事须防白首催。万里请缨终子少，千秋献策贾生推。愧予两字功名易，小署头衔斐秀才。”

从诗中可见，李鸿章隐约感觉到了当时国家面临的危机，并希望自己能将来能匡剂时艰、大有作为。三年后，李鸿章又写下了“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的名句。但这也只是抒发他的壮志豪情，并未对鸦片战争的影响有多少清醒认识，直到1873年，他才明确意识到“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五

早在1835年，龚自珍面对泛滥成灾的鸦片走私就曾在文章《赠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两广总督谥敏肃涿州卢公神道碑铭》中大声疾呼：“岭云自矣！海氛墨矣！岭柝夜狂。吁嗟岭海，大窦大序，海人来商……维海之西，有英吉利，隆鼻高眶。环伺澳门，以窥禺服，十伍其樯。”他还在此文中提出了应对之策，即“持之如何，自诛食妖，以肃津梁。创之如何，楼船炮台，虎门中央。”

龚自珍对当时清朝的内忧外患看得比较透彻，写过不少揭露时弊的文章、诗歌，最有名的便是“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林则徐赴广东禁烟时，龚自珍写下《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相送。这篇文章对禁烟斗争提出了很多具体建议，如建议“其食者宜缳首诛！贩者、造者宜刎脰诛！兵丁食宜刎脰诛”，建议林则徐“此行宜以重兵自随”，建议“宜勒限使夷人徙澳门，不许留一夷。留夷馆一所，为互市之栖止”……对此，林则徐回信龚自珍说：“非谋识宏远者不能言，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并在他领导的广州禁烟中实施了其中不少建议。

同年，龚自珍因讥议时弊得罪权贵被迫辞官回家。路上和回到家乡杭州后，龚自珍十分挂念林则徐的禁烟斗争，写了几首相关的诗，其中一首写道：“故人横海拜将军，侧立南天未蒇勋。我有阴符三百字，蜡丸难寄惜雄文。”

他一度写信给广东的朋友，说要前去广东抗敌，“盖思游以振奋之，忽然丐徐君磨墨为荐士书，贷扉屦，将粤行”。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林则徐就遭撤职查办，龚自珍对此十分愤懑。1840年9月，龚自珍在给朋友信中写道：“开辟以来，民之骄悍，不畏君上，未有甚于今日中国者也。今之中国，以九重天子之尊，三令五申，公卿以下，舌敝唇焦于今数年，欲使民不吸鸦片而民弗许，此奴仆踞家长，子孙篁祖父之世宙也。即使英吉利不侵不叛，望风纳款，中国尚且可耻而可忧，愿执事且无图英吉利。”这封信显示出龚自珍作为一个思想家的深度，他看出了中国的“可耻而可忧”，不过却将其中的原因主要归于“民之骄悍，不畏君上”。

1841年，英军大举进攻沿海，主持丹阳书院的龚自珍仍时刻挂念着“海氛未靖”。他还写信给江苏巡抚梁章巨说，自愿“即日解馆”，投笔从戎，前去与梁章巨共同抗敌。可惜，很快龚自珍故去，未能对鸦片战争及国家命运有更多思索。

六

并不是没有人深入思考鸦片战争及国家未来命运，最典型的便是林则徐好友魏源。

1841年3月，魏源在林则徐推荐下，入署理两江总督、钦差大臣裕谦幕下，直接参与了抗英战争，还亲自在前线审讯俘虏。防守定海时，魏源认为定海孤悬海上难以防守，不如集中兵力于镇海、宁波等其他城市，可惜这个建议并未被采纳，感到人微言轻，魏源愤而辞职回家。

1841年8月，魏源与林则徐相会，两人“万感苍茫”，彻夜长谈。林则徐将自己收集的《四洲志》等资料转交给魏源，嘱他修撰《海国图志》。魏源于是在家闷头整理这些资料和补充其他材料，1842年底，撰成《海国图志》50卷，1847年扩展为70卷，1852年最终扩至100卷。

《海国图志》是国人自主编撰的第一部详细的世界史地著作，《剑桥中国晚清史》称其为“不失为对国际贸易和西方炮舰所带来的问题症结进行多方面的探讨的首次尝试”。书中，提出了发展民用工业、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改革中国军队等观点，“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可惜，这部“开眼看世界”的巨作被清廷束之高阁，倒是1851年《海国图志》传播到日本后被如获至宝，为日本明治维新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支持。

在《海国图志》尤其是其总纲《筹海篇》中，魏源对鸦片战争的历史教训进行了认真总结，认为英国侵略者是可以被打败的，“三元里之战，以区区义兵，困夷酋，斩夷帅，歼夷兵，以款后开网纵之而逸，孰谓我兵陆战不如夷者！”只要坚决抵抗、利用民众力量、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就可以打败侵略者。这种观点被认为反映出魏源思想上的历史局限。

鸦片战争刚结束时，魏源完成了另外一部重要著作：《道光洋艘征抚记》。这部书对鸦片战争最早地做了完整、忠实的记录，被誉为“当代中国第一部具有进步意义的‘当代史’”。（近年来，也有学者如黄良元等人认为，《道光洋艘征抚记》并非为魏源手定。）激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的国耻，魏源还写就了《圣武记》，这本书序称“告成于海夷就款于江宁之月”，记录了清朝建立以来主要的重大战役，史料价值之外，“也代表着传统经世学者对于地缘政治战略思考的最高水平”。

无论是曾国藩、左宗棠还是唐鉴等人，当时对“夷”都还所知甚少，更多地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不过是偶然罢了，甚至不认为那是失败，如曾国藩将其比作“和戎之策”的“抚局”、左宗棠认为是用人不当“贤奸失别”所致、唐鉴则以为是“汉奸之逆谋”。即使是对鸦片战争和国家出路有很深思索的魏源，也认为鸦片战争的失败不过是“技不如人”而已。而这些“贤才俊彦”的看法，应该代表了当时多数国人的态度、观点。正如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一书所述，即使那些亲眼见识过西方“坚船利炮”的一次鸦片战争当事人，如琦善、奕山、牛鉴、耆英等，包括林则徐，战争后“对夷”认识并未有多少改观，很难认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一个失败的民族在战后认真思过，幡然变计，是对殉国者最大的尊崇、最好的纪念。清军将士流淌的鲜血，价值就在于此。可是，清朝呢？它似乎仍然未从‘天朝’的迷梦中醒来，勇敢地进入全新的世界，而是依然如故，就像一切都未发生”，茅海建在书中如此感叹道。

毫无疑问，历史需要“理解之同情”，毕竟大多数人都不能超越时代的局限。另一方面，“开眼看世界”，认清、顺应时代潮流，则无论如何，应该成为一种历史经验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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