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乌托邦社区像许多创业公司那般屡屡失败？
居住在“神秘艺术公社”的博雷一家人在讲睡前故事。
在16岁的时候，马丁·维尼奇（Martin Winiecki）便辍了学，离开自己在德国城市德累斯顿的家，跑到葡萄牙西南部丘陵地区的塔美拉（Tamera）社区长期居住。社区占地300英亩，是精心策划而非自然形成的。他的父母——一个是医生，另一个则是数学教授——并不情愿让他离去。“他们对此非常震惊，”维尼奇回忆道。作为一个1990年出生（距离柏林墙倒塌仅有几个月）的人，维尼奇生活在一个社会充满动荡的时代。前东德的气息对人们而言仍然挥之不去。“这种文化氛围太过于形式化，太过于强调义务了。没有心，也没有爱，”维尼奇解释说。与此同时，在维尼奇眼里，资本主义作为替代选项而言，又制造了一个“有着深刻的经济不正义的体制系统——这个体制只论输赢而不论其它”。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无法满足他所向往的那种人类生活方式，就此而言，塔美拉社区为他提供了一条出路。
该社区最初是由德国社会学家、精神分析专家迪特尔·杜姆（Dieter Duhm）在1978年建立，后于1995年在葡萄牙重建，其宗旨是消解人类关系中的创伤。杜姆深受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在他看来，物质上的解放与人际关系的转型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1960-1970年代，杜姆曾经醉心于各种各样的公社（commune），但最终却以深深的失望而收场，公社似乎无法逃脱人类原本希望避免的各类暴政形式的支配：利己主义，权力斗争，妒忌，猜疑与恐惧，而性自由（sexual freedom）的实践也经常会滋生嫉妒与痛苦。依杜姆之见，公社已无法为建立新社会提供可行的模范。为此，他创建了塔美拉社区，想要借此来做一项社会实验，尝试一番深度的人际关系疗愈（interpersonal healing）。
类似于塔美拉这样的社群主义实验并不新鲜，尽管该社区颇为长寿，存续了将近40年，这已经很少见。总的来看，这类理念社区（intentional community）在失败概率上比大部分创业公司还要略微高一点。其中持续了百年以上的，惟有在美国19世纪的“社群黄金时代”就已成立的那部分老字号社区；别的社区大多只有几个月的寿命而已。根据历史学家马克·霍洛维（Mark Holloway）1951年著作《人间天堂》（Heavens on Earth）的说法，在黄金时代当中，大约诞生了100多个实验性的社区，成员总数突破10万人，他们希望透过建立“理想共同体”的方式来与现实社会保持距离。社群主义实验的高潮发生在1840-1890年代，各种社群“创业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而这段时间恰逢经济下滑。然而，如果仅仅视这些理念社区为一种针对困难时期的条件反射的话，那是不够恰当的。
从历史上看，对工业社会的广泛不满使得人们纷纷转向公社、乌托邦以及其它各种灵性安顿的手段。例如，人们会透过原生态村落以及“回归大地”的栖居方式，以构建永续生活，强化与自然的联系；或是转向某些建基于灵性或理想主义愿景的社区，试图借此来更新人性，探求新社会的蓝图。当然，“邪教”这个标签是很难逃掉的。面对持否定态度或是敏感过头的公众舆论，许多社区不得不费尽心思去打公关战。
暂且放下这些疑虑不论，我们对社群式生活的向往，或许是深深嵌入在人类进化历程中的。某些社会学家甚至因此而得出一些耸人听闻的结论，如认为人类原本就不适合现代社会生活，部落式的生活反倒更符合人性。新部落主义（neo-tribalism）理论便主张，小型的、基于关怀的团体生活，比起大型社会而言更适合人类本性。牛津大学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声称，人类维系稳定关系的舒适区不会超过150人，这意味着我们或许不能简单地把社群生活看成是“离群值”或者“实验”。从进化论的视角看，现代社会本身可能反而属于不正常。如文化批评家丹尼尔·奎因（Daniel Quinn）在《B的故事》（The Story of B）一书中所言，300万年以来人类都一直过着部落生活：“部落之于人类就好比鸟巢之于鸟类、蛛网之于蜘蛛、地洞之于鼹鼠……这不意味着部落生活很可爱，而只是表明它可靠。”
那么，为何乌托邦社区屡屡失败？有趣的是，这类社区的耗竭率（attrition rates）与许多其它类型的人类活动并无二致。创业公司的倒闭几率大概是90%，大部分公司的寿命都不乐观：1955年的福布斯500强公司如今有88%已经倒闭；比较而言，标准普尔榜上的公司平均寿命大多也只有15年左右。我们真能期望实验性社区有比这更长的存活期吗？如果答案是不能，那么我们又能从这些实验中总结出哪些教训？影响社群生活的关键因素究竟有哪些？
一个或许有些讽刺的事实是：主流社会中的个人竭力想要回避的行政性、管理性力量，其实都是有助于理念社区稳固的组织工具：抱持乌托邦目标、想要逃离尘俗琐事的理念社区有千千万万，但它们的成败原因都是很实际的，与其它类型的人类事业——尤其是经商与创业——并无多大差别。
受到疟疾感染的湿地、假先知、性别政治、创始人的专断倾向、蛊惑人心的骗子、安全饮用水的缺乏、土壤贫瘠、技术不过关的劳工、无休止地做白日梦、不适于耕作的土地：在并非坦途的理念社区历史中，以上所述的种种麻烦都是屡见不鲜的。不过，与理念社区之难产更为相关的那些因素，目前来看似乎同时也困扰着一切组织：资金约束、职业枯竭、围绕私人产权与资源管理而发生的冲突、低效的冲突调解机制、派系分裂、创始人问题、声誉管理、技能短缺、招不到人才或是缺乏合格的接班人。
著名的威尔士社会改革家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曾于1825年在印第安纳州开办“新和谐公社”，该社占地2万英亩，建立仅仅六个星期即迎来社员800余人，皆为其狂热追随者。新和谐公社的愿景是建立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期望能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这样的社区组织模式。欧文的“新道德世界”或“普遍而永久的幸福”理想旨在透过环境、教育与私人产权的废除来提升个人品性，但新和谐公社却缺乏一些维系自身存续的“硬技能”。在800余名社员当中，仅有140人曾在当地工厂工作过，熟练农夫更是只有36人。社区在成员准入资格上太过于开放、完全不加甄别，几乎允许任何人加入，因而接纳了许多缺乏必要技能或不堪繁重工作的搭便车者。创始人的超然不干涉并无多大帮助。新和谐公社只存在了短短两年，而欧文只在那里居住了短短几个月而已。尽管欧文算得上是个有远见的乌托邦鼓动家，但作为执行者而言则是不合格的，缺乏支撑其梦想的实际操作能力。
碰到上述问题的社区为数不少。就社区的维系而言，梦想家、流浪者、亟需归属感的人、贫病交加的人、极端利己主义者以及富有权力欲的人一并构成了“危险群体”。然而这些人却特别乐于接受此类社区的邀请。此外，对许多梦想家来讲，由于一般人很容易变得只关心眼前的事情并倾向于得过且过，自给自足的务农生活这一现实处境，便与梦想家们渴望全新生活的乌托邦冲动有所冲突。凯瑟琳·布莱恩德（Catherine Blinder）曾经在佛蒙特州的某个理念社区呆了14年，她在2004年时曾有如下说法：
通过“回归大地”，我们将不再被社会上的各种条条框框所束缚。我们很大程度上生活在各种边界与规则之外……我们建立起了一种另类的生活，许多同伴真诚地相信我们能够改变一些东西，实行游击耕种（guerrilla farming，是一种抗争性行为，通过在公共或私人的土地上进行种植，以表达对私有产权与社会秩序的蔑视——译注）并形塑一种集体化的生存方式，由此来终结战争，为社会正义而协作。
话说回来，布莱恩德的这段时光全然不是实验性的。“大家都尽力工作，没人觉得这只是个实验，”她回忆了自己伐木并将其打包成捆、做黄油、开收割机、劈柴、烤面包、照料小孩、牲畜以及看护同侪等经历。
马卡柯·塔米莱斯（Macaco Tamerice）放弃了日本著名爵士歌手的身份，来到了氤氲着灵性与艺术细胞的生态社区“达曼胡尔”（Damanhur），该社区位于意大利都灵近郊。她说，达曼胡尔的成功秘诀在于它强调实际的奉献与工作（“我们这里不欢迎空想家”）。社区既能保持住塔米莱斯所说的“我们之间的神圣火花”，其基本结构也受益于务实的组织策略。
达曼胡尔是个社区联邦，拥有600余名全职公民，其基本单位是小型的“原子”（nucleos）或曰暂设性家庭。每个原子由12人组成，目前组员数量上升到了15-20人。“规模问题是重中之重，”塔米莱斯特别强调，“人太少的话会无聊到爆，因为你会缺乏足够的输入。但人一超过25个，又很难保持亲近，不易建立密切的联系。”整个社区皆服从一部宪法，并设立“审判团”（college of justice）来负责维护宪法价值。其他由选举产生的职务如国王（或女皇）顾问等，则需要设法维护社区的精神理想，以及帮助协调整个达曼胡尔的工作。有心加入该社区的公民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考察期，看其能否与社区的文化氛围及愿景相契，由此决定是否接纳此人为正式公民。
然而，就算有优良的组织策略，理念社区也经常因宣扬倒退倾向而受到猛烈抨击。例如，在小说家托马斯·卡莱尔笔下，布朗森·阿戈特（Bronson Alcott，路易莎·梅·阿戈特之父，后者是《小妇人》一书的作者）就是个“一心想通过回归采橡果的生活来拯救世界的人”。1843年，阿戈特在马萨诸塞州的哈佛建立了实验社区“果实之地”（Fruitland）。它是一个基于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t）思想，谴责“文明化”世界的农耕社区，废除了私有财产并勉强地做到了自给自足，从不对外招募劳力，也不依赖任何外贸往来。社区吸引到十余名成员，维持了7个月即告停摆。看来，采浆果是不解决问题的。
“浆果问题”如今仍然存在。来自亚特兰大的青年企业家吉米·斯泰斯（Jimmy Stice）目前正致力于在巴拿马的河谷里打造一座远离尘世喧嚣的永续小镇。当他向身为资深地产商的父亲陈述小镇的基建计划时，父亲评论道：“恭喜你回到了过去。”斯泰斯想要按500多年前的文明生活方式来重建小镇。
那拉·派斯（Nara Pais）原本在巴西做IT咨询顾问，后来去苏格兰的芬德霍恩基金会（Findhorn Foundation）建立的生态村里住了一阵子，这座村子算得上是理念社区里的成功典范之一，自1972年建立至今，它逐步发展出了一套利用太阳能与风能的原生态生活模式。派斯提到，村子接受基金会援助已超过20年，克服了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挑战。近年来，村里总共进账239.3542万欧元（尽管开支也达到235.0411万欧元），其中60%以上的盈利来自于举办工坊与会议的所得。但即便如此，芬德霍恩生态村里也还有不少人的生计要仰赖政府，日子过得比较拮据：人人都有基本的吃住方面的保障，但派斯也表示“没有多少余财来支撑进一步的开销。”
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是，许多理念社区都要靠富人的庇护或热心人士的捐助才能够存续下去，富有人格魅力的创始人也有一项重要工作要做，那就是举办各种慈善活动、筹集启动资金。例如，地处巴西圣保罗州的理念社区“拿撒勒光明大学”（Nazaré Uniluz）一开始就是依赖外来资助度过难关的。它的创始人也相当有人格魅力，其愿景强调深度的自我反省，还结合了某些修道院生活的元素，由此吸引到巴西富人菁英的捐助。不过，当社区发展到超出创始人控制、且不再符合其理念的时候，他便离开了。如今，光明大学主要通过邀请人们前来参与周末的工作坊，或在此体验一整个星期的生活，相应地收取一定费用，以维持其开销。
诸如光明大学这样的社区深知，访客的“灵性之旅”乃是其收入的重要来源，但由于有太多人前来社区寻求短期疗愈或体验嬉皮士生活，人员流动过于频繁，社区里的永久居民也经常会感到自己难以真正地“沉浸”在社群生活与内省之中。
丹麦的“克里斯蒂安尼亚自由镇”（Freetown Christiania）建于1970年代，当时的人们占据了哥本哈根的一座废旧军营，把它当作建立一个“新社会”的起点。它后来成了一个相当活跃的地下经济交易场所——包括利润颇丰的大麻贸易。社区还发行了自己的货币，同时也会把它作为纪念品卖给观光客。这座小镇是丹麦首都的第四大观光胜地，每年到访的旅客超过50万人次。
巴西的另一处理念社区“皮拉坎加”（Piracanga）同样也是通过吸引那些希望一睹灵修奥秘的人以及富人来维持收支平衡的，来客会在此学习到灵气辨识（aura reading）、呼吸法、冥思、觉察进食法（conscious eating）、解梦术、瑜伽乃至扮小丑等项目。
总的来看，各大理念社区的主要收入来源集中在旅游、教育（工作坊与培训）、手工艺品与农业。历史学家雅科夫·奥维德（Yaacov Oved）在其1987年的著作《美国公社二百年》（Two Hundred Years of American Communes）中观察到：“（新和谐公社里）惟一能盈利的机构是它的宾馆，许多旅客与抱有好奇心的人都想要来亲眼目睹一番罗伯特·欧文的著名社会实验。”事实上，新和谐公社的所有亏空都是欧文用自己的私人基金来补贴的。当欧文把账目公诸于众时，社区成员们都震惊了，所谓自给自足到头来不过是一种幻觉。
基督教震颤派（The Shakers）是美国史上另一较为成功的理念社区，在19世界中叶的高峰期时，其成员数量曾超过6000人。他们的成功要归功于一套强调勤奋工作、诚实与节俭的宗教哲学，这让成员们成为了优秀的农夫与工匠——他们做的家具可是远近闻名！但说到底，即便有很好的工艺品，他们的独身主义戒律——不允许社区成员生儿育女——对其持续发展却是相当不利的。由于缺乏正常人类繁殖渠道，震颤派不得不经常靠吸收新人来充实组织，而独身主义对许多人来讲也显得没什么吸引力。如今，震颤派在缅因州仅存的村落只剩下区区两人。比较之下，阿米什人（Amish）——其家庭鼓励生育，平均每家有5个孩子——的人口已经突破了30万。
不太寻常的是，阿米什人的“避世”（shunning）策略的确能有效地让他们的年轻人遵循阿米什固有的生活方式。这种远离尘俗的生活禁止那些不守社群习俗的人与阿米什成员进行商贸往来，也禁止其正常的社会互动（如共同进餐、交换礼物等）。这是一种强化社区纽带的有效办法，它确保了自身文化的稳固，而远离教会的成员几乎无异于社会性自杀。
历史资料显示，在18-19世纪的美国，许多本质上具有宗教色彩的社会实验乃是建立在自我否定、压抑与完美主义信条之上的，就算社区成员们十分投入，这种生活对一般人而言总归也是压力巨大、难以为继的。威廉·佩恩（William Penn）在费城的成就——后来扩大到整个宾夕法尼亚州——说到底应归功于这座城市后来超越了创始人“纯粹的”乌托邦想象。（背景：宾州的原文就是Penn+Sylvania，即“佩恩的林地”，这片地方是英王赐给佩恩的，他正好用来实践自己的政治民主与宗教自由等理想，后来此地成为美国建国的策源地，在美国历史中有重要地位——译注）
反面乌托邦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认为，此类为大众社会寻求替代品的努力都会面临同一个问题：“它能带来何种幸福？为了达到它，我们又要付出哪些代价？”为寻求归属感，如清教徒一般地去压制激情，乃是其不得不付出的高昂代价，佩恩对禁欲生活的坚持便是一例。然而，1960-1970年代各类世俗社区的性解放运动也滋生了无尽的嫉妒与斗争，导致了许多理念社区的崩溃。毫无疑问，许多人逃向理念社区乃是为了满足其情感需求，但一个社区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很快就会受到其成员性格多样性的考验。维尼奇曾就塔美拉社区对笔者有如下说法：“当你真正深入一个群体的时候，便能找到一切人性的光明与黑暗面。”
社会企业家凯特·萨瑟兰（Kate Sutherland）回忆了自己在芬德霍恩的时光：“那可不是乌托邦，它根本就是一个小世界。外部世界的毛病这里一样不缺——边缘化、成瘾、贫穷、性问题以及权力。社区不过是社会的一个缩影而已。”对萨瑟兰来说，芬德霍恩的不同之处在于，那里的人们有良好的意愿以及清晰的承诺来保持清醒：“人们还是愿意去直面问题的。”
与此同时，在达曼胡尔，冲突以一种不乏机智的方式得到化解：来一场娱乐性对抗，借以化解社区里的紧张与敌对情绪。“对抗给了每个人一定的空间来释放其天生的竞争性冲动，其方式也是愉悦而富有建设性的，最终会导向一种团结感，”曾经在达曼胡尔生活过8年的瓜利亚·科科（Quaglia Coco）说道。达曼胡尔的对战跟小孩子玩打仗区别不大。各队统一身着白色T恤，配备彩色喷枪，裁判负责决定谁应该出局、谁又能留下来继续游戏。对战让成员们有机会宣泄一下好战的天性，吐一吐积蓄下来的苦水，而这些举动在文明社会里一般是需要克制的。
达曼胡尔的模拟对抗，令社区里最富同情心、最多承担满足他人情感需求这一任务的人群免于陷入精疲力竭的地步，毕竟这群人肩上的压力是最大的。在新西兰的惠灵顿，一群自由职业者找到了另一条分配情感负担的路子：情感管家制度（emotional stewardship）。“螺旋”（Enspiral）社区的每个成员都配有一名情感管家——管家将会定期与工作对象沟通，倾听其负面情绪，协助其保持正常工作状态。该社区的资深成员里奇·巴特莱特（Rich Bartlett）对此有如下解释：“文化管家们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持续地浇灌这座美丽的花园。用实在一点的话说，就是真诚而积极地促进对话，消除有害的行为，彼此以同理心相待，优先考虑关系与感受，而非程序与对错。”
良好的沟通带来了灵活性。如达曼胡尔社区的塔米莱斯所言：“你需要在局面尚且可控时去做出改变——不能等到局面失控了才来弥补。这样你就有回旋的余地。如若不然，等到局面彻底崩坏你就完全无力回天了。”与18-19世纪的各种理念社区相比，这种随机应变、灵活调整的能力有助于避免步入一条路走到底、撞死南墙不回头的误区，在长时段当中令社区运作更具韧性。这是理念社区需要在创业公司那里学习的另一桩教训。当新墨西哥州的“蜂鸟”（Hummingbird）社区的老成员被询问其成功秘诀时，他说道：“不要长期困在同一个文化氛围里。”与创业公司类似，理念社区也需要新鲜空气（而不是独裁）。它们需要试着去创新，以有机的方式重构自身，如此才能有效回应成员们不断变化的需求。
成功的社区要面临的真正挑战与许多公司并无不同，亦即如何将核心价值观传递给下一代成员。按塔米莱斯的说法，“表面功夫”——某些仪式性的东西——并不那么重要。相反，代际之间的冲突才是家常便饭，尤其是遇上比较有野心的领导或者一群老成员，而他们又不愿放弃权力时，矛盾就会特别突出。基督教科学运动的发起者玛丽·贝克·艾迪（Mary Baker Eddy）就对管控成员的品质有一种近乎变态的执念：当代心理学家欧根·泰勒（Eugene Taylor）在1999年的《影子文化》（Shadow Culture）一书中谈到，艾迪不喜欢各教会之间的松散联盟，因为这样的安排让她没法对其施加多少控制，她的领导班子乃是建立在一个独揽大权的总教会之上的。个人布道遭到禁止，也不允许自由解释教义。不愿放弃控制权是理念社区创始人经常会遇到的问题，而这会导致派系主义与碎片化的小团体。
就企业管理而言，创业公司创始人的个人激情在一定时间内能够作为企业发展的催化剂，但如果它不再有助于维系以及发展一个组织，那就应该考虑换人了。此结论得到了统计学的支持：有50%以上的担任CEO的创始人在经历第三轮融资之后便会下台，25%的创始人在首轮融资完成后即告退位。
话说回来，拥有一个远见卓识的创始人来担当标杆通常是成功的关键所在——此人应能提出一套前后一致的愿景、提升组织能力并做好公司（或社区）的对外公关及宣传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创始人的工作可以作拆分处理，但刚刚开头的时候的确要仰赖创始人的个人能力，他需要让整个社区把注意力集中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克服弥漫于日常生活中的琐屑与狭隘。在达曼胡尔，成员们正忙于处理一把手逝世后的各种事务，领导人法尔科·塔拉萨科（Falco Tarassaco）刚刚于2013年去世。塔米莱斯说：“这是十分重大的损失。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机遇。现在每个人都需要变得有远见了——这非常激动人心，当然也会带来新的要求与挑战。”
我们能够从失败的社区和成功的社区身上学到的东西几乎是一样多的。这一方面是因为许多社区尽管“失败”了，但它们的遗产仍会流传下去：社区实验尽管是暂时的、短命的，但它已经对主流社会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试举一例，诸如全民义务教育以及市镇会议这样的理念，最早就来自于清教徒群体。同理，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乌托邦梦想家们的先行探索。早期的乌托邦社区希望予以培育的某些价值，在未来或将会成为主流社会道德的一部分。例如，对不平等问题的关切、要求废除奴隶制、倡导宗教自由以及追求全民教育等等之类的理念，其实都来自于历史上那些失败的乌托邦实验。
理念社区以及乌托邦正是以这种方式成为了新文化的临时“培养皿”。芬德霍恩基金会的生态村只有几百名成员，但它却影响了千百万人。远在惠灵顿的“螺旋”社区也类似，目前它正向全世界范围内推广其成功经验，并通过Loomio这类软件来进行非集权化的决策，而Cobudget这样的财务软件也是管理社区及团体财务的好帮手。
如今，理念社区的实验极大地受益于数位技术的进步，成功的实践以及相关的诀窍能够迅速地传播开来。只需轻点鼠标，便能与全世界分享自己的经验、智慧与洞见。进一步看，自早期的乌托邦社区实践以来，管理科学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这让协调、管理工作计划以及作出集体决策更加方便了。
然而，组织文化的建构仍是最为棘手的挑战——古代的乌托邦先行者们对此早已了然于胸。其难点之一在于，许多理念社区的商业模式不易找到，或尚未形成体系。例如，自给自足通常意味着无法利用规模经济来支撑日益增长的人口。同时，不少社区为了取得必需的资金而不得不向那些好奇心旺盛的人以及旅客们提供服务，而这让他们的组织陷入了“偏离使命”（mission drift）的状态，难以把注意力集中在社区的基本愿景之上。但即便如此，当代的理念社区仍从自由职业者的兴起以及数位化的工作方式等有利条件中获益良多，如此一来他们就无需分神去务农，也不用再承受自给自足的压力，社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由此更加紧密，从而有助于拓宽其收入渠道。如阿米什人透过电商平台出售自己的产品，即是该趋势的最新表现之一。
假如今天的理念社区竭力逃离个人主义窠臼，到头来却只不过为那些原本已享有特权的文艺青年、企业家或灵修爱好者提供了一个“不染红尘的伊甸园”（walled garden）而已的话，那它们可以说已经失败了。当今的协作实验能否促进不同人群生活方式的的多元化，或能否敦促人们关注那些尚未引起重视的社会正义与经济不平等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泰勒所提出的“影子文化”（shadow culture）理念，或许是比理念社区更加有用的一个构想。按其界定，所谓影子文化是指“大批无组织且彼此分立的个体，其生活及思维方式均迥异于主流社会，但也会参与主流社会的日常活动”。影子文化有维持自身独特价值的能力，但与此同时也能利用好大众社会当中的基础设施与机会。就此而言，从方方面面看，诸乌托邦社区都不过是一群有着紧密联系的影子文化而已，但它们却不恰当地认自身为与世隔绝的独立实体。
（翻译：林达）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