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任俄罗斯君主、苏共总书记、俄罗斯联邦总统当中，戈尔巴乔夫是惟一一位突破八十岁大关的人。虽然苏联解体的尘埃早已落定，戈尔巴乔夫也从年轻的总书记变成了耄耋老人，但是他的现实生活和内心世界却远非沉寂。一方面，社会各界对他的毁誉至今不绝。有人说他是叛徒，有人说他是解放者。他时时刻刻要面对两种截然对立的声音。另一方面，他不甘沉默，竭力表达自己的想法。他不仅出版了一系列回忆录，而且频繁接受媒体采访。不时会传出戈尔巴乔夫去世的消息，但是没过多久戈尔巴乔夫就会露面辟谣。就像当年调侃戈尔巴乔夫是“矿泉水书记”一样，俄罗斯人如今调侃他延年益寿有方。是非功过也好，嬉笑怒骂也罢，热闹的一切都源自戈尔巴乔夫的那一段执政经历。

1985年3月，54岁的戈尔巴乔夫击败众多实力不俗的对手，继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谁也不曾想到，仅仅六年之后，苏联土崩瓦解，戈尔巴乔夫被狼狈地赶出克里姆林宫。虽然只有短短六年，但是戈尔巴乔夫却在这期间推行了相当丰富的政策，而且政策的指向性前后相差巨大。

上台伊始，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加速发展方针。在一年半时间，他全力发动行政体制这台机器，不仅推动苏共中央制定了新的社会经济发展纲要，而且强化社会纪律，甚至把饮酒和非劳动收入也纳入打击范围。1987年初政策发生转变。戈尔巴乔夫开启了政治经济改革。在经济领域，《苏联国有企业法》和《苏联合作制法》先后出台。在政治领域，苏共中央全会要求完善选举和监督制度，改进国家机关与社会组织的工作，同时意识形态控制日益放松。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发表了题为“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的讲话，并出版了《改革与新思维》一书。1988年下半年，政治改革越发激进：6月苏共第十九次大会决定将政权职能从党组织转交苏维埃，9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改组苏共中央机关，12月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设立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经济政策也于1989年转向激进：租赁和私有制相继获得法律许可，而且第二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向市场经济过渡。到了1990年，政治经济改革同时变得像疾风骤雨一样激烈。第三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取消了宪法中关于苏共的领导地位的条款，同时决定建立总统制。戈尔巴乔夫不仅当选苏联总统，并且经第四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批准获得了更多权力。苏联领导人还先后组织学者制定了多项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案。然而到了1991年，核心问题已经转变为更新原有的联盟形式。1991年3月17日苏联举行了关于保留联盟的公投，之后戈尔巴乔夫与共和国领导人开始就更新联盟形式进行谈判。这年8月发生八一九事件，之后联盟中央已经名存实亡。12月苏联最终瓦解，戈尔巴乔夫的电视讲话和红场降旗共同成为20世纪里程碑性的场景。

在实施上述政策的同时，戈尔巴乔夫发表了不少言论，这些言论或多或少透露出了他的施政意图。在加速发展方针的鼎盛期，也就是在苏共二十七大（1986年2月），戈尔巴乔夫是这样解释自己的政策的：

 “（加速方针）首先是提高经济发展速度。但也不仅仅如此。其实质在于发展要有新的质量，在科学技术进步、经济结构改造、有效的管理、劳动组织和刺激形式的基础上尽一切可能使生产集约化……它还规定执行积极的社会政策，始终如一地确立社会主义公正原则。加速的战略要求完善社会关系，革新政治机关和意识形态机关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加深社会主义民主，竖决消除怠惰、停滞不前和保守主义，即消除阻碍社会进步的一切东西。”

显然，如果在此把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本文中社会主义制度一词是指通常理解的斯大林模式）比喻成一量老旧汽车，那么戈尔巴乔夫并不打算换部件、更不打算另买一辆，而只是给旧汽车抹抹油、除除锈，认为这样一来这辆汽车就会跑得更快。

然而在1987年，戈尔巴乔夫和以往不一样了。他出版了《改革与新思维》，把自己的改革意图和盘托出。戈尔巴乔夫表示，苏联发展乏力就是因为体制出现了问题。如果把体制中出现问题的那部分改掉，苏联就会重新焕发活力：

“改革，就是依靠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活动，更全面地发扬民主，发展社会主义自治，鼓励主动精神和自主性，加强纪律性和秩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扩大公开性、批评和自我批评，更加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改革，就是使苏联经济全面集约化，在国民经济管理中恢复和发扬民主集中制原则，普遍运用经济的管理方法，放弃行政命令方法，大力提倡革新和社会主义进取精神。”

戈尔巴乔夫的这番话明显表示，他发现仅仅给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这辆旧汽车抹油除锈根本不够，但是他还想继续开这辆汽车。他打算更换零部件，以此使汽车焕然一新。

渐渐地，戈尔巴乔夫的意图越来越激进了。在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大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自己的规划，要求苏共把政权职能转交苏维埃，今后只在思想和组织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但是依然是惟一的执政党：

“改革之后，无论是在地区、城市，还是在各州和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机关应当获得充分的权力……党应该回归列宁的原则：党作为全社会的政治先锋队，保证国家最重要问题的解决以及社会向前发展。”

然而，局势的变化超出了戈尔巴乔夫的规划。到了1990年，戈尔巴乔夫已经难以掌控局势。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深刻改变苏联的制度，把苏联引向多党制、总统制和市场经济。他在政治局会议中说到：

“取消宪法第六条（注：该条明确规定苏共的执政地位）是我们做出的一项重大让步！……总统制并不意味着更多特权，而是意味着民主化进程的合理发展。……转向市场经济是对的。问题就在于怎样实现转轨，采取怎样的手段，通过怎样的顺序，以及经过多长时间，才能以最小的政治经济代价获得预定的结果？”

不久之后，苏联停止存在了。黯然离开克里姆林宫之后不久，戈尔巴乔夫出版了一本回忆录，为自己的执政经历辩解。他宣称，自己在1985至1991年的目标是一贯的，那就是改良苏联，让苏联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为此他可以在意识形态上抛弃马克思主义，在组织上抛弃苏联共产党，在制度上抛弃社会主义制度（以上三者被戈尔巴乔夫认为是没有生命力的），但是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改良苏联这个国家，而不是要背叛、摧毁它。戈尔巴乔夫把自己的执政经历分为两段。在1985年3月至1988年5月，他试图使国家摆脱停滞状态。但是经济改革明显受阻，而且舆论激化。在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大会之后，他开启了激进的政治改革，有意识地建立起人民选举制度，使代表民意的人进入领导层，实现权力稳定交接。但是，戈尔巴乔夫认为，自己的救国之心被一群野心家毁于一旦：“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分子、叶利钦、民族精英分子为了自己的野心，葬送了苏联。”

但是戈尔巴乔夫昔日的同僚们却不以为然。1991年之后，曾经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纷纷撰写回忆录，对1985至1991年苏联发生的一切进行评判。说到戈尔巴乔夫，他们无不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最大结果——国家解体感到惋惜甚至痛恨，但是，对于如何看待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初衷，从本质上说就是如何对待苏联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制度，这些曾经的高官大员们看法各异。

雷日科夫是1985至1990年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政府总理），一度和戈尔巴乔夫关系不错，但是随着改革趋于激进，两人的关系最终破裂。苏联解体后，他撰写了几部回忆录。他的评判标准和戈尔巴乔夫是一样的：是否以保全苏联为目的，采取的措施是否最终保全了苏联，为此苏联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制度都可以抛弃。以此出发，雷日科夫承认戈尔巴乔夫确实有改良之心，其目的确实是要挽救苏联。但是，如果戈尔巴乔夫把“国贼”之名加在叶利钦等人头上，那么雷日科夫则视戈尔巴乔夫为国家解体的罪魁祸首。在雷日科夫看来，尽管戈尔巴乔夫的初衷值得肯定，但是他的战略规划和措施出了严重的问题，因而使本来可以解决的社会矛盾爆发出来，最终导致国家解体。最让雷日科夫不能接受的就是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政治改革。他认为民主这个口号只是一个幌子，为了追求民主而匆忙推行政治改革，结果只能让苏联付出沉重的代价，不仅国家解体，而且民众的大量福祉化为乌有。总之，他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总体评价是“匆忙草率，只图改变现状，而且没有沿着必要的、一以贯之的方向进行”。

利加乔夫在1985至1989年是苏共党内二号人物，以保守著称。在1985至1986年利加乔夫和戈尔巴乔夫曾经密切配合，但是戈尔巴乔夫最终因为不能接受利加乔夫的保守主张而将其抛弃。与雷日科夫不同，利加乔夫把是否为了保全社会主义制度作为评判标准。在2010年接受采访时，利加乔夫强调，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社会根本没有停滞，而是取得了明显的成就。尽管存在很多问题，但是社会主义制度根本不是无可救药，通过合理的改革是可以令其焕发生机的。正因为如此，在八十年代中期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整个领导集体共同制定了明确的改革目标：建立新的高效经济，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和切实扩大劳动人民参与苏联国家管理。利加乔夫确信，在这一改革方针的指导下，“我们成功制止了社会和经济发展以及国家总体上的消极发展趋势，保证了经济和人民生活实现新的飞跃”。然而在利加乔夫眼中，国家领导集体和加盟共和国领导人蜕化变质了，他们要追求更多的个人财富和权力，但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允许他们这么做，所以他们极力试图摧毁该制度。为此，他们在1988年把之前的渐进改良方针彻底抛弃，转而推行激进的政治经济改革。利加乔夫控诉到，这些改革措施本质上是背叛社会主义，掠夺广大人民，出卖苏维埃国家。改革的结果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被彻底摧毁，进而苏联这个国家也因为失去支柱而覆灭。尽管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雅科夫列夫之间有矛盾，但是利加乔夫认为他们在背叛社会主义这一点上是一丘之貉。

雅科夫列夫和瓦季姆·梅德韦杰夫都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分别担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和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两人都是民主派成员，在1987年之后的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登上高位之前就已经认同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事后撰写回忆录时，他们的思路也是围绕着自由民主价值观展开的。在他们看来，首先，苏联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制度都是没有希望的，因此八十年代后期的苏联正是面临着抛弃上述三者、建立民主制度、最终巩固国家的客观任务。其次，戈尔巴乔夫的初衷就是通过渐进改革来完成上述任务，把国家引到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上去。以此为指导思想，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经济政策的本质是希望依靠民主原则、人的首创精神和主观能动性，依靠强有力的经济剌激，做到市场方法和社会调控相结合。政治政策旨在把苏共从国家权力的支柱变成一个能够施加政治影响的政治—思想机构，但这一机构不要承担管理国家的功能。然而，戈尔巴乔夫没有掌控好局势，民族势力兴风作浪，以致社会陷于混乱，国家土崩瓦解。简而言之，两位民主派成员的观点就是，戈尔巴乔夫追求自由民主的初衷是伟大的，初期政策的指向性也是正确的，只是操作上出了问题，因此没有实现确立民主制度同时又保全苏联国家的任务。

热闹当中当然不乏各国的研究者。早在八十年代后期，研究者们就密切关注着戈尔巴乔夫的动向，揣摩他的意图和施政前景。苏联的结局的确让很多研究者始料未及。正因如此，研究者对那段动荡的岁月表现出更大的兴趣。直到今天，整个研究界依然一片热闹，各类文章书籍浩如烟海。当然，鱼龙混杂，优劣并存。和落魄的前苏联高官一样，研究者也毫不掩饰自己的价值倾向。

俄罗斯的巴尔先科夫、美国的大卫·科兹、中国的左凤荣经过客观分析，得出了大体一致的结论：戈尔巴乔夫在执政期间确实经历过一段复杂的心路历程。在1985至1986年，戈尔巴乔夫的思路没有任何新奇之处，他所强调和推行的加速发展战略也不过是沿用了安德罗波夫的老方针而已。至少从言论和政策上看，戈尔巴乔夫还是一个正统派成员，丝毫没有触动马克思主义、苏联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的意思，更谈不上摧毁整个国家了。在1987至1988年，戈尔巴乔夫的言论重点和政策指向也不是要毁掉上述四者，而是兴利除弊，搞活它们。但关键问题就是现实形势与戈尔巴乔夫的设想相差甚远。在1989年，各种矛盾骤然爆发出来，各种力量裹挟着戈尔巴乔夫。这个时候，他的治理思路混乱了，而且表现出强烈的寻求自保的愿望。不管是出于利己还是为了救国，戈尔巴乔夫在这个时期确实在言论和行动上大力打击马克思主义、苏联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但同时又犹豫不决。他立场不定，思路难以捉摸，惹得保守派和激进派都很不高兴。这成为局势急剧恶化的重要因素。

有一些西方研究者的想法和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非常相似，但是多了一种旁观者看热闹的心态。他们当然深深认同自由民主价值观，对社会主义制度大加批判。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早已确立了拯救苏联于专制压迫、把国家引向自由民主的志向。他们高度重视戈尔巴乔夫在1984年12月10日的讲话以及雅科夫列夫关于1983年夏天同戈尔巴乔夫交谈的回忆，认为那时戈尔巴乔夫已经想好了民主化改革方案。在执政的前两年苏共政治局成员中还有不少权势很重的保守派，所以戈尔巴乔夫无法实施民主化改革，尽管如此，在一些西方研究者看来，戈尔巴乔夫的志向并未泯灭。在1987年，拥护戈尔巴乔夫的人占据了政治局大多数，从此戈尔巴乔夫开始大胆实施民主化改革。这些西方研究者高度评价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认为其是民主化的巨大进步。但是他们的潜台词却带有明显的偏见。他们的潜台词是：民主化本是全人类的共同任务，你们苏联人追求民主是完全正确的，苏联这个集权机器被摧毁，这是民主化的一个巨大的进步。可惜你们苏联人没处理好，付出的代价太大，那是你们活该。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看重的是自由民主，代价什么的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还有一些人的看法截然相反。在俄罗斯存在一种与西方价值观针锋相对的观点，意思大概是下面这样的。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论如何都不能触动马克思主义、苏联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不管出于什么目的，要是某个人触动了上述三者，这个人就应该被视为叛徒，就应该被全盘否定。因此，探讨戈尔巴乔夫的施政初衷已经没有意义，他的改革就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苏联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所以戈尔巴乔夫就是叛徒，他连同他的政策应该被全盘否定。瓦解马克思主义、苏联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是滔天大错，至于国家解体，那就是罪加一等，也是叛徒行径的必然结果。这种观点还把戈尔巴乔夫施政的线索延伸到赫鲁晓夫时期，认为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由此导致苏联社会对马克思主义、苏联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仰发生动摇。此后苏联走向修正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这就为产生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叛徒营造了滋生土壤。

盛衰兴亡早已成为过去，但是是非功过依旧有人评说。从本质上说，这是各种价值取向和政治利益的碰撞。戈尔巴乔夫反倒不介意在喧嚣中读过余生。也许，即使戈尔巴乔夫撒手人寰，对他的各种议论也要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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