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节  · 摄影  · 摄影师  · 痴呆症

母亲是我的灵感,她是我镜头里的主角

“在艺术和文学的历史上,总是男人通过摄影,电影,绘画或是文字作品去描绘自己心中的缪斯。他们的缪斯通常都是女性,而这些女子的身份通常是他们的妻子或是情人,很少会是他们的姐妹,或者是儿子去描绘自己的父母,”菲恩说,“对我而言,我认为这是一种爱的行为,我想对她(吉恩)而言也是如此。”

 |  Camilla Palmer
《母亲,‘我这一生过得挺好’》(Mother, 'I've lived a good life') 图片来源:Matthew Finn

《母亲,‘我这一生过得挺好’》(Mother, 'I've lived a good life') 图片来源:Matthew Finn

在被问到是怎样的契机促使自己开始拍摄自己的母亲吉恩的时候,马修·菲恩(Matthew Finn)笑了。“为什么?因为她就在那里。我1987年的时候大约16岁,对于摄影产生了认真的兴趣,而且需要模特——或者是物品来给我拍摄,”他说。他在早期关于光线和创作的实验最终造就了他的母亲与照相机之间长达30年的紧密联系。

由于大部分的作品都是通过胶片完成,因此失败的概率也很高。“但是做这样的工作的魅力就在于你可以重复自己的工作。我或许在一个周末出门,结果那天刚好下雨,所以光线很差,因此我就会再做一次。如果我现在做这样的工作,那么一切都可以交给数码相机完成,”他边思考边说道。

真正引人注意的,就是菲恩并没有在某一特定的时刻去拍摄吉恩,以此来留住她最美丽的年轻容颜。“在艺术和文学的历史上,总是男人通过摄影,电影,绘画或是文字作品去描绘自己心中的缪斯。他们的缪斯通常都是女性,而这些女子的身份通常是他们的妻子或是情人,很少会是他们的姐妹,或者是儿子去描绘自己的父母,”菲恩说,“对我而言,我认为这是一种爱的行为,我想对她(吉恩)而言也是如此。”

这些照片出色地记录了母子之间的纽带,体现的都是极度平凡的瞬间,也就是一名女子每天日常的家庭生活。在照片中,吉恩会戴着橡胶手套,或是接听电话。有一张照片拍摄的是一顿通常会是“一份火腿搭配腌洋葱”的节礼日大餐摆放在桌面上,而另一张则展示了凝视着厨房的窗外的吉恩,烟雾从她的薄荷长香烟缓缓冒出。这些照片只是如今已经获奖的菲恩数年以来的的几千张作品中的很少一部分,他的这些作品大部分都是黑白色调,全部都由他制作并冲洗完成。

“一开始的时候,这样的想法就只是拍摄一个摄影项目,后来就成为了常态,”菲恩说。

“在我离开家之后,我会像其他的儿子一样回到家,去要一些钱来吃上一顿好的,把我的衣服给洗了,”他大笑着说,“但是我总是会随身带着相机,给我的母亲拍照。不过当时或许我还不能理解自己这样做的原因,以及这样的做法之所以了不起的原因。”

菲恩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利兹的成长受教育经历就是循规蹈矩与打破世俗的奇妙混合。在吉恩于1971年生下自己的儿子之后,作为四姐妹之一的她就和年长自己9岁的哥哥戴斯蒙德一起安了家。菲恩表示在他很小的时候,吉恩曾经去过曼彻斯特,想要“把他送给另一户家庭”。“但是她实在不忍心这样做,于是就回家找到了戴斯蒙德。他是一个慷慨有爱心的男人,总是把家庭放在第一位。”他们一直住在一起,遵循着非常传统的家规,直到戴斯蒙德在2014年去世。菲恩偶尔会看到自己的父亲弗雷德,但是“从来都不了解他”。“在我的家庭里,我的伯父扮演的就是父亲的角色,他是我的‘代理父亲’。他教会了我游泳,在假期带着我出去玩,为我做了一切。”他们三人的家庭生活是“非常平常,也是非常舒服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是被溺爱着,并且是被过度保护起来的,但是我现在知道这是有原因的。”

戴斯蒙德从未有过感情经历。“他从来没有想着扩展人际关系。我想他只是想要去帮助自己的妹妹和她的孩子。”在谈到这样一位安静的男人时,菲恩的感情溢于言表。戴斯蒙德从来没有发过脾气,即使自己的汽车在高速公路上爆炸,花了12000英镑维修的时候也是如此。“他是一位无名英雄。”

即使菲恩的父亲在他的人生里留下的痕迹寥寥,他还是表示,自己的父亲在1994年去世,那年菲恩23岁,是人生出现转折的一年。在此之后,他的母亲透露他的父亲曾经同时与多个女子结婚,风流事遍布整个利兹城。“这是一个意外的消息,”他说,“在葬礼的前一天晚上,她告诉我说在葬礼上,我会遇见很多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讲这番话的时候,她的手里还拿着烟。我当时非常震惊,但是我是这其中唯一一个之前对此事一无所知的人。在他的众多子女中,我是最小的一个。”

在葬礼之后,菲恩记得自己与刚刚认识的那些同父异母的兄弟们醉了一夜。“我后来是在我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家里的长沙发上睡着的,醒了之后就开始翻阅相册。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经历。那是我的父亲,坐在他的车里,而车里面还有另一个孩子和妻子。我的母亲和我在这其中完全没有踪影。这就像是与别的家庭玩的平行人生的游戏。”

他还回忆了在第二天早上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的母亲、也就是他父亲的另一位妻子很奇怪地完全不清楚他是谁。“她并没有说什么关于我的父亲或是他其他妻子的什么话,连我的母亲也没有提。我只是觉得多说无益,我也不认为我的母亲和我曾经讲过这样的事情。”这样的沉默其实并不奇怪,他说。“我们是一个很亲密的家庭,但是我们从来不会谈论问题,我们不谈论事情。我们也从来没有拥抱或是亲吻这样的身体动作。我并不认为这使得我们缺少了感情,我们都是这样的。”

菲恩认为自己父亲的死对自己很重要还有另一个原因。“我的母亲的形象,也就是我们家庭相册的不断充实成为了我们无声交流的一种方式。这是一种向我们彼此展示自己的爱的一种快捷方式,就通过维持这样的联系。通过相机,我可以告诉她‘我懂她’,我理解她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人生。”

他会不会因为这些秘密在如此长的时间里都不为自己所知,他人却心知肚明而产生一种背叛感呢?“我可以对母亲感到很失望,或者刚好相反,会更加依赖家庭,关系变得紧密。我选择了后者,”他说。

他向我展示了自己最喜欢的一张照片——这是一幅如同电影一般的场景,吉恩站立着,身穿大衣,显得十分迷人。菲恩说她准备与弗雷德共度一个夜晚,相信后者会在合适的时候回到自己的生活。她并没有直视相机,但你可以感受到她的期待。“这是很辛苦的,因为他(弗雷德)无论如何都并不会出现。她在等待,一直在等待。最终她上了楼,换掉了衣服。这对她而言是有些难为情的,在遭受了这样的挫折之后不得不重新回到自己的儿子和哥哥身边。”

他很好奇自己的母亲是否是主动选择了这条路的:抛下弗雷德的谎言与背叛,与自己的哥哥共度一生——抑或者,她是否也曾经抗拒过这样的安排。“我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个答案,我也不确定自己是否想要去知道这个答案。”

这些镜头囊括了菲恩在几十年时间里对于吉恩的影像捕捉——纪实风格,很少有提前的计划。“在一开始的时候,我的母亲对于摄影一无所知,但是很快就了解了自己最上镜的一面,光线情况,以及我希望做的事情,”他说,“大部分的照片都是自然产生的。总的来说,她只是在做自己的事情,我就跟着她。如果光线很好,我或许会让她摆一个姿势,维持一秒钟时间。没有什么是设计好的。在每一张照片里,她都是主角。”

一些照片只是展示了房间里的生活残余:一个空荡荡的房间,一个孤独的吸尘器——因为吉恩已经不住在这里。戴斯蒙德已经去世,房屋也被出售。在最后一张照片里,吉恩面对着镜头,双肩放松,陷入了沉思。

在戴斯蒙德去世之后,吉恩的健康状况就逐渐恶化,并被诊断为痴呆症。如今,已经80岁的她需要别人24小时的照料,住在利兹的一家护理院内,菲恩也会与自己的妻子和6岁的儿子塞巴斯蒂安去看望她。他依然会带着自己的相机,去拍摄自己的母亲——虽然他的母亲已经不知道他是谁,也认不出其他人了。

那么菲恩是如何看待与公众分享自己母亲的影像的做法呢?“我们做了一个决定,一起做了如此浩大的工程,如果只是将这些作品丢在我的床底下是很愚蠢的做法,”他说,“这很难,但是摄影师与拍摄对象的分离已经因为她严重的疾病成为了既定事实。其中有90%的作品是在她确诊(痴呆症)之前完成的,我想让摄影的效果与合作的过程作为作品的核心。这并不是关于一位患上了痴呆症的女子的作品,而是关于我的母亲的。”

文中图片均由Matthew Finn摄

(翻译:王慧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