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你的水井干涸之前，你是不会惦记水的。 ——鲍勃·马利
晚明时期，文学家袁中道在文集《游居柿录》中对圆明园一带的景色有过这样的描写：“西直门北十余里，地名海淀，李戚婉园在焉。亭台楼阁，直入云霄，奇花异草，怪石美箭俱备。引玉泉流水入清渠，可数里，泛大楼船其中，宛似江南。”
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袁中道不会想到，400余年后，不再是能不能在海淀泛大楼船的问题，而是整个华北平原已经从曾经的水资源丰富变成了今日严重水危机的地带，地下水的过度开采让北京这座城市形成了以红庙为中心的地下水漏。
历史上的北京，就像袁中道的文字中所言，是个水资源非常丰富的地区。永定河、潮白河等河流的前身冲出一片肥沃的冲积扇平原，这里曾经河网密集、湖泊密布，优质的水源和水利条件，吸引了许多王朝在这里封侯建都。且不说三千多年前依托莲花湖自然发育起来的蓟城，在不是很遥远的辽、金、元、明、清时期，北京的地表水、地下水都很丰富。辽代在今天的通州南部有个方圆数百里的湖泊，名叫延芳淀，辽、金、元代帝王常去这里游猎，直到清朝后期，这里才渐渐消失。在今天的朝阳区东北部、大兴北部、海淀西部，历史上都有过大型湖泊。而那时候的北京，今天我们只有凭借古人的文字想象了。
五年前，已故作家、国务院研究室发展司前司长朱幼棣曾经出版过一本书，名叫《怅望山河》。写作这样一本书，他是想告诉今天的读者，河流不是在他们一出生的时候就只是干涸的河床；村子里不是本来就没有小河的；桥梁也不是一开始就建在马路上的。我们的文明是江河孕育的，祖先一路沿着河流走来。但是在上世纪5、60年代，似乎一切都变了，河流变窄了、湖泊变干了，魏晋南北朝已基本定型的海河水系，突然就干涸断流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发生的灾变，是过去几千年来所没有的。黄河也变成了一条季节河，多次断流。还有一些大河，在地图上都变成了虚线。
因为淮河的严重污染、黄河的时断时续，华北平原的生态也在发生改变，与之相对应的，是我们地下水的过度被开采。北京和河北的地下水位严重下降，形成大面积的漏斗。华北是主要农业区，过去主要靠河流灌溉，现在靠地下水。以前打深井还受限于技术，只能打一二十米，如今技术不再是问题，可以打上百米，但深水泵却把地下含水层打漏了。在书中，朱幼棣很惆怅地说——农村篱笆墙和狗还在，辘轳却消失了。
这不仅仅是北京，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在今天世界上大部分的地方，很少有媒体关注水，公众评论也难得提及水。但就在过去几十年里，全世界范围内，原本需要数十万或数百万年时间才能填满的蓄水层已经因为过度抽取而耗竭，或者被化学品污染。依靠这些地下水库的农民和城市很快就需要大幅度地减缓取用地下水，或者寻找其他水源。
随着全世界中产阶级人数的不断上升，我们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水资源问题。2000年，世界上中产阶层有14亿人，到2009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18亿。到2020年，全世界的中产阶层人口预计会增加到32.5亿。这些富有的人将要享受的日常沐浴、后院泳池和绿色草坪会给水资源带来更大压力，但是更大的水资源支出来自中产阶层的饮食习惯。处于极端贫困的人口以蔬菜和谷物为主食；而中产阶层很多以蛋白质为主食，生产一磅牛肉所需要的水比种植一磅玉米需要的水多17倍。
不仅仅是食物，还有开车、空调、电脑、其他电器等等，都在消耗难以想象的水量，每生产一加仑石油需要好几加仑淡水。
这是人类发展的必然代价吗？如果农业往前走、经济往前走，我们的水资源就只能等着被消耗殆尽吗？在《创水记》这本新书里，作者赛斯·西格尔给出答案，绝非如此！这本前后采访了220余相关人士（其中很多人多次被采访）的非虚构作品，向我们展示了国土面积超过60%是沙漠的小国以色列，是如何高效利用水资源，并且利用水资源在这中间完成犹太复国梦的。
是的，最初这和以色列人的犹太复国梦有关。考验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危机中，最严酷的莫过于1939年5月发布的《英国白皮书》，这份政令旨在阻止犹太人移民到今天的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因为英国经济学家们认为，从水资源上判断，巴勒斯坦全部地理区域能容纳的人口不超过200万。因此他们规定，未来5年内移民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要限制在7.5万人以内。
从白皮书发布开始，直到战后的1948年5月以色列宣布建国，犹太复国运动领袖制定一系列计划，以希望证明以色列国土上存在巨大水资源潜力，他们需要更多的犹太人口来到这片土地。
如今，70余年过去，巴勒斯坦地理区域内居住着1200万人口，其中大约800万在以色列，其余住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以色列通过本国供水系统为巴勒斯坦人和约旦王国提供大量水源，还每年出口数十亿的辣椒、番茄、西瓜和其他耗水农作物。毋庸置疑，英国经济学家当年的预测是错误的。但是最初的最初，以色列几乎不能自给自足。
以色列是个古老的民族，却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前总统西蒙·佩雷斯在任职期间接受采访时曾经说，犹太人对世界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不满，这对于国家领导是件坏事，但对于科学和进步来说非常有益。在建国之初，以色列就把水资源看得异常珍贵和重要。1959年，综合性《水法》在以色列得以通过，《水法》规定以色列的水由国家拥有并控制，同时，此前操作的国家输水工程也已完工，以色列的水利体系管理重点就转移到了执行层面。
犹太人的不满精神，让他们时常处在一种紧张中，他们明白得自己掌握主动，才能生存。以色列的一位总理办公室总干事曾经说，就算缩减其他预算，也得推进海水淡化，这样可以控制自己的命运，“这对于以色列尤其重要，因为我们被敌国包围。”
在国家预算还不能承担数千万美元的海水淡化工程开销时，以色列就曾经向盟国美国多次提出希望得到资金支持来进行海水淡化。在约翰逊总统时代（1963-1969年），资料显示，在为总统准备的会前备忘录中说，美国承诺可以为以色列海水淡化工厂提供高达一亿美元的贷款。但是到了1968年，因为六日战争前的准备阶段，长期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的法国改变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以色列不得不转而向美国要求提供武器，而把海水淡化的事情排向后面。
此后，关于美国投资以色列海水淡化项目的承诺一再拖延兑现，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也曾经在竞选时承诺为该项目提供支持，但依旧没有兑现承诺。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示范工厂在以色列建立，利用了美国特别拨款的2000万美元，同时配以以色列自己的资金。如今，以色列每天能够利用的含盐水源生产近5亿加仑淡水，占以色列家庭用水的94%。广泛利用脱盐水，对以色列的经济、环境、基础设施、公共卫生，甚至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约旦及其他邻国关系都有巨大影响。
但，以色列能有今日的水务成就，海水淡化的作用只占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我们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了解以色列作为一个小国，如何在尚未独立之前，就开始制定成熟的方案，一步步解决水资源的问题的。
第一，价格永远是最有效的刺激措施。以色列每隔几年就会遭遇干旱，所以当地人必须建立节水观念。水务局的一位高级官员说，人们看到天上下雨以为水是免费的，但是安全、可靠、随时可以用的水不是免费的，也不能免费供给。在水价上涨前，农民不需要支付水运输的全价，水费账单减免变成了政客们定期为拉选票的措施。而在2008年，水务局宣布，每个人都要为实际使用的水付全价，家用水价上涨了40%，人们怨声载道，农民们也不高兴。但真实水价促使小房子将家庭用水量减少了16%。
第二，城市作为了创新的实验室。世界上有一些举世闻名的城市因为漏水而浪费40%甚至更多的水，以色列在2006年浪费的水量大约是16%。2010年的数据显示，德里这一数据是50%，都柏林是40%，格拉斯哥是44%，雅加达是51%，蒙特利尔是40%，索菲亚是62%……
以色列建设一个海水淡化厂要花费4亿多美元，而如果将全国水浪费降低几个百分点，由此增加的水量就相当于新建一个海水淡化厂生产的水。 2013年，以色列浪费的市政用水下降到11%，每年节约将近90亿加仑之前浪费掉的水。市民也变得很积极，如果一个公园的洒水器将水洒到路上，很多人会打电话向市政报告。赖阿南纳市的公共用水量和私人用水量减少了30%，当地水厂如果使用可能有较大影响的新技术时，可以享有高达70%的补贴。
第三，农场革命。在传统灌溉方法中，水源在被植物根部吸收前，超过50%会蒸发掉或排干。如果使用喷灌的方式，大约是浪费三分之一的水量。而如果使用滴灌技术，直接将水一滴一滴地浇灌到植物的根部，就会节约相当多水量，只有4%的水因蒸发或被不需要水的土壤吸收而浪费掉。而且，滴灌能让作物收成比灌溉增加很多。对此，科学家的解释是，给植物太多水，植物根部淹没在水中，会造成缺氧。
滴灌本身并没有为人们提供更多的饮用水或卫生用水，但是全世界范围内，农业用水占据了水资源的70%左右，只有10%的水用于饮用、做饭和清洁。如果我们可以将农业用水仅仅减少15%，多出来的可供人们使用的水就会加倍。
第四，变污水为净水。在以色列，有超过85%的污水被重新利用。除了传统的一些净水方式，以色列利用自身地貌采用的沙土蓄水层处理也被证明是一种完美的三级处理方式。经过半年到一年，水通过沙土下渗到蓄水层，所有杂质都被移除，水质极佳。与此同时，以色列对中水高度重视，85%的中水可让农民用于农作物。他们还使用三级处理过的中水来扑灭森林火灾。在2013年时，以色列一年重复利用的水超过1000亿加仑。他们接下来的污水重复利用目标是超过90%，而相比之下，世界第二大重复利用中水的国家西班牙，当时的重复利用率只有25%，美国则只有10%。
起先，以色列农民对中水是有抵抗的。自以色列建国以来，农民的淡水使用需要得到配给，但为了推广中水使用，农民被告知，如果他们少用一个单元淡水，就能获得额外20%的中水配给，而中水最初也以大幅下降的价格供给。很快，农民尝到甜头，中水里富含氮，节省了他们的化肥开销。根据供需法则，如今以色列已经提高中水价格。
以色列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强制使用双冲式马桶的国家，家庭用水中有35%用来冲洗马桶，而双冲马桶可以节省约一半的马桶用水。以色列水务局一年可以因为这项推广，平均每人节省1700加仑水，全国节省135亿加仑水。
第五，水资源严格由政府控制。在以色列，水属于国家，政府管理水资源的整个周期，从第一滴到最终使用。全世界的官员都不愿意在水务方面花费资金，因为新的水务建设的好处要到很远的未来才能看得到。为了保持在水务上的基础设施、技术和创新上的高投入，以色列创建了权力高度集中的技术专家管制机制——以色列水务局。如今以色列资本主义经济生机勃勃，但是水资源依然由政府控制、采用集中计划方法管理。以色列人普遍认为在水资源方面的集权做法是本国成功实现节水的秘诀。以色列的水系统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成功的社会主义实践。
而相较于以色列，中国的水利部门在指令执行上则非常被动。水利部可以下令某条河什么时候放多少水，但是执行的企业可能有很多理由并不严格执行。比如，要求永定河上游放多少水，山西那边会说，我们也干旱呢。这也就让以色列水务局的执行效果变得更为凸显。
第六，不断的研发新技术。以色列是世界上人均研发支出最多的国家之一。全球水务产业每年销售额为6000亿美元（2013年数据），比生物科技和电信都要大。其中25%是高科技产品，比如各种技术、海水淡化、滤膜、滴灌等等，以色列在这些领域都出类拔萃。
阿米尔·皮莱格这个在科技界获得了成功的人士，在欧洲一次水务产业贸易展览上找到商机。他发现，那里到处都是硬件，都是水管，但是没有软件。他把来自水务公司的数据整合起来，创建数学公式，让它们发现漏洞。根据这些数据，提前计算出一条水管破裂的条件、温度等等，可以将街道的挖掘降低到最少。同时还能预测未来用水趋势，告诉自来水公司何时用水会飙升。类似的各种新科技，不断被发明上演着。
这些技术和做法，让以色列成为世界上与50年前相比，沙漠面积减少的唯一国家。在水资源供应得到确保后，战争、禁运、旱灾这些灾难中无论哪几件同时发生都不可能导致以色列人缺乏食品。
而水资源，也影响到了以色列的外交。1994年，以色列与约旦王国签订和平条约和1995年与巴勒斯坦签订的《奥斯陆协议》，都协议要分别向它们供应水源。
约旦河及其支流是以色列和邻国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不同事件中发生冲突的原因。但是以色列的水务专家认为，如今区域外的人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关系，看到的都是争端。但确实作为以色列的邻国，他们也享受到了水务上的好处。2014年的资料显示，以色列每年和约旦分享140亿加仑的水资源。
1967年9月，约旦河西岸地区708个城镇中，只有4个有自来水。当时的人口大约是60万，其中不到10%可以用上现代水管道系统。在2011年，西岸有240万巴勒斯坦人，其中95%家中有自来水，而且大部分都是高质量的水，因为超过一半的水来自以色列本身的水系统。
以色列一位水和环境活动家称，以色列用这种方式向世界表示，他们希望解决冲突。这甚至会让人们询问巴勒斯坦人，他们要准备采取何种措施来推进和平进程呢？许多人或许都期待着，随着时光流逝，民族主义会由区域主义取代，为经济发展与和平共处带来诸多好处。
有趣的是，以色列的先进水务知识，如今也在帮助中国人。中国在建国后一度未和以色列建交，因为要首先确保来自阿拉伯国家石油的稳定输入，中国也并不想冒险触犯其阿拉伯盟友。但随着时间流逝，中国意识到以色列也有自己需要的东西。
1983年末1984年初，以色列的水务工程师秘密来到中国，在靠近越南边界的广西集体农场考察，并提供来自以色列的种子和滴灌设备。但是中国要求这些设备和种子包装上的所有以色列产地标记要移除。
20世纪90年代早期，中国开始主动要求发展两国外交关系。到了2013年5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来到北京，内塔尼亚胡提议选择中国一个小城市，由以色列全部负责重建其水基础设施，如果顺利的话，未来可以推广到中国其他城市。中国政府当时选择了一座大约有100万人口的城市，内塔尼亚胡解释说，“总理先生，我们整个以色列都没有一个城市拥有100万人口，对我们来说，这真的不是个小城市。”2014年11月下旬，山东寿光成为了第一个试点城市，一共有15-20家以色列水技术公司会参与到这个项目中。
我们无法预见，以色列的技术引进，究竟能在多大程度帮助中国改变已经刻不容缓的水资源问题。我们也不知道袁中道在《游居柿录》描绘的圆明园一带的景色是否有朝一日还能重现。但可持续的、干净的、优质的水资源，确实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质量。当生存中的水资源得到保障后，或许我们才有机会想得更远，关于如何看待生活质量的问题；比如一个人走多远才能躺在可休憩的绿地上？一个家庭需要走多远才能坐在公园大树下？这样，我们的生活才能变得不仅仅是种植庄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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