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桥说马克思的胡须是误人之物,那什么样的胡须才是好的?
中国人认识马克思,离不开他那蓬勃的落腮胡须。在董桥先生看来,马克思的胡须是误人之物:“人在胡须丛中,看到的一切自然不是很清楚。”(董桥《〈在马克思的胡须丛中和丛外〉自序》,选自《静观的固执》,湖北人民出版社。)
可是,到底马克思为什么要留一把大胡子?Google一轮,发现网上也有人问这个问题,一下子也考倒了不少马列专家,答案千奇百怪:时尚,个性,性感,革命。
万没想到,在西单图书大厦搜罗到一本马克思的同胞写的《毛发的故事》(达尼埃拉·迈耶、克劳斯·迈耶著,綦甲福、罗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粗读一过,发现虽然没谈到马克思的个人初衷,可也勾勒出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首先,18世纪是一个不留胡须的世纪。这一点可以从俄国沙皇彼得一世看出来。1699年,彼得一世从西欧回到故国便推行全面西方化,其中就包括下令全国男子必须剃光胡须。胡须成了保守的俄罗斯观念的标志。彼得一世甚至推行一种“胡须税”,在各城市的城门严格检查,根据身份征收1戈比到100卢布不等:地位越高,罚得越狠。
到19世纪上半叶,德国旧政体的反抗者们留起了“民主主义者之胡”,而各诸侯国也开始明令禁止,文职人员包括大学教授都不得蓄胡,否则必须辞职。而此时所谓“教授胡”(Professorenbart)则成了19世纪教授阶层以及知识分子的典型标志开始盛行,并最终战胜了保守势力。1830年革命之后,胡须更是成了革命者的专属形象,而1848年的大学生抗议运动的斗士们也都将身体风格化,示威性地蓄着落腮胡须。
马克思1835年入波恩大学,1842年在耶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料想正好赶上这股反抗之风。胡须被普遍地看做一种具有反抗意味的政治审美意识,如果我们想到恩格斯、列宁、卡斯特罗、格瓦拉,这一意味就更能得到彰显了;就连马克思瞧不上眼的拉萨尔都是如此。
不过,卡斯特罗关于其胡子的言论前后并不一致:在回答为什么留胡子的问题时,他跟巴西人说是为了把省下来的时间也投入到无限的革命工作中去,而一转脸跟又美国人说原本他的脸也是刮得光光的,可打起仗来再也搞不到吉列牌(Gillette)刮胡刀片了。
后来,胡须逐渐从革命家们的面孔上消失了。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总书记昂纳克坚决要求:政治局成员必须剃光髭须。提出这项要求的时间我们不清楚,不过至晚是1986年:因为当时小平同志会见昂纳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照片的中央就是拥抱在一起的两张光溜溜的下巴了,且双方官员悉如此例。这里揣测昂纳克的本意的话,大概只能理解为坐江山跟打江山的苦衷有所不同吧。
这不,浙江省交通厅发布《机关工作人员行为规范(试行)》,其中规定:机关男性工作人员不得留胡须(2005年4月19日楚天都市报);可见这苦衷乃是一贯的。继而有网友声讨“马克思是不是合格的公务员?”(lonely文)网友只顾这么痛快一问,竟忘记了马克思跟当时的政府本来就是势不两立的。紧接着,马克思在天津也当不了大夫了,市卫生局规定明确,胡须也进入了医生的“三不”范围(2005年09月21日《天津日报》)。
中国人的胡子,一般是从美感的角度被看待的,当初之美髯公是最著名的例子。周总理初曾蓄须,传闻是对反动派表示抗议:中国人民不当家作主,誓不剃须,听起来也是一段佳话。
现代版的蓄须明志是小巨人姚明上演的:“如果中国男篮不进八强,我就半年不刮胡子!”(2004年08月12日《成都日报》)至此,胡须在中国已然完全脱离了政治意义,而成为一个时尚话题,以至在2005年5月台湾金曲奖上,“周董”和王力宏双双胡须登场,被描述为“撞胡须”事件,堪比“撞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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