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古希腊被视为同性恋者的天堂，但这一印象正随着古希腊学者研究的深入而逐渐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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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们可以看到，通过激烈的法律斗争和有针对性的政治活动，LGBT群体在争取合法权益的进程中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值得我们铭记的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LGBT人群是无法通过法律和政治途径来维护自身权益的，彼时法庭和议会对他们的请求充耳不闻。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们只有在梦中才能逃离压迫。
人们不应低估幻想的重要性。正是这样的幻想，给了那些生活在冷酷世界里的同性恋者援助和希望。他们从这种幻想中寻求慰藉，逃离宗教教义和世俗法律的束缚。在幻想的世界里，没有基督教神学会宣判你所追求的同性之爱是一种可耻的罪恶，也没有法律会判决你同性之间公共示爱的行为是一种“严重猥亵”。事实上，对于“同志乌托邦”的执着梦想，是过去200年来同性恋者历史想象的不变追求。
有一个地方令同性恋者尤为向往，那就是古希腊——那里被看作是同性恋者的天堂，同性之间的爱不仅不会受到任何歧视，反而蔚然成风。那是一个强有力的、令人着迷的美梦，却终究只是一个梦。古希腊学者们已经将这个美梦一点一点剥离，为我们揭示出了一个残酷现实：在古希腊文化中，对于同性恋的管制和约束比我们以前认为的要严格得多。
奥斯卡·王尔德在针对“不敢说出名字的爱”（Love that Dare Not Speak Its Name）这句话所发表的著名辩词中，表达了他对于摆脱道德谴责、寻求一个自由时代和世界的渴望。这句话出自王尔德的恋人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Alfred Douglas）的一首诗。1985年4月，王尔德因“有伤风化罪”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接受庭审，检方要求王尔德解释“不敢说出名字的爱”这句看似可以定罪的话是什么含义。检察官问道，这是否暗指那种见不得光的不雅爱情。王尔德的回应成为了同性恋辩护的典范：
在本世纪，“不敢说出名字的爱”是一种伟大的爱，是一位年长者对一位年幼者的伟大的爱，是大卫和乔纳森之间的那种爱，是柏拉图作为自己哲学基础的那种爱，是你们能在米开朗基罗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里所发现的那种爱。这是一种深沉而热情的爱，足够纯洁和完美。它是如此美妙而精致，它是最高贵的一种感情。它没有丝毫违背自然之处。它是思想上的，它不断出现在年长者与年幼者之间，当年长者拥有才智，年幼者就会拥有所有的生活快乐、所有希望和生活的魅力。它本应如此，世界却并不理解。世人只知对它大肆嘲讽，有时还因它而给人戴上镣铐。
通过这段慷慨激昂的辩护，王尔德向世人昭示了同性之爱已然绽放，是世人的误解才使它成为了“不敢说出名字的爱”。他挑战了整个时代的道德神经，也开创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他改写了刻板的历史，为世人展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过去。在这个版本中，他与道格拉斯之间的那种同性之爱其实源远流长，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欧洲文明创立之初，是文明建立的根基。
王尔德的道德理想与他所处的时代相悖，他所追求和歌颂的那种爱情，是时代和社会道德极力想要抹去的耻辱。从《旧约全书》的时代到希腊文化的繁荣，再到文艺复兴，王尔德想要为世人证明，同性之爱是一种自由浪漫的情感表达，古已有之。
根据彼时报纸的报道，王尔德的演讲在法庭上引发了旁听群众热烈而自发的鼓掌。他用优雅的措辞传递出了勇敢的反抗精神，然而，其中却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原创内容。王尔德发表的这段豪言壮语已经流传了几十年。19世纪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同性恋者都可能说出几乎一模一样的话，引用一模一样的典型人物，甚至还能说出更多范例。王尔德表达出了同性恋者对于过去某个时代所共同拥有的一种幻想，在这种幻想中，一种文化凌驾于所有其他文化之上，而那个时代那就是古希腊时代。
在19世纪，和王尔德一样的同性恋者对于古希腊世界的向往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的。那里就是他们梦想的乌托邦——同性恋不仅可以被接受，还会被歌颂。这种传统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甚至到了现代，人们去到希腊依然有可能感受到那种激情的遗迹。
在洒满热情和阳光的地中海岸，许多19世纪和20世纪的同性恋者试图短暂地再现那个失落的天堂，在其废墟中重现往日光景。摄影师威廉姆·万·格鲁登（Wilhelm Von Gloeden）和他的堂兄古列尔莫·普吕肖夫（Guglielmo Plüschow）在西西里岛上，以当地的年轻人为模特，利用道具和造型呈现出了一系列场景，旨在唤醒那个失落的世界。
现如今再看这些图像，即便我们都知道那是利用了最新的摄影技术创作出来的画面，但那些年轻人所传递出的绝望、刻意的逃避、对当代世界的排斥以及所有其他情感，依然很难让人不为之动容。在这些意大利模特们的眼中，格鲁登他们是一群奇怪的德国人，他们要求这些少年头戴花环、穿着宽外袍，在豹皮地毯上舒展身体摆造型，而这些少年对此的真实想法至今仍然是个谜。
同样地，许多女同性恋者都会去到希腊的莱斯博斯岛。对于许多人而言，莱斯博斯岛是一个朝圣之地，因为那里是莎孚（Sappho）的故乡。这位古希腊的女诗人热情奔放，情感丰富，她的诗歌充满了对女人的同性爱慕，在古时就极负盛名。除此之外，莎孚也是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位女同性恋，西方语言中的“女同性恋者（lesbian）”一词，就来源于莎孚的居住地莱斯博斯岛（Lesbos），用来形容在性取向上喜爱同性的女性。这引发了岛上居民的愤怒，但即便他们采取法律手段进行反对，也没能阻止这一命名。
1904年，英裔法国诗人蕾妮·维维安（Renée Vivien）和她的爱人、美国诗人娜塔丽·巴涅（Natalie Barney）试图在莱斯博斯岛上建立一个艺术家聚居地，但是最终没有成功。随后，维维安回到巴黎举办了一个文学沙龙，她装扮着希腊神庙的复制品，吟诵着莎孚的诗句，各地名流智者云集，实现了她们在莱斯博斯岛上未能实现的梦想。
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影响深远而重大，以至于古希腊时期的同性恋风潮成为了西方文化史上人尽皆知的秘密。每当人们论及同性恋的合法权利时，总会有人回想起那个全盛时代。
然而另一方面，正因为古希腊与同性恋之间的关联如此紧密，就连那些极力反对同性婚姻的人也会借此来支持自己的主张。在美国高等法院处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案件时，持反对意见的法官当中有一位是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他指出，尽管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认可同性恋爱关系，但却从未确立过同性婚姻的相关制度。在他看来，由此可以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古代人必然认为同性婚姻制度会对社会造成危害。
在澳大利亚也出现过同样的情况。前参议员比尔·奥切（Bill O'Chee）和公共基督教中心的创会理事约翰·迪克森博士（John Dickson）都提出过类似的论据，以古代希腊人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同性婚姻来反对澳大利亚同性婚姻的合法化。
毫无疑问，阿利托大法官和他的追随者们提出的论据存在严重缺陷。然而，这些论点却实实在在地反映出，谈及古代希腊人以及他们对于同性之爱的态度时，人们都太过于浪漫主义了，而这样的想法有其危害性。
古希腊人对于同性之间相互吸引的态度，其实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宽容或是自由。人们总是会轻易忘记一个事实：古希腊是一个奴隶所有制社会，奴隶常常会被他们的主人性剥削——这一点就足以粉碎任何有关希腊的理想化观点。的确，古希腊人能够接受同性相吸，但是他们同样也能容忍对于男性和女性的暴力性虐待，而这种行为在现如今是绝对不允许的。
即便是在自由民当中，古希腊人对于同性之间的求爱行为也有严格的管制。年长的男人在追求比自己更年轻的男孩时，即使前者被迷得神魂颠倒，在这段关系中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他们之间仍然存在着一种固有的权力失衡，这一点让人无法忽视。所以，古希腊人制定了详尽的规范来控制年长男性追求年轻男孩的过程和方法。比如规定了可以用哪些礼物来求爱——鱼干和斗鸡——在古代的同性恋之间，就相当于是鲜花和巧克力。
男孩不应该表现得过于急切，追求者也必须极为谨慎，不能表现得过于急切，也不能表现得像一个愚蠢的傻瓜。一旦违反这些规则，就会导致社交死亡：荡妇羞辱（slut-shaming）似乎是一种普遍性的人类倾向。在很多报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同性恋情发展不顺利进而导致了谋杀和自杀。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个失恋者在拒绝了他的男孩家门前上吊自杀。还有一个例子，一个男人因喜欢上了一个奴隶男孩，而企图谋杀他的一个男性情敌。
对于古希腊时期女同性恋的生活，我们知之甚少。虽然莎孚的诗歌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研究依据，但是这些作品流传至今大多已经散轶。而且，从她仅存的几首完篇诗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情况并不尽然是美好。莎孚的诗歌往往带有忧郁的色彩，表达了她因为被拒绝或是被逼婚而求爱不得的苦闷。
与同性之爱有关的神话鲜有美好的结局。在古希腊神话当中，各个城邦都喜欢选择本地人作为同性恋的开创者。其中，在色雷斯，传说中的俄耳甫斯就被当作是第一个引入同性恋的人。俄耳甫斯是一位音乐天才，他最为人熟知的故事是舍身进入冥界，试图拯救亡妻欧律狄刻，最终却并未成功。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俄耳甫斯拯救亡妻失败之后，他就完全放弃了女性，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年轻的男性。的确，他在性取向上的转变是如此彻底而成功，以至于他的追随者、酒神和戏剧之神狄俄尼索斯都因此伤了心。被俄耳甫斯拒绝而激怒的女性们，将他撕碎肢解，把他的头颅扔到了附近的赫布鲁斯河里，尽管已经失去生命，但它仍然奇迹般地继续歌唱。
激情、嫉妒和死亡，是希腊同性恋神话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太阳神阿波罗心爱的美少年雅辛托斯就是死在西风之神仄费罗斯的嫉妒之下。仄费罗斯因为自己得不到雅辛托斯，便趁着雅辛托斯和阿波罗玩掷铁饼游戏时，故意用风向改变了铁饼的轨道。铁饼击中了雅辛托斯的头部，这位俊美的少年也因此一命呜呼，其血泊之中长出了第一朵风信子花。这是一个悲惨感人的故事，值得我们更好地去了解。奥斯卡·王尔德喜欢佩戴绿色康乃馨，这种花因此也成为了同性恋的可见象征。而现在，了解了雅辛托斯的凄美故事之后，我们也是时候摒弃过时观念中有关风信子的老旧形象了，让它回归到神话，成为“永远的怀念”的象征。
即便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男人，也不能确保所爱之人的安全。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伴侣海拉斯长相俊美，他在林中取水时，水中的宁芙因迷恋他的美貌而将其淹死在水塘中。失去了爱人的赫拉克勒斯悲痛欲绝，放弃了夺取金羊毛的任务。海拉斯并不是赫拉克勒斯唯一的男性恋人，但是赫拉克勒斯其他同性情人的遭遇也好不到哪儿去。索斯特拉特英年早逝，而阿布得罗斯则被吃人肉的牡马撕裂吞噬。
这些神话故事反映出了古希腊社会对于同性恋爱的矛盾心理。在古希腊世界里，对于男子同性关系的关注和监督尤为密切，因为与同时代的女性不同，男性所享有的自由权力意味着他们犯错的可能性也更大。如果放任不管，激情可能造成悲剧性的后果。所以，就连柏拉图这样的伟大思想家都对同性恋爱关系表现出了暧昧的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时，柏拉图认为同性之间的恋爱关系是理想爱情的最佳状态。在《会饮篇》（Symposium）当中，阿里斯托芬在他的发言里勾勒出了同性恋爱的场景，与现代对于伴侣关系的定义非常接近，人们在爱情中找到与自己对等的另一半，通过爱情实现彼此的圆满，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这是一幅美好的图景。但是在古代雅典社会，这似乎更像是一个思想实验，而不是生活现实的真实反映。
然而，在柏拉图的《法律篇》（Laws）中，他又对同性恋爱关系表示出了不屑一顾的态度，认为这种关系违背自然规律，是正常社会中的不恰当关系。
根据我们现如今对于古希腊社会的研究，那个时代的同性恋爱关系其实远比我们想象中复杂。尽管如此，古希腊人为规范这种关系所做的一切努力，的确能够鞭策我们思考：为什么社会对于爱——无论是同性之间，还是异性之间——会如此恐惧？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得这种情感能够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化，以至于需要制定复杂的求爱制度对其进行约束，甚至编造了一系列的神话故事，令你对于这种把自己完全交付于他人的爱情关系感到害怕？
研究古希腊人对于同性恋爱关系的态度对于我们的好处在于，它警醒人们真实的历史和主观的怀旧之间是有差别的，把两者混为一谈则会非常危险。一旦我们放下“美梦成真”的寄托，不再过分盲目乐观地逃避现实，就会发现，古希腊文化对于同性恋爱关系的态度和行为复杂而多样。这样的古希腊人或许会让人感到有点失望，但是却更加真实。我们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但绝不能一味地模仿。“同志乌托邦”或许真的存在，但它应当是未来的奋斗目标，而不是过去一个失落的天堂。
（翻译：刘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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