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鲁迅的牙痛、胃痛，以及他的疾病观。
在鲁迅的小说里，我们可以目睹许多病痛病患与非正常死亡，例如《狂人日记》的受迫害妄想症、《药》里的肺痨患者、《明天》里热病致死的孩子、《白光》里的病态狂想症；《孤独者》里的魏连殳因病而殁，《祝福》里的祥林嫂被命运摧残形神俱灭。在这些人物身上，“疾病”不仅仅是生理的折磨、缺损以及致死的原因，而且更像一种富有“鲁迅特色”的隐喻和意象。
鲁迅先生学医出身，却终身与疾病相伴。自小时起，牙痛就折磨着他；随着年纪渐长，胃痛、腹泻、背痛、麻痹等疾患也时常“光顾”。他甚至曾颇为戏谑地写下这样的话：“生一点病，的确也是一种福气。不过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要病是小病，并非什么霍乱吐泻，黑死病，或脑膜炎之类；二要至少手头有一点现款，不至于躺一天，就饿一天。”
从这点儿“生病的福气”延展出去，便是中国古代文人中间流行的“多愁多病身了”，而鲁迅对于“才子多病”的孱弱文人形象深恶痛绝，“愿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的到阶前去看秋海棠。这种志向，一看好像离奇，其实却照顾得很周到。”（《病后杂谈》）不仅如此，他还将当时中国的社会症状与“病态”相联系比对，例如鲁迅曾将“国粹”比喻成脸上生出的“瘤”和“疮“，“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 ‘粹’”。“瘤”和“疮”是“国粹”，女人的小脚和束胸也是“美的”，鲁迅曾注意到中国女人饱受摧残的脚与乳房，与中国圣人讲究的“中庸之道”形成了讽刺的对比：“然则圣人为什么大呼‘中庸’呢？曰：这正因为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人必有所缺，这才想起他所需。”（《南腔北调集·由女人的脚》）
鲁迅自身的疾病史与他笔下患病的世界和众人，似乎形成了互相对照、彼此隐喻的关系，那么作为“病人”的鲁迅，究竟受苦几何？对于个体的疾病和疼痛又有何见解？阎晶明的《鲁迅还在》一书日前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本书中节选了“病还不肯离开我”一节的内容，以飨读者。
鲁迅是多病的。人们通常的印象，鲁迅是肺病的长期患者，他也病逝于此病。这是的确的。不过从鲁迅自己的记述中可知，他长期受困扰最多的却是另外两种病：胃痛和牙痛。《鲁迅日记》从一九一二年五月进入北京始，让后人可知其日常生活情形之片段，而他得病治病的经历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一九一二年十月至十二月，鲁迅日记里记载了数次“腹痛”“胃痛”的经历。十月十二日“夜腹忽大痛良久，殊不知其何故”，十三日“腹仍微痛”，十一月九日“夜半腹痛”，十日“饮姜汁以治胃痛，竟小愈”，二十三日“下午腹痛，造姜汁饮服之”。十二月五日，医生“云气管支及胃均有疾”，六日则“觉胃痛渐平，但颇无力”。
鲁迅的胃痛（腹痛）经常发生在夜里，“夜腹痛”是日记里常见表述。在鲁迅自己看来，胃痛并不算致命的病，所以他的措施也多是克服痛状而非谋求根治。从日记里可以看到，鲁迅并不专门到医院寻求根治胃病的方法，多是去医院或药店买药服用，有时甚至自己用偏方治疗。这也许是因为他自认为自己可以判断出胃痛或腹痛的原因。如一九一三年二月二十六日日记，“夜胃小痛，多饮故也。”同年十一月三日又记“夜腹小痛，似食滞”。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九日致母亲信中说“胃痛大约很与香烟有关，医生说亦如此”。在北京时，即使“胃大痛”也多是以服药治胃应对，并未见针对性的专门药名。晚年在上海居住，一九三一年后日记里又频繁出现“胃痛作”“腹痛”表述，不过此时他似乎有了专治胃病的药物，所以时常后缀服药情况，如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记有“胃痛，服海儿普锭”，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五日记“胃痛，服海尔普”，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十六日分别记有“胃痛，服Bismag”。
对待胃病原因，鲁迅多通过自我诊断治愈。这个伴随了他二十多年的病痛，并没有在心里造成多大担忧，他将之称为“老病”，虽未忽略，却也未求根治。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三日致母亲信中，鲁迅说道：“男亦安，惟近日胃中略痛，此系老病，服药数天即愈，乞勿远念为要。”同月二十五日信中称“男胃病先前虽不常发，但偶而作痛的时候，一年中也或有的，不过这回时日较长，经服药一礼拜后，已渐痊愈”。五月四日信中又安慰母亲道“男胃痛现已医好，但还在服药，医生言因吸烟太多之故，现拟逐渐少”。这一年，他在致山本初枝、曹靖华、徐懋庸信中，分别告知了对方自己已经痊愈或“胃病无大苦”的消息。
除了“胃痛”“腹痛”，鲁迅还有多次“腹写（泻）”经历。有时甚至“夜半腹部写二次，服HELP八粒”。
作为一个学医出身的人，鲁迅不会不知道胃病本身的致命性。一九二五年九月，朱安身患胃病，鲁迅这个月二十五日日记里有去医院的记述，应该就是陪同朱安去看胃病，他在二十九日致好友许钦文信中讲到，“内子进病院约有五六天出［现］已出来，本是去检查的，因为胃病；现在颇有胃癌嫌疑，而是慢性的，实在无法(因为此病现在无药可医)，只能随时对付而已。”一九三四年七月九日致徐懋庸信中说：“胃病无大苦，故患者易于疏忽，但这是极不好的。”而鲁迅知道自己身有其他疾患，他却把自己的胃病当成“并发症”或“伴随性”疾病对待。他是这么认为的，或者是这么安慰自己的。鲁迅对疾病的利害性和治愈可能，时常流露出自我安慰的感觉。
鲁迅自称自己是“牙痛党”。他长期受到牙痛的折磨，牙痛不是病，却让他产生格外强烈的身体意识。一九二五年十月，作杂文《从胡须说到牙齿》，说道：“我从小就是牙痛党之一，并非故意和牙齿不痛的正人君子们立异，实在是‘欲罢不能’。”鲁迅的自述已经说明这实是家族遗传所得：“听说牙齿的性质的好坏，也有遗传的，那么，这就是我的父亲赏给我的一份遗产，因为他牙齿也很坏。于是或蛀，或破，……终于牙龈上出血了，无法收拾；住的又是小城，并无牙医。”鲁迅的母亲鲁瑞、二弟周作人，都有时常治疗牙痛的记录。也是在这篇文章里，鲁迅说：“虽然有人数我为‘无病呻吟’党之一，但我以为自家有病自家知，旁人大概是不很能够明白底细的。”牙痛就是典型的自己有痛、别人漠然的疾病。而且这病自幼伴随，“我幼时曾经牙痛”。（《忽然想到》）一九一三年五月一日，鲁迅日记第一次记述牙痛就颇具“力度”：“夜齿大痛，不得眠。”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夜齿大痛，失睡至曙”。被牙痛折磨得难以入眠，这可真的是别人不明白“底细”而只有“自家知”的痛苦了。鲁迅齿痛的原因多是龋齿之痛。一九一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往徐景文寓治龋齿”，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以齿痛往陈顺龙寓，拔去龋齿，付泉三元。归后仍未愈，盖犹有龋者”。故三十日“复至陈顺龙寓拔去龋齿一枚，付三元”。齿痛还会引发牙齿周围病症，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九日在上海，就因“上龈肿，上午赴宇都齿科医院割治之”。
自幼就是“牙痛党”的鲁迅，牙齿所受苦痛甚至不止于遗传和好吃甜食而生龋齿。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五日，鲁迅一大早“往孔庙执事”，不料“归涂坠车落二齿”。这件事，鲁迅在《从胡须说到牙齿》里曾有详述。不过因为文章写于一九二五年十月，所以在时间上有误，“民国十一年秋”应为民国十二年春才对。鲁迅的记述如下：
“袁世凯也如一切儒者一样，最主张尊孔。做了离奇的古衣冠，盛行祭孔的时候，大概是要做皇帝以前的一两年。自此以来，相承不废，但也因秉政者的变换，仪式上，尤其是行礼之状有些不同：大概自以为维新者出则西装而鞠躬，尊古者兴则古装而顿首。我曾经是教育部的佥事，因为‘区区’，所以还不入鞠躬或顿首之列的；但届春秋二祭，仍不免要被派去做执事。执事者，将所谓‘帛’或‘爵’递给鞠躬或顿首之诸公的听差之谓也。民国十一年秋，我‘执事’后坐车回寓去，既是北京，又是秋，又是清早，天气很冷，所以我穿着厚外套，带了手套的手是插在衣袋里的。那车夫，我相信他是因为磕睡，胡涂，决非章士钊党；但他却在中途用了所谓‘非常处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自己跌倒了，并将我从车上摔出。我手在袋里，来不及抵按，结果便自然只好和地母接吻，以门牙为牺牲了。于是无门牙而讲书者半年，补好于十二年之夏，所以现在使朋其君一见放心，释然回去的两个，其实却是假的。”
那次受伤后，鲁迅从六月到八月多次到伊东医院“治齿”也“补齿”，八月八日“往伊东寓治齿并补齿毕”，二十五日“上午往伊东寓修正补齿”。鲁迅几乎每一年都会受到牙痛困扰，日记中多有疗齿记录。主要是制服“齿痛”“补牙”“造义齿”。例如：一九二六年七月十日“午后往伊东寓补牙讫”；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日“午前赴宇都齿科医院疗齿讫”；一九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下牙肿痛，因请高桥医生将所余之牙全行拔去，计共五枚”；四月二十一日“午后往齿科医院试模”；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往高桥齿科医院修义齿”；一九三五年四月六日“至高桥医院治齿”，八日、十日“治齿龈”。一九三六年未有治齿记录，但并非牙已无痛，而是身体实在有了更致命的疾病，使他顾不得继续做“牙痛党之一”了。
可以说，自青年时代起，胃病和牙痛或交替或并发地困扰着鲁迅，他不得不经常去应对。鲁迅日记里，提及“牙”或“齿”超过百次，提及“胃”“腹”疾病的也逾半百。时有小病捣乱，让鲁迅对身体及其健康常有感受并产生格外敏感。
鲁迅文章里写到“疾病”，虽说写的是“病态”，但也有表达上的某种“诗意”，这“诗意”是文字上的精彩和生趣，也含着对某种国民性或“病态”文化的批判。“记得幼小时，有父母爱护着我的时候，最有趣的是生点小毛病，大病却生不得，既痛苦，又危险的。生了小病，懒懒的躺在床上，有些悲凉，又有些娇气，小苦而微甜，实在好像秋的诗境。”（《新秋杂识（三）》）
他视“小病”为生命体验的机会，也认为是富贵者“优雅”生活的表征。
生一点病，的确也是一种福气。不过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要病是小病，并非什么霍乱吐泻，黑死病，或脑膜炎之类；二要至少手头有一点现款，不至于躺一天，就饿一天。这二者缺一，便是俗人，不足与言生病之雅趣的。
我曾经爱管闲事，知道过许多人，这些人物，都怀着一个大愿。大愿，原是每个人都有的，不过有些人却模模胡胡，自己抓不住，说不出。他们中最特别的有两位：一位是愿天下的人都死掉，只剩下他自己和一个好看的姑娘，还有一个卖大饼的；另一位是愿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的到阶前去看秋海棠。这种志向，一看好像离奇，其实却照顾得很周到。第一位姑且不谈他罢，第二位的“吐半口血”，就有很大的道理。才子本来多病，但要“多”，就不能重，假使一吐就是一碗或几升，一个人的血，能有几回好吐呢？过不几天，就雅不下去了。（《病后杂谈》）
生活中的鲁迅终生在面对各种疾病，他的创作也与“疾病”有着“不解之缘”。鲁迅希望中国的将来是正常的社会，人们可以享受应有的幸福，然而面对现实并将之在小说里表现，他所看到和写下的，多是“病态”的人生。这里无法展开详述，不妨简要点提一下鲁迅小说中关涉“疾病”或“病态”的元素。
《狂人日记》——精神患者，受迫害狂。《孔乙己》——致残者。《药》——肺痨患者及其死亡。《明天》——热病致死的孩子。《白光》——病态狂想症。《祝福》——被命运摧残使精神、身体俱毁者。《长明灯》——疯子引发的惊慌。《孤独者》——病死的魏连殳。《弟兄》——病与治病的全程描写。
其实，鲁迅小说描写无论是极端的性格还是悲苦的人生，无论是“哀其不幸”的角色，还是虚伪的文士，笔下人物大都有着某种程度不等的精神病态。
鲁迅的创作很多是伴随着自身疾病进行的。以鲁迅小说里标注具体写作日期的几篇为例吧，写《风波》是一九二年八月五日，那天的日记：“午前往山本医院取药。小说一篇至夜写就。”《祝福》篇末注明日期是“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而二月六日日记有“夜失眠，尽酒一瓶”。一九二四年三月，鲁迅全月“往山本医院诊”十余次，其中就包括二十二日完成小说《肥皂》那一天。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午后发热，至夜大盛”，实为鲁迅肺病复发，直到次年一月转愈。而这期间，仅就写作，鲁迅完成了小说《孤独者》《伤逝》《弟兄》《离婚》以及《野草》中的数篇、与陈西滢论争最为激烈的多篇杂文。
直到一九三六年，鲁迅病重并自感难以好起来的境况下，仍然不能放下手中的笔。“大病初愈，才能起坐，夜雨淅沥，怆然有怀，便力疾写了一点短文。”（《关于〈白莽遗诗序〉的声明》，1936年5月）“从去年起，每当病后休养，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体力恢复后应该动手的事情：做什么文章，翻译或印行什么书籍。想定之后，就结束道：就是这样罢——但要赶快做。”（《死》，1936年9月）
鲁迅在一九三三年初认识须藤，七月开始请须藤为海婴看病，直到一九三四年四月，鲁迅才第一次请须藤为自己诊治胃病。到十一月开始，须藤频繁到鲁迅寓所为其看病。无论是鲁迅“往视”还须藤来“诊视”，两人的“医患”关系已经无法解除，直到鲁迅逝世，两年间鲁迅请须藤为自己看病应在一百五十次左右。鲁迅对须藤非常信任，认为“他是六十多岁的老手，经验丰富，且与我极熟，决不敲竹杠的”。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初开始，鲁迅持续发热近一个月，体温有时会高达三十八摄氏度以上，其间还伴有剧烈“胁痛”“肋间神经痛”等症状。这实际上已经暗含了他的健康趋向。
一九三五年，尽管无重病发作，但度过的也是“体弱多病”的一年。到了一九三六年，身体状况急转直下，神经痛剧烈，咳嗽，“面色恐怕真也特别青苍。”很快又“骤患气喘”，“气管痉挛”，到了六月，去医院拍了X光片，发现两肺都有病，到八月一日，体重已只有三十八点七公斤。须藤经常为其用注射法解除症状和痛感，抽去肋间积水，但根治已无可能，八月中曾吐血数十口，尽管他自己解释说“不过断一小血管”，“重症而不吐血者，亦常有也。”但这明显已是安慰亲友的说法了。他已知道自己得的正是“大家所畏惧的肺结核”。日渐病重不起的鲁迅，一方面接受着自己仍然信任的医生须藤的各种治疗，一方面竭力向周围关心自己的人们报告着病重但正在好转的消息：“但我不大喜欢嚷病，也颇漠视生命，淡然处之，所以也几乎没有人知道。”
“漠视生命，淡然处之。”这是一个战士的品格和勇气，也是通透者的生命认知。一九三六年九月五日，鲁迅写下那篇类似于“遗嘱”式的文章《死》，其中就讲道：
“直到今年的大病，这才分明的引起关于死的豫想来。……大约实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险了的缘故罢，几个朋友暗自协商定局，请了美国的D医师来诊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欧洲的肺病专家，经过打诊，听诊之后，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这判决使善感的朋友们下泪。我也没有请他开方，因为我想，他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然而D医师的诊断却实在是极准确的，后来我照了一张用X光透视的胸像，所见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诊断相同。”
语气间没有对死亡的恐惧，却透露出一种淡然中的凛然。但毕竟，鲁迅不是神而是人，是身体有痛就有感的常人，也是因感知病痛直至死亡而影响心境的普通人，因为他接着说道：“我并不怎么介意于他的宣告，但也受了些影响，日夜躺着，无力谈话，无力看书。连报纸也拿不动，又未曾炼到‘心如古井’，就只好想，而从此竟有时要想到‘死’了。”
生命有如一盏灯，感受光的人不知道里面还有多少油，生命更如一支蜡烛，燃烧的过程比想象的要快，而且命运的风会随时吹过来，没有人知道那力量只是使光影晃动还是令其熄灭。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鲁迅逝世的前一天，他的生命感受已经无力探讨病情，而只求尽快缓解难以忍受的痛苦。他用极其潦草的笔迹写下最后一封信，请内山完造速延请须藤来救治：
老版几下：
没想到半夜又气喘起来。因此，十点钟的约会去不成了，很抱歉。
拜托你给须藤先生挂个电话，请他速来看一下。草草顿首
L拜 十月十八日
已经创造了“五年”生命奇迹的鲁迅，感知着病痛甚至难以忍受，面对死亡却并无畏惧。他不想死，为了自己未完成的工作，为了给家人口，为了让亲友们安心，有时很显然也是为了不给敌手以畅快的机会。他顽强地活着，但绝不是苟活，不是懦弱地求生。他要给世界留下更多光亮和力量，也要向黑暗投出最后的一击。但是，他终于还是抵不过病痛的折磨，怀着太多的留恋、遗憾，带着无畏而又温暖的表情离开了这个世界。即使在最后一封求救信里，他也不忘记首先向朋友表达不能如约赴会的抱歉。即使他想到过死亡，写下了以《死》为题的文章，但他仍然没有向这个世界告别的打算。自幼的“牙痛党”，长期的胃病患者，青年时就累积下肺病隐患的清瘦之人，在自己搭建的“老虎尾巴”里和阁楼上写作的作家，生活没有规律、烟酒常伴随其日夜的写作者，必须以超负荷的劳作去换取众多家庭支出的承担者，一个无私帮助青年、文友的热心人，一个绝不与敌手讨论“宽恕”问题的不屈者，突然间放下了一切，包括放下了缠绕他一生的种种病痛。
鲁迅的生命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的疾病史。他的逝世，是一个民族的创痛，就他个人而言，也是对种种疾病的彻底抛弃与“治愈”！
（经江苏文艺出版社授权发布，节选时有删节和标题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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