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查尔斯·曼森（Charles Manson）在位于华盛顿州麦克尼尔岛上的美国联邦监狱服刑。当时，他听说有两本书令其他囚犯痴迷不已，一本是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Heinlein）于1961年出版的科幻小说《异乡异客》（Stranger in a Strange Land），另一本则是L·罗恩·哈伯德（L. Ron Hubbard）于1950年出版的自助指南《戴尼提：精神健康的现代科学》（Dianetics: The Modern Science of Mental Health）。

海因莱因的小说讲述了主人公瓦伦丁·迈克尔·史密斯的故事。史密斯从小被火星人抚养长大，回到地球上之后，他就像个救世主降临，大力宣扬自由之爱，并以此为教义形成了一种宗教信仰，信徒们通过同饮一个杯中的水这种仪式以及强烈的同理心（称作“神交”）而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哈伯德的非虚构作品则描述了一种治疗方法，能够帮助人们摆脱各种自我毁灭的心理习惯，这种方法后来成为了哈伯德创建的山达基教的基本原则。

曼森几乎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所以他可能也并没有深入钻研这两本书中的内容。但是曼森极为擅长从谈话中汲取信息，通过与其他囚犯交流这两本书里的内容，他就获得了足够多的信息，并以此整合出了一种新的宗教体系。对于曼森而言，海因莱因和哈伯德的作品是他人生最为关键性的一个转折。在此之前，曼森一直都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小混混，因为屡次作奸犯科在监狱中进进出出，他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然而，1967年，当曼森刑满释放走出联邦监狱的时候，他的形象完全改变了——他变成了一个魅力超凡的街头传教士，并在旧金山海特-黑什伯里区的嬉皮士群体中聚集了一大批追随者。

曼森向追随者们宣扬一种集体共有的信条：他们将成为一个大家庭，所有的东西都会分享，包括爱。曼森编造的这套宗教信仰实际上是多方借鉴、拼凑而成。正如《纽约时报》所言，曼森的哲学是“一种独特的组合，融合了山达基派的教义、嬉皮士的反权威主义（anti-authoritarianism）、披头士的歌词、《启示录》的内容，以及希特勒的作品”。其中科幻小说的成分也非常明显。我们从曼森家族的很多方面都能看到《异乡异客》的影子，比如宗教仪式（同饮一杯水）、宗教用语（“神交”），还有超然存在的宗教承诺（曼森的追随者们都希望，他们能够获得神秘的力量，就像海因莱因小说中的主人公拥有超能力那样）。思维胜过物质这种理念，也正是哈伯德的《戴尼提》所极力鼓吹的说辞。

显然，曼森家族对于“爱”的定义是扭曲的，而且他们的“爱”仅限于家族内部。对于外部世界，他们想要的是一场暴力的种族战争，以最终实现统治幸存者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曼森家族在1969年8月展开了一场杀人狂欢，造成9人死亡，他们也因此被列为美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邪教组织之一。当时，警方在试图破解这些谋杀案件期间，曼森的一个追随者琳内特·弗洛姆（绰号“吱吱”，1975年曾试图暗杀美国前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在绝望之下给海因莱因连续打了好几通电话，希望这位小说家能够保护她和她的朋友们躲避警察。

曼森被捕入狱，终身监禁直至死亡。2017年11月20日，曼森在加利福尼亚州克恩县的一家医院自然死亡，终年83岁。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曼森家族惨无人道的杀戮事件就是20世纪60年代鸣起的死亡丧钟，意味着一个年代的终结。作家琼·狄迪恩（Joan Didion）在《白色专辑》一书中写道：“我认识的很多洛杉矶人都认为，六十年代是在1969年8月9日突然结束的。”所以，在对曼森的历史关联进行评估的过程中，我们很有必要重新审视海因莱因和哈伯德的两本作品，在促成曼森乌托邦式的野心和一个国家的瓦解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曼森大规模借鉴这两位作家的作品，绝非偶然。无疑，作家本人是阐明科幻小说如何引发邪教倾向的最佳人选。

海因莱因和哈伯德相识于1939年，两人一拍即合。海因莱因对妻子说起哈伯德时，称他“不管在哪个方面都和我们是一类人”。（威廉·帕特森在为海因莱因所作的两卷自传中描述了这两人之间的友谊。）他们都是多产作家，对《惊奇科幻》（Astounding Science-Fiction）杂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在约翰·坎贝尔（John W. Campbell）担任编辑期间，掀起了科幻小说界的一场革命。《惊奇科幻》因其主要关注“硬科幻”（hard science fiction）而闻名，所选用的科幻作品都是严格建立在实际科学推断的基础之上。这种倾向实际上带有一点儿自我服务的意味，因为坎贝尔本人很喜欢伪科学。但是对于海因莱因而言，不可否认的是，他身为工程师的工作，以及所接受的相关教育，都进一步提升了这一流派的可信度。

海因莱因的妻子莱斯琳·麦克唐纳（Leslyn Macdonald）是一名诗人兼剧本编辑。他们之间是开放式婚姻，海因莱因有一个习惯，就是鼓励他的男性好友把莱斯琳当做情人。就连哈伯德后来也感到惊讶，因为海因莱因“几乎是强迫我和他的妻子睡觉”。对于海因莱因来说，分享妻子的身体是维系男性关系纽带的一种形式，这也成为了他在《异乡异客》中构想的集体狂欢（尤其是指无节制的、不羞怯的性交）的先兆。他在小说中编造了一种宗教，而信徒们正是通过这种形式的集体狂欢巩固团结。

此外，哈伯德和海因莱因都对超自然力量有着同样的兴趣。他们共同的朋友杰克·帕森（Jack Parson）是一名火箭专家，三人曾一起研究过神秘学学者阿莱斯特·克劳利（Aleister Crowley）的教义，并亲身尝试过黑魔法。

在亲身经历二战之后，哈伯德可能患上了某种形式的创伤后应激综合症。（他曾在海军服役，编造了他在战时的冒险故事；然而事实上，军方的记录却显示，哈伯德在战争期间的服役情况是“不合格”的）。他试图创造一种新的心灵学科，可以将其理解为自我治疗的一种尝试，而这种想法随着《戴尼提》的出版达到了极点。关于《戴尼提》的第一篇文章刊登在1950年3月出版的《惊奇科幻》上。坎贝尔在早期就是这部作品的狂热支持者，并称赞《戴尼提》帮助他治愈了慢性鼻窦炎。（但这种疗效其实是心理层面的、暂时性的）。坎贝尔的生活圈子里有许多科幻小说作家也都陷入了《戴尼提》狂热，包括A·E·范·沃格特（A.E. van Vogt）、凯瑟琳·麦克莱恩（Katherine MacLean）和詹姆斯·布利什（James Blish）等。

然而，坎贝尔对于《戴尼提》所抱有的幻想最终还是破灭了，之后，他转而成为了其他各种形式伪科学的倡导者，包括迪安驱动装置（一种永动机装置）、希罗宁姆斯机器（据说可以放大心灵遥感和其他超能力）、种族决定论，以及坚信吸烟不会导致癌症等。事实上，“硬科幻”所隐含的主题思想往往是关于神秘的超自然存在，想象人类在太空时代如何通过科技实现宗教承诺。不仅仅是海因莱因和哈伯德，还有创作了著名的《沙丘》系列（Dune）的弗兰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坎贝尔圈子中的作家们一次又一次想象着通向超自然的科技途径。

与坎贝尔不同，海因莱因完全没有受到《戴尼提》的影响。但尽管如此，海因莱因还是沉迷于老友哈伯德创造伪科学的方式，并最终形成了山达基教派。这就为一种想法埋下了种子：如果有人创建了一种类似山达基教的宗教，并且真的发挥效果，赋予了人们诸如读心术和悬浮术这种超自然的精神力量，会怎么样呢？这种思想实验的产物就是《异乡异客》，它至今仍是海因莱因最著名的小说。小说主人公朱巴尔·哈肖是一位博学的作家，特别善于诱惑女性，显然，哈肖就是一个理想化版本的哈伯德。

海因莱因创作《异乡异客》实际上是对宗教的一种讽刺。哈伯德把科幻小说变成了一种宗教，而与之相反，海因莱因试图把宗教变成科幻小说。但是许多读者都把这些看得太过严肃了。1969年3月，海因莱因在里约热内卢的一个电影节上，认识了一位充满魅力的女演员莎伦·塔特（Sharon Tate）。就在几个月之后，塔特就被邪教组织残忍杀害了，该邪教组织正是从海因莱因的小说中获得了灵感。

没有哪一种文学流派能够像科幻小说这样滋养孕育一个宗教。海因莱因的作品是许多竞争教派的跳板，他亦自称是“没有教会的传教士”。与20世纪60年代声名鹊起的众多知识分子不同，海因莱因被各种各样的群体视作灯塔，包括嬉皮士、鹰派、自由主义者和独裁主义者等。

曼森家族并不是唯一一个以《异乡异客》为蓝本做引导的群体。1962年，在密苏里州，威斯敏斯特学院的学生蒂姆·泽尔（Tim Zell）和兰斯·克里斯蒂（Lance Christie）成立了“水兄弟会”，发誓要遵循海因莱因小说中的一夫多妻制来生活。到了1968年，最初的水兄弟会发展成了万界教会（the Church of All Worlds），并在两年后得到了美国国税局的认可。万界教会至今仍蓬勃发展，多年来还与许多新异教派相融合，包括借鉴凯尔特萨满教和威卡教等等，但其核心信条依然是海因莱因所提出的理念。

海因莱因在军队中也有许多追随者，大都出于认同他在1959年出版的《星船伞兵》（Starship Troopers）中对战争精神的极力辩护，他认为这种精神对于地球上和太空中的人类生存至关重要。海因莱因在作品——无论是非虚构类还是虚构类作品——中对于未来战争的推断，都对美国的军事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他在1945年的一份备忘录中写到了一个海军火箭项目，这个项目在五角大楼内广泛流传，显然还曾被杜鲁门拿到内阁会议上进行过讨论。说服罗纳德·里根推行星球大战导弹防御计划的那位说客，也受到过海因莱因的影响，并让他给予这个项目认可。

自由主义者们，包括那些具有反战倾向的人们，也把海因莱因看作文化英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赞扬了海因莱因于1966年出版的小说《严厉的月亮》（The Moon Is A Harsh Mistress），认为这是一本“精彩绝伦”的作品，记录了一场发生在月球殖民地的反对中央集权的叛乱。弗里德曼称赞海因莱因推广了“TANSTAAFL”（There Ain't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的口号，而这句口号是海因莱因从他的科幻小说家朋友杰瑞·佩尔内勒（Jerry Pournelle）那里学到的。弗里德曼的儿子戴维自称是一个无政府资本主义者，他在这方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1971年，戴维在哈佛大学演讲时，带了一个巨大的奖章，上面就刻着美元符号和“TANSTAAFL”这一标语。

海因莱因的这种激发各种团体狂热信仰的能力，体现出了科幻小说所蕴含的力量，它是一种思想包容的文学形式，尤其在20世纪60年代，乌托邦盛行，未来向人们敞开，充满了无限可能。在这种大环境下，海因莱因的书不是唯一能够激发狂热崇拜的作品，包括托尔金的《指环王》、赫伯特的《沙丘》和厄休拉·勒吉恩（Ursula K. Le Guin）的《黑暗的左手》（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在内的许多作品，都笼络了一众狂热追随者。所有这些作品都表达了对另一种现实的渴望，就像旧的社会规范正在瓦解一样。

不可否认，查尔斯·曼森是一个邪恶而反动的人，但另一方面，他确实具备把握时代精神的天赋，这也是他在文化想象力上拥有如此强大影响力的原因之一。曼森在轻弹吉他、哼唱披头士的同时，为歌词赋予了自己的注解，并以同样的精神在《异乡异客》中找到了自己的理解。这就是他驾驭文化变革浪潮的一种方式。几十年来，曼森一直臭名昭著，不仅因为他激发了一场大屠杀，还因为在屠杀的背后，他操纵了我们某些最强大的神话。

（翻译：刘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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