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胎于小额贷款公司的网络小贷是中国互联网生态发展的伴生品，也是金融创新与监管博弈夹缝中的产物。
文/洪偌馨
2017年11月21日，一纸标注“特急”的文件下发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整治办（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简称），网络小额贷款公司（下称，网络小贷）的审批被叫停。
从2010年阿里小贷的出现算起，网络小贷刚刚度过了七岁生日。在经历了早期的小范围试点、中期的漫长突围、以及后期的野蛮生长后，它终于还是迎来了一道“休止符”。
叫停新增只是这场整治风暴的序幕，各地对于存量机构的摸底调研、风险排查已经陆续展开。多位知情人士向馨金融透露，围绕网络小贷还有一系列的监管细则将在不久之后陆续公布。
脱胎于小额贷款公司的网络小贷是中国互联网生态发展的伴生品，也是金融创新与监管博弈夹缝中的产物。它的出现与发展并非偶然，当然它的失控与衰退也早有预兆。
这是一篇记录网络小贷从出现、发展、繁荣到衰退的演进故事，也是一段颇具“中国特色”的商业进化史。它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脉搏，但也因失控的欲望而走向覆灭。
2011年6月23日，张化桥坐上了从香港九龙开往广州的直达快车，这位前瑞银中国区投行部副总经理、连续4年被《亚洲货币》评为“最佳中国分析师”的人即将到任他的新岗位——广州花都万穗小额贷款公司董事长。
突然从外资投行的Banker变成了一个“放高利贷的人”，张化桥的这次转型在当时香港金融圈儿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在当时的香港媒体眼中，内地的小额贷款公司与香港遍地开花的财务公司并无二致，它们都是“高利贷”的代名词。
但事实上，中国的小额贷款公司最早是作为农村地区增量改革的内容之一，带着“有效配置金融资源、改善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任务而问世。因此，它在经营范围、杠杆比例、融资来源、贷款类型等方面都有严格的限制。
当这位个性张扬的前知名分析师决定投身小贷事业的时候，中国的小贷公司已有3366 家,贷款余额 2875 亿元（截止2011年6月末数据），而那时距离小贷公司正式在全国范围内铺开试点刚好三年（2005年开始在五省试点）。
2011年的中国小额贷款行业还是以线下为主，传统的有抵押贷款业务仍然占据主要的市场份额，但也有一小批小贷公司开始尝试“小而分散”的纯信用贷款业务。
最早开始涉足小额信用贷款的大都是外资公司，比如，新加坡淡马锡、法国美兴集团、国际金融公司、香港惠理集团、香港亚洲联合财务、日本永旺集团等数十家外资企业都在中国内地设立小贷公司。
这些外资小贷公司的的平均贷款额度大都在3万——20万之间，主要发放无抵押、无担保的信用贷款。主要形式为：线下“铁军”密集扫街、扫楼获客，上传数据，经过标准化的风控体系、自动化的审批模块后放款。
只可惜那时候，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的风口还没到来，当时的它们并没有想到，不久之后，不少中国公司用同样的“套路”再加上新的概念在资本市场上圈到了一轮又一轮的钱。
张化桥并不是第一个投身小额贷款行业的外资投行精英，他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生部念书时，其中一门金融课的老师——美国人保罗希尔先于他7年便投身了中国小额信贷事业。
保罗希尔是一个极为低调的人，鲜少在媒体上曝光。这位毕业于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学者、法学博士，曾任摩根士丹利亚洲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还做过美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商务参赞。
在2004年（一说是2003年），他突然做了一个令人咋舌的决定：前往深圳开始了自己新的职业生涯——创立中安信业，一家提供小额信贷技术服务的公司（早期以提供小额信用贷款技术的咨询、服务为主，前身为平安保险的典当行）。
保罗希尔和他的中安信业很早便开始推行一种较为先进的小额信贷模式即，“小而分散”的信用贷款+标准化的线下获客+自动化的审批流程。这跟后来很多小贷公司、P2P公司、消费金融公司所采用的模式并无本质的差异。
线下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在2010年被悄然打破。
那一年，阿里巴巴在浙江成立了一家小额贷款公司，拿到了首张电子商务领域小额贷款公司营业执照，服务对象为其平台上的网店商户，这也就是后来所说的网络小贷。
尽管早期这一服务只向部分城市开放，但由于电商平台的特殊属性，它依然打破了小额贷款公司“不得跨区经营”的规定，借道互联网把业务做到的全国。随后的2011年，阿里巴巴又在重庆成立了一家小额贷款公司。
事实上，早在2007年左右，阿里小贷便与建行、工行等展开了合作，前者提供商家的信息，银行提供资金，互联网平台与商业银行“联合放款”。这也是网络小贷业务的雏形。
但随着业务规模的增大，互联网与金融，两种体制和文化的冲突开始显现。在2011年左右，阿里与银行“联合放款”的业务合作告一段落，但旺盛的市场需求俨然无法回撤。换个角度来看，网络小贷其实是市场需求倒逼出来的产物。
据网贷之家研究中心不完全统计，截至2017年7月底，全国共批准了153家网络小贷牌照，含已获地方金融办批复未开业的公司。
而根据自媒体第一消费金融统计，截至到2017年11月6日，市场上有网络小贷牌照242张，其中完成工商注册的215张，获得地方金融办批复但尚未注册的有6张，已经过了金融办公示期的有21张，还有不少于60家企业拟发起设立网络小贷公司。
网络小贷公司数量难以准确统计的原因在于，有一部分公司是创立初期直接获得的网络小贷资质，例如最早的阿里小贷；另外还有一部分公司是后来获得监管批复扩充了经营范围。
从时间上来看，在2013年及以前，全国范围内被准许在互联网上开展业务的小贷公司不超过10家。从2014年开始，网络小贷公司数量开始逐年增加，仅2016年一年，全国就冒出了近60家。
进入2017年，这个数字还在快速增加。据网贷之家研究中心不完全统计，从2017年年初至今，新成立的网络小贷数已达52家（不含虽获地方金融办批复但未完成工商登记），几乎与2016年全年的新增数量持平。
2013年，网络小贷开始兴起的大背景之一是整个中国互联网生态的日渐成熟，中国的电商平台、线上交易已经发展多年，线上借贷相关的数据、技术和需求都已准备就绪。
而另一个重要背景则是以P2P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的萌芽与发展。由于P2P等互金公司与网络小贷所涉及的业务和客户多有重叠，在缺少专有牌照和监管要求不明的情况下，不少未雨绸缪的互金公司纷纷去申请了网络小贷牌照。
在2013年以前，全国P2P平台数量不足500家，贷款余额不足百亿。自那年开始，不管是P2P的平台数量还是交易规模都开始一路飙升。截止今年7月末，P2P的贷款余额已达12170亿元。
除了市场需求的旺盛和客观条件的成熟外，推动网络小贷公司数量大增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在于它特殊的审批机制。
在以机构监管为主的中国金融市场中，小贷公司是为数不多审批权被下放到地方的金融机构。根据2008年的《管理办法》，“设立小贷公司需向省级政府主管部门提出正式申请”，即省级金融办拥有最终的批复权。
在此规定下，从小贷公司的审批设立到业务创新，地方金融办有了相当大的话语权。
在《管理办法》出台之后，不少省市出于推动当地小贷行业发展，以及对外招商引资等原因发布了一些针对自己辖区内的小贷公司管理新政。其中，困扰小贷公司已久的杠杆比例和资金渠道成为了各地新政的核心内容。
以广东、重庆、江苏等地为例，根据当地发布的新规，小贷公司的杠杆倍数分别从1.5倍提升到了2倍、2.3倍（重庆）、甚至更多。个中差异主要在于实际操作中，如果当地可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例如，江苏的小贷公司就可以通过江苏金农及其旗下的开鑫贷获得一部分资金，所以实际的杠杆倍数会更高。
各地政策的不同也影响了后来小贷公司，以及网络小贷公司在全国各地的分布情况，例如，上述三地就是网络小贷公司数量最多的地区。根据网贷之家的统计，目前，广东、重庆、江苏网络小贷的数量分别为，43家、28家、21家。
当然，也并不是每个地方的金融办都对发展小贷公司报以那么积极的态度，而且这种并不算十分透明的审批机制也造成了一定的寻租空间。例如，多次求助监管无果的张化桥就曾在其书中愤愤不平地谈及此事。
（截图来自《影子银行内幕》一书）
事实上，由于小贷公司的业务实质并没有脱离一行三会对于金融行业的整体监管，所以地方性政策往往也很难真正落地。例如，不少省市提高了小贷公司的杠杆倍数，但其主要融资渠道——银行只能执行总行层面的规定，严格遵守50%的红线。
事后来看，相对灵活的审批机制为小贷行业的萌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硬币的另一面是，这种在中央层面缺少监管主体的形式也为小贷行业的长远发展埋下了隐患。
这种矛盾随着网络小贷的“大跃进”而快速集聚，直至爆发。
不管是破格实现跨区经营的阿里小贷，还是“出身名门”的外资小贷，它们与其它数千家小贷公司被同样的问题所困扰。直至今日，这也是小贷公司们极力希望突破的一环，那就是：杠杆、杠杆、杠杆。
按照2008年5月出台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小贷公司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而资金来源方面，除了资本金、捐赠资金，还有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
刚到万穗小贷，张化桥便四处奔走，希望可以解决杠杆比率过低的问题。在多次游说当地监管提升杠杆比率失败后，他转而希望用更市场化的方式解决小贷公司的资金问题。
（与银行合作的）助贷模式、资产证券化、（小额信贷的）技术输出，张化桥当时提出的三个思路并非他自己首创，事实上，个别地区、个别企业已经开始“先试先行”。
“与我的失败形成对比，中兴微贷和证大速贷（都是深圳的公司）的朋友们都成功地说服了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让他们做银行的小额贷款中介，本质上就是可以利用银行的钱来放贷。”
这是张化桥在2013年出版的《影子银行内幕》一书中的一段话。
事实上，这种助贷模式也并非中兴微贷和证大速贷首创，最早开始尝试这种模式的正是张化侨曾经的老师——保罗希尔和他的中安信业，即小贷公司负责获客和风控，银行审核后直接放款。
2010年左右，证大速贷的两位副总唐侠和刘京湘先后离开，他们接受了中兴通讯和证大集团的投资在深圳创立了两家新的小贷公司，这两家公司都成为助贷模式的忠实拥护者和践行者。
作为中国改革的前沿阵地，深圳一向以敢于创新、开放包容而闻名，对于金融行业也一样，监管部门对于金融创新相对宽容的态度使得小贷行业里的一些新模式率先在那里落了地。
这也是为何后来深圳几乎成为小贷公司的总部基地的原因，因为，最优的政策和人才在那里。事实上，深圳当地的小贷市场已经高度饱和，所以大多数当地的小贷公司反而鲜有业务在本地。
除了极少数小贷公司能与银行合作开展助贷模式外，包括宜信、中兴微贷等也开始与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合作，通过专项资管计划、集合理财计划等方式获得资金。当时ABS还未实行备案制，这种方式一度被当做资产证券化的替代品。
不过，与资产证券化有着本质不同的是，严格来说，通过信托等渠道获得的资金应也会被纳入50%的规定中，所以这些公司也并没有真正突破杠杆限制。
直到2013年7月，小贷公司资产证券化的大门才真正打开。经过了7个月的审批，东证资管-阿里巴巴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正式获得证监会批文，这也是证券行业推出的首个基于信贷类资产的资产证券化项目。
再到后来，随着资产证券化备案制等政策的推进，ABS已经成为小额信贷资产（包括网络小贷、消费金融等）最主要的资金来源方式。
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公布的数据，仅2017年上半年，阿里小贷和阿里微贷的蚂蚁借呗、花呗项目共发行39只小额贷款类专项计划，总规模达958亿元。
当然，在几年前，对于大多数小贷公司来说，不管是助贷模式、类资产证券化，还是资产证券化都不是可轻易尝试的融资方式。所以，直到张化侨离开万穗小贷，他仍没有解决这个难题。
令人感到讽刺的是，那些费力获得资质的网络小贷却敌不过肆意生长的P2P平台，居间撮合的形式避开了杠杆的问题，但后者本质上也在从事信贷业务，与小贷公司并无二致。
对小贷公司失望透顶的张化桥后来转而投资了P2P平台信而富，该平台于2017年4月在纽交所上市。
网络小贷最初是以一种“试点”的形式出现，为了适应互联网企业（尤其是电商平台）的商业特点，打破了小贷公司不得“跨区经营”的要求。这也带来了一个监管上的Bug，即公司在一地注册，却在全国放贷。
更夸张的现象是，除了纳税在当地，一些网络小贷公司在注册地连职场都没有。 这个现实问题也给网络小贷的监管带来了极大的难度，而这种“只管生不管养”的情况也饱受诟病。
最近两年，网络小贷牌照的数量猛增，江西、广东、江苏、海南等地密集发出了一批牌照。而发起企业和核心股东也早已背离了“有互联网背景和互联网业务”的初衷，大量做实业的公司，从食品、家电到农业、地产等等蜂拥而入。
这个问题与多次受到整治的金交所多有类似，只是这次监管出手更快、更彻底。
先是2015年8月7月人民银行等十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就将网络小额贷款归类于网络借贷，并明确网络借贷业务归属银监会监管。
再是今年初，据多位业内人士透露，银监会对各地金融办做了“窗口指导”，要求严格准入，并提高了网络小贷的准入门槛，例如，提高实缴资本、（在注册地）建立线下职场、（股东）有互联网背景等。
直到今天，随着“特急”文件的下发，网络贷款的新增窗口彻底关闭。
最近半年，网络小贷新增的道路受阻，大量的牌照需求涌向了存量市场。也有观点认为，网络小贷牌照会跟第三方支付一样，最终变得奇货可居。
“广东牌照需中介费900万。”“1000万可搞定浙江地区的牌照。”“内容、新疆的还可以申请，中介费面议。”“江苏有现成网络小贷牌照可转让，转让费从优。”……在一些消费金融、互联网金融群里，不时有人发出这样的小广告。
“市场上的报价很乱，因为并没有一个公允的标准。再加上，每个地区关于网络小贷的设立门槛、杠杆倍数、经营要求等都不太一样，定价也就更加混乱。”找多个中介询过价的一位朋友告诉我。
一家刚刚拿到网络小贷牌照的公司负责人郑宇（化名）告诉馨金融，就重庆地区来说，两三个月前600、700万转让费也有成交的案例，后来中介费涨到了1600多万，甚至更高。但最近，几乎没听到成功成交的案例。
关于网络小贷的牌照价格，最近一个公开可查的数据来自上市公司神州数字。
2017年9月12日晚间，神州数字（08255.HK）发布《须予披露交易》的公告。该公告显示，神州数字的间接全资附属公司新疆九域数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拟以3500万元获得马鞍山安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简称“马鞍山小贷”）100%股权。
然而，让人措手不及的现实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存量牌照也似乎前途未卜。控制新增只是这场网络小贷整治风暴的第一步，后面随着一系列监管细则的出台，网络小贷的命运终将走向何处还尚未可知。
但可以确定的是，这趟失控的“列车”已经被按下了刹车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