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六月的大选中，英国工党的表现优于预期，这引发了保守党深刻的自我反省：他们需要如何增强吸引力？现代保守主义代表了什么？英国将走向何方？

但是，在保守党反思的同时，自我定位为工党“温和派”的群体中，却几乎没有人提出类似问题。

很少有议会领导人比克里斯·莱斯利（Chris Leslie）更能体现温和派的局限性。在2015年5月，爱德华·米利班德（Ed Miliband）辞职，哈里特·哈曼担任工党执行主席期间，莱斯利曾是工党的影子大臣，是一个典型充满党政作风的工作狂。

莱斯利是以戈登·布朗的抄录员的身份开始职业生涯的。在24岁的时候，他当选为约克郡希普利的议员，并在五年后成为了一位助理次长。2005年，他的职位落入保守党手中，这使得他为新地方政府网络（New Local Government Network）——布莱尔的智囊团——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2010年作为议员候选人被派遣去东诺丁汉区以保住安全席位。

随着杰里米·科尔宾的社会主义政治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莱斯利的新政治动作变成为媒体提供引用来源。在一连串文章中，他认为新一届的工党领导人“不合情理”，新的工党成员是“过分乐观的坚定左派”，而新的反紧缩政策方向对工人阶级是不利的。当工党积极分子和议会议员在为六月大选中意料之外的收获而感到欣喜时，莱斯利则认为政党没有获胜是因为错失了一个“公开的目标”，甚至还进一步要求科尔宾辞职——为此他被左翼议员克莱夫·刘易斯（Clive Lewis）形容为一个“悲伤、孤单、苦涩的人”。

大选后莱斯利的首次政治亮相，是在伯明翰工党大会的周边会议上。这场会议由“劳工第一”（Labour First）主办——这是一个工党内部敌对科尔宾的派系——莱斯利在会上强调说：“马克思主义在现代工党中没有地位。”这一说法随后被人们在推特上转发，并遭到大规模嘲笑。

莱斯利对于领导层的机会主义好战态度可能会被写入专栏，但并没有触及工党右翼思想上和体制上的脆弱。工党右翼致力于反对政策推行，反对党员们普遍赞同的改革，这些行动的合法性可以源于科尔宾路线“无可避免的选举失败”。但是，面对科尔宾的成功，这似乎就没用了。

如今，工党的右翼失魂落魄。他们的尴尬处境并不能仅仅解释为个人的政治失误或者主观短见，我们需要对其历史进行更深入的解读。

什么是工党右翼？

工党的传统右翼是英国工会主义的产物——尤其是党派和工会之间的调解角色。

自豪而独特的“工党党员”们的分析和策略，是试图在政治和工业领域间建立起一种类同。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通过选举政治成立组织，并以此作为手段，使工会获得在国家劳工管理方面的影响力。

这在党派制度和政策制定中表现得最为清楚。几十年来，诸如钢铁贸易联合会（Iron and Steel Trades Confederation, ISTC）、市政工人联合会（the General and Municipal Workers’ Union, GMWU）以及电气、电子、电信和管道联合会（Electrical, Electronic, Telecommunications and Plumbing Union, EETPU）等组织不仅在议会选举中贡献票数，还平衡了工党内部中更为激进的意见，从而捍卫了工党的领导地位。

在1973年一的本出版物之上，铸造业和工程行业联合工会（Amalgamated Union of Engineering Workers and Party）的总书记兼党主席比尔·辛普森（Bill Simpson）这样认为：工党的温和派“是小心谨慎的联盟，是宪政主义者、值得追随的领导人，和现代社会民主主义者”。

塑造第一个观点的是关于1926年那场失败的总罢工的回忆：能够组织劳工的不是革命，而是“事实上可以提供什么”——保护劳工免受资本剥夺是最重要的。而另一方面，则是要尊重“选举出来的领导者”。从本质上说，他们是“严守纪律者，并没有什么时间理会那些违背运动规则的人”。

最后一点是那些与拉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持相反意见的人——他们相信议会社会主义是可以实现的。他们尊重马克思（以及伯恩斯坦、科尔、加尔布雷恩和凯恩斯），但他们却“不接受他的预言。”

谨慎、温和以及社团主义在二十世纪得到了许多先进的工会成员的同情。作为工会大会（Trades Union Congress, TUC）秘书长的沃尔特·希特林（Walter Citrine）参与了不少于30个公共机构，并在1946年提出“我们已经从宣传时代过渡到了责任时代。”运输总工会（Transport and General Workers Union, T&G）的秘书长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则更进一步，在工业密度增加和新兴力量希望政府干预经济的背景之下，他认为“工会运动已经成为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对于很多左派而言，劳工运动不再是夺取权力，而仅仅是把工人贵族阶层的利益维持下去。共产党员和《今日马克思》（Marxism Today）编辑委员会成员威利·汤普森（Willie Thompson）认为右翼所处的位置“恰恰极其相反”，他们以斗争试图“重拾他们的改革传统，并向英国古代的文化专制主义者们致敬”。“重构但不推翻”社会结构，是工党党员的口号，他们创造出意识形态中对市场经济的遵守，以及“尽可能与雇主保持良好关系”。

在政治方面，在许多成型的右翼工会中，工会成员对工党的影响是最为显而易见的。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上文提到的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他曾经用1935年劳工大会的例子来攻击和平主义者领袖乔治·兰斯伯里（George Lansbury），支持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阻挠赫伯特·莫里森（Herbert Morrison）的野心。随后，他在担任劳工和外交大臣期间，在创立北约和英国独立核威慑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如果不是分别出于死亡、酗酒和残疾问题，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乔治·布朗（George Brown）和杰克·阿什利（Jack Ashley）——工党的右翼领导人——很可能会成为首相。

尽管最具影响力的斗争也许是发生在艾德礼（Attlee）和盖茨凯尔（Gaitskell）之间，但工会右翼最为人所知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与贝宁主义（左倾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早在1981年，由于组织智囊团成员约翰·戈尔丁（John Golding）、邮政联盟官员和国会议员等人的存在，右翼就已经获得了了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Labour’s n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NEC）中的大多数席位。用戈尔丁的话来说，通过掌握权力，他们能够在1983年的大选中为左派制造一个灾难性的结果，同时避免任何对其政治手法的责备。

在二十世纪70和80年代，这种手法成为了右翼的主要特征和惯习，只有少数人比经验丰富的调解者约翰·斯佩勒（John Spellar）更多表现出对黑暗艺术的兴趣。根据弗朗西斯·贝克特（Francis Beckett）的说法，斯佩勒“在反共产主义的老手弗兰克·查普尔（Frank Chapple）的手下学到了东西”，并成为了对工会大会和工党会议有重要影响的扯皮（horse-trading）组织中的关键人物。被称为“左派克星”的斯佩勒在担任国会议员后，仍然获得了电气、电子、电信和管道联合会以及随后在混合机械工会（Amalgamated Engineering and Electrical Union，AEEU）中的重要地位。

涉足两个阵营，斯佩勒参与了党内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派系，比如劳工第一、社会民主联盟、劳工胜利运动以及劳工团结委员会，同时还有运动范围更广泛的组织，比如主流媒体集团（Mainstream Group）、Member First 集团和圣艾尔集团（St Ermin's Group）。

沃利议员对待左派的强硬态度引起高度分歧——食品工会的特里·奥尼尔（Terry O'Neil）认为他“比麦肯锡参议员还要右得多”。尽管工会主义的行政模式可以在社团主义经济中取得成功，但其在日益开放的市场中的影响力要小得多。同样，斯佩勒和戈尔丁所钟爱的暗箱操作，在透明度大大提升的年代是完全不可能的。

右翼的死亡

1986年，随着党内左派的疲软，工党右翼在党魁选举中获得了超过250万张选票——这在工党与保守党关系破裂后很久没有出现了。当然，左派同时也获得了运输总工会的130万票和全国公共雇员联盟（National Union of Public Employees, NUPE）的60万票。与此同时，左派被边缘化了。事实上，在托尼·本恩（Tony Benn）对领导权发起挑战后，1988年各工会把99%，也就是超过550万的选票投给了尼尔·金诺克（Neil Kinnock）。

相比之下，今天只有商店、运输、物资分配行业的工会（Usdaw）和纺织制造业工会（Community）可以被认为是工党中的右翼。同时，铁路贸易联盟（Aslef）、食品业工会（BFAWU）、通信工人联盟（CWU）、消防队工会（FBU）、交通旅游协会（TSSA）和联合会（Unite）都处于左翼，尽管程度上有所不同。

这其中的部分原因归结于工业和政治格局的改变。1979年起，工会成员减少了一半，温和派的工会被迫合并，使得他们独特的文化被稀释。同样地，冷战结束显著削弱了反共产主义的工会影响力。

在整个世界大战后的时期里，英国共产党在英国工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与大多数左翼和中间派系集团的冲突，对整个运动产生了影响。随着柏林墙倒塌，这种尖锐的政治分歧逐渐消失。所以，关于大罢工的民间记忆，也越来越多地被工会更强硬和公开的社会主义所代替。

但也许削弱工党右翼势力最重要的因素是托尼·布莱尔所追求政党管理和工业政策。在布莱尔的领导下，新的右翼诞生了，并且积极寻求和老工党脱离联系，尤其是工会运动。它产生了一批衣着体面的特殊顾问，为那些完全不知道如何与工会打交道的人服务。工党是“酷不列颠尼亚”（Cool Britannia）的政党，而工会则是杂牌组织。

怀疑是相互的。布莱尔更改旧党章第四条的决定，引起了工党活跃分子的担心，正如他模棱两可的建议也是如此：新工党将会“尊重工会过去所产生的作用，（但）和他们保持今天的关系。”事实上，现代主义者将此进一步理解为“提出工党大会可能进行改革，以完全排除工会。”

尽管在历史上，工会对工党领导人保持忠诚，但例如GMB（英国工会）的约翰·埃德蒙斯（John Edmonds）就对工党的方向发出了批评的声音，尤其是针对私人融资（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PFI）、公共部门改革和私有化。然而，尽管艾伦·图芬（Alan Tuffin）和托比·杨（Toby Young）——分别代表通信工人工会（Union of Communication Workers）和国家通信联盟（National Communications Union）——在1990年代初期为1980年代的温和派发声，但合并后的通信工人联盟（Communication Workers Union，CWU）随后果断左倾。

现任通信工人联盟领导人戴夫·沃德（Dave Ward）于2000年当选，是杰里米·科尔宾的重要支持者之一，他不但与保守党起争端，甚至和布莱尔政府也有矛盾。在布莱尔时代，皇家邮政因为私有化和鼓励竞争而积攒了更多财富，但薪酬和工作环境却遭到破坏。2007年，沃德甚至辞去了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职位，理由是“我的身份在代表和捍卫通信工人联盟的成员利益中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矛盾冲突”。

虽然新工党以“先进的工作场所共识”为理念，但实际上几乎没有把工会领袖或普通成员的需求纳入其中。工党减弱了对劳动力组织的关注，党派的政治立场已经倾向于市场自由主义，将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会政治抛诸身后。

右翼衰落最明显的体现是2002年的金融业工会（Amicus）领导人选举中，德里克·辛普森（Derek Simpson）击败了布莱尔最喜欢的工会成员肯·杰克逊（Ken Jackson）。作为一个前共产主义者，辛普森认为他前任所推崇的伙伴关系是“掩盖真相”的，而反对布莱尔的项目不但需要Amicus成员的支持，还需要广泛连接其他工人运动。他的胜选帮助金融业工会和左翼的图像传媒工会（Graphical, Paper and Media Union，GPMU）合并，削弱了Amicus工会中余下的右翼力量。

更重要的是，它为2007年金融业工会和运输总工会（T&G）的合并组成联合会（Unite）奠定了基础。这是英国政治上最具影响力的工会联盟，也是唯一一个在各经济领域都有影响力的联盟。在接下来的十年中，该联盟在工党左倾的过程中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联盟中最大的普通机构联合左翼（United Left，UL）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这一过程。

成立于贸易联盟基金会之后，联合左翼目前拥有联盟执行会议中54%的席位。其唯一可能反对意见来自聚焦工业和政治独立的今日团结（Unite Now）和团结联盟（Unite Alliance）组织。除此之外，它对贸易联盟的内部文化、政策方向以及和工党的关系都有重要影响。

除了一些区域性的例外，总体来说工会内部的右翼反对力量——无论是传统还是其他——都相当薄弱。考虑到它近期接班人的历史，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转折，也是具有当代意义的教训。事实上，当杰拉德·科恩（Gerard Coyne）在约翰·斯佩勒（John Spellar）的协助下试图赢得今年联盟的领导权时，他的选举活动既没有章法也没有组织成员出面领导。他的失败证明了右翼力量在工会中的没落程度。

右翼新生？

欠着马克思主义和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一屁股债的布莱尔主义，却削弱了工会运动中的右翼影响，这简直是一个历史讽刺。这一现象破坏了工会右翼的物质基础。但是这也合乎道理。毕竟，为什么工会运动要支持一种把他们的影响力边缘化并且削弱其工业力量的政治派别呢？

尽管约翰·戈尔丁也许是一个高手，并把他自己定义为“左派克星”，但不要忘记，他被根植于社区的政治所打动，也是这一类的社区运动造就了他。他于1969年首次发表的议会演讲是第一批呼吁全国最低工资保障的声音之一，他还为了阻止英国电信公司私有化而发表了长达11个小时的创纪录演讲以致遭人攻击，这一举动让电信公司获得短暂的喘息空间，直到大选。

戈尔丁反对有组织的左派，所反映的不仅仅是政治野心和愚钝的机会主义。他和克里斯·莱斯利的对比十分引人注目。

在杰里米·科尔比成为工党领袖之后的两年，反对科尔宾持的工党国会议员们在怀疑他们的党员面前表现得并不好。他们浪费时间争夺领导权，并且面临与党内大多数成员开战的危险，工党的右翼无法提供任何关于党派前景的让人信服的看法。

与此同时，工党右翼的价值观仍然与工人阶级运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为上个世纪80年代的派系斗争中最重要的部分，圣艾尔集团（St Ermin's Group）中聚集了前工会成员和议会议员，包括前文职与计算机协会（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Executive, Clerical and Computer Staff, APEX）主席丹尼斯·豪威尔（Denis Howell）、图像传媒工会（GMWU）的官员吉尔斯·莱迪斯（Giles Radice）和副手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以及戈尔丁本人。这种共生关系是有机的，但在今天却不可能复制。除了之前的混合机械工会（AEEU）的主席汤姆·沃森（Tom Watson）以外，只有很少的高职位温和派会在工会大会和工党大会中感到舒服。任何重建右翼工党政策的尝试，在现在都将是一个长期过程。

布莱尔时代从根本上破坏了大多数工会成员对于温和派的自我认同和信仰。今天，最为活跃的工会成员都不再相信除了科尔宾路线以外还有什么别的东西能够代表有组织工人阶级。哪怕是弗兰克·菲尔德（Frank Field）这样的资深右翼议员也承认，近几十年来，工党逐渐变成了一个“在各种各样人为的不公面前放弃自己道德底线”的党派。

传统右翼的社团主义模式在二十世纪分崩离析。因此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也是如此。

与工党右翼有关的个人和团体也许需要考虑他们支持谁，原因又是什么。把自己与欧内斯特·贝文、约翰·史密斯、丹尼斯·希利等工党巨头相提并论，无疑是具有强烈吸引力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捍卫失败的政策或失败的政治家。像约翰·戈尔丁那样表演很容易——但如果你是克里斯·莱斯利，这并不能说明什么。

（翻译：陈宛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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