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沿着二维码这一交互界面走下去，透过二维码隐藏的信息重新审视一座城市，真的能够见到一个更丰富、更立体的面貌吗？
按：如今，我们对于二维码已并不陌生，扫一扫，加一个好友或是打开一个网页。然而，当二维码与建筑相连接，当二维码被注入了一个城市的讯息和另类现实，它便成为了我们理解城市的另一道门，通向“大众媒介建构的城市虚拟空间”——“城市有两个侧面，一是实体的城市，通过可感知的物理元素呈现，由街道、建筑、环境、城市肌理等构成；另一个是再现、想象的城市，由文字、声音、影像、流行文化、集体记忆支撑的城市，即大众媒介建构的城市虚拟空间。”
2007年，《探索与争鸣》杂志编辑部曾在上海七宝古镇组织召开“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文脉和集镇保护”圆桌会议，十年之后又与上海市改革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联合召开了”城脉与文脉——现代化进程中的古镇与新城“研讨会。在今年的会议上，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孙玮以上海思南公馆的城市实践为例，探讨了移动网络时代传播与城市文脉保护的新关系。
从二维码展开去，她谈到了技术与感觉的多重链接、城市叙事的全新方式，以及移动网络时代城市文脉保护的新路径。“如果我们将城市看作一个交流网络系统，由地理网络、信息网络、意义网络交织而成，那么城市文脉是表现在、潜藏于、渗透进这多重网络之中的。新媒体传播的价值在于，可以打通这些网络，创造出崭新的社会实践，传播既是大众媒介的再现与建构，也是人与人、人与城市的交往与对话。”当我们沿着二维码这一交互界面走下去，透过二维码隐藏的信息重新审视一座城市，真的能够见到一个更丰富、更立体的面貌吗？
二维码在2017年夏季的上海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这个渗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移动网络小端口，竟然成了人类两百万年浩瀚历史的未来象征，“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浓缩的世界史”上海展的第101件展品是一枚由100组文物精心构图而形成的“二维码”。上海博物馆之前举行了一个面向公众征集第101件展品设想的活动，提名的方案中，诸如互联网、移动支付、二维码等涉及新媒体内容的特别多。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表示，第101件展品要和其他100件串联起来，形成从古代到现代、面向未来的一个序列。二维码早已进入公众生活，尤其在中国，它的频繁使用已经深入生活，重大发明创造几乎都与二维码有关，二维码带来一个新的天地，它将会成为走向未来的一个重要事物。
二维码如何能够上升到象征人类文明的高度？恐怕在很多人的意识里，它就是一个工具，比如这个有着美妙外观的特殊二维码，除了本身的观赏功能，不过也就是供观众扫一下进入页面，获得此次展览和上博的基本信息而已。
这也正是人们对大众媒介相当普遍的认识：作为传播工具传递信息、再现现实。简言之，就是将城市实体空间用各种符号，转化为一种抽象的再现式虚拟叙事。有学者将这种两分思路称为城市研究中的“大分化”，即“将城市简化为对系统的抽象，无论是社会系统还是物理系统。遗憾的是，很少有两者结合的情况。简化绝大多数是单向度的、以单一学科为基础的研究方法”。
也就是说，城市有两个侧面，一是实体的城市，通过可感知的物理元素呈现，由街道、建筑、环境、城市肌理等构成；另一个是再现、想象的城市，由文字、声音、影像、流行文化、集体记忆支撑的城市，即大众媒介建构的城市虚拟空间。
论及传播与城市的关系，基本是从后一个层面出发的。传播对于城市文脉保护的作用体现为：再现城市历史与实物遗存，唤起人们的认知与记忆；报道相关事实，传播城市文脉保护的理念；激发公众舆论关注，促进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等。这些方面也正是大众媒介为人熟知的社会功能：报道事实、宣传观念、引发舆论、塑造记忆与认同，等等。那么移动网络时代新媒体的传播呢？仅仅是大众媒介这些原有功能的扩展加强版吗？肯定不是那么简单的，否则二维码如何可能在人类两百万年的历史中成为未来的象征？本文试以上海思南公馆的城市实践为例，探讨移动网络时代传播与城市文脉保护的新关系。
论及新媒体与城市文脉的关系，存在着相当多的负面认知：在全球化抹平空间、消灭地方的狂潮中，新媒体是切断文脉的助纣为虐者。这种想法自电视的“脱域”奇技横空出世后就形成了，新媒体的崛起更刺激了此类观点各种新版本的涌现，中心思想可用一句话概括：新媒体的全球化传播终结了地理。有意思的是，一些城市地理学者却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在媒体研究和社会学，人们正在力图解释媒体何以既是一种实践活动，又是一种文本呈现，同时又是一种关系处理过程。借助它，不同场所被媒体实践活动联系在一起”。地理学者看到了媒体与场所连接的可能，媒体可以重构地理、空间关系。依据这个思路，新媒体与城市文脉的关系，有了重新塑造的可能。新媒体不仅仅是传统大众媒介功能的加强版，而是可以实施城市各类场所、空间的新连接，从而创造出新型社会关系。我们看到，这种理论已经转化为异彩纷呈的城市实践。
二维码在2016年底上海的另一个公共事件中也成了主角，在媒介称之为“中国第一个露天博物馆”里，梧桐树、建筑物、鹅卵石墙面、弄堂门口赫然悬挂了标注为“思南露天博物馆”的二维码。一个崭新的城市景象出现了：在展品面前，人们俯身向前，拿着手机扫描二维码，一边看展品、触摸展品，一边听着手机里的语音介绍，就这样以手机为引导，游走于思南公馆。
与国外相比，中国露天博物馆的历史相当短暂，但这个二维码挂在梧桐树上的奇特景观，也是尚不多见的。二维码敞开的是一个虚拟空间：实物展品的相关照片、文字，还有语音讲述作为背景。媒体这样描绘游览者的感受：董小姐花了一整个下午的时间泡在思南公馆里，找遍每个角落，听遍每一个故事，“以前觉得来这里就是拍拍照、喝喝茶，就算真的对个别建筑起了好奇心，其实也不知道去问谁。但现在的博物馆模式，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了解、解读过去的机会”。非常明显，对于观者来说，实体空间与新媒体的虚拟空间是有很大不同的，正是数字媒体的多媒体特征使得文字、声音和影像可以交织融合，创造一个新型空间，在这个虚拟空间中，地理空间、叙事空间、声音空间、影像空间、信息空间、意义空间等各种类型的空间并置，实现了让人眼花缭乱的拼贴与组合。城市文脉在这个虚拟空间中得以另类方式的延续、伸展。所谓另类，是因为新媒体通过符号拼贴、时空重组，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思南公馆”，一个鲍德里亚拟仿意义上的城市幻象，上帝之眼的“假器观看”成为普通大众的视觉感知。
在思南公馆这个上海城市微更新的代表性个案中，新媒体的应用是全方位、渗透性的。思南公馆的许多项目都依托微信公众号“思南公馆”来运作，如“思南读书会”“纪实空间”“侧耳”“朗读亭”“演播室”,等等，其中一些项目有自己单独的微信公号,如“思南读书会”“侧耳”。也有采取微信群的方式来汇集同道，如“思南纪实空间”等。这些新媒体应用除了发挥沟通信息、宣传观念等大众媒介的传统功能，它的意义更在于创造了一种城市新型空间，城市文脉便是这个新型空间的灵魂。这些所有与思南公馆有关的微信公号，无一例外地以思南地区独特的历史文化为核心，建基于非常深厚的“卢湾”情结、上海认同。项目在实体空间持续性、常态化的活动，与微信公号虚拟空间的传播互相呼应、融为一体，生产出了一个历史与当下互嵌的思南公馆城市空间。正如技术哲学家克莱莫尔所言，媒介有两个维度——器具和装置，“作为工具的技术只是节省了劳动；而作为装置的技术则产生出一个人工的世界，它开启了新的经验，并使新的方法得以产生，而没有装置这种方法不只不会起作用，而是根本不会存在。不是效率上的提升，而是世界的产生，这才是传媒技术的生产意义。任何把传媒当作信息的外在运输工具和载体来理解的理论，恰恰都没有抓住传媒的非器具性维度”。
思南露天博物馆以技术与感觉的多重链接，呈现了一种城市叙事的全新方式。有研究者指出，思南露天博物馆“预示着视觉叙事的体验模式正在日益代替文字叙事的智性模式”，这标明了博物馆发展历程中一种“全新的景观叙事”。这个判断是敏锐的，但文字叙事向视觉叙事、景观叙事的转变早已发生，影像技术已经将视觉推至城市叙事的中心位置。
在移动网络时代，思南露天博物馆最具特色的是“体验”。当一棵树、一堵墙、一幢建筑都标示了二维码，当思南公馆的小广场中央设置了大屏幕，当形形色色的新技术如“真实虚拟电影院”、VR摄影机等随时嵌入实体空间，思南公馆已然是一个被技术信息流贯穿的物质场所。身体的全息体验，才是最重要的城市叙事方式，拿着手机游走于这个空间的每个人，就是城市叙事的主体。
用身体感知城市，并不是什么特别新鲜的事情。本雅明早就用“都市漫游者”的意象，留给世人一个感性的巴黎，它与奥斯曼现代性城市规划中的那个法兰西首都形成鲜明对照。本雅明的理论遗产“将城市视为一个活生生的复合体”，使得后来者开辟了理解城市的一个新范畴，“人们才能将城市不仅仅概念化为单一的同质统一的空间，而是将其概念化为依据使用与体验而建构起来的多重场所。……近年来，城市的体验维度和另类使用方式受到关注”。而移动网络时代的城市体验，调动、叠加了所有感官刺激，拼贴了形形色色的时间与空间，人的身体穿梭于虚实空间的动态交错中，这是本雅明、德塞图时代不可能具有的新型体验。
信息流贯穿的思南露天博物馆，其游览方式与室内博物馆、一般性的露天博物馆都有所不同。参观者可以通过电子地图，寻找零散遍布在区域内的20个展品，扫描展品上的二维码之后，就可进入由文字、图片、声音、影像构成的虚拟空间。但与看电视以及用PC机上网完全不同的是，人的身体是处在相关联的实体空间中，因此并非是单向度的“脱域”过程，而是“脱域”和“嵌入”的交织。
人的感官在实体、虚拟空间来回穿梭、反复切换，此时此地的身体体验是非常复杂的，常常令人产生恍惚的时空错乱感，人们感受到的思南公馆既不是实体空间中的，也不是虚拟叙事中的，已经很难在体验层面将两者区分开来，它是融合了虚实的“复合空间”。这个博物馆也没有一个预先设定的游览线路，手机显示的导览图只是展品的空间区位图。
事实上，思南公馆区域的空间安排以及展品的布置，都为游览者的自由行走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因此每一次游览都有可能创造不同的路线，形成不同的身体体验。这也就意味着，观者每一次自由的行走与体验，都创造了一个德塞图日常生活实践意义上的动态城市。移动媒体的传播，通过嵌入日常生活实践的身体体验，促成了大众与城市文脉的接触与对话，城市文脉不仅仅是博物馆围墙中的老古董，也不仅仅是文字、影像中的虚拟叙事，它就在市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中。
传播之于城市文脉保护的作用，在移动网络时代发生了颠覆性转变。一方面，移动媒体拓展、强化了传统大众媒介的功能。新媒体催生的话语主体多元化状态，以及迅速勾连全球网络的强大力量，使得新媒体在呈现事实、激发讨论以监督权力、影响公共政策、提升全社会城市文脉保护意识等方面都有越来越引人瞩目的表现。另一方面，新媒体开创了传播与城市文脉保护的崭新局面，这正是本文重点探讨的内容。移动媒体以符号拼贴、时空重组、穿梭虚实等方式，建构了人与城市的新关系，传播不仅仅是反映论层面的城市再现，也不仅仅是虚拟空间中的文字、影像叙事，传播生成了城市文脉的新形态，传播将城市文脉植入到大众的身体体验与日常生活实践中。如果我们将城市看作一个交流网络系统，由地理网络、信息网络、意义网络交织而成，那么城市文脉是表现在、潜藏于、渗透进这多重网络之中的。新媒体传播的价值在于，可以打通这些网络，创造出崭新的社会实践，传播既是大众媒介的再现与建构，也是人与人、人与城市的交往与对话。
在新媒体研究中，二维码常常被视为一个交互界面。所谓交互界面，最简单的意义是指，人-机之间的一类隔膜，它既区别又联系着两个大相径庭、却又彼此依赖的世界。它是两个世界之间的无缝联结，由此推动了其间差异的消失，并借此改变了两者之间的链接形式。被二维码渗透的城市也可以视为一种交互界面，社会多重网络在此汇聚、互嵌、再生，新型社会实践不断涌现，城市文脉亦得以创造性地延续。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9期，经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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