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不到，一个曾经交通极为不便、生产生活方式落后、几乎家家负债的山村摇身一变，一栋栋瑶族特色的干栏式木楼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基础设施日益完善，高端会议休闲为主导产业初见雏形。

这是云南省勐腊县勐伴镇河边村脱贫的真实案例。2015年，河边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仅为4000元左右，人均年支出却超过5000元，属于深度贫困地区。如今，河边村已建成的20多间客房在三个月时间里最高收入达9000多元，最低收入也有2000多元。

“如何在保留深度贫困地区原来社会文化的同时，更好地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相互衔接、相互结合，这是目前扶贫工作中需要面对的问题。”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专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李小云是探索河边村脱贫思路的主要参与者，从事扶贫政策和扶贫实践研究工作已有20多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扶贫工作进入了“快车道”。我国政府提出，未来五年“采取超常规举措，拿出过硬办法，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随着我国扶贫工作的深入开展，“大水漫浸”式的扶贫逐渐向“精准扶贫”转变。这几年间，类似河边村这样的扶贫案例陆续在中国多个地方发生，扶贫工作的“最后一公里”问题逐渐被破解。

截至去年底，我国的贫困人口减少至4335万人。同年9月，国务院在《关于做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的指导意见》中提出，确保到2020年现行扶贫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离2020年还有三年多的时间，剩下的贫困人口基本都属于深度贫困群体，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啃“硬骨头”的冲刺阶段。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乃至整个社会都高度关注，一场与深度贫困的“战争”正在打响。

4年5000多万人口脱贫

时至今日，消除贫困仍是世界各国面临的一大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这场扶贫攻坚战中，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2012年底时，我国的贫困人口接近1亿，其中，西藏、甘肃、贵州、新疆、云南和青海6个少数民族比例较高的省(区)贫困问题尤为严重。在一些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8%。

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高度重视扶贫工作。2012年12月29日，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44天的习近平，就来到革命老区河北省阜平县骆驼湾村，开启考察扶贫开发工作的序幕。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30余次到国内各地考察，有一半以上都涉及扶贫开发问题。

2015年11月27日到28日，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已经吹响。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面对艰巨的扶贫工作，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2015年11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召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下称《决定》）正式发布，并成为指导脱贫攻坚的纲领性文件。

《决定》提出了总体目标，要求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去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脱贫攻坚责任制实施办法》，要求对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到位、工作成效显著的部门和个人，以适当方式予以表彰，并作为干部选拔使用的重要依据；对不负责任、造成不良影响的，依纪依法追究相关部门和人员责任。

今年以来，政府安排人员对22个省份的2016年脱贫攻坚成效进行考核以及综合分析，并对15000个建档立卡贫困户和6600个脱贫户开展第三方评估。随后，国务院扶贫办组织各地对2016年脱贫真实性开展自查自纠。

期间，《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脱贫攻坚督查巡查工作办法》、《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的意见》、《关于脱贫攻坚期内保持贫困县党政正职稳定的通知》等文件也相继发布并实施，形成了扶贫工作的制度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按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2010年价格水平每人每年2300元）测算，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由2012年的9899万人减少至2016年的4335万人，累计减少5564万人，平均每年减少1391万人。

2017年10月10日，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进展成就时说道，“5年年均减贫1300多万人，前所未有”。他还明确，2017年减贫人数预计也在1000万人以上。

刘永富还指出，井冈山、兰考两个贫困县率先脱贫摘帽，2017年还将有一批贫困县脱贫摘帽，这是国家确定贫困县以来，首次实现总量减少。

同一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领域进展成就时也指出，按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贫困标准计算，2016年农村贫困人口4335万人，比2012年减少5564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4.5%，比2012年下降5.7个百分点。2013-2016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10.7%，比全国农村居民收入快2.7个百分点，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增长快于全国。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我国的扶贫工作中，中央的政策支持力度非常大，扶贫的面也很广，参与的机构很多，不单是政府机构，各级各类公共机构，社会组织、企业组织，都比以往要多得多。此外，扶贫的绩效考核和监督力度也比以往大很多。

打通扶贫的“最后一公里”

在我国的扶贫工作中，扶贫资源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再到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手上，就像血液从大动脉最终流向毛细血管的过程，只要过程中任何一段出现阻塞，扶贫资源就无法流往毛细血管末端。

此前，我国采取“大水漫灌”的粗放扶贫方式，由于没有精确的衡量标准，也缺乏有效的监督，导致一些深度贫困人口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帮助，“假扶贫”、“扶假贫”的现象依然存在。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概念，随后的几年中，各级政府的扶贫工作思路逐渐从“大水漫灌”转向了“精准滴灌”，并希望以此打破扶贫“最后一公里”问题。

2014年1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对扶贫开发的机制创新提出了方向性指引。

《意见》要求，改进贫困县考核机制，把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人口数量作为主要指标，确保每个贫困村都有驻村工作组，每个贫困户都有帮扶责任人，深入分析致贫原因，逐村逐户制定帮扶措施，并且利用财政贴息、担保、保险等多种措施，引导信贷资金参与扶贫工作。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王国良对文件解读称，由于全国没有建立统一的扶贫信息系统，因此对于具体的贫困人口、贫困户帮扶工作还存在一些盲点，真正的一些贫困户和贫困人口没有得到帮扶，而《意见》明确提出建立精准扶贫机制是针对目前扶贫工作中一个突出存在的问题，作出的一个重要的决策。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也进一步细化了精准扶贫的内容，要求抓好精准识别、建档立卡这个关键环节，按照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的要求。

该《决定》还强调，加强对扶贫工作绩效的社会监督，开展贫困地区群众扶贫满意度调查，建立对扶贫政策落实情况和扶贫成效的第三方评估机制。评价精准扶贫成效，既要看减贫数量，更要看脱贫质量，不提不切实际的指标，对弄虚作假搞“数字脱贫”的，要严肃追究责任。

新华社报道称，为推动精准扶贫，仅2014年4月至10月，全国扶贫系统共组织了80万人进村入户，通过群众评议、入户调查、信息录入等贫困人口识别程序，识别出12.8万个贫困村、8962万贫困人口，分别建立了贫困档案，逐个分析致贫原因，因村因户因人分类实施扶贫策略，并组织开展了教育、健康、金融、科技、民营企业万企帮万村等十大精准扶贫行动。

“我们的扶贫对象是变化的，精准一定是一个变动的过程，精准的意思就是谁贫困，我们就帮助谁，”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认为，近几年来，中央出台的精准扶贫政策有效推动了扶贫工作的开展。

不过，在精准扶贫实施过程中，部分地方也出现了一定的问题。朱启臻指出，各个地方贯彻起来的情况不平衡，对于“精准扶贫”，有的地方理解得比较好，有的地方理解得比较差。

“差别主要是对‘精准’二字的理解，部分地方争取到一些项目，但项目来了却发现不符合当地的需要，为了项目而申报项目，这样就不精准了。”朱启臻说。

最后的“硬骨头”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农村减贫规模年均达到1391万人，但截至2016年底，按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2010年价格水平每人每年2300元）测算，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仍有4335万人，贫困人口基数仍然较大。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我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的农村。这4335万贫困人口中，有490万贫困人口生活在我国东部地区农村，有1594万贫困人口生活在中部地区农村，而西部地区农村的贫困人口达到了2251万人。

今年8月29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作关于脱贫攻坚工作情况的报告时表示，我国贫困人口仍然总量大、深度贫困地区攻坚任务重，且因病致贫占比高。

截至2016年底，贫困人口规模在300万人以上的省份还有贵州、云南、河南、湖南、广西、四川等6个。此外，建档立卡数据还显示，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比例从2015年的42%上升到了2016年的44%。

2017年10月10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刘永富表示，中央要把深度贫困地区作为支持重点，加大资金政策和工作投入力度，各个部门都要围绕深度贫困地区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加大支持力度，包括交通部门要修路，水利部门要解决饮水，相关部门要指导产业发展，做好易地搬迁这些具体工作，省负总责解决辖区内深度贫困问题。

“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平均每年需要减少贫困人口近1100万人，越往后脱贫成本越高、难度越大。”今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表示。

李小云分析称，我国深度贫困地区的特点是：基础设施比较落后，“三区三州”（“三区”是指西藏、新疆南疆四地州和四省藏区；“三州”是指甘肃的临夏州、四川的凉山州和云南的怒江州 ）的深度贫困问题尤为突出；教育水平相对落后；医疗设施、医疗服务也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深度贫困群体主要来自少数民族。

在深度贫困群体的分布上，主要是孤寡老人、长期患病者、残疾人等贫困人口，以及缺乏劳动力家庭和部分缺乏谋生技能的贫困群众。

“在深度贫困地区，我们需要进行综合、全面、多维度的脱贫工作，特别是教育，因为深度贫困群体的整体教育水平非常落后，教育质量也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李小云说。

对于深度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指出，要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有5000万人左右通过产业扶持、转移就业、易地搬迁、教育支持、医疗救助等措施实现脱贫，其余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实行社保政策兜底脱贫。

朱启臻指出，扶贫攻坚可以引进“柔性扶贫”的理念，由村里组建扶贫、互助组织，通过乡村互助、团结发展的方法，激发社区内在活力及向心力，通过有机体合力的作用解决贫困问题。

“邻里互助是扶贫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手段，过去这方面被我们忽视，政府都是包打天下，什么都可以干，其实不是，政府主导下的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同时对这些深度贫困人口发挥作用，这样才能有效地克服深度贫困人口的生产和生活问题。”朱启臻说。

扶贫攻坚工作难度虽然大，但我国政府的决心依然不动摇。《脱贫攻坚责任制实施办法》要求，省级党委和政府加强对贫困县的管理，组织落实贫困县考核机制、约束机制、退出机制，保持贫困县党政正职稳定，做到不脱贫不调整、不摘帽不调离。

去年4月，中组部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下发的《关于脱贫攻坚期内保持贫困县党政正职稳定的通知》规定，明确贫困县党政正职在完成脱贫任务前原则上不得调离。脱贫摘帽后，仍要保持稳定一段时间。

实现2020年目标难度不大

根据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预计，2017年至少减少1000万贫困人口。

离2020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还剩下三年多的时间，虽然脱贫任务重，很多专家、学者对我国完成脱贫任务仍表示有信心。

竹立家认为，现在我国贫困地区的精神面貌在发生变化，贫困人口主动性、自觉性在增强，种植、养殖合作开发也形成了新的模式，随着扶贫工作进一步深入开展，2020年我国完成全部脱贫的目标难度不大。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到2020年我国的经济总量达到15万亿美元左右，国力更加强大，人均收入进一步提高，我国扶贫的能力会越来越强。”竹立家说。

同时，竹立家指出，需要强化扶贫工作中的绩效考核和扶贫监督，此前，“扶假贫”、“假扶贫”等现象的存在，说到底是因为绩效考核和监督方面有漏洞，这个工作做好了，干部们的主动性和责任心提高了，以我国现有的经济能力和社会能力，2020年实现全部脱贫的问题不大。

朱启臻也认为，2020年我国能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不过，他强调，不要理解成2020年宣布全部脱贫就再没有贫困人口了，实际上，贫困人口是永久都会存在的，只是宣布贫困县、贫困村没有了，但不等于没有贫困人口。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在2015年介绍“十三五”脱贫攻坚工作时曾表示，2020年以后的贫困人口和现在的贫困人口不是完全一样的贫困，而是相对贫困的人口，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会长期存在。

“2020年之后，我国的扶贫工作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到时我们已经攻克了收入性绝对贫困，不过，深度贫困问题仍然需要集中解决，但只是局部性的，已经不是全局性的问题。”张小云说，未来的扶贫工作将会以缩小教育、卫生等各个方面的福利性差距为目标。

张小云称，提高落后地区的教育质量是未来扶贫工作的重要方面，包括小学、中学的教育质量。另一方面，要考虑到阻断代际贫困的问题，需要重视贫困地区学前教育，实现“一村一园”的目标。

2020年后，新的贫困格局或将需要新的扶贫战略，需要建立综合性的治理结构。朱启臻说：“2020年后，我国的扶贫理念需要发生变化，由自上而下的扶贫转变为自下而上的扶贫，突出被扶贫者的主体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