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中国农村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巨变，这种巨变还会持续若干年。这是中国一百多年持续进行的现代化最终在农村地域的体现。延续数千年的稳定村庄结构，因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经商、农民家庭收入越来越依赖村庄以外的城市工商业收入，而正在悄然发生变化。村庄空心化，建立在家庭以上的村庄基本社会结构如宗族、门子等家庭联合体受到冲击，家庭结构本身也处在变化之中。农民价值与意义世界的变化，传宗接代观念受到冲击，为什么活与活着要干什么，在今天成了问题。

对于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三农问题专家贺雪峰而言，“最后一公里”既是田野治学理念与方法的体现，也是他所研究的重要乡村治理现象。他历时十年，深入中国乡村地区，通过大量一手案例，分析了中国乡村社会明显的区域特征，记录了中国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现象和问题，包括乡村政治、熟人社会、高价彩礼、乡村生活秩序的构建、农民收入与乡村社会分层的关系等等。通过对村民个体、家庭及乡村社会组织等多层面的乡村调查，呈现出当下中国乡村内在的生存状态，并在村庄治理这样一个宏大而又紧迫的命题下，深入探讨了如何重塑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

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贺雪峰的新书《最后一公里村庄：新乡土中国的区域观察》中节选了部分内容，以期为读者呈现他对于中国农村变革的观察与思考。

《中国乡村正经历史无前例的巨变》

文  |  贺雪峰

最近十多年我们一直在全国农村进行调研，感受到了中国农村的巨大变化。2004年我主持成立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十多年来中心师生已在全国累计调研数万个工作日。2013年至2015年中心师生利用春节返乡的机会撰写回乡记，其中2013年写了60多篇，2014年和2015年各写100多篇。从中心师生所写的近300篇回乡记来看，虽然每个人的家乡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所写的主题也不相同，但所有文章都自然而然地汇成一个时代主题，就是当前中国农村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巨变。

2000年前后的根本性变局

在读中心研究生所写的回乡记时，我发现这些年龄比我小20岁的同学普遍强烈地感受到了家乡的巨变，有趣的是，他们记忆中小时候的家乡，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的农村，竟然与我记忆中儿时的家乡十分相似。再向上推，人民公社时期、新中国成立前乃至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中国农村，生产力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生产关系也差异极大。但是，在2000年以前的数千年，中国农村的农民主要收入来自农村，尤其是农业，村庄相对封闭，农民很少流动，村庄结构相当稳定，农村社会的变化极其缓慢。因为社会变化缓慢，村庄结构有能力通过自身的调整来应对和吸收这种变化。到了2000年，中国农村普遍出现了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经商的现象，农民家庭收入越来越依赖于村庄以外的城市工商业收入。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进城，留下老弱病残，农村普遍出现了空心化现象。农村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巨变。

将田野调查所形成的感觉诉诸统计数据就更具有说服力了。200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36%，2014年中国城市化率已超过53%，短短十几年，中国城市化率提高了接近20%，大约1/4农村人口进城了。他们在城市就业，从城市获得收入，大部分时间在城市度过。相应地，农村人口越来越少，农业相对农民家庭收入显得越来越不重要。农村不再是农民唯一的活动空间了。

在2000年的世纪之交，中国农村发生了三个层面的巨变。第一个层面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数千年来国家都是从农村提取资源，皇粮国税不可免，到2006年国家竟然取消了农业税。传统的以收取农业税为中心而形成的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面临着巨大转型。国家不仅取消了农业税，而且拿出越来越多的财政资金支农，到目前，国家每年涉农转移支付超过万亿。第二个层面是农村长期稳定的社会结构的变动，不仅建立在家庭之上的村庄基本社会结构如宗族、门子等家庭联合体受到冲击，而且家庭结构本身也处在巨变之中。第三个层面是农民价值观与世界观的变化，传统传宗接代的观念受到冲击，为什么活，活着要干什么，现在成了问题。

上述三个层面的巨变当然不是在2000年的世纪之交突然开始的。近代以来，西方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中国被迫走上现代化道路。从那时起，中国就开始告别已循环数千年的传统社会，走上了巨变之路。这种巨变发生在社会的各个方面，核心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个巨变积累到20世纪90年代时，中国农村仍然居住着70%的中国人口，农村社会仍然相对封闭，社会结构仍然稳定，一切都好像在变又未变。到了2000年，农村变化来到了一个关键节点，猛然间加快了速度，形成了让所有观察者震撼的能量，以至于相对2000年以来的农村巨变，过去数千年的农村似乎没有变化。

农民进城后的乡村存在问题

在中国农村的巨变中，最显著的一点是几乎所有农村青壮年都进城务工经商，生活的主要收入来自城市，主要生活场所也转移到了城市。这种变化是农民选择的结果，一方面城市有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体制改革为农民提供了进城的保障。农民进城，中国农村一直以来存在的人多地少的问题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农民收入持续提高，农村贫困大幅度减少。在这个意义上，农民进城是农民的选择，也是他们改善福利的途径之一。农民进城不是被迫的，而是主动的。同时，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农民进城往往只是家庭青壮年劳动力进城，而不是全家进城，因为全家进城的成本太高，农民工的收入不足以支撑整个家庭在城市的体面生活。农民选择了年轻子女进城务工经商、年老父母留村务农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当前中国大约70%的农民家庭选择了这样一种“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这种家计模式可以让农民家庭同时获得务农收入和务工收入，而农村生活成本比较低，这样农民家庭每年都有经济上的节余。有节余的日子才是比较好过的日子。同时，这种“半工半耕”家计模式下必然会出现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造成农村空心化，之前维系农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社会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

农民进城，对农民家庭来说当然是利大于弊，对村庄生产生活秩序则是弊大于利。国家自2000年以来开始大规模向农村转移支付，不仅为农村的最弱势群体提供了低保和困难救助，而且为农民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新农合、新农保支持，从而为农民提供了基本保障和社会保险，缓解了农村中的绝对贫困。国家支农资金还为农民提供了大量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正在快速改善。

国家投入解决了农村存在的一部分问题，但国家投入不是万能的，国家不可能为所有人提供全面完善的公共服务，很多公共服务还要依靠农民自己解决。这就是国家无力解决的从国家投入到农民需求之间“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中普遍存在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并不是工程问题，更不是国家投入的问题，而是农民组织问题，即这些与农民生产生活基本条件密切相关的事务必须要由农民自己组织起来解决。比如国家不可能为每一个农户打扫他们门前的“生活垃圾”。在维持村庄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传统力量已经弱化甚至解体，而国家行政力量又无力来接替时，农村社会就出现了各种新的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表现在“垃圾”等看得见的问题上面，而且表现在人情恶性竞争、住房无序攀比、人际关系日益冷淡、赌博越来越普遍、地下宗教泛滥等方面。这些问题几乎渗透于农村社会的每一个层面，且正是这些问题的聚集呈现出惊人的农村巨变。这些巨变触动着每一个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春节返乡的人。

差异扩大后的中国乡村格局

中国农村规模巨大，地域广阔，世纪之交发生的农村巨变在不同区域又存在差异。总体来讲，当前中国农村按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划分为东中西部农村；按村庄社会结构可以划分为南中北方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已经形成包括农村在内的城市带。这些沿海东部城市经济带，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农村不仅没有空心化，反而变得更加繁荣。从东部地区农村内部看，少数村民通过办厂经商发家致富，成了企业家，大部分村民却只能在已经形成的全国劳动力市场上务工，获得有限的收入。外来农民工则很难融入沿海发达地区，他们在发达地区赚钱，然后回家乡消费。也就是说，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分化。

中西部农村经济相对欠发达，大量农村人口流出，甚至有农民全家进城不再种地，这些农户将土地流转给仍然要依托土地获得收入的家庭，从而在农村形成了约占农户总数10%～20%的主要收入在农村、社会关系在农村、家庭结构完整、总收入不低于外出务工收入的家庭。这样的“中坚农民”加上留守农村的老弱病残，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从而为国家资源下乡和农村内生秩序的维系提供了可能。

从南中北的区域差异来看，由于历史和地理等原因，在中国南方的大部分省区如广东、福建、江西、广西等地的农村，村民大都是聚族而居，村庄与宗族合二为一，宗族组织较为健全有力，农民的宗族观念也相对较强。因为存在如宗族这样的结构性力量，在面对快速变迁时，虽然宗族本身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但仍然可以在一些方面回应和缓解冲击。华北农村，村庄内一般都分为若干“小亲族”集团，不同“小亲族”集团在面对外来冲击时，可能会表现出更加激烈的内部竞争，所以很容易出现离谱的面子竞争。长江流域的中部农村，在农民家庭之上缺少强有力的结构性力量，是所谓原子化村庄。在这样的原子化村庄中，自上而下的行政性力量对于维系基层秩序、解决农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更加重要。

部分省区如广东、福建、江西、广西等地的农村，村民大都是聚族而居，村庄与宗族合二为一，宗族组织较为健全有力，农民的宗族观念也相对较强。因为存在如宗族这样的结构性力量，在面对快速变迁时，虽然宗族本身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但仍然可以在一些方面回应和缓解冲击。华北农村，村庄内一般都分为若干“小亲族”集团，不同“小亲族”集团在面对外来冲击时，可能会表现出更加激烈的内部竞争，所以很容易出现离谱的面子竞争。长江流域的中部农村，在农民家庭之上缺少强有力的结构性力量，是所谓原子化村庄。在这样的原子化村庄中，自上而下的行政性力量对于维系基层秩序、解决农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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