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他们是中国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他们中的多数也是中国第一批创业者，后来则成长为中国第一批最有影响力的投资人和企业家。40年来，他们在第一线参与和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风雨路程，参与和见证了中国市场经济从无到有的建立过程，参与和见证了中国经济的起飞，直至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具有全球领导力的大国。

他们经历过特殊年代，后来又成为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代投资人和企业家，他们都有着浓重的家国情怀，也承担着非凡的历史使命。他们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拓荒者，从政府到民间到国际商业舞台，他们摸爬滚打，在中国企业史上扮演着开路架桥的角色。

他们都是知识改变命运的典范，他们所受过的高等教育，让他们成为土豪遍地的中国企业界的一股清流，他们告诉世人什么样的企业家和财富才能被尊敬，他们出色地诠释了知识在阶层流动、财富创造和财富使用过程中所能发挥的正向的作用。他们是改革开放时代的英雄。

如今，他们都已经年近花甲，是到了对他们的商业生涯做一个总结的时候了。回顾中国高考40年，回顾中国改革开放40年，让我们从他们的故事开始。

阎焱时常想起当知青时的经历。那时，他在安徽某林场插队，梦想是吃一碗红烧肉。

这个梦想很快就被改变了。1977年的冬天，注定被载入中国史册。这一年的12月10日，关闭11年的考场向570万中国青年重新打开。从1977年到1979年，恢复高考制度的前三届，被打上了特殊的时代标签。

1977年8月4日到8日，复出的邓小平在其组织召开的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决定，立即恢复考试，让应届高中生直接上大学。5天后，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再次召开，一开就是44天。制度上的坚冰在一点点融化。

这一年8月，恢复高考的消息已不胫而走。10月5日，教育部新制定的高校招生工作意见获得通过。它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以及应届毕业生等，符合条件均可报考。录取原则是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

命运的细节已向人们敞开。湘潭钢铁厂年轻的电钳工熊晓鸽，向单位请了三个星期的假，夜以继日，“以拼命三郎的方式”重捡阔别多年的课本；距离他1000公里外的西安市，18岁的高三学生冯仑看完母亲用蜡版复印的资料后，借来一辆自行车奔赴考场；江苏泰兴小城里一个昏黄的夜晚，文工团小提琴手徐小平决定报考中央音乐学院；刚到安徽林场插队的知青阎焱，为了忍受暑热里的蚊虫侵袭，不得不抱着书，将脚放入水桶。

在录取率只有5%的情况下，他们如愿以偿地在570万“第一届”考生中成为胜者：熊晓鸽参加了理科考试，最后却阴差阳错的被调剂进湖南大学英语专业；冯仑考入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时，“游吟歌手”徐小平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系；收到南京航空学院录取通知书后，阎焱对办理转关系的公社干部说：“我要去开飞机了，到时候我的飞机落在这里，就可以把你们接走了。”

1977年是中国恢复高考的“元年”，仍处于边走边看的实验阶段。1978年的7月，高考制度由局部到全部，在中国大地上全面落实。

这一年，辽宁锦州铁路局工人马蔚华已经29岁了，仍执意参加第二届“新高考”，最终圆梦吉林大学经济系；12岁的张亚勤用一个月的时间学完了高中两年的课程，考入广为人知的中科大少年班；更被商界熟悉的，是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工程系的“三剑客”——在未来的岁月里，黄宏生、李东生、陈伟荣这三个同班同学所领导的创维、TCL、康佳，将占据中国彩电业的半壁江山。

1979年的考场上，来自湖北天门的陈东升考上武汉大学政治经济系，在此之前，这个20岁的青年用四年的时间，自学了化学和微生物学；山东滨州的宁高宁结束了三年的军旅生活，考入山东大学经济系。湖南涟源的农民梁稳根，走进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的大门。

有人依然记得当年的情景。“当年所有的青年几乎都去参加了高考。那时候几乎所有的中学都开始开补习班、开夜校，辅导历史、地理、语文、数学、物理和化学。”陈东升向界面新闻回忆，他一共参加了三次高考，77年考了209分，录取分数是165分，但是最后因为各种原因没走成；79年他又下了决心去考，最后考了343分，录取分是300分。“考上武汉大学可以说如愿以偿。因为当时高考很难，上名牌大学非常不容易。”

在当年的生活语境里，读书看起来并不那么美，未来也可能太远。在高就业压力的威胁下，进入国企、机关单位才是年轻人们的首选——如29岁的铁路工人马蔚华，在微生物实验站里勤勉干工的陈东升，或者是军人宁高宁。

但对于这些人来说，平凡的日子总是难熬的。在安徽潜山县林场里，阎焱面朝黄土背朝天，孤独地呆了三年，终日目睹知青同伴们偷菜、打架，并不甘心一辈子就这样过去，最终抓住了命运的转机。

当然，也有人因为工作机会，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陈东升在微生物实验站务工的那四年，接触的都是外地来的大学生。耳濡目染下，他对外面的世界产生了好奇。在陈东升考入武汉大学前后，微生物实验站里的那些老师们，通过考研、返校教书等方式，也陆续走了出去。

这一群将在中国未来商业史上扮演极其重要角色的大学生们，感受到了知识的重要。四年的大学生活，深刻改变了这些平凡人。就像冯仑在回忆文章里描述的那样，“知识对人来说就像氧气和水，一刻也不能离开。”这个不满20岁的年轻人，在大学里幸遇一位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历史老师，“所有改造中国的想法都源于听这位老师讲课所受的震撼。”

浓烈的家国情结，自小便在他们的心中萌芽。“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对于阎焱来说，红军长征，延安的革命事迹都是耳熟能详的事物，在他的心中，革命时代的人都是英雄。这种情结在之后数次影响了他。1982年毕业后，阎焱在江淮航空仪表厂担任两年工程师后发现，“这个职业并没有做决定的权利。”为此，他放弃了“铁饭碗”，前往北京大学攻读社会学硕士学位。

“知识不是一个断层，它是一个历史的演进和推动。”陈东升至今还记得当年建设社会主义大兴数理化学习的热潮。“如果没有一直推崇英雄和科学家的社会价值观，我觉得我们都不是现在的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们那一代人是一脉相承，累积过来的。”

也有人在校园中感受到压力。“进入大学之后，说句实在话，当时的我只会说一句完整的英语：Albania is a socialist lantern in Europe。”熊晓鸽告诉界面新闻，但同学之中却已有人能够捧着英文版的《红楼梦》读得津津有味。

“但我想着笨鸟总能先飞吧。”熊晓鸽和从工科转到英语班的同学张明春定了个‘君子协议’：每天每人必须背熟一篇英文小故事，不会的第二天就要乖乖受罚，帮对方买饭打开水。两年后，他的英语水平也能和班上那些优秀的人平起平坐。

梁稳根入学的时候已经21岁了，他的家乡涟源县道童村，经商之风颇盛，梁家一直从事的是篾匠活计，算得上是一家经营户。梁稳根所从事的务农，并不是真正到地里去劳动，而是帮家里处理篾匠的一些生意，这些让他在上大学之前，有了一段非常深入的商业经历。

“帮家里务农经商的那两年，决定了我对商业非常感兴趣。因此，整个大学生涯，我没有按部就班，而是把更多精力放在了自己的兴趣上，一上学就开始寻求自己应该追求的方向。”梁稳根后来回忆，进入校园后，闯荡社会和帮家里务农的经历，让他比其他同学在思想上更为成熟，对未来也有了懵懂的规划。

但强烈的、源自本能的求知欲，仍是他们主要的兴趣所在。考入中国科技大学首届少年班的张亚勤曾经回忆，“当时中科大是全国最好的学校。这里的环境特别开放，学生比较自由，老师和同学的关系也融洽，像朋友一样。”中科大是中国第一批送学生出国的大学。“这种开放的氛围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培养了我学习的能力、求知的欲望和创新的能力。”

在一篇自述文章的回忆里，张亚勤仍记得当时看过的科幻电影《未来世界》，“讲的是未来机器人怎么去控制世界。当然我没有想到去控制世界，我只是觉得自动控制、智能、计算机有这么大的能量，对这个领域充满了兴趣。”但那时，他对计算机、无线电到底能做什么也不清楚，对就业前景怎么样也不知道，“完全是一种兴趣。”

1978年之后，中国与世界的距离也被急剧拉近。这一年的12月，50名首批赴美留学的访问学者在夜色中飞离中国。1979年，中国决定向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分别派出500名留学生，派往美国的人数则被定为5000人。

1986年的秋天，全国研究生统考中报考社科院新闻专业的“探花”熊晓鸽，揣着38元美金去了美国，先后攻读了波士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学位，以及塔弗茨大学与哈佛大学合办的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的亚洲经济与国际商务研究生课程；同一年，阎焱在取得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学位后，来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国际经济政治学博士学位；张亚勤也在这一年来到美国；次年，徐小平奔赴美国和加拿大留学、定居。

异国求学的生活艰难无比。英文不错的张亚勤后来对媒体回忆，在第一节课上，他竟有五成内容没有听懂。波士顿大学的全额奖学金无法承担熊晓鸽的生活费用。“我就白天除了上课和当助教，晚上一有空，就去宿舍旁边的自行车点，组装自行车。”为了节约时间，两年修完的学分他用了8个月便修完了——直到去了塔夫茨大学攻读博士，他才在全球最大的出版机构卡纳斯公司找到了一个助理编辑的工作，总算不用再靠体力劳动维持生活。

在历史的另一个切口里，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浪潮不断加热。陈东升、冯仑、梁稳根这些留下来的第一批大学生则走上了不同的人生之路。

1984年，中国商业史上具有节点意义的一年。

对于这个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国家来说，一切都是崭新的。这一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先后来到深圳、蛇口和珠海，对年轻的特区们所展现的实验效果表示肯定——当年，中国沿海开始开放。

开启中国“公司元年”的1984年，时代特有的气息被敏锐的商人们嗅到。邓小平南巡后，做倒卖玉米生意的王石决定在深圳设立一家名为“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的公司，其主营业务是在取得进口许可证的前提下，做内地企业和港企的中间商——四年后，这家有着奇怪名字的公司更名为万科；在北京，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初现繁荣，刚好40岁的柳传志怀揣中科院投资的20万元人民币，在北京的一处传达室开始创业，五年后，联想集团才宣告成立。

这一年，还不是冯仑们的时代。此时，冯仑刚刚研究生毕业，前后辗转中央党校、中宣部、国家体改委、武汉市经委和海南省委任职；梁稳根来到一家机械厂工作。大学期间，因为偷偷摸摸学习企业管理，同学们给他起了“梁厂长”的外号。1986年，经历倒卖山羊、玻璃纤维失败后，他在涟源县创办了一家特种焊接材料厂，成了名副其实的厂长。

中国企业观察者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里将1984年称之为“躁动而热烈的年份”。此时，改革开放已过去六个年头，中国商界已经开始呈现一片“野蛮生长”的景象。柳传志等后来成为中国商界大佬的第一批创业者们，首先面对的是赚钱问题——它往往通过快速而有效的“倒卖”渠道解决。在彩电等紧缺商品尚需指标购买的时代，如何获取公共关系成为这个渠道的法宝。

但即便野蛮，中国庞大人口支撑的市场规律仍然具备排他性的话语权。作为一个里程碑式的节点，1984年，新的商业标准在这条铁律下逐步被总结。当张瑞敏临危受命、接手资不抵债的青岛电冰箱总厂，如果质量意识还没有自觉上升到这个后来成就海尔传奇的企业理念高度，那么他怒砸76台冰箱的事迹只能被解释为意气用事；李经纬用“蹭奥运热点”的方式，迅速打开健力宝的知名度——如今看来，这也是中国企业品牌意识的觉醒。

1992年邓小平第二次南巡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中国一批官员出现下海经商热，据当时国内一家媒体测算，1992年，至少有10万名党政干部下海经商。这一批人后来被称为“92派”。

这一年5月，陈东升辞职下海了，选择了当时中国尚处于空白领域的拍卖业，成立了一家名为“嘉德”的综合性拍卖公司，以经营中国文物艺术品为主。

这个享受副局级待遇的年轻干部，是在担任《管理世界》副总编的时候萌发转行念头的。在一次杂志社举办的“中国最大500家企业评选”的活动上，陈东升看见了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活动如此之火爆，中国企业与世界企业的差距又如此之大。

恰恰也在这一年，国家体改委出台《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和《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这让陈东升看到了机会。在这位长期观察宏观经济和中国企业实践的前官员看来，这两个条例“是中国企业发生真正变革的转折点”。

到了1996年，他又通过筹资，创立泰康人寿。一个划破手指的男孩，成为这家年轻保险公司的首个理赔客户。

“从此中国就进入了一个现代企业的治理的时代。”陈东升向界面新闻感慨。“后来的嘉德，包括泰康都是按照有限公司、股份公司，来组建的现代企业。”

1992年，史玉柱刚刚创立巨人公司一年。这位身长体瘦的南方年轻创业者，以豪赌的方式用一张汉卡在中国早期IT界杀出一条血路。史玉柱心性颇高，但在评价陈东升时却言辞诚恳：“和我们这些1984年前后出来创业的企业家相比，他们少了些草莽气息，学术训练比较扎实，长于思考。”

“他们应该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代表……具有前瞻性的预测能力。”曾做过多年《中国企业家》杂志总编辑的牛文文如此评价“92派”。

如果说1984年前后崛起的那一批创业者们是出自对市场和利润的本能，那么1992年——这个属于陈东升、冯仑新一代创业者的时代，则更多了一些深思熟虑。饱受争议的牟其中虽常常语惊四方，在他受访谈著名的“罐头换飞机”时，这样评价1990年代的“新经济规律”：新的游戏规则，是对无形资产尤其是智慧的高度运用。

1991年下海的前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冯仑，在给牟其中短暂打工后回到海南，与潘石屹等人创办海南农业高技术联合开发投资公司，成功赚得第一桶金。两年后，著名的万通集团正式诞生，冯仑任董事长。

冯仑的早期创业依然有“野蛮生长”的痕迹——这一点他也并不避讳。又一次，冯仑向媒体回忆往事时提到，在1991年，公司账面上只有3万块钱，冯仑却敢和一家信托投资公司老总谈海南房地产的机会。这是一个八栋别墅的项目。冯仑告诉对方：“我出1300万，你出500万。我们一起做，你干不干？”

对方点头同意，冯仑立即骑着自行车跑出去写文件，在最短时间内将手续做完后，万通靠着对方先出资的500万元，立即从银行贷了1300万。

1993年，梁稳根创立的“三一集团”还没有正式更名。下一年，他这家企业将转战国内尚属空白领域的工程机械行业，销售额也将突破亿元大关。在随后的日子里，三一集团一路走升，成为中国重工民企的标高。

这一年，刚刚拿到美国绿卡的熊晓鸽先行回国。

在进入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之前，意识到职业瓶颈的熊晓鸽十分坦诚地告诉IDG董事长麦格文：“我有两个梦想，一个是把美国的电子信息杂志拿到中国出版；另一个是在中国做风险投资，我现在的老板不支持我，我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

1992年，IDG总部希望整合亚洲资源，他熬夜写了份计划，被通过了。“老麦很信任我，给了我1000万美元。于是我就回国了。”熊晓鸽说，此时，他开始全面接手IDG亚太地区事务。

在正式开始投资前，熊晓鸽带着老麦介绍的一个英国专家到中国转了一圈。这位专家下了一个判断：“在中国做VC（风投），你现在至少早了十年。”

这让熊晓鸽愤愤不平了很久。“但后来才知道，他说得没错。”他回忆。

“很多人都说我是中国投资第一人，说我眼光有多好多好，其实都是瞎扯。我完全是通过直觉和麦先生对我的信任，才进入了这个领域。又赶上互联网进入中国这个好时代。”熊晓鸽告诉界面新闻。早年，中国没有退出机制，也交过不少学费，直到后来投百度，投腾讯，才到了一个VC能展现力量的时候。“是麦先生一直都很信任我和我们团队，给了我们尝试的空间。”

从1993年回到中国到2000年，熊晓鸽几乎是投一个亏一个，整整七年颗粒无收。阎焱的投资事业则显得顺利得多。1994年，阎焱进入AIG旗下的AIF基金，担任该基金北亚和大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和熊晓鸽一并成为在海外进入风投行业最早的中国人之一。

三年后的1999年，张亚勤回到祖国，加盟微软中国研究院，出任首席科学家。也是这一年，冯仑开始参与组建行业内的企业联盟，他与王石、胡葆森一起在当年联合成立了中国首家房地产策略联盟机构——中城房网，也就是后来国内最大的房地产企业组织，中城联盟。

凭借早年的创业，冯仑奠定了自己在中国地产圈的地位。在万通集团完成企业改制后，冯仑还参与创立中国民生银行并出任创业董事，并策划并领导了对陕西省证券公司、武汉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东北一间上市公司等企业的收购及重组。几年内，万通集团总资产增长逾30亿元人民币。

进入互联网时代的其他人，也在悄悄发生变化。2005年，陈东升带领下的泰康人寿，保费已达178亿元；对互联网时代敏锐的观察，熊晓鸽一改1990年代的颓势，主导了IDG在中国投资了包括百度、搜狐、腾讯等中国网站，被称为“中国引入高科技产业风险基金的第一人”；服务AIG多年之后，阎焱被软银赛富选中，并在2003年力排众议投资盛大，这笔交易在一年后为赛富带来15倍回报——5.5亿美元，开创了中国风投行业的历史，成为教科书式案例；而在成为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八年后，常常自言“希望生活多一点不确定性，有一点挑战”的山西太原“神童”张亚勤，刷新了自己的简历，成为百度总裁。

当下这个时代，让陈东升颇有感慨。“现在创业都是后WTO派。”

“今天的创业完全是马云模式和李彦宏的模式了。”陈东升告诉界面新闻，现在，有一个新的最重要的力量——资本充裕。“大量的PE，大量的风投，大量的天使基金，不怕没有资本，是资本在寻找企业家精神。”

“当年我们有企业家，我们找不到资本，我们那时候募资很难。”陈东升回忆说，在当年泰康人寿刚刚筹资的时候，6亿资本，“好多人跟我签协议，最后要掏钱的时候都跑了，那个时候，资本市场不成熟。”

而现在，中国风投市场已是一片红海。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52岁的冯仑做了一个重要决策：卸任万通地产董事长，退居万通控股董事长，作为万通地产的大股东继续执掌公司。但其后，他设想构建的“立体城市”计划最终无果。

40年前，这个西安高三学生，骑着借来的自行车，风风火火地赶赴人生大考。40年后，冯仑面临又一场考验。由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变化，以及公司整体经营方向的问题，万通地产开始下坡。2014年开始，万通地产曾多次宣布转型，但都以失败告终。同年10月，冯仑与嘉华东方就转让万通控股股权达成协议，后者将受让冯仑持有的万通控股24.79%股权。这笔交易一波三折，最终到2016年6月，冯仑才百味杂陈地告别万通。

在旁人眼里，这位中国社科院法学博士、前国家干部、白手起家的企业家是一位学者型开发商。但如财经评论者们给的评价一样，他一手创办的万通，在上世纪90年代以拓荒者的姿态投身于中国早期地产开发，在海南岛喧嚣的地皮上开启了一个时代，但最终无法摆脱一个商业怪圈：企业家的名望与企业发展渐成反比，曾经如日中天的事业不断被后来者超越。这些年，冯仑办社区、写书，常常出现在慈善会和读书会上。就像他自己的评价那样：资本家的岗位，无产阶级社会理想。但显然，理想主义最终还是战胜了现实。

进入新世纪的这17年，熊晓鸽也时常反思，他的一个遗憾是错过了第一波电商的浪潮。“尽管成功投资了百度和腾讯，但我们错过了阿里巴巴。”熊晓鸽告诉界面新闻，“但其实不是我们不重视电商，我们早期也投资了一些电商公司，其中也有不错的项目，但出现了判断失误，比如8848，是很不错的项目，当时券商说等一等再上市，一等就错过机会了，正好又赶上了那一轮互联网泡沫破灭。”他感叹，如果当年8848能在泡沫破灭之前上市，“今天中国电商行业的格局可能就不一样了。”

但历史会给他们一个明确的定位。IDG和AIF是中国风投行业公认的拓荒者。在熊晓鸽回国之后，整个1993年，他都在费尽唇舌向有关主管官员及创业者解释，什么是风险投资。

1999年，IDG由公司制改为合伙制，这一组织架构的改变也被熊晓鸽视作一个关键节点，“我们是第一个用合伙制在中国做VC的。”熊晓鸽说。

在经历了五年行业下行的沉寂期后，梁稳根这个老牌实业家，正在迎来又一次回峰期。2017年，三一集团旗下上市公司三一重工的业绩表现亮眼，前半年的净利润达到11.6亿元，是上一年的七倍多。这匹中国重工企业的老马，中国恢复高考制度最直接的受惠者，不负众望，仍在实业领域摸爬滚打。

2013年，张亚勤回到母校，参加第一届少年班毕业30周年。他穿着汗衫、戴着墨镜偷偷进了食堂——他要去找一道菜梗肉片。这是他上学的时候最喜欢的一道菜。“可是，怎么就没有30年前的那种味道了呢？”

2008年6月，熊晓鸽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巧遇上海电影集团的总裁任仲伦，谈起那代人共同的求学经历，感慨之余，两人一拍即合，约定共同投资拍一部有关当年高考的电影，起名《高考1977》。

“在我不短的投资生涯中，这是唯一一次没作任何市场调查，没作任何风险评估的投资。”熊晓鸽说，“我只出了钱，所以最后片子出来我看了。有个遗憾，无论是编剧还是导演，他们都没下过乡。”

现在，这位老牌投资圣手，正打算拍《大学1978》。“今年在上海电影节，我又遇见了任仲伦先生，他是78级的，其实我们这批人正好都是78年3月入学。我对他说，上次是你操刀，这次我将亲自操刀。希望明年能把此片献给大家。”熊晓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