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700年到现在，共有一千万爱尔兰人离开了家乡，定居在国外。这个数字是如今爱尔兰共和国人口（480万）的两倍，也超过了整个爱尔兰岛上的人口（北爱尔兰和南爱尔兰人口共有660万）。1845年，在饥荒前夕，爱尔兰的人口达到了峰值850万，而这仍然低于爱尔兰的迁徙人口总数。在全世界范围内，有七千万人是爱尔兰人后裔，其中一半都在美国。在美国，爱尔兰后裔人数仅次于德国后裔人数。

对爱尔兰人而言，美国似乎是一面镜子，或者说，是与爱尔兰互补的国家：爱尔兰是移民迁出国，而美国则是移民迁入国。美国是一个由移民们组成的国家，大部分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是，爱尔兰是现代世界中的移民迁出国，这一点却很少为世人所知，但这却是爱尔兰独一无二的历史特点。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爱尔兰在欧洲拥有最高的移民迁出率。

詹姆斯·康诺利的人生能够体现爱尔兰人移民的第一个重要原因：爱尔兰在英帝国中的处境。1868年6月5日，康诺利出生于爱丁堡。他是约翰·康诺利和玛丽·麦吉恩的第三个儿子。在大饥荒前后，他的父母迁移到了苏格兰。他的父母离开爱尔兰的日期尚不明确，但是1856年10月20日，他们在爱丁堡结婚了。当时，两个人都是23岁。康诺利的父亲是一位工人，他们一家人住在爱丁堡的牛门区，这里被也成为“小爱尔兰”。

14岁的时候，康诺利篡改了自己的年龄，参加了英国军队。他在军队服役六年。这段经历使得他一生都痛恨英帝国和英国军队。1888年，他逃离了英国军队，或许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所在的军团将从爱尔兰前往印度。他回到了爱丁堡，在这里，他开始积极参与社会主义事业。1896年，都柏林社会主义俱乐部（Dublin Socialist Club）邀请他有偿担任组织者，于是，他将自己的家庭迁到了爱尔兰。

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举行登基60周年庆典，而康诺利却针对此事发起了游行示威，并因而被捕。两年之后，布尔战争使得爱尔兰兴起了激烈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因此，康诺利又领导人们进行抗议，并再次被捕。1903年，康诺利无法再在都柏林待下去，于是便移民到了美国。次年，他的妻子和儿子也来到了美国。

在英帝国的背景下，爱尔兰的全球迁移路径变得更加不可避免。例如，在大灾害时期，英国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救灾措施，包括以市场价格出售粮食、在救济处免费分发食物等。但是，1847年，英国政府决定将救灾压力转嫁到由爱尔兰当地资助的法律协会头上。对于爱尔兰来说，这是一个灾难性的政策。因为原本爱尔兰的佃户就无法付起租金，地主走向破产。甚至连温和派的爱尔兰民族主义领导者艾萨克·巴特（Issac Butt）也曾被迫发出疑问：如果人们看到康沃尔（英格兰郡名）的景象也像科克（爱尔兰城市）那样，人们还会持有这种观点吗？”其他人对此的评价则更为尖锐。

1861年，爱尔兰民族主义革命者约翰·米歇尔（John Mitchel）在美国流亡。他将大饥荒形容为“150万男性、女性、儿童被英国政府谨慎地、小心地、和平地虐杀”。米歇尔指出，土豆在全欧洲都没有成长起来，但却只有爱尔兰爆发了饥荒。“全能的神使得土豆枯萎，”他说，“但却是英国人制造了大饥荒”。如今，没有一位历史学家会接受这样一种直白的屠杀指控，但是在当时，米歇尔的话却使得爱尔兰人出走到全世界。

爱尔兰在英帝国中的角色，就是一个关乎巨大利益的故事。爱尔兰是英国的殖民地——往好点说，则是英国的附庸小伙伴。然而，爱尔兰人在征服、占领、统治英国其他海外殖民地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其中存在着矛盾。但是，殖民地的人去帮助统治自己的国家，或者是同一个帝国的其他部分，这并没有任何不合理之处。

事实上，欧洲在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殖民统治，总是按照惯例，依靠当地伙伴和同盟进行管理。例如，印度人曾帮助统治印度，而且，英国的本土军队和海外军队中，都有许多印度人。但是，爱尔兰在英帝国内部有着不一样的地位。和其他殖民地不同，爱尔兰需要向英国议会派遣代表。所以，在英帝国的各个角落里都有爱尔兰人的影子。不仅在印度有爱尔兰军人、管理者、医生，在亚洲和非洲有爱尔兰的传教士，而且，在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都有大批爱尔兰移民和定居者。

许多在英帝国内担任军人的爱尔兰人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成为军人的。雷吉纳德·戴尔准将（Brigadier Reginald Dyer）的父亲是一位爱尔兰人，他出生在印度的旁遮普省，在科克郡的米德尔顿大学接受教育。1919年，他曾命令军队在旁遮普族所在的城市阿姆利则展开了臭名昭著的大屠杀。同时期，米歇尔·德怀尔（Michael O’Dwyer）是当时旁遮普省的副总督。他来自于蒂珀雷里的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家庭中。陆军元帅亨利·威尔逊爵士（Henry Wilson）是朗福德郡本地人，他通过布尔战争，一路走上了高位。1918年，他成为了帝国总参谋长。

对于每一位出生于爱尔兰的英国官兵来说，他们之所以拿“国王给的钱”参加英国军队，更多的是由于经济原因，而非爱国。而且，他们的那段参军经历经常使他们更为怨恨和激进。其中便有约瑟夫·苏利文（Joseph O’Sullivan）和雷吉·唐恩（Reggie Dunne）。一战期间，他们曾在英国军队服役。这场战争使得约瑟夫·苏利文和雷吉·唐恩更为激进。他们最终参加了爱尔兰共和军。1922年，他们在亨利·威尔逊的家外刺杀了他。

英国军队将爱尔兰人带到了全世界，这使得他们在政治上朝着不同的方向前进，或者是把他们带上死亡之路，或是给了他们开启职业生涯的立足点。但是，这从来都不是爱尔兰移民历史的核心。爱尔兰移民中的大部分人都不是帝国军人，而是普通的男性、女性和儿童。这场巨大的人类迁移并不是每个个体人生故事的总和，而是一种集体性现象，正是这种现象，使得爱尔兰人拥有同一个身份。虽然这场迁移中，不同人都彼此不同，但是爱尔兰人的这场巨大迁移的经历，却是相同的，拥有明显的轮廓。这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离散（diaspora）”这个概念及其在全世界中的角色。

从1700年到现在，爱尔兰是通过一波波的迁移，才从爱尔兰到了世界其他地方。这种集体性的迁移运动开始于18世纪的阿尔斯特以及其他被英国殖民的地方。苏格兰殖民者的后裔——后来在美国被称为苏格兰-爱尔兰人（Scots-Irish）——离开了阿尔斯特，去传教，去寻找大陆。而在几代人之前，这些理由正是他们的祖先来到爱尔兰的原因。

在1700年到1776年美国革命开始时，大约有六万到十万人在美洲大陆殖民地定居，其中大部分都是长老会的会员。他们成为北美最大的定居群体，德国人、苏格兰人以及英格兰人次之。1783年《巴黎和约》之后，爱尔兰人再次开始了迁移。到1815年之前，大约又有十万人来到了美洲。其中大部分都居住在宾夕法尼亚州。这里能够为他们提供具有优惠条款的土地、还拥有独一无二的宗教宽容。他们从宾夕法尼亚州一路向下，穿过南部的荒野，一直到乔治亚州。其中一些爱尔兰人后裔成为了美国总统，包括安德鲁·杰克逊。1765年，在他出生两年之前，他的父母从阿尔斯特来到了卡罗莱纳。同时，他也是第一位不是出自殖民精英的美国总统。

在1845年大饥荒发生之前，爱尔兰人向外迁移的速度和数量急剧增加。从1815年到1845年，大约有一百万人来到了北美，居住在加拿大和美国东北部的市镇当中。除此之外，到1841年之前，大约有四十万出生在爱尔兰的人居住在英国。在19世纪30年代之前，在跨大西洋的人群迁移中，阿尔斯特的长老会成员都一直占绝大多数。30年代之后，来自爱尔兰的天主教移民超过了新教徒。从19世纪30年代起，在整个19世纪中，在从欧洲迁移到北美的爱尔兰人当中，天主教人数占到了80%。

在乡村占多数的爱尔兰，就业机会稀少，获得土地的可能性也很小。当时，爱尔兰人口快速扩张，圈地运动非常普遍。地主和商业农场主将土地紧紧地握在自己的手中，将土地用途从耕地转为牧场。地主用动物来替代人工，收回他们租给佃户的土地。因为爱尔兰缺乏城市和工业，因此被夺去土地的乡村贫苦人民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迁移到国外。

从1846年到1855年，在大饥荒危机期间，超过一百万的爱尔兰人由于饥饿或与饥荒相关的疾病而死亡。还有210万人离开了爱尔兰——这个数字超过了过去两个半世纪中迁移人数的总和。大约有150万人前往美国，超过30万人前往加拿大，后来，这其中的许多人向南迁移到了美国。另外30万人去了英国。还有成千上万人左右去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康诺利的父母便是其中的一部分。在这期间，他们离开了爱尔兰，去了苏格兰。

在19世纪40年代，在美国的移民当中，爱尔兰人占到了总数的45%。在19世纪50年代，爱尔兰人和德国人各占35%左右。换句话说，在19世纪40年代，几乎每两个美国移民中，便有一名爱尔兰人。在19世纪50年代，几乎每三个美国移民当中，便有一名爱尔兰人。但是，德国人口逐渐超过了爱尔兰人口。1861年，德意志邦联的人数大约为3500万，而爱尔兰的人口只有580万。然而，在这个时候，居住带美国的爱尔兰人数量和德国人数量基本相等。1861年，在美国的爱尔兰人和在本国内的爱尔兰人比例为1:5；而对应的德国人数比例为1:30。

饥荒结束之后，从1856年到1921年，大约有300万爱尔兰人移民到美国，20万人移民到加拿大，30万人移民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100万人移民到英国。在20世纪初，每五个出生于爱尔兰的人当中，便有两个居住在海外。1903年，康诺利离开爱尔兰，前往美国时，爱尔兰移民已经成为（按历史学家的话来说）“一场巨大的、永不停歇的、管理良好的国家计划”。

在饥荒结束后的时代中，爱尔兰的发展潮流与西方的社会和经济历史相反。在美国和西欧，人口集聚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与此相反，爱尔兰的人口却减少了一半，工业基础萎缩，城市人口降低。人们从乡村搬到城市在每个地方都很常见，但是，由于爱尔兰缺乏城市和工业来吸收流离失所的农村人，因此那些离开乡村的人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搬到国外。

移民出国的最主要原因是土地压力。在饥荒之前，爱尔兰年轻人结婚的不少，但是饥荒之后，他们只有在获得土地之后，才会结婚——这通常是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从饥荒之后开始，每一个在爱尔兰长大的人都知道，成年之后，他们必须要挣扎着决定是留在国内，还是离开爱尔兰。特别是对于许多年轻女性而言，离开爱尔兰，意味着逃离乡村生活的繁重枷锁。在19世纪末，离开爱尔兰的年轻单身女性数量与男性相同，这在当时的欧洲移民中难得一见。

20世纪，爱尔兰移民的动因仍未发生变化，但是英国却取代美国，成为首要的移民目的地。大萧条期间，美国缺乏就业机会；二战期间，跨大西洋航运中断，这使得爱尔兰人纷纷前往英国。20世纪50年代，前往美国的爱尔兰人数再次增加。但是自从20世纪20年代起，大约有四分之三的爱尔兰移民都去了英国。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爱尔兰共和国的外出移民大幅度减少。这是自大饥荒以来，爱尔兰的人口首次有所增加。但是，这个增长时期却很短暂。20世纪80年代，爱尔兰的高失业率又推动了十年的人口迁移。20世纪90年代，爱尔兰的发达经济首次吸引了大量外国人来到爱尔兰，也吸引了曾经迁出的爱尔兰人再次返回来。那时，爱尔兰似乎已经扭转了历史继承，成为一个接纳移民的国家，一个令人激动的未来希望。然而，随着2008年经济危机的到来，这种现象又消失了。

漫长的爱尔兰移民历史中有胜利者，也有失败者。在大多数时间里，那些努力留在爱尔兰的人的生活逐渐好转。向外移民或许在某些方面阻碍了经济发展——例如，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减少，农村创新需求的减少。但是，向外移民也大大减少了人口规模，降低了对资源的争夺，而且能够获得国外的汇款，因此，向外移民其实提高了国内的生活标准。总之，向外移民通过减少贫穷、失业率以及阶级冲突，因而在爱尔兰社会中扮演了安全阀的角色。爱尔兰的巨大迁徙史为那些留在国内的人带来了好处。

大部分爱尔兰移民都居住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小部分人则前往南非和拉美。除了拉美之外的其他这些国家，现在或曾经都与英帝国有所联系。但是，英帝国这一个原因并不能完全解释爱尔兰人的大规模迁徙。

“diaspora”（离散）这个词来源于动词“diaspeiro”（分散）——这个词是由“dia”（在什么之上或通过什么）和“speiro”（散落）两个词组成的。这个词首次出现在公元前250年左右的《希伯来圣经》希腊语译本（也被称为《七十士译本》）中。该书是由居住在亚历山大的犹太人学者所翻译的。

在《七十士译本》中，“diaspora”这个词指的是，那些不遵从上帝命令的人被上帝所驱逐，由此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圣经旧约·申命记28:25》中说道：“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

《新短牛津英语词典》中便引用了这段话，认为“diaspora”有两层意思。第一个意思指的是社会过程（“犹太人流散在非犹太人国家中”），另一个意思则是社会存在（“所有居住在以色列圣经之地之外的犹太人”）。《新短牛津英语词典》为后一种意思列举了一个关于美国爱尔兰人的例子：“大饥荒、大流散、以及爱尔兰裔美国人对英国的深刻仇恨。”

在很长时间内，“diaspora”这个词一直都只指犹太人的分散与流亡。但是，在20世纪中，这个词的意思逐渐扩大，将其他人口的非自愿分散也囊括在内，包括美国人、非洲后裔、爱尔兰人。在提到犹太人的经历时，这个词特指的是人类所遭遇的灾难、救赎以及历史方向。但这个词指代其他人口时，必须要谨慎处理。

学者们花费了大量努力来定义“diaspora”，并为其编撰了类型学和清单。但是，抽象的模型只会使得我们更难以理解历史上的经历。

“Diaspora”既不是一个过程，也不会一种能够定义的事物，而是一种理念，一种概念框架。通过这个框架，人们可以探寻迁徙的缘由。这个理念中包含了三个互相重合的因素——迁移、联系、回归。这三种要素并不一定是同时存在，人们也没必要使用“diaspora”这个词来将迁出当做是一种流散经历。

迁移指的是人口移动，和之后人们是否在国外定居并没有关系。在这个意思中，diaspora通常指的是被迫流散，而非主动的人口迁移。诸如犹太人的流散和非洲奴隶便都属于此类。

联系指的是移民们在国外建立起的联系和互动。移民们仅仅参与国内的事务是不够的，毕竟这非常常见。当社群之间的联系和互动中包含一张广阔的流散团体网络时，我们会在全球网络中拥有节点。对于理解移民历史来说，这种联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框架。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要素——回归。Diaspora理念中体现了一种，或许是真实存在，或许是想象中的家园。返回家园可以是字面上的意思，例如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但是，通常都是一种暗喻、精神层面、政治层面的意思，但是其影响力并没有减弱。

Diaspora为我们理解爱尔兰饥荒时期的移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框架，这种人口迁徙是由一场灾难性的事件触发的。大部分人都是被迫向外迁移，并且去往了不同的目的地。他们不仅在新国家和爱尔兰之间建立起联系，而且在他们所定居的国家网络之间建起联系。他们还涌现出了一股强烈的放逐和流亡之感。

爱尔兰移民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了流散关系。例如，在19世纪的纽约、多伦多、悉尼，民族主义者们一同努力解放他们的祖国。劳动维权人士是国际爱尔兰激进主义的先锋，19世纪晚期的帕特里克·福特和20世纪早期的康诺利便是其中之一。“多尼戈尔贫苦人民的事业”，福特曾说过，“便是霍巴克河工厂奴隶的事业”。而康诺利则认为纽约和都柏林的劳动阶层之间没有什么区别。大流散使得福特和康诺利成为了国际主义者，并使得他们更为激进地反对英帝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

特别是在饥荒过去后的两代人当中，爱尔兰移民者们认为，只有回归才能治愈历史的创伤。尤其是爱尔兰裔美国人，他们拥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被迫流亡之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爱尔兰移民几乎从来没有真正回到爱尔兰。在20世纪早期，只有较低比例的犹太人从美国返回到以色列。对于爱尔兰人来说，回到祖国意味着抛弃这种流亡之感，但是，正是这种流亡质感让他们拥有了一种新的民族认同和流散国家主义。正如战争失败比战争胜利更能让团体凝聚在一起一样，流亡也具有同样的力量。

然而，康诺利并不满足于成为一名流亡中的国家主义者。实际上，他是少数回到爱尔兰的爱尔兰裔美国人之一。一战期间，1903年，他开始在美国定居。在这之后的七年中，他都在丹尼尔·德莱昂（Daniel De Leon）的社会主义劳动党中担任活动家，虽然康诺利从来没有面对面见到过丹尼尔·德莱昂。后来，他又投入了世界产业工人党和尤金·维克托·德布斯（Eugene V Debs）的美国社会主义党中。但是，对康诺利来说，流亡是一种痛苦。在美国，他从未脱离贫穷。于是，1910年，他带着全家回到了爱尔兰。

回到都柏林之后，康诺利加入了爱尔兰社会主义党，担任爱尔兰贸易联盟的领导者，在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战期间，秉承着“英格兰的困难就是爱尔兰的机遇”的理念，一群反帝国主义民族主义者决定要求独立。康诺利参加了1916年复活节起义，希望将社会激进主义的精神融入到爱尔兰民族主义当中。

4月24日，康诺利领导自己的社会主义民兵“爱尔兰公民军队”，进入了都柏林邮政总局的革命总部中。在这里，叛乱者们在又坚持了一周之后，便缴械投降。康诺利被军事法庭判为叛国罪，1916年5月12日，这位曾经的军人、国际社会主义者、反帝国主义革命者、爱尔兰移民被行刑队处决。

我们之所以更了解他，而不了解其他大多数爱尔兰移民，是因为他是一位政治活动家，并且成为了一名革命烈士。但是，和其他爱尔兰移民一样，康诺利是在英帝国和大流散的背景下，所形成的集体迁徙的一部分。在当今时代，离开爱尔兰的一千万移民每个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人类历史上大迁徙的一部分。

（翻译：尉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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