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渣变学霸，郎咸平究竟怎样一步步踏入学术殿堂的？
作者：郎咸平 著名经济学家
编者按：
谁是中国最牛的经济学家？
评判学术水平的两个标准：
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数量；
论文被引用次数。
小师妹眼中最牛的经济学家当属Larry Lang郎咸平啦！上世纪90年代初的美国，他在实证公司金融领域做出了突破性贡献。他的论文《不良债务重组》，是1990年金融论文中引用率世界第一的文章，达到了实证研究的顶级水准，还打破了白人对于华人只会资产定价这种高端数学的刻板印象。
小师妹作为一枚金融学研究僧，对郎教授的学术水平只能用一个字形容：服！
▲图片版权归功夫财经所有，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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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郎咸平在经济学核心期刊的论文发表量、被引用次数，在华人经济学圈中无人能出其右。很多人以为郎咸平是天生的学霸，并非如此。他从小是个“学渣”，考试不及格、作弊被抓这些你有过的经历，他都有。那他究竟怎样一步步踏入学术殿堂的？
我为何会一生钻研学问，我想这和我大一时的遭遇有关。东海大学经济系有一门课叫微积分，是跟化工系一起念，因此要求很严。该课总共8个学分，要念两个学期，一个学期有4次月考。我第一次月考考了60分，还是照样玩。结果第二次月考时，由于作弊被抓到了，得了个0分。两次考试平均分30分，意味着第三和第四次月考大概都要考100分才不会被淘汰。我那时就想放弃了，因为就我的水平而言，哪有可能考100分。但这一次却是我一生的重大转折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决定好好念书。
我当时就一根筋，我就不信考不过，所以每天念到半夜两三点。结果念了一个月下来，突然对学习产生了浓厚兴趣，我也突然发现微积分竟然也有很多乐趣，而且发现解题成功会很有成就感。之后的两次月考，我的平均成绩竟高达99分。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没那么笨，这是我这一生第一次有这种美好的感觉。我慢慢开始对做学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以后，我博览群书、涉猎极广，尤其是历史、政治、军事和哲学四大科目是我有系统学习的主体。我似乎从书海中寻回了自己的灵魂。只要每次回台中，我都要看望那位老师，感谢他那次抓作弊抓得好，是他改变了我的一生。
在大学时，我对经济学很着迷，曾经几次写信给一些很有名的经济学大师表示我的崇拜之意，偶尔我也会收到回信。我记得，当时普林斯顿大学和纽约大学的经济学教授William Baumol给我回了一封信，其中有一句话让我终生难忘“像你这样有激情的人，一定会研究出经济学需要的新概念”。这句话我放在心里一辈子，深受感动。William Baumol后来成了我在纽约大学的同事。
大学毕业，我顺利地考上了“国立”台湾大学经济学研究所，那应该是台湾地区顶级经济学家的摇篮。
我在台大的指导老师陈昭南教授，可以说是台湾地区经济学泰斗。他在芝加哥大学师从国际金融大师蒙戴尔（Mundell，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陈老师在经济学主流期刊发表了多篇论文，是货币学中“两种货币没有完全替代性”的倡导人。而台大经济系在他的影响下也慢慢形成了追求发表学术论文的风气，最终成为台大最引以为傲的学系。
研究生毕业之后，我服了两年义务兵役。之后机缘巧合当了记者，整天跑新闻。台湾和大陆类似，记者不被年轻人当成一项终生的职业，通常做个两三年就会彻底转行。我前前后后做了两年的记者，也是考虑该转行的时候了，这时我考虑到海外留学了。
我一共申请了7所美国大学，但我的运气不好，只有一所学校有回应——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而且没有奖学金。年轻的我当时也慌了神：唯一一家愿意接受我的学校，竟然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不知道有多烂的学校！不是说笑，我到了沃顿才知道这所学校原来大名鼎鼎。20世纪80年代初的台湾消息闭塞，很少有人知道沃顿。
沃顿——烂学校——去还是不去？还有2万美金的学费，我依稀能感受到当年的犹豫和彷徨。最后还是母亲拿着卖房子的钱助我留学成功。
我从沃顿商业经济系转读到了金融系。之前在东海和台大总觉得自己水平不错，但到了真正的学术殿堂才发现这里的课程太难了，根本听不懂。而且，我们还是跟经济系博士生一起修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两门课。
宏观经济学的老师是国际上极负盛名的日裔美籍教授Ando，他和Modigliani教授共同提出了现代消费理论（Modigliani教授后来还因为该消费理论和金融学理论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这位老师教书的能力奇差无比，我们根本听不懂他讲的日式英文，而且他的指定读物竟然超过了400篇论文一学期，大家根本不可能读完。该学期过了以后，我们问他为何要这样教时，他的回答令我们惊愕——他说博士教育就是为了培养那些能在困境中生存的学生，他是故意让大家听不懂的。他的这种逻辑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另外一门微观经济学，一开始就搞博弈论，我对此一点概念都没有。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看过《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这部电影？约翰·纳什（John Nash）扬弃了博弈论。他的理论几乎完全打破了我们的传统观念。美国学术界以前总认为当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极大化时，那么整个社会的利益就是每个人的利益的加总，因此也将会实现利益极大化。因此，政府不需要干预，只要让人民自由发展即可创造出繁荣的经济。奉行这个理论的当以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曼（Friedman）和哈耶克（Hayek）为代表。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还和这两位大教授通过信，他们两位都给我回了信。弗里德曼告诉我，要成为成功的经济学家就一定先要把数学学好。而哈耶克当时已退休住在奥地利萨尔斯堡，他是唯一一位亲笔写信回复我的教授，而且回复了我两次，我当时好感动。他也鼓励我要多学数学。他说他的年纪太大了，无法帮助我了，他还推荐了一位在艾奥瓦大学的教授帮助我理解他的理论。
我总觉得沃顿的老师个个都喜欢打击我们的信心。当时，金融系录取我的系主任Santomero是一位著名的货币学家。我们上他的货币学课时他叫我们读一篇芝加哥大学Metzler教授的成名论文。那篇论文指出如果物价上升，则资产价值就会下降，结果就是消费减少。Metzler教授就因为这一篇文章在27岁时就拿到了芝加哥大学终身制教授的荣誉。Santomero说：“27岁就是你们班现在的平均年龄。”接着Santomero很郑重地告诉我们，“有一天Metzler发现自己长了脑瘤而必须开刀动手术，但是手术做得不好，伤到了他的脑神经，结果手术后，他的天才就消失了，他的智商就变得像你们一样了。”
我还记得我们上了一门很难的课——股票期权。当上这门课的时候，我们发现全班年纪最轻的就是老师Andy Lo，他20岁出头就拿到了博士学位。由于这门课的数学推导相当艰难，不是普通的微积分，而是不确定微积分（stochastic Calculus）。因此，全班同学天天开夜车解数学题以应付该课的数学推导。Lo看我们的水平不行，还会拿运筹学之父George Dantzig读书时一不小心解开了连爱因斯坦都解不开的题，而被斯坦福大学授予终身教职的故事鼓励我们。
我用两年的时间把所有的课程都读完了，同时还通过四次非常困难的学科资格考试。考完试以后，即被授予金融学硕士学位。这四次考试中最难的就是第一次，因为要考宏观经济学跟微观经济学。我当时是全班第一名考过的。一直到了这个时候，我才觉得自己读书开窍了。
而第四次资格考试是考金融学的专业课程，其中一科就是Lo的股票期权。为了准备这次考试，我们全班昏天黑地地开夜车解答艰难的期权数学问题。但我们拿到考卷时，一看只有一道考题“股票期权可否兑现”。题目虽看似简单，但老师却给了我们8个小时的答题时间。我们都认为8个小时解这一道题，那它肯定是很难的题目。我还记得8个小时内全班无人提早离场，个个洋洋洒洒地写了至少40页以上，我大概写了60页。考完以后，老师告诉我们，全班都答错了，答案是——NO！如此简单。全班唉声叹气，果然是小鬼难缠。
1985年，在沃顿开始写博士论文时，我只想做投资学方面的论文，根本就不敢做公司财务的课题，因为我认为自己是不适合这种软科学，我也不认为我能进那个小圈子。只是当时沃顿的一位大牌教授Irwin Friend需要一个勤劳的打杂工。由于我曾义务帮他搜集了一些资料，所以他很希望继续用我这个廉价劳力，因此就收了我，并要求我做公司财务的实证研究。从此以后，我就开始了噩梦生涯。
当时，我根本就不知道如何找公司财务的论文题目，更不知如何着手，只是很努力但很幼稚地想把论文写好。我想可能是我的“勤劳”感动了他，他指定了一个公司财务的题目给我，同时也把有关的资料给了我。在他细心地指导下，我在半年之内就把论文写出来了。我总共花了两年半的时间拿到了金融学博士学位。这个速度就沃顿创校一百余年的历史而言，可以说是非常快的了。
以上就是我对学术生涯的一次总结。经过沃顿的炼狱式学术锤炼，我在投资学、公司财务等金融领域的造诣有目共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