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肥到福州，从上海到巴黎，书报亭危机几乎是所有城市都在面临的问题。
城市书报亭对于一个城市而言意味着什么？
曾经随处可见的报亭堪称是城市里的一道风景线，如今却在不知不觉地从我们的城市和生活中消失。不夸张地说，除了买水和饮料，你可能不会与一座书报亭再有什么交集。
2013年4月，郑州最后一座报刊亭被拆除，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市区没有报刊亭的省会城市。
不止于此。从合肥到福州，从上海到巴黎，书报亭危机几乎是所有城市都在面临的问题。
但是不管你承认与否，书报亭的消失是一种必然。
早在民国时期，民间办报时兴，书报亭就此出现，这一时期的书报亭兼具书报销售和邮亭功能。在此之前，报纸主要通过征订和叫卖的形式进行销售（明朝后期开始）。
（图为民国时期书报亭）
建国后，书报亭直到90年代“下岗潮”时期才迟迟现身。当时的书报亭是为了帮助下岗职工再就业而形成的一种政府主导的业态，经营种类还很单一，只有报刊和杂志，盈利也很少。
但是对于当时深受国企改制打击的“下岗职工”而言，书报亭不失为一个养家糊口的好选择。
（图为90年代海口市书报亭）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繁荣，2004年左右，书报亭经营者开始了多种经营的的道路，除了传统的报纸、杂志还会兼售一些食品、充值卡和小玩具，在人流密集的地方还会售卖一些地图指南方便外地游客。
书报亭的衰落开始于2008年左右，当时正值北京奥运会召开前期，各地严抓市容市貌整治工作，占道经营、阻碍交通、外形破旧的书报亭首当其冲，经历了大规模地拆除。
虽然当时北京在奥运比赛场馆附近设立了一些有权售卖进口报刊的书报亭，全国其他地区的书报亭却在这个时期逐渐走上“下坡路”。
据公开资料显示，从2008年底到2013年，全国共拆除了10468个邮政书报亭，而这期间，郑州市实施“退路进店”，成为全国首座没有书报亭的省会城市的新闻报道更是成为当时的热议的话题。
（图为郑州书报亭遭拆除之前）
2013年以后，耿银平、白岩松等知名作家纷纷发声呼吁书报亭的回归。一方面是城市建设的客观需求，另一方面是城市居民对于“文化符号”的不舍和留恋，书报亭的去留被上升为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
尽管北京、上海、安徽等地加强了对书报亭个体经营户的集体管理，然而这阶段的书报亭经营已经将报刊的经营比例降低许多，取而代之的是食品和其他旅游纪念品，严格来说“书报亭”已经进化为“小卖部”。
（图为我们常见的书报亭）
不得不承认，虽然“保亭派”声音不断，但在线阅读的普及、以及时不时的“市容”管理，还是让书报亭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化。
（全国各地整顿书报亭）
2016年前后上海曾出现过一轮“书报亭”快闪风潮，以新颖时尚的造型和短暂的现身，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的目光，但也只是一时的营销噱头。
而这几年杭州、福州等地也开始开设自助书报亭，从侧面说明维系一个报亭的运营之难。
书报亭为什么会消亡？
最直接的因素，恐怕来自于市民获取信息方式的变化。据统计，到2016年末，我国网民人数达到7.31亿，特别是手机上网人数持续攀登，而报纸的阅读率却在持续走低。
另外，书报亭的兴起，本身是为了帮助下岗工人、残障人士等群体再就业而诞生的惠民项目，但是想要成为一方“亭主”也并非易事。
在申请者门槛上就有诸多限制，以厦门市为例，申请者除了需要下岗证明、高中以上学历、身体健康等一般条件之外，还需要请一名邮政局正式职工为做经济责任担保。而广州的申请条件中不需要邮政正式职工的担保，但是同样的优先考虑残障人士和下岗职工。
过了这一关，则需要到邮政局、市规划局、报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等地申请等待审批，有些地区还需要增加摇号一项筛选出最终经营者。
虽然邮政每年有一定的补助，各地政府也有不同的款项进行专项帮扶，但现实中的“亭主”的经营压力并不小。
以合肥市为例，一位报刊亭经营者的作息时间是早上6点至晚上7点，风雨无阻每天工作13小时。生意最好的时候每天能卖出30份报纸（以前一天的都市报售卖数量是200-300份），每份报纸赚0.2-0.25元，下雨时颗粒无收，即使是每天报销售量能够达到最大值，每月也只能挣225元。图书杂志按照销售价的8折进货，以售价4元的《读者》为例，每本利润在0.8-1元之间。如果遇到书刊销售不畅而积压的情况，就只能半价处理或当废品卖掉，不仅赚不到钱而且亏损更多。所以，很多报刊亭的“副业”——比如饮料，反而成为主要收入来源。
而维系一个报亭，每月支出租金800-1000元，管理费500元，政府补助每月300元，加上水果、饮料、香烟等经营，每月净挣2000-3000元。但是这与天气情况、交通路政、选址等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部分书报亭受上述不可控因素影响，每月盈利不足1000元。
对于一个下岗工人家庭甚至是一个残障家庭而言，这样的工作强度和工资水平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以上海为例，据数据统计，东方书报亭从设立以来最多有2120个网点，这几年关掉的书报亭达到了500家，占了将近4成。
（图为上海现代书报亭）
书报亭的消失并非中国一国独有，据统计，2004年俄罗斯的报刊亭数量为4.2万个，而到2014年已经减少30%。
而像日本、法国这样的“报业大国”，书报亭之所以能够存在并且存活的还不错，很大程度上与其国民阅读习惯有关。
据调查显示，72%的巴黎市人会去看报刊亭摆放的报纸杂志的封面，54%的巴黎人会在看过封面后购买至少一份报刊。即便如此，巴黎原有的书报亭数量也缩减了相当一部分。
假如书报亭“寿终正寝”，我们的精神生活就无处安放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即使有书报亭作为城市存在的永恒风景，人们对于报、刊的“间歇性”需求也不足以支撑报刊亭承包个体的生存。
退一万步讲，书报亭倒掉了，书籍报刊的内容依然会流向线下书店和更多的线上渠道，根本不用担心无书可读、无报可读的情况。
那么“保亭派”的执念到底是什么？也许是对书报亭消失和人们文化生活匮乏的关联焦虑反应吧。
比如像《令人忧虑，不阅读的中国人》，这类对中国阅读率落后的反思文章时不时会火上一把。除了书报亭，人们的担忧还蔓延到了独立书店、出版机构、文创机构等领域。
和书店一样，书报亭是一个时代文化生活的寄托，也是某一阶段的文化符号。但符号就是符号，它没有办法替代文化生活本身。既然大众的生活里，书报亭只是一个你偶尔想起的可以买饮料的路边摊，那让它消失又何妨。
说得好像不消失的时候，你真的会走过去，买一份正经报刊一样。
倒是那些因书报亭消失而失业的群体，对他们生活的关心，更有价值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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