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繁荣，消失，到复兴，索马里 1970 年代的音乐文化都经历了什么？
哈尔格萨——1331 年，著名摩洛哥探险家伊本·巴图塔来到位于巴拿迪里海岸的摩加迪沙，即今天的索马里。巴图塔当时来到的，是东非最富裕、最有权的港口，是印度洋贸易系统的要塞，是世界经济的中心。
罗斯·邓恩在《巴图塔探险记：十四世纪的一位穆斯林旅行家》书中写道：“登上海岸之后，他受到了好几船年轻人的接待，每一个都带着一大盘食物，献给船上的商人享用。”索马里人的热情好客声名远播，他们欢迎来自阿拉伯半岛、波斯、印度、东南亚甚至中国的航海家和商人。
“摩加迪沙”源自波斯语（当时印度洋上的商人通用语之一）中的“Maq'ad-i-Shah”，意为“国王之宝座”。它的当地名称“Xamar”，是阿拉伯商人取的，先前他们已经用阿拉伯词语“ahmar”命名了索马里海岸线上的红色土壤。
坐落于多种文化激烈碰撞的东非，索马里海岸的文化也染上了其贸易伙伴国的传统，在语言、美食、服饰、世界观，以及音乐方面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印度音乐的音阶、也门音乐的和弦、苏门答腊的歌谣、南部班图人的韵律，这一切混合在一起创造出的音乐成果，不仅属于索马里，还属于整个世界。
而这丰富的遗产，可以在最新修复的一万盘磁带和录音档案中聆听到，2016年我们在索马里的哈尔格萨接触到了这些档案。这些音乐都来自 1970至1987 年间，在当时的索马里军事独裁者下令轰炸期间，广播员为了保存它们，便把它们藏了起来。
自巴图塔来临之后，不管是伊斯兰国家还是民主共和国，或者是沿着非洲大陆最长的海岸线分布的零零碎碎的小国，都常常受人控制——葡萄牙的军舰、殖民交易商、冷战时期的强权游戏、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军队，还有美国的侦察机。因此，索马里的文化在世界版图上也逐渐没落了。
1991 年爆发的内战整整持续了 20 年，三年前，北部还遭到了空军轰炸，这场战争将 1970 年代的索马里文化复兴彻底摧毁。不管是现场音乐还是刻录的专辑，以及种种音乐剧，都随着国家局势的崩盘而逐渐被人遗忘。
然而近年来，由于国内局势逐渐好转，国家广播电台正联合哈尔格萨和摩加迪沙的文化部门以及一些回国的索马里侨民，保存和分类音乐专辑，并且将这些作品上传到 Youtube 或者索马里语言的网络平台上。
最近，一些坚信音乐专辑的文物价值的人士之前埋藏的专辑，也在修复和收集之中。
哈尔格萨是今天独立出来的索马里共和国（1991 年宣布独立）的首都，这里保存着两份珍贵档案：世界上最大最全的索马里音乐专辑库，一份保存在哈尔格萨文化中心的红海基会里，另一份在哈尔格萨广播电台里。
这些专辑展现了 1970 年代摩加迪沙动荡的历史篇章，展现了政治经济势力如何引导音乐，展现了女权崛起，展现了一个繁荣的索马里。
这里是哈尔格萨少有的几处夜生活场所之一，安保非常严密。宗教强硬派曾威胁将袭击这个正在迅速发展的首都的唯一一个现场音乐馆，它现在由当地传奇歌手沙拉·奥干经营。1992 年，优雅端庄的奥干离开了哈尔格萨，去法国生活了 23 年，之后终于重返家乡。
为了模仿索马里游牧民族的传统住所，希多·达乌里使用了大量动物皮革。各种各样的纺织品和装饰性粘土，呈现出米色和红色的色调，分散在墙面上。这种色调代表了这个干旱地区沙土的颜色。里面一个男人正漫不经心地弹奏一把乌得琴（一种中东及北非的弦乐器），也门风情十足的旋律布满了整个空间。
这个城市的精英人士们——从商务人士到电视名人——花着相对而言稍贵的 15 美元入场费，围坐在圆桌旁，享用着骆驼肉和意大利面。意大利面是意大利殖民统治后的一项积极遗产。
今晚我们要与一位来自摩加迪沙的前进出口大亨共进晚餐，人们通常称其“首领”。
首领是个体形圆胖的男人，眼睛里闪烁着无情的自信，在战争期间逃往美国。他后来跟着侨民回国大潮返回了索马里（当时索马里国内状况比较稳定），并在90年代初引导了大规模的裁军运动。
“第一次来合恩？”他问道。
吃了几口意大利面之后，他准备好开始讲述摩加迪沙早前的辉煌故事，那个长期以来被我们叫做“印度洋珍珠”的地方。
“以前我常常从泰国进口米，从印度尼西亚进口木材，从日本进口电子产品，”首领回想道，“在丽都海滩上，我们把上好的意大利酒和那些鲜美的龙虾（海鳌虾）配在一起。”
事实上，索马里海域生长着一些世界上最有价值的生物，它们同样吸引了国外渔业，但许多都是非法的。摩加迪沙的主要渔市有着充足的海产品，特别是为欧洲和亚洲市场所觊觎的种类丰富的金枪鱼。
1970 年代初，大学毕业后，首领从印度新德里返回摩加迪沙，接手并扩张了他父亲的生意。
首领的故事唤起了一些现仅存于逐渐淡化的记忆和收藏相片中的图像：一个轻快的，有大理石纹理的城市，在那里光塔（清真寺旁的礼拜塔），意大利殖民建筑和阿拉伯图案吸引着外来人。种着棕榈树的宽敞马路因为菲亚特汽车，印度黄包车和国际化的生活而显得喧闹繁忙。印度洋的海水呈明亮的蓝绿色，形成的新月状的海岸线叫人赏心悦目，形成了以意大利人和富有的欧洲人为主的奢侈旅游市场，标志性的乌鲁巴和胡巴旅馆绘制着海洋景观，现在它们只剩下废墟。
索马里剧作家、学者穆罕默德·达希尔·阿夫拉表示：“如果 1960 年代因青年领导文化革命而对伦敦和英国来说意义非凡的话，那么 1970 年代对于摩加迪沙来说有着相似的意义。”
自 1960 年独立以来，从意大利殖民之下收回权力的政府很大程度上是被认作不合法的，于是在 1969 年，军队领袖默罕默德·西亚德·巴雷掀起了一场不流血的军事政变。
阿夫拉说：“当我们听到政权已经改变的消息时，我们走到了大街上，挂上横幅庆祝新政府。”
巴雷统治下的索马里起先与苏联结盟，因为它有一些战略性的港口城市，因此在冷战时期的竞争中属于非洲地区的重要一环。
索马里军政府对内暴力镇压，推行极端民族主义，但也部分接受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带来了大学教育、医疗服务、就业保障等一些好处。
摩加迪沙成为了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使得其他的大城市如哈尔格萨只能成为它的附庸。大量人口从其他城市、乡镇、农村地区涌入摩加迪沙。当时被称为“hoyga sugaanta”的哈尔格萨，虽然曾是索马里音乐的故乡，但相较之下，还是黯然失色了。
在倡导复兴运动的独裁者领导之下，艺术开始繁荣起来。而剧院作为音乐舞蹈的关键传播媒介，在这样的口头文化中保留了长久的剧本创作传统，此时也开始兴盛起来。
识字率从大约 5%上升到 24%，高中担任着艺术机构的职能，培养了如 Dur Dur 等著名乐队，Dur Dur 是 1981 年毕业的几个学生组建的一支乐队。
Dur Dur 的创始人阿卜杜勒·达尔吉尔说：“我们的目标是将我们的文化传遍世界”。他还表示他们的乐队十分特别，“因为其他的乐队都是为政府工作的，我们的乐队只属于我们自己。”
不像索马里的许多邻国那样，在那些国度，传奇音乐标签都是靠个人逐渐发展起来——如苏丹的、埃塞俄比亚的、肯尼亚的。而索马里的巴雷政府有效地将音乐国家化，让政务大臣和国家电台控制和管理乐队以及他们的音乐作品。
许多索马里音乐作品都是很少发行的，它们只能在国家电台里广播，或是在舞厅、剧院、摩加迪沙旅馆的现场表演上演奏。
2014 年，明尼苏达州（美国最大的索马里移民州）圣保罗城玛卡莱斯特学院的学者艾哈迈德·伊斯梅尔·萨马塔在接受世界非洲音乐采访时表示：“所有的索马里音乐都很难被找到，因为它们没有彻底地商业化”。
即便是这样的条件——繁荣的经济、高压政府、国家对于艺术的严格把关，索马里形形色色的音乐人还是创造了许多艺术家都公认的索马里现代历史上最富创造性的音乐阶段。
巴雷十分强调索马里语言文化复兴，这一点与非洲后殖民时代领导人的意识形态相一致。塞古·杜尔统治下的几内亚与弗朗索瓦·托姆巴巴耶统治下的乍得，在同一时期发生了社会运动，利用国家权力大力提倡本国艺术，以净化别国的影响，从而达成去殖民化的目的。
索马里语也因此代替意大利语，成为教育和管理的官方语言。
知名乐队 Iftiin 的前键盘手默罕默德·阿卜杜拉·胡赛因（小名“杰瑞”）说：“一个人可以听着他们自己的语言，并且伴着它舞蹈，是一件很令人享受的事情。”他是在迪拜的一个旅馆大厅里发表这篇演讲的，1990 年代有大量的索马里乐队在这里生活。
摩加迪沙的文化集权给整个非洲的索马里艺术家提供了一个创造与合作的中心。当巴雷致力于审查和把关政府认定的反动性音乐——经常是那些歌词不含索马里语的，诗人和作词家关注的主题却是自我的满足以及国家的重建。因此，有一些歌曲有可能还会被认作是宣传音乐而得到放行。
巴雷政府为了倡导性别平等下达了一些政策，为女性施展才能创造了充足的空间。1950 年代后期，某些剧院甚至雇佣男性来扮演女性角色。1970 年代，女性的歌喉因其甜美而被比作“破晓之声”。与相邻国家较为粗犷的音乐风气相比，索马里因为有大量的女性歌手而独树一帜。
法蒂玛·卡西姆、卡德拉·达希尔和希波·奴拉就比同时期男性歌手更受大众欢迎。
来自哈尔格萨的女歌手卡德拉·达希尔与声明远播的瓦贝里剧团合作，在她的家乡与摩加迪沙进行表演，她表示：“女性艺术家对我帮助很大，女性艺术家总会互相协助。在埃塞俄比亚，我们很少听说有顶尖的女性艺术家，苏丹也寥寥无几，但是在索马里，不管是南部还是北部都有很多女性艺术家。女性成了大众的骄傲......我们的社会角色受到了肯定。”
在这种宽松有利的大环境下，一批乐队与歌手应运而生，他们理解并且致力于描摹索马里在历史中的独特地位，以及它带来的丰富影响。
一些乐队是由警察、军队甚至是国家监狱组建的。
胡赛因的乐队 Iftiin 是由教育部组建的。
“我们一开始是用非洲打击乐风格演奏一些古老的情歌，效果很不错。Iftiin 的成员都是教育部的学生，有些就是学习音乐的，还有一些是朝鲜人教他们的。”
这些情歌大多发源于索马里北部，受到了红海地区文化的熏陶，然而摩加迪沙的巴拿迪里音乐则主要是基于印度的五声音阶，一部分原因是非洲人民十分热爱印度电影。
胡赛因表示：“每周 Iftiin 都会在索马里全国四到五个俱乐部和剧院进行演出，当时越好的乐队才有越多的演出机会，我们表现很不错，于是拿到了大部分的演出机会。”
每逢星期二晚，Iftiin 还会去扎齐拉、胡巴、乌鲁巴等旅馆跳舞。
1970 年代是 Iftiin 的黄金时代，一直到 1980 年代后期，他们还在不停地进行音乐创作。胡赛因表示：“然后我们的收入就不够了，因此我 1986 年离开索马里来到了迪拜。我们曾经成功过——但最终还是选择离开。”
1980 年代后期，索马里国内经济状况急转直下——整个非洲都有目共睹——导致大部分音乐家都不得不选择移民，因为国内工作机会和政府工资都少得可怜。经济危机以及政府集权使得生产力大大降低，原本充满创造力的大环境也因此逐渐凋敝。1991 内战开始之前，大多数的音乐家就已经移民国外了。
首领说：“确实有一段时期我们国家是自给自足的，我们不需要外来的援助，我们还有最大的丰产地区，有糖，有面包，不需要进口，当他们创办产糖工厂时，我们过去是糖进口国，糖的进口关税是 211%——目的是为了保护本土产业。”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于 1980 年的负债危机来到非洲南撒哈拉地区之前——它在这里发布了许多紧缩政策，削减关税和补贴，尤其是农业方面——一位前经商人士回忆道，一美元可以抵 6 索马里先令。“但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了之后，之前 6 索马里先令的汇率就一直跌到了好几千。”
1977年，巴雷政府在埃塞俄比亚欧加登地区的军事行动让它失去了前苏联的援助，摩加迪沙萌生了一股对集权力量的不满，正是这种不满开始逐渐瓦解整个国家。
1988 年，北部索马里发生暴乱，要求脱离索马里独立，巴雷政府随即空袭哈尔格萨以作回应，大规模的炸弹落到了这座城市，因此它也被称为“非洲的德累斯顿”。
战机瞄准哈尔格萨电台，以防它成为独立运动的通讯中心。一些电台工作人员制定了保护电台专辑的计划，准备把它们发到邻国保存，比如吉布提。
电台最近才被修好，一位 1980 年代在电台工作的老记者在会议上说道：“当时我们把磁带埋在土里，好让炸弹炸不到它们。”到现在还有一些被埋的音乐专辑未被收入库中，因为它们的具体位置已经被人们遗忘了。
轰炸、大规模的屠杀导致了数以万计的人民死亡，索马里内战全面爆发，三年后，巴雷政权也彻底垮台。国家陷入了四分五裂的状态，抵抗运动、境外势力，纷纷出动。脆弱的集权政府急忙把使用在艺术上的资源调到军事上，曾经耀眼瞩目的音乐盛况便从此一去不返了。
沙克里·艾哈迈德是索马里文化部副部长，沙克里（她喜欢被别人这么叫）告诉我她是索马里第一位女性记者。她现在主要负责哈尔格萨电台档案的修复、组织和编排工作，尽量使其恢复当年的面貌，然后开始这些文件的数字化过程。她说任何形式的国际援助都很少涉及文化方面，或者是国家电台。这些脆弱的精品文件（包括磁带和转轴）已经被烘干，晾在这栋大楼的地板、拐角等地方。
这几天，沙克里和她的团队正忙着争取国际投资，以数字化哈尔格萨电台的档案。索马里缺乏国际官方认可度，这一点已经成为了莫大的阻碍。
如今的哈尔格萨却象征了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大量的学校得以建立，高中毕业生可以申请奖学金到常春藤联盟大学进修。世界上 30%的石油都经由伯培拉的港湾运输，这里也成为了许多外国投资的目标，尤其是阿联酋。在这里还活动着一群也门难民、港湾商人、西方外交家、联合国官员等等。
有一些在国外流亡的音乐家觉得他们有负祖国的厚望，因为他们在战时没有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影响力来传承索马里的文化。
歌手希波·奴拉说：“我们失败了，因为我们没有继续艺术创作，让大家团结起来，或是提醒人们爱护祖国。”她 2002 年发布的单曲（被译作《如果艺术家让您失望了》）就准确地传达出了这种失落感。奴拉因其作为青年艺术家的创作成绩获得了索马里的终身成就奖，她如今居住在美国明尼苏达州。
让我们说回到希多·达乌，随着晚宴的结束，乌得琴鸣奏出了最后的旋律，一支麦克风在每张饭桌上传递，每桌上至少有一个人会献歌一曲：有索马里韵文、诗歌、赞美诗，还有那些浅唱低吟的歌谣，赢得了无数掌声。有位来宾唱了《Buuraha U Dheer》的序曲，歌名翻译过来就是《最高的山峰》，这首广受尊敬的索马里圣歌发源于吉布提，那里很多人也说索马里语。
在索马里长期的内战和持续的安全威胁中，在索马里的边境（比如希多·达乌），索马里音乐仍旧占有一席之地，从中我们还可以感受到 1970 年代的袅袅余音。
（翻译：朱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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