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母亲,戴安娜》:她的一生,可比电影精彩

她将自己的名字、形象、热情和经历投注在自己坚信的事业上。她知道,做这些事情,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连锁反应。

 |  V传媒家

2017年8月31日是英国戴安娜王妃(戴妃)逝世20周年纪念日,英美各家电视台争相制作有关她的纪录片和剧集,包括来自美国HBO和英国ITV的纪录片《我们的母亲戴安娜:她的生平与传承》(Diana, Our Mother: Her Life and Legacy)、BBC2的电视电影《戴安娜与我》(Diana &I),以及英国第四频道(Channel 4)与美国公共电视台PBS的《戴安娜:她的自述》(Diana: In Her Own Words)。

在《我们的母亲戴安娜:她的生平与传承》中,威廉与哈里王子首度开腔在荧幕上谈及母亲,全片回顾了戴妃的生平、她从事的慈善活动、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以及震惊世界的死亡。截止目前,这部纪录片已经销往澳大利亚、加拿大、挪威、德国、意大利、瑞典和比利时等地。

1961年出生在英国贵族家庭,1967年父母的婚姻因母亲不忠而破裂,随后,她与两个姐姐和弟弟查尔斯跟随父亲生活。

父亲是一位业余摄影师,他制作的家庭电影,保留了很多戴妃儿时的影像,让人一窥她的童年生活。

父母的离异或多或少给童年的戴安娜带来了不安和不快乐。但正是因为自身的敏感和脆弱,她更能去同情那些正在经历人生中艰难时期的人们,给他们带去希望。她喜欢关心小孩,弟弟查尔斯应该是她关心过的第一个小孩。

“她是王室的一个例外”

1981年,戴安娜与威尔士王子在圣保罗大教堂举行了万众瞩目的“世纪婚礼”,全球有7.5亿人收看婚礼直播。她为王室带去了新鲜空气,自此走进公众的视野。

弟弟说,她在婚礼后成了“超级全球巨星”,并解释道,“年轻、貌美、新鲜、时髦、富有活力,这一切对于这个位置上的人来说,都让人感到新奇。”

婚后的她致力于公共服务,流浪群体是她接触到的首要社会问题之一,甚至冒险进入一些伦敦最糟糕的地区,体察民情。

在她看来,这不应该发生在一个如此富足的社会,是错误的,不道德的。1995年12月7日,她做了一场关于流浪群体的演讲,希望唤醒对流浪群体境况的认知,也将自己置身于政治的水深火热之中。

彼时的英国在这方面的预算已经被削减了,她的演讲,被看作是对政府的抨击,成为国会的议题。

1980年代,艾滋病在全球肆意蔓延,同性恋团体因艾滋陷入恐慌,媒体无视他们的痛苦,反而指责他们传播疾病。

英国一名同性恋男子伊恩 沃克(Ian Walker)对当时的状况做了如下的描述:“人们恐惧感染艾滋病毒,很多人说他们被确诊的那一天,就是人们不再接触他们的那一天。从那以后,人们穿上橡胶手套、面具和隔离衣。患病的人去看牙医,人们穿着太空服去接待他。”在那段时间,人们对于和艾滋病患者身体接触的恐惧已经达到了最高点。

1987年7月9日,戴安娜访问了英国唯一接待艾滋病人的医院——密德萨斯医院。在与一位男艾滋病患者会面时,她像往常一样,亲切握手。这一次的握手,打破了世界对艾滋病患者的偏见和恐惧,影响力巨大。

美国总统比尔 克林顿评价道:“1987年,一个许多人还相信艾滋病可以通过轻微接触就能传染的年代,戴安娜王妃坐到了一个艾滋病患者的病床上,握住了他的手。她告诉了世界,艾滋病患者需要的不是隔离,而是热心和关爱。”

不仅如此,她成为了英国艾滋病研究中心伦敦灯塔(London Lighthouse)的最大支持者,利用私人时间定期看望病人。

1997年8月,去世前三周,她冒着极大的风险前往波斯尼亚,不分昼夜拜访幸存者,支持国际反地雷组织。

此时的波斯尼亚,因为内战遭受残酷破坏,一百万枚地雷仍埋在地下。

此后,她继续致力于全球性地雷禁令的颁布。1997年12月3日,一项宣布地雷违法的国际公约最终被签署,这或许是她最大的成就。

她将自己的名字、形象、热情和经历投注在自己坚信的事业上。她知道,做这些事情,会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在世界范围内造成连锁反应。

她为的不是政治,而是人民,她是“人民的王妃”,她是落入凡间的天使。

是王妃,更是母亲

1997年8月31日,戴妃在巴黎因车祸去世,年仅36岁。她的死震惊了世界,更影响了两个儿子的生活。那一年,威廉15岁,哈里12岁。

威廉坦言自己在接下来的5-7年间,一直保持忙碌的状态,才熬过了最初的受惊状态,而哈里更是将这段悲伤紧锁心房。

作为母亲,她非常擅长表达自己的爱。“我和哈里备受母亲的宠爱,我感觉这份爱仍然萦绕身边。”威廉说,“我感激上苍,能够如此幸运地成为她的儿子,我有15年的时间深入了解她。她把我们教育得很好,她教会我们恰当的方法,尽其所能让我们准备好,面对未来的生活。”

相对于威尔士王妃的身份,她更珍惜那些私下里为人母的时光。她深知,宫墙外面,自有一种真实的生活。她尽可能地让威廉和哈里过上普通人的生活:带他们去吃汉堡,偷偷溜去电影院看电影,亦或是开着她的老式宝马车载他们去乡间小路兜风,车上放的是Enya的《Orinoco Flow》。这是属于他们之间的狂欢。

哈里回忆到,“我们的母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孩子,她是那种很淘气的家长,她有着非常放肆的幽默感。她的座右铭之一就是——‘只要不被抓到,你想多调皮都可以’。”

她甚至把威廉房间海报里的模特请到家里,让十二三岁的威廉脸红语塞。

身为王室成员,很难保护隐私,人们对王室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媒体对戴妃的关注度可以用狂热来形容。媒体的侵入给她带来了很多困扰,威廉和哈里在耳濡目染中学习到:永远与媒体保持一定的距离、界限。

当婚姻每况愈下,威廉和哈里的出现总是能让她的脸上重现光彩。

有关母亲的最终记忆,是一通电话。1997年8月,威廉和哈里正在苏格兰高地度假,贪玩的他们迫切地挂断了电话,这也成为了他们心中的遗憾。

她的传承与影响

戴安娜死后,成千上万的群众自发地聚集在伦敦市中心。这大概是因为,无关社会阶层、人生经历,她的人性与人民的人性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共鸣,人民在她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戴妃对两位王子的影响巨大,威廉与哈里不仅在言谈举止上继承了母亲的优点,还在继续她的事业。

2016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哈里与好友蕾哈娜前往巴巴多斯岛,鼓励人们进行血液测试。

在戴安娜拜访波斯尼亚20周年的纪念仪式上,哈里发起了一项新的运动来清除剩余的地雷,完成母亲开创的事业。

威廉则是伦敦最大流浪者收容中心——“旅途之家”的常客,他与这些流浪者坐在一起,像相识多年的老友一样闲聊。

威廉说:“伤心的人都是相似的,你一眼就能认出。”他继续着母亲与丧亲儿童慈善机构的关系,成为英国丧亲儿童慈善机构的赞助人。

戴安娜生前缺乏安全感,她说对弱小的人有一种亲近感。在她死后,弟弟把她安置在一个人工湖的小岛上,只有家人可以登陆小岛,在这里戴安娜获得了她一生所渴求的安全感与安宁。

在岛的一侧放置有戴安娜的纪念碑,上面刻着她的一段话,“帮助这个社会最软弱无助的人,是我最大的快乐,这是我生活的内容,也是命运的安排。遇到任何困难,只要你向我呼喊,无论我身在何处,都将向你飞奔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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