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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作者：陈光 / 编辑：毕亚军

丨责编：杨芷嘉

邵逸夫活了107岁，是全球任期时间最长的上市公司CEO。

他出生的时候，慈禧还活着；他念中学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漫长的一生中，邵逸夫历经清朝、北洋政府、民国、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香港回归，活成了一尊“神祇”。

他不是香港最富有的人，但向来是最受尊敬的企业家之一。作为曾经的亚洲娱乐之王，他拍了一千多部电影和电视剧，是香港成就“东方好莱坞”的奠基人；他捧红了数以千计的明星，包括“四大天王”和一代代“港姐”。

然而，其恢弘的娱乐版图，在另一张图前却黯然失色——遍布中国的、密密麻麻的逸夫楼分布图。

而他所有电影中任何一部，精彩程度也不及邵逸夫本身的百年人生传奇。

【邵氏兄弟】

1907年，邵逸夫出生于浙江宁波，后到上海念书。他本名邵仁楞，在家中排行老六，“逸夫”是他后来自起的“号”，意为一生安逸。

邵家曾是沪上的大户人家，其父邵玉轩经营颜料生意，颇有名望，去世的时候康有为还前来吊唁。邵逸夫出生的那一年，父亲邵玉轩第一次看到电影，便决定投资，当时，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刚诞生2年。

中学时，邵逸夫经历父亲去世和家道中落，家产只余留一栋房子和一家剧院。兄弟几人均无意接手父亲的颜料生意，而是抱团闯进了尚处草创时期的电影行业。

1925年，大哥邵醉翁创办了天一影片公司，担任经理，其他几个兄弟则分管会计、发行等。

邵氏兄弟都很有能力，天一影片也迅速崛起，依靠古装片闯下一片天地。但是，天一的发展侵蚀了传统电影公司的利益，因此遭遇嫉恨。1927年，“明星”公司联合其他5家电影公司成立了“六合影业”，意欲围剿天一等后起之秀。

六合与包括南洋片商在内的发行商签订合约，“六合、天一”只能取其一，当时的六合占据中国电影市场大半壁江山，各发行商不敢得罪，纷纷拒绝经销天一的影片。

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场记录在案的商战，史称“六合围剿”。

中学毕业后，邵逸夫也加入天一影业。因为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他被安排南下新加坡，发展南洋市场。

“六合围剿”开始后，南洋城市的通道被封死，邵氏兄弟只能开辟新市场。20岁的邵逸夫带着无声放映机和影片去到穷乡僻壤，向乡民们推销电影。

他住乡村的小店，有时露宿野外，当时放电影需要人力手摇，一场电影下来，邵逸夫累到胳臂都抬不起来。

2年后，争权不止的六合从内部瓦解，围剿战以邵氏兄弟取胜告终。收复国内失地的同时，他们也在南洋站稳了脚跟，开始两地发展。

几年后，邵氏兄弟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已经拥有超过100家电影院和9家游乐场，建立了完整的娱乐产业链条。

南洋版图是此后香港邵氏的根基，这段围剿往事也被解读为世事难料：如果没有当年的被迫下南洋，邵氏电影帝国的发展未必如此顺利。

【与死亡的两次亲密接触】

1930年，邵氏决定发展有声电影，邵逸夫前往美国购买有声器材。途中，他乘坐的轮船触礁沉没，邵逸夫抱着一块木舢板，漂泊了一夜后才被救生还。

惊魂未定，邵逸夫却决定继续之前的计划，去好莱坞买回了所需的“讲话机器”。带着机器回国，他亲任导演和制片，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白金龙》。《白金龙》创造了票房奇迹，这部成本仅一万元的影片，收获了百万级的回报。

邵氏电影在两地齐头并进之际，抗日战争爆发。日寇的入侵摧毁了电影行业，邵氏多年的积淀面临崩盘，生意难以为继、影院被迫关门。

在新加坡，邵氏旗下所有的戏院都被“充公”，沦陷时期，邵逸夫因放映抗日纪录片、散发抗日传单被抓。幸运的是，他未遭受严刑拷打，受审时他说：我放的是抗日电影，但那都是真实的纪录片，并非演绎。或许是出于这一原因，他在两周后获释。

“当时我以为我死定了。”邵逸夫回忆说。

抗战胜利后，邵氏电影重新出发，邵逸夫在新加坡重建“邵氏兄弟”，二哥邵仁棣回香港创建“邵氏父子”。新加坡的业务发展很顺利，但香港市场步履维艰。当时香港已经有“电懋”和“长城”两大电影公司，“邵氏父子”只能夹缝求生。邵仁棣写信向兄弟们求援，表示自己已无心恋战，希望有人来执掌大局。

于是，1957年，邵逸夫来到香港，并于次年在邵氏父子的基础上成立邵氏兄弟影视公司。这一年，他已经51岁。

到香港之前，邵逸夫曾去美国考察，期间他意识到，邵氏的电影事业需要的不是恢复，而是全盘重来。因此在香港，他希望建立一个全产业链条，包揽影院、影片拍摄和发行。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邵逸夫赌上了全部身家。

拍电影需要摄影厂，建厂就得买地。香港寸土寸金，邵逸夫只买得起清水湾的一座荒山。在这块土地上，他夷去60英尺为平地，建成了邵氏兄弟电影制片厂，该工程仅地价和土方就花费50万港币。

从夹缝中出发的邵逸夫，首先走的是挖角路线，他请来了导演李翰祥，又以双倍薪酬挖来了电懋的头牌女星林黛。

这对组合随后创作了《貂禅》和《江山美人》，连创票房纪录。在此基础上，邵氏兄弟又拍摄了《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电影引发空前轰动，火遍港澳台和东南亚。报道称一位台湾的老太太连续看了100多场，该片过后，台湾还掀起了黄梅戏热潮。

邵氏兄弟得以杀出一条血路，但竞争刚刚开始。

邵氏主要竞争对手是电懋公司，电懋老板陆运涛的父亲是当时的新马首富，家族财富远超邵氏。两家公司一度斗得水深火热，甚至互派“间谍”，竞拍相同题材的影片，闹得香港影坛鸡飞狗跳。

争斗中，邵氏和电懋都“很受伤”，两家企业遂签订了一份良性竞争条约。但条约还没来得及履行，1964年，陆运涛和电懋其他近60名高管在台湾飞香港的途中不幸飞机失事，机上乘客全部罹难，电懋也就此退出电影舞台。

这次意外，也被称为改变香港电影史的一次空难。

【影响世界的邵氏流派】

上世纪60年代起，邵氏兄弟突飞猛进，每年有超过40部影片于其制片厂制作完成，流向世界各地。英国《每日电讯报》称：巅峰期，每周都有超过200万观众观看邵氏的电影，邵逸夫也因此被称为亚洲的“娱乐之王”。

邵氏的崛起不仅改变了香港影坛，也影响了世界电影行业。时至今日，邵逸夫的风格仍深深烙刻在诸多电影之中。

邵逸夫之前，香港是文艺片的天下，本土影片大多只能在小剧院播放，大市场属于进口片。1967年，邵氏兄弟的《独臂刀》上映，这是邵氏武侠的开山之作，也是中国影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该电影令邵逸夫狂收127万票房。

这部电影之后，香港影业的主流转向商业片，邵氏紧接着推出了同样留名影史的《大醉侠》，武侠片、功夫片正式成为新的流派。

邵氏那段时期的电影均带有浓重的“邵逸夫情结”。虽然经常去欧美取经，但邵逸夫的电影理念迥异于欧美，他希望在电影里突出家国情怀，强调忠孝、仁义，将侠义贯穿电影的始终。这一因素是早期武侠片得以风靡的最根本因素，其重要性大于炫目的武术动作设计。

以邵氏武侠片为起点，弹丸之地的香港开始拥有角逐、影响世界电影潮流的资本。这一流派被发扬光大后，有了李小龙、成龙、李连杰，影响了吴宇森、昆汀-塔伦蒂诺，并催生了如今好莱坞大片中令人眼花缭乱的打斗动作，“Kungfu”也成了英文中的固有单词。

作为该流派的起点，外界一度以“有华人处必有邵氏电影”来形容其影响力。在此过程中，邵逸夫一手捧红了大量影星，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邵氏旗下的丁红、杜娟、范丽等明星红遍亚洲。

邵逸夫被认为是电影界的奇才，也是一个天生的企业经营者。创立邵氏兄弟之初，他已精通电影中的几乎任何工作，导演、剧本、剪辑、摄影、化妆，他样样在行，经常亲自上阵。

带着专业的眼光，邵逸夫对于影片的质量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低劣影片到他手里就直接烧掉，“邵氏出品，必属精品”也因此深入人心。

另一方面，邵逸夫的勤奋也远超常人。曾有人问他“生命中什么最重要”，邵逸夫回答“工作”。“ 第二重要呢？”“还是工作。”

邵逸夫号称是看过电影最多的中国人，他年轻时精力旺盛，每天只睡5个小时，一有时间就“看电影”。

他看电影更多是研究，好的电影、坏的电影他都看，研究好在哪里、坏在哪里。他曾在一天看过9部完整的电影，经营邵氏兄弟期间，他平均每年看700多部电影。

除此之外，邵逸夫还是最早看到电影制作必须和发行紧密结合、并深入布局的人之一。邵氏兄弟步入正轨之后，他就实行“每月一院”的制度，在香港和东南亚铺下了巨大的影院网络。进入70年代后，邵氏影院开始走出亚洲，在北美、欧洲自建戏院，组织发行渠道，让中国电影得以顺利进入欧美市场，邵逸夫也因此被认为在输出中国文化领域有重大贡献。

【锱铢必较的生意人】

不过，早年间，舆论并未认识到、或者并不关心邵逸夫作为企业家的魄力与眼光。身为娱乐大亨，他的相关新闻也趋于八卦，报道称邵逸夫锱铢必较。

邵逸夫是出了名的“爱谈钱、抠门”。曾有人问哪部是他最喜欢的电影，他回答说最赚钱的电影，就是最喜欢的。

创业时期，公司剧务申请拿20港币买100个生煎馒头，邵逸夫不予批准，理由是公司食堂的馒头才一毛钱一个，为此和剧组闹得非常不愉快。结果，出外景的工作人员因为没有早餐吃闹罢工，公司因此损失逾万元。

这之后，邵逸夫依旧不改锱铢必较的秉性，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众说纷纭的故事。

其中之一是下属的“背叛”。邵逸夫在早年慧眼相中了名不见经传的邹文怀做制片部经理。邹文怀有大才，是邵氏电影得以独领风骚的重要功臣。

1970年，独当一面的邹文怀提出参与邵氏的股票分红，遭到邵逸夫的拒绝。不久后，邹文怀对外称“他和邵逸夫是一种人，一山不容二虎”，遂出走自立门户。邹文怀创立的公司，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嘉禾影业，该公司成了邵氏兄弟日后最大的竞争对手。

邹文怀带走了邵氏旗下的一大批导演，这些导演曾对公司要求获得票房分红的权利，均被邵逸夫拒绝，他们因此心生怨怒并转投嘉禾。

邹文怀离开的同一年，邵逸夫还因为钱的问题上演了一出“最令人遗憾的错过”。1970年，从美国返港的李小龙找到邵逸夫，提出1万美元的片酬条件，邵逸夫认为这个要价太狂妄，只愿意给2500美元。

结果，嘉禾以1.5万美金签下李小龙两部片约，并在随后依靠《猛龙过江》狂揽530万票房。再之后，李小龙很快红遍世界，成为香港影坛名符其实的印钞机。

邵逸夫曾希望挽回这次错误，他约谈李小龙、提高片酬的价码。但是嘉禾随即给出了更大的合同，邵逸夫没有选择继续竞争，于是，最有影响力的功夫巨星和最有影响力的功夫片老板，就此背道而驰。

邵逸夫似乎并不是很纠结于这次错过，他称自己“是一个生意人”，付筹码要按照生意的制度。

这之后，出于类似的理念，邵氏又相继错过了许冠杰、成龙、徐克等人，不少优秀导演和演员也因此出走，邵氏影业逐渐没落。

邵逸夫这套制度的成败得失，外界很难评判。他一直这么做生意，严格控制成本，不似同行般为腕儿一掷千金。

在最早期通过挖人打开突破口后，邵逸夫始终坚持内部造星，通过不断培育新血液搭建娱乐帝国。他相信这套方法不仅能保证利润的最大化，也能牢牢把控主动权。

就在外界认为邵逸夫的保守直接导致了邵氏兄弟没落之时，他又依靠同样的策略，在新领域开辟了不逊色于邵氏影业的娱乐版图。

【造星机器TVB】

随着电视逐渐普及，邵逸夫看到了新的娱乐时代。1967年，他和朋友联手创建了香港电视广播公司（TVB），以免费模式对抗当时香港电视台的“一哥”亚视（当时月费25港币）。

TVB发展很迅速，邵逸夫索性关掉邵氏影业，全力投入电视产业。在TVB，他延续了此前的模式，创立培训班，批量打造明星。

这个体系里涌出了大批前赴后继、红至当下的“男神”。从周润发、周星驰、无线五虎、四大天王，到郑伊健、甄子丹、古天乐……新世纪初有一种说法是：香港90%的明星，都出身TVB。

除培训班体系外，邵逸夫还一手打造了“港姐”选举活动，赵雅芝、李嘉欣、张曼玉、邱淑贞等女星因此脱颖而出，成为大众情人。

对于内地受众而言，早年的邵氏影业只是一个飘渺的远古传说，而TVB则真真实实缔造了一代人的记忆。

上世纪80年代，内地开始引入TVB剧集，随即掀起了堪称疯狂的观影热潮。

《霍元甲》、《上海滩》、《射雕英雄传》……十几年间，TVB几乎每部剧上映期间都是万人空巷，网络上至今仍有海量的关于这些电视剧的回忆与讨论。

那个年代，电视在内地还算不上普及，因此经常出现左邻右舍提前占座等开播，甚至几百人围着大院，一边翘首以盼、一边七嘴八舌讨论剧情的场景。

郭靖残血夕阳下的弯弓搭箭，让一代青少年萌生了武侠梦；一响起“浪奔、浪流”，几乎人人都能接着吟唱几句。

TVB于两岸三地持续火爆，一代又一代港台明星闯入内地观众的视野，邵逸夫则始终是这条绵延长线上的最大推手，就连金庸、琼瑶走上神坛，也有他的功劳。

从电影延续至电视，邵逸夫的成就愈发震古烁今，身家也水涨船高。2006年，其所持TVB股权市值超过100亿，加上地产等其他资产，邵逸夫的总资产超越200亿港币。

不过，他还是像以前一样锱铢必较。业内称TVB的员工是出了名的干最多的工作、拿最少的工资。竞争对手亚视曾效仿嘉禾，针对这一点做文章，以高出3倍的薪酬挖走了沈殿霞、曾志伟、黄日华、郑少秋等一众明星，TVB一时元气大伤。

但邵逸夫依旧如故，他似乎并不在意这条流水线上的某些不和谐声音。坊间流传称他手下的总监面对明星们的抱怨时曾说：“你们来这里混个脸熟，接的广告不是钱吗？”

和之前的邵氏兄弟一样，邵逸夫体系下的TVB，也在盛极一时之后，陷入增长缓慢的境地。在内地影视行业崛起、大笔金元注入的情况下，港台的电视剧不再像以前般具有统治力，而TVB的一些明星，北上便能轻松赚到10倍于此前的片酬。

邵逸夫在2011年卖掉了所持的TVB股份，也退下了主席的位置，TVB逾40年的邵逸夫时代宣告结束。与此同时，他一手推动的香港娱乐产业，也正逐渐走下坡路，其多年的老对手处境更为艰难——2016年3月，亚视正式宣布停播。

【人走了，楼还在】

邵逸夫所持TVB股份加上其清水湾的地皮，一共卖了86亿港币，价值相较5年前（2006年）有了大幅度的滑坡，这也是外界判定邵氏娱乐产业持续下滑的依据之一。

不过，这些观点没什么人在意。邵逸夫传奇了太久，久到超脱出这些关乎成败的数据、超越了娱乐版图。更重要的则是，在他数十年善行所筑起的丰碑前，风雪很难留下痕迹。

邵逸夫1975年在香港成立了邵氏基金，开始系统性地大额捐赠予世界各地的教育、医疗和其他福利事业。那时候他便说：一个企业家的最高境界就是慈善家。

1985年起，邵逸夫开始在内地展开持续巨额捐献，每年的款项稳定在亿元港币左右。其中80%的资金投入了教育项目，因为邵逸夫觉得“国家振兴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培养人才是民族根本利益的要求”。

除固定捐款外，他还有不定期的大额捐赠。2005年长江流域遭受水灾，邵逸夫一次性捐助灾区建起了118所小学；2008年汶川地震，他捐款1亿港币；2013年雅安地震，他捐款8000万人民币……过百岁生日之前，他还捐了2亿港币于内地，惠及340多所学校。

据不完全统计，至2012年底，邵逸夫已累计向内地捐款47.5亿港币，以“逸夫楼”命名的教学楼、图书馆、科技馆、医疗中心等机构，几乎遍及中国版图。

这使得他成了一个矛盾的结合体：最抠门的老板、倾囊相授的大慈善家。

另一个“奇怪”的点在于，绝大部分香港人并不清楚邵逸夫在内地的善行。一位香港记者曾说：“我们到内地采访，看到到处都有逸夫楼，才知道他在内地也捐款。奇怪的是，在香港，政府也不提。”

很多企业家都在捐款后有配套的宣传来服务企业发展，香港媒体因此很好奇邵逸夫的做法。曾有报道试图挖掘邵逸夫在内地的生意，最后发现其在内地的生意很少，TVB要进入内地市场也不太可能。

这样的调查实际很可笑，什么样的商业目的，才能配得上持续30年的捐款、数十亿的资金？邵逸夫是一个生意人，更是一个有家国情怀的生意人。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大把赚钱，然后“将赚到的钱捐献在教育事业，做一些实际的事”。

做了一辈子“实事”的邵逸夫，于2014年1月7日辞世，享年107岁。中国国家领导人在悼词中写道：闻悉邵逸夫先生辞世，谨致哀悼，并向其亲属深表慰问。邵逸夫先生一生热爱国家，关心民祉，慷慨捐赠，惠及多方。其爱国之情，其为国之志，人们将铭记在心。

人们无法不铭记邵逸夫。即便不少国人至今不知道邵逸夫是何许人，但在其一生中，或多或少会接触到、看到镌刻着逸夫字样的大楼，而其后辈，也将继续在逸夫楼里汲取知识。

邵逸夫辞世后，有网友贴出图片：通过在线地图搜索逸夫楼，得出的结果近3万座，地图上密密麻麻全是红点。

另一位网友则如此总结邵逸夫的辞别：人走了，楼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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