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人口出生率降低导致劳动力扩张放缓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增长对于促进各国经济发展来讲至关重要。不过一段时间以来，不论美国、西欧，还是日本，困扰政策制定者、企业界和经济学家的一个问题就是，生产率增长缓慢。有分析认为，其中美国生产率增长疲软可以从计算失准、结构性矛盾以及科技创新这三方面来解释。

衡量劳动生产率（labor productivity）最简单的方法是计算每小时工作的产出。劳动生产率增长来自于单位劳动力可用资本的增加（资本深化）、劳动力教育和经验的变化（labor composition）以及多要素生产率等。其中，多要素生产率（multi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MFP），又称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的是资本和劳动力以外其他所有影响产出的要素生产率，其增长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

二战后，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经历了几个起伏波动的阶段。1948-1973年间，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强劲，增速达到3.3%，MFP贡献了2.1个百分点。此后，1973-1995年间，劳动生产率增速降到了1.6%，MFP仅贡献了0.5个百分点。随后，1995-2004年间，劳动生产率增速回升到3.2%，MFP贡献了1.7个百分点。劳动生产率增长第二次放缓始于2004年左右。2004-2015年间，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到1.3%，MFP贡献了0.5个百分点。

从下图也可以看出，造成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波动起伏的最主要原因是MFP增速的变动。不过，资本深化也影响了生产率增长的趋势，尤其在2004年以后，MFP增长放缓还伴随着资本积累疲软。MFP增长与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双向的，即，当MFP增长放缓时，企业投资减少，投资下降又导致MFP增长及科技进步的可能性降低。

在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越来越依赖劳动生产率增长拉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生产率增长疲软为这些国家敲响了警钟。

麦肯锡今年3月发布的报告称，过去50年间，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二十国集团）GDP增速平均达到3.5%，其中，约1.8%来自生产率增长，1.7%来自劳动力供给增加。未来50年，这些国家的劳动力供给增速将放缓至约0.3%。

最近几年，美国GDP增长中约80%来自生产率增长。1970年代，这一比例为35%左右，剩下的65%左右是由劳动力供给增长贡献。因此，生产率增长缓慢不仅对美国现在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也关系到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和繁荣。

尽管对劳动生产率增长为什么放缓的观点很难达成一致，但基本上可以归为三个阵营。

第一阵营认为，一些重要部门的生产率越来越难衡量，导致我们无法捕捉到一些生产率的增长。 

经济学家在衡量生产率时面对一个特殊的挑战。诸如GPS定位、谷歌、智能手机应用、云端等通常是免费的服务帮助提高了生产率，但这对生产率的贡献却很难衡量。

此外，尽管计算实物产出变得更加直接，衡量服务产出却变得越来越难。

正确评估资本品的价值是另外一个挑战，尤其是对信息通讯科技设备和软件资本，而这些资本产品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要素。

测量不准对美国近几年来生产率增速放缓的影响有多大呢？

美国经济分析局研究员雷恩斯多夫（Marshall Reinsdorf）等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在去年的论文中评估了测量失准对生产率增速数据的影响。他们发现，没有证据显示生产率测量失准的情况在近期恶化。他们指出，调整计算机、通讯设备、半导体、软件等价格平减指数能让2004-2014年间的美国生产率增速增加约0.2个百分点。不过，他们认为，测量失准对1995-2004年间美国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可能更大，会使这一期间的生产率增速提高约0.5个百分点，原因是1995-2004年间，这些产品中许多在国内生产的比重更大。

不过，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哈哲思（Jan Hatzius）和其同事却发现了不同的趋势。他们在衡量了信息科技硬件和软件这些价格指数很难计算的影响后发现，生产率测量失准可以使现阶段的生产率增速提高0.3个百分点，这比1995-2004年间的0.1-0.2个百分点有所上升。他们认这为这主要受软件价格影响，此外，软件和数字产品行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上升也是原因。

第二阵营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生产率增长放缓属于结构性停滞，尽管目前利率水平很低，但需求疲软、投资下降限制了生产率增长。

根据他们的分析，美国似乎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企业、家庭、公共部门投资意愿低，而过度倾向于储蓄，这导致美国经济失衡。

某些结构性因素可能造成美国消费者需求下降：越来越多的收入流向高收入家庭，这些家庭不愿意花费这部分收入，还有部分流向了成员年龄偏大的家庭，这些家庭已经拥有了住房和其他耐用品。在经济低速增长、需求及消费疲软的环境下，尽管利率很低，企业也不太愿意投资。消费放缓、投资减少会限制总需求增加，这反过来会降低生产率增长，生产率增长放缓会进一步影响到家庭收入增长，需求又会因此低迷，从而形成经济停滞的恶性循环。

尽管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利率极低，但投资却一直相对较低。美国国内总投资占其GDP比重在2009年降至1950年代以来最低水平，尽管目前已经有所恢复，但依然低于历史正常水平。可能的原因有，资本货物（建筑除外）价格下降，有更多的轻资产部门出现，企业短期主义，对房地产市场的约束，全球化加速了跨境投资的转变，以及全球经济前景疲软、增长缓慢，这些因素导致金融危机后企业投资偏好改变。

投资长期不足在短期内会抑制需求，在长期内会挖空生产能力。鉴于新机器、设备和科技会提高生产率，投资与生产率增长直接相关。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贝雷（Martin N. Baily ）和 蒙塔尔巴诺（Nicholas Montalbano）去年9月撰文称，1995-2004年与2004-15年间，生产率增速下降了1.9个百分点，其中，资本深化下降占到多达0.7个百分点。麦肯锡分析后发现，资本强度（capital intensity）增速在2009-2011年间急剧下降，在2011-2014年间降至零以下。

第三阵营认为生产率放缓与科技创新有关。但关于目前的科技创新具体对经济产生了什么影响，经济学家又有不同观点。

一方认为，今天的科技创新已经不如以前那么具有革命性。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戈登（Robert Gordon）等经济学家认为，今天的科技进步不够强大，不足以驱动生产率强劲增长。他指出，历史上工业革命和电的发明等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比今天的科技创新大。

不过，麦肯锡的研究发现，并非能增强生产率的科技创新力度不够限制了生产率增长。比如，美国制造业、能源密集型制造业、交通，以及教育、医疗、建筑和政府部门的科技进步依然很强劲，但这些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却滞后。

贝雷在其另外一篇文章中也发现，生产率增长缓慢不是因为缺少创新和改变的机会，而是因为缺少促进改变的激励，以及机构僵化。

另一种观点认为，1980年代的索洛悖论（Solow Paradox）又开始出现。

索洛在1980年代称：“你到处都可以看到计算机时代，除了生产率数据中。”意思是，IT产业无处不在，而它对生产率的推动作用却微乎其微。

我们目前可能生活在第二轮“索洛悖论”里，智能手机、互联网等科技创新到处可见，但唯独在生产率数据中看不到。

1980年代的索洛悖论在1990年代末得到解决。当时，半导体、计算机制造等部门发展迅速，零售等部门开始采用科技创新来促进生产率。结果就是，生产率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缓慢增长后，在1995-2004年间迅速增长。也就是在这一阶段，科技创新使业务流程发生变化，促使生产率在更广范围内提高，并最终表现在了总体生产率增长数据上。

麦肯锡称，有证据显示索洛悖论又重新出现。麦肯锡在其有关物联网的一篇研究中发现，生产率增长不仅只来源于IT，也取决于IT跟组织、管理领域的变革相结合，而这些都需要时间来实施。此外，物联网在大型经济部门的运用才刚刚开始。

第一轮索洛悖论证明，由IT驱动的生产率提高不是自动发生，也不会在大举进行IT投资的所有行业都出现。真正生产率提高要求业务流程发生重大改变。

此外，正如麦肯锡在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研究所发现的，只有当经济中相对较大的部门，比如零售也开始利用这些科技创新并改变了相关的业务流程时，科技对生产率的影响才足够大，才能在国家层面的数据上显示出来。

生产率增长无疑是重要的，因为它是GDP增长和收入增加的主要驱动力，尤其对劳动力增长缓慢的国家来说。

不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宾塞（Michael Spence）6月29日撰文表示，不仅需要解释生产率增长为何放缓，也要研究我们到底需要多快的生产率，以及需要为此付出什么代价。

斯宾塞说，社会所关心的东西有很多，比如医疗保健、社会福利、社会公平，这些目标与追求生产率增长同样重要。而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往往过分关注与市场相关的经济表现，却忘记了这些经济表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关系到个人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