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2年，一本宣传册在英国广为流传，这个小册子宣传抵制英属加勒比殖民地上奴隶制造的糖和朗姆酒，并且坚称这场抵制将会削弱国会中“西印度的利益”，而且还能加速废除奴隶贸易的进程。西印度生产的糖有高额关税保护，英国人买这些糖就等于在维护奴隶制。受保护的价格让奴隶主可以为所欲为地压榨奴隶，他们非但不会提高这些奴隶的待遇，反而会仰赖奴隶贸易填补那些被压榨致死的奴隶的位置。要想中断奴隶贸易的循环，金钱和权力是首要的突破口。宣传册里总结道：“可怕的奴隶贸易所带来的财富，是确保贸易循环继续进行的动力之一。”

很多读者因此意识到食用糖让他们变成奴隶制的同谋之一，奴隶制的根源不仅在殖民地，而且也在英国。我们作为消费者的身份，以及购买欲望给别人带来的折磨之间的关系已经不仅仅是道德问题了。对糖以及糖所带来的利益的贪婪，是美洲奴隶制的根源所在。奴隶制所激发的贪婪（制造、运输、保险、资本等各个方面）比奴隶制本身更难消除。

詹姆斯·沃尔文在他关于糖的历史的新书里写道：“糖不是什么好东西......好几个世纪以来都不是”。这本书描述了糖是怎么从奢侈品变成必需品，从而在我们现代人的饮食中无处不在的。通过把糖和奴隶的历史与糖在21世纪对人体健康的作用史联系起来，沃尔文为自己的论证找到了一个基点——“腐败”。他把因吃糖而腐坏的牙齿和牙龈，与因奴隶制与公众生活中产生的道德腐败相类比，在这个过程中，他被形形色色的身体状况分散了注意力——牙齿掉落的、伤痕累累的、肥胖的——以至于在描写这个糖所构筑的复杂而又不平等的世界时，他逐渐暴露出了自己的无力。

在欧洲，糖一开始是作为社会声望的象征而存在的。当时只有富人才能买得起糖，他们于是大肆挥霍，购买了大量的糖。种植园主靠着奴隶们源源不断地供糖，挣了很多钱。在英国，帕拉第奥公馆和奥古斯都时代的一些建筑里都有制糖的奴隶，随着圈地运动迫使人们离开农庄，走入逐渐发达的城市，糖这时候也逐渐成为平价商品。到了工业革命时期，糖为英国五分之一工厂工人提供了卡路里。英国的富人也好，穷人也好，都因为大量吃糖而纷纷患上了蛀牙，甚至不得不买假牙戴。

对于沃尔文而言，奴隶制的日渐巩固表明了美洲正“走向衰落”。而且，奴隶制也造就了一些意识形态，资本主义与种族主义正互惠共生。到了英国白种人开始质疑奴隶制时，实际上黑人是劣等人的这种观念已经在大多数人脑中形成了。1823年，在一场大型演讲中，乔治·坎宁（解放派国会议员领导人）把黑人比作成弗兰肯斯坦的怪物，“他们拥有成人的形体和力量，然而只有儿童的智力”。

沃尔文通过描述恐怖的身体奴役来论证他关于奴隶制的理论，这点恰好和早期英国主张废除奴隶制的论证不谋而合。威廉·布莱克用雕刻描摹了大量奴隶逃亡的场面以及装载奴隶的轮船（里面的奴隶死气沉沉地挤在一块儿），将18世纪奴隶贸易所带来的切肤之痛深刻地传达了出来。但是憎恨奴隶制“罪恶”并不意味着相信平等，“腐败”也并不足以解释奴隶制与反奴隶制之间复杂的关系，更不足以解释英国为何称霸大西洋。

在描述完糖帝国的兴盛之后，沃尔文关注的焦点由英国人转移到了暴饮暴食的美国人身上。他介绍了19世纪后期美国人对于糖的需求是如何暴涨的，美国的食品和饮料公司发现了加工和包装产品的新方式，他们往产品里面添加了大量糖分。同时，美国人的帝国野心扩张到了夏威夷、古巴以及其他潜在的产糖地上。

随之而来的不仅仅是腐败或者恶劣的胃口，美国以自己的权势对整个世界的饮食都产生了影响。但如果说在英国，糖是王的话，在美国，棉花才是上帝。棉花种植是被奴役的美国黑人主要从事的领域，棉花被卖给英国，加速了英国的工业化进程，并且给美国带来了十几亿的收入。沃尔文以糖为切入点是无法彻底了解美国的，如果有一样商品包含了美国历史的话，那是棉花。

沃尔文以美国为例，把糖和肥胖联系起来。他话锋一转，不再谈论英国，而是沉浸在对美国人的刻板印象中：胖子、蠢人、俗人。在这本书的最后三章中，他论证了制糖公司是罪魁祸首，但他过于专注于谈论腐败，导致结构有些松散。

他还引用了自1950年以来一系列在校园中对胖子的侮辱性称呼，他写道：“谁会喜欢被叫做气球、圆桶、大块头、福斯塔夫、胖肚子、贪吃鬼、摇摆的果冻、猪油、小猪、猪肉、葡萄干布丁、压路机、大盆子？”这些童年时代的霸凌用词都反映了“一种更深刻的，几乎是永恒的，对于肥胖的人大肆取笑的文化。”人类是灵长目动物，天生就爱吃甜的东西，但我们不是天生就会霸凌胖子——人类文化中没有什么是永恒存在的。接下来，沃尔文批评了那些为了“让孩子安静下来”就买甜食给孩子吃的家长们。他意识到，家长应该为儿童的肥胖负责，成年人的肥胖才归因于他们自控力的不足，他非常重要的一个论证是，不管什么年龄段的肥胖都是不好的，理应被指责和嘲笑。到这里，他先前对于腐败的研究变成了像是晚间新闻中对来来往往穿着T恤的胖子的文学性描述，他们的脸胖得都超出了镜头。

沃尔文论证道，肥胖除了难看之外，还会给医疗系统带来压力。他在书中常常提醒读者，穷人更容易变胖，但他没有把生活收入、生活质量、空闲时间、食物营养等方面的不平等与健康状况必然地挂钩。肥胖是一个多维的社会现象，并不只是饮食方面不注意的后果。沃尔文还忽视了种族主义与资本主义互相重叠互相强化的部分。他指出，美国黑人更容易变胖，但他没有指出美国黑人也更容易进监狱，没有选举权，没有医保，而且更容易遭警察杀害。大西洋地区的奴隶贸易进一步强化了白人至上主义，英国如此，美国亦是如此。

沃尔文推测，冲动的脾性、对零食的钟爱导致了穷人更容易变胖。超市、电视、女权主义都应该为此负责。他盛赞那些坚持用厨房做菜的主妇，尽管“她们周围的女性都觉得现成的食品更简单、更方便。”沃尔文论述得精疲力竭了，他躺进扶手椅，朝着想象中的听众说道：“任何一个善于观察的中年或老年英国人，只要回想一下他的童年时代，就会发现这一切有多么不同，学习、玩耍、工作、旅行、用餐、自我享受，种种方面都不一样。”

他认可人们有权吃自己喜爱的食物、享受租金的上涨、跻身凶残的交通环境、签署零时合同，但他还是批评道：“种种后果不仅仅是这些行为的责任——每个人都有责任。”这本书最后就描述了这样的社会经济势力，它没有解释糖是如何影响了全球化资本主义的，而是把矛头对准了脆弱的受害者。

（翻译：朱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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