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文雅

在欧洲的中世纪，荷兰与佛兰德斯同属尼德兰。当文艺复兴之光从意大利照耀北欧大地时，尼德兰民族凭借杰出的艺术成就，成为这一地区最令人瞩目的焦点。然而在17世纪，原属同宗的荷兰与佛兰德斯，却结出了不同的艺术果实。

一、文艺复兴席卷北欧，尼德兰美术独领风骚

尼德兰本意为低洼之地，属地大概为现在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的东北部。中世纪的尼德兰长期为外族统治，法兰克王国、勃艮第公国以及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等国相继入主。尼德兰倚靠优越的地理位置，乘势发展海外贸易，衍生出一大批富裕的新兴资产阶级。

14、15世纪，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借着复兴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名义，率先发起反封建的思想文化运动。他们所倡导的“人文主义”，成为抵抗旧势力最有效的“敕令”。文艺复兴的烛火随之向周边扩散，北欧开始觉醒，最富庶的尼德兰毫无疑问充当了运动的急先锋。

扬·凡·艾克《根特祭坛画》木板油彩

时代骤变引发的新陈代谢和脱胎于母体产生的阵痛在尼德兰身上表现得尤为鲜明。尼德兰文艺复兴错综复杂，交织着民族斗争和宗教斗争。在美术上，既发展了意大利文艺复兴对人性和自然的追求，又散发着浓郁的宗教特色。

由于肩负着民族独立的任务，尼德兰美术表现出强烈的超越性。艺术家不仅改进了绘画技法，而且通过绘画揭露统治者对本族劳动人民的残害。此外，尼德兰艺术家十分热衷于表现现实世界，尤其是普通民众的生活情景，因此尼德兰最早诞生了风俗画。然而，被中世纪黑幕笼罩着的尼德兰，却又处处显露出哥特式美术的痕迹，这在一定程度上催生出大量的祭坛画。

扬·凡·艾克与彼得·勃鲁盖尔见证了尼德兰文艺复兴美术最辉煌的时代。

西方美术史常常把扬·凡·艾克视作油画的奠基人。他最早将亚麻油与核桃油用作绘画媒介剂，此后艺术家得以在画面上反复琢磨，画面呈现的色泽也格外鲜亮。油画在此发端。历经多次改良后，逐步成为欧洲最主要的画种。

扬·凡·艾克不仅长于绘制宗教题材，对于描绘俗世人间也十分娴熟。《根特祭坛画》《阿尔诺芬尼夫妇像》是扬·凡·艾克一生最重要的作品，两幅传世杰作奠定了他在欧洲美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扬·凡·艾克《阿尔诺芬尼夫妇像》板上油画

彼得·勃鲁盖尔是尼德兰文艺复兴美术另一位传世巨匠。他生于尼德兰反抗西班牙暴政的革命时代，不仅目睹了同族被戕害，而且亲见了农民生存的苦难。因而，在他的艺术生涯中，出现了众多描绘农村风貌的油画作品。《农民的婚礼》《冬猎》《伯恒利的户口调查》等画作，既表现了黑暗势力统治下的农村境况，又预示着黎明的脚步即将来临。

彼得·勃鲁盖尔《冬猎》板面油画

二、尼德兰革命伊始，荷兰、佛兰德斯美术各放异彩

中世纪的荷兰与佛兰德斯同属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尼德兰。1566年，尼德兰境内爆发了大规模的“破坏圣像运动”，一场反抗异族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随之席卷全国。17世纪初，尼德兰北方七省在反抗西班牙的战役中取得胜利，象征民族独立的荷兰共和国应运而生。然而，尼德兰南部也就是佛兰德斯地区，却依然受制于西班牙。尼德兰革命胜利后，地域上分割出荷兰与佛兰德斯，它们的美术道路也出现了不同的历史走向，逐渐在美术领域各放异彩。

巴洛克艺术之父卡拉瓦乔《年轻的酒神》布面油画

欧洲美术于16世纪进入巴洛克时代，当历史迈进17世纪，巴洛克艺术风格几乎垄断了欧洲艺术市场。然而，华美的巴洛克在荷兰却并没有找到栖身之地，荷兰艺术家转而用纯朴的笔触描绘现实生活与人的内心世界。哈尔斯的《吉卜赛女郎》、伦勃朗的《夜巡》以及维米尔绘制的《带珍珠耳环的少女》，他们以现实主义的精神，毫无保留地诠释了“荷兰小画派”的艺术风格，也奏响了17世纪荷兰美术最华美的乐章。

伦勃朗《夜巡》布面油画

维米尔《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布面油画

南方的佛兰德斯完整地继承了巴洛克美术的光彩夺目与富丽堂皇。鲁本斯是佛兰德斯美术最杰出的艺术家，他采用夸张的、理想主义的手法表现历史画《劫夺吕西普斯的女儿们》，将人物的紧张感刻画得淋漓尽致。另一件作品《苏珊娜·芙尔曼》，采用了细腻的笔触和明快的线条，另施以鲜活的色彩，表现了女性的柔美与芬芳。凡·戴克是鲁本斯最杰出的继承人，尤以肖像画见长，他笔下的人物既富有神采，又不失绘画的严谨。

鲁本斯《劫夺吕西普斯的女儿们》布面油画

荷兰与佛兰德斯美术分路而行，不仅孕育出相异的绘画风格，在绘画题材上也产生了不同的偏好。

荷兰的市民艺术在17世纪得到了巨大发展。艺术家为了满足市民的需求，开始投入风俗、静物、肖像等油画作品的生产，荷兰绘画最早出现了专业化分工。在同时期的佛兰德斯，历史画以及描绘王公贵族的肖像画仍然是主流。

三、社会合力共促荷兰、佛兰德斯美术分路而行

17世纪荷兰与佛兰德斯出现质朴与华美两条不同的绘画走向，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两地不同的社会境遇。

1609年尼德兰革命的胜利，成为荷兰、佛兰德斯美术发展的重要节点。独立后的北方七省成立荷兰共和国，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性质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艺术家的创作，他们继承了尼德兰本土艺术的朴素与纯真，在艺术创作中又常常表现出人物的自信与尊严。受西班牙保守势力统治的佛兰德斯，在艺术上则表现出一定的两面性。一方面受制于封建势力，绘画不得不服务于教会和贵族，偏爱于采用博大、豪华的艺术手法装点历史画与王公贵族的肖像画，；另一方面，尽管尼德兰南部的独立运动失败了，境内却播下了革命的火种，艺术家开始描绘世俗生活与歌颂人间情欲，打破了宗教绘画一统天下的局面。

凡·戴克《玛利亚•德•塔西斯的肖像》布面油画

独立后的荷兰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新航路的开辟又为发展海外贸易提供了有利的契机，荷兰迅速成为“海上马车夫”。伴随着荷兰经济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开始觉醒，他们在绘画上的需求迅速改变了荷兰美术的发展走向。城市资产阶级为了讴功颂德与装饰房屋，纷纷订购油画。描绘市民生活的绘画既满足了他们的审美倾向，又具有一定的实用功能，因此备受青睐。经济水平的突飞猛进，不仅催生出商品画，而且孕育了扮演中介角色的画商。画商在市民与艺术家之间斡旋，沟通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加速了艺术平民化的进程。此外，艺术家为了改善自身的经济地位，渐渐顺应市场的需求，开始绘制专门题材的艺术作品。市民艺术的发展以及艺术的专业化分工，成就了无与伦比的 “荷兰小画派”。

维米尔的《倒牛奶的女仆》《持水壶的女人》、霍贝玛的《米德尔哈尔尼斯大道》等绘画，深沉厚重的油彩凝聚着艺术家对生活细节的深刻体验，表达了市民阶层对平静生活的向往，彰显了“荷兰小画派”质朴悠远的艺术特色。

维米尔《倒牛奶的女仆》布面油画

荷兰绘画的黄金时代还得益于宽松的文化氛围。独立后的荷兰共和国，宗教信仰变得开放而自由。市民们普遍信奉荷兰新教，朴素的教义引导人们关注现实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培育了朴实无华的审美理念。南部的佛兰德斯经受尼德兰革命的洗礼后，天主教开始出现信仰危机。教会为了挽救失落的统治地位，逐渐紧缩文化政策，在与巴洛克美术的合流下，催生出一大批宗教绘画，借此影响人民的意识与审美。佛兰德斯的艺术家顺应了时代的审美趣味，绘画开始走向了华丽与夺目。

一言以蔽之，17世纪的荷兰与佛兰德斯，在以政治、经济、文化为核心的社会合力的作用下，在美术道路上渐渐分路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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