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对心理咨询师都有着这样的想象：走进昏暗的咨询室，躺在椅子上，对咨询师讲述自己童年时的故事，咨询师不断作着记录，然后揭示出你内心最可怕的黑暗面：你有“俄狄浦斯情结”——你内心里想弑父娶母。

这大概是很多人提到弗洛伊德时会首先想到的画面。从1980年代的“精神分析热”开始，俄狄浦斯情节、阉割情节、潜意识、本我与超我等等的弗洛伊德术语，就此进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然而男人们真的都想“弑父娶母”吗？神神叨叨的“俄狄浦斯情结”到底在说些什么呢？

 “俄狄浦斯情结”源于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索福克勒斯创作于公元5世纪的悲剧《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是忒拜国王拉伊俄斯和王后伊俄卡斯忒的儿子，在他出生之前，就有神谕预言他长大后会弑父娶母，因此他一生下来，便被弃之荒野，不想被邻国国王收养，当上了邻国的王子。后来他为了解开自己的身世之谜，再次去求神谕，神谕告诉他，他命中注定弑父娶母。他试图反抗命运，离开了自己生长的国度（以为那里是家乡），然而在流亡的路上他遇到了自己的生父拉伊俄斯国王，阴差阳错之下，他亲手杀死了自己身份未晓的父亲。

后来他来到了忒拜，答出了斯芬克斯（人面狮神的怪物）的谜语，被国民拥立为王，娶了自己的生母伊俄卡斯忒为妻，并生儿育女。直到一场瘟疫降临忒拜，国民再去求神谕，得到的回答是，只要将杀害先王拉伊俄斯的凶手逐出忒拜即可阻止这场浩劫。残酷的真相终于揭开，俄狄浦斯就是凶手，犯下滔天大罪的他自毁双目，离开了忒拜。

19世纪末，现代班底制作的舞台剧《俄狄浦斯王》在巴黎和维也纳巡演并大获成功，弗洛伊德就是观众之一。他自己的父亲于1896年去世，弗洛伊德开始回忆自己的童年经历，进行自我剖析，在1897年与好友 Wilelm Fliess 的通信中，弗洛伊德写道，“我发现我对母亲有着始终如一的爱恋，而对父亲却是挥之不去的妒恨。我认为这可能普遍存在于人类的幼儿期。”

许多对弗洛伊德个人史的研究都表明，他一直对俄狄浦斯这一形象有着特殊的迷恋和强烈认同，甚至有学者认为，弗洛伊德的个人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对“俄狄浦斯情结”的理论建构。Ernest Jones在《弗洛伊德的生平与著作》一书中就记载了这样一则轶事：1906 年，弗洛伊德 50 岁生日之际，他的学生们送给他一块纪念章作为生日礼物。纪念章的正面是弗洛伊德的头像，反面则雕刻着俄狄浦斯回答斯芬克斯谜语的场景以及《俄狄浦斯王》中的一句话，“解出谜语者即为王”。接过纪念章的弗洛伊德变得焦躁不安、面色惨白，当他还是维也纳大学的一名普通学生时，就曾徜徉在树满先贤塑像的拱廊下，想象着自己有一天可以跻身其中，而在他的少年幻想中，刻在自己塑像上的，正是《俄狄浦斯王》中的这句话。

 “俄狄浦斯情结”的诞生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重新解读了《俄狄浦斯王》的故事，他认为这部悲剧之所以经久不衰，在古希腊和现代观众中间都能产生共鸣，并非因为它表现了命运的无上权威和人类的自由意志之间的终极斗争，而在于其中诅咒了俄狄浦斯的神谕可能正道破了某种真实存在的人类共同命运，即一个男人生下来第一个性冲动的对象是自己的母亲，而第一个仇恨的对象则是自己的父亲。

弗洛伊德认为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与《俄狄浦斯王》有着相同的心理根源，只是由于文明进步对人类情感的压抑，两位剧作家对相同的题材做了区别化的处理。在《俄狄浦斯王》那里，儿童的愿望和幻想被直接呈现出来，在《哈姆雷特》中，这些情感则被压抑了，而正如精神分析师的工作一样，剧作家借助对抑制效应的描写，将这一情感揭示出来。也就是说，哈姆雷特为什么对父王在天之灵的嘱托犹豫不决，对杀其父王夺其母后的叔父手下留情？并不是因为他天性优柔寡断，或如歌德所说的那样，“他的生命活力被过份的智力活动所瘫痪”，而恰恰是因为他的叔父实现了他压抑已久的童年欲望，以至于他对仇人的憎恨被自己良心的不安所冲淡。

从对一些病人梦境的分析中，弗洛伊德为“俄狄浦斯情结”找到了一些“临床依据”。他将关于双亲之死的梦视为一类“典型的梦”，并指出大部分双亲之死的梦，梦到的都是双亲中同性一方的死亡，男人梦见父亲之死，女人梦见母亲之死。弗洛伊德对此的解释是，做过这类梦的人一定在人生中的某个阶段（大多是童年时期），希冀过父亲（或母亲）的死亡，这种敌意一直隐藏在他的潜意识中，并通过梦境浮现出来。

弗洛伊德认为，儿童的性偏好使得儿子视父亲、女儿视母亲有如情敌，唯有除去他（她）才能遂其所愿；而同样的性偏好也使得父亲多溺爱女儿，母亲多偏袒儿子，儿童也能充分地感知到父母的这种选择。因此，儿童对双亲之中的异性的特殊感情，一方面出于自身的性本能，另一方面，来自父母的刺激也强化了这种倾向。

 “俄狄浦斯情结”与儿童发育

《梦的解析》出版后的20年间，弗洛伊德相继提出性心理发育（psychosexual development）理论和人格的结构模型（即人格分为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论述也随之日臻完善，并一直是贯穿整个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情结”（nuclear complex）。

“俄狄浦斯情结”出现在儿童性心理发育五个阶段——口腔期、肛门期、性器期、潜伏期、两性期——中的第三个，也就是性器期，一般在3至6岁之间。在这一时期，儿童开始主动探索自己和他人的身体，通过暴露和抚摸性器官获得满足，并逐渐认识到两性之间的生理差异和自己的性别。

对于处在“性器期”的儿童来说，父母是释放力比多的主要对象。以男孩为例，他想要独占母亲的爱，因此对父亲产生嫉妒和敌意，他潜意识中代表欲望的“本我”想要杀死父亲，但同时，更现实和理性的“自我”提醒他，在两个男性对母亲的争夺中，父亲的力量明显处于上风，这种对父亲的矛盾情感集中体现为“阉割恐惧”（fear of castration）。

在正常的情况下，这种本我和自我的冲突会通过“压抑”（repression）和“认同”（identification）两种机制而逐渐得到化解。第一步是压抑自己的情感冲动，第二部则是将双亲中的同性一方的性格特点变成其理想自我（即“超我”）的一部分。男孩与父亲之间的相似性缓和了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男孩的阉割焦虑。而如果“俄狄浦斯情结”在童年阶段没有得到很好地化解，到了成年时期，就会发展为病态的恋父或恋母，甚至更为严重的精神疾病。

 “俄狄浦斯情结”与宗教起源

为了论证“俄狄浦斯情结”的普遍性，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Totem and Taboo）一书中回到了整个人类文明的童年——所谓的“原始部落时期”，认为“俄狄浦斯情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的宗教、道德和社会构成方式。他认为，人类最早的社会单位是“原始部落”（primal horde）这一观点来自达尔文的《进化论》，“原始部落”是围绕一个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男性首领构成的，部落中所有的女性都归他所有，对于整个部落而言，他扮演着唯一的父亲的角色。部落中的其他年轻的男性对他又爱又恨，一方面，他们恨他拥有无上权威并独占了所有的性资源；另一方面，他们又爱戴并羡慕他，甚至视他为崇拜敬仰的对象。

渐渐地，敌对的情绪占了上风，部落中的年轻男性联合起来，杀掉了首领并分食了他的尸体，希望从中汲取他的力量和智慧。在弗洛伊德看来，是恐惧和憎恨驱使他们杀掉了他，而爱戴与崇拜则让他们在杀戮之后分食了他，与他融为一体。而这一集体暴行带来的罪恶感是原始部落中图腾与禁忌的起源：被部落视作祖先和保护神的动物图腾就是被杀的首领的象征，为了消解这一罪恶感，部落成员都必须遵守一个神圣的誓约，那就是不能猎杀或食用这种动物（牺牲与圣餐等特殊仪式除外）；与此同时，与同部落的女性发生性关系也变成了一种禁忌。

弗洛伊德认为，与原始部落中的图腾崇拜类似，基督教也起源于对上帝的恐惧和原罪，并在圣餐和忏悔的仪式中与上帝（天父）达成和解；只不过，在弗洛伊德看来，所谓的“原罪”并不是亚当和夏娃偷食禁果，而是弑父。所有后来的宗教都是为了解决同样的问题，人性和人类文明正是被“弑父原罪”和治疗“弑父原罪”的需要推动着向前发展。通过将个人的童年时期与整个人类的童年时期相对照，弗洛伊德将“俄狄浦斯情结”最大限度地普世化了，它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件，它产生的罪恶感成为人类基因的一部分代代相传。

《图腾与禁忌》在一战前后被翻译成英文，传入英美学界，并引发了人类学家的愤怒和一致讨伐。首先，它所基于的“原始部落”假设，被很多人类学和考古学证据证明完全是达尔文的凭空臆测，人类学家博厄斯就曾批评其为“最糟糕的进化论臆断”马林诺夫斯基还指出了弗洛伊德的逻辑错误，他认为，俄狄浦斯情结并不是宗教的起源，也恰恰是宗教律令的结果，也就是说，正是结构性的压迫导致个体产生俄狄浦斯情结，不存在图腾崇拜或者男性权威的社会也就没有俄狄浦斯情结。

事实上，在俄狄浦斯情结提出的一百多年来，它一直面临着类似的质疑，即这样一个产生于典型的核心家庭结构、产生于“爸爸-妈妈-我”的三角关系中的心理机制，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解释更普遍的人性和社会问题的模型？正如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反俄狄浦斯》中指出的，更可能的情况是，社会整体的压迫机制通过家庭这一中介作用在个人身上，典型的核心家庭作为施加社会压迫的场所和手段，殖民了它的成员，压抑了他们的欲望，使他们产生了俄狄浦斯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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